广东梅州人

　　193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长期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教授。

　　徐俊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他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为发展我国地理科学，奉献毕生精力，于1989年12月29日病逝。他象蜡炬一样，以自己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地理科学园地，堪为地理学界的楷模，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

　　一、生平简介

　　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三月初八(阳历4月17日)，徐先生出生于广东嘉应州(即今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自幼随母生活，含辛茹苦。但先生人穷志高，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刻苦攻读，小学毕业后，补习古文两年。1926年考上梅县县立师范学校，以优异成绩享受免费待遇，二年后留在附小当教员。1929年考入中山大学顸科，后转地理学系本科。1935年毕业，先后在附中及梅州中学任课，1937年春始为地理系助教，是时先生27岁，已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不少坎坷，养成能耐艰苦性格和简檏的生活作风。1938年广州沦陷，先生未能回校，暂居桑梓，执教于乐育中学。至1940年辗转扺达中山大学临时校址广东乐昌县坪石，重执教鞭，第二年被聘为讲师。1943年论著《国防地理导论》出版，先生晋升为副教授。此后，随校迁湖南临武、广东连县、梅县等地，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其间曾任地理系代主任半年，这是他生平唯一的行政职务，抗战胜利后，先生继续在中山大学教书。1948年，先生的力作《中国历代统一之地理观》问世，被晋刊为教授，同时还受聘于广州文化大学、珠海大学以及商业专科学校等。

　　建国后，先生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倍感新社会的温暖和安定，满腔热情地投身党的教育事业。1950年在南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送女参军保家卫国。1957年前，先生多年任广东省地理学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广东地理学术界活动，并从事地理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很多贡献。先生曾任《历史地理》杂志编委、广东省地理学会名誉理事，兼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地方志学会、广东省和广州市地名委员会、梅县地方志编委会顾问等。工作成绩卓著，受到有关方面多次嘉奬和表扬。可惜的是，先生从1975年起，因积劳成疾而抱病卧床，期间仍强撑工作。1980年以后，身体每况愈下，住院抢救十多次。1989年12月29日不幸病逝时体重下降到50多斤，地理界同仁和医护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真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二、对地理科学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地理科学各个领域中奋笔力耕、硕果累累，共出版地理书籍18种，论文115篇。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如下方面：

　　1．区域地理  先生研究区域地理涉及我国东北、西南、华南各大地理区域。毕业论文《淇澳岛》(与罗开富、刘国雄、江洁源合作)是他的区域地理处女作。他早期编写的多种中小学地理课本，也是区域地理著作一部分。建国后，先生有《富饶的华南》、《东北新六省地理》、《人民新中国地理》、《两广地理》、《广东省自然地理特征》、《珠江》、《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地理》等书，以及《广东风土与特产》、《广东少数民族及其生活》、《珠江流域自然地理特征》等十余篇论文问世，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这些论著阐述精辟，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地名、方志等科学领域，融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不但为专业地理工作者所推崇，也为其他读者所喜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2. 历史军事地理  在抗战时期，先生致力于军事地理和国防地理研究，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有新作问世，代表作有：1939年出版《军事地理学》、1944年出版《国防地理导论》、1948年出版《中国历代统一之地理观》等书，另有其他论文十余篇。在这些论著中，旁证博引大量中外战史，阐述了地理条件与军事活动、国防布局的关系。特别是在深入研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基础上，结合抗战实际，指出各地山川险要的战守利害。先生的《中国古代统一之地理观》一书，以史为经，以 地为纬，将我国历代统一作战的经过，用现代地理观点加以解释，影响很大，得到地理学家何杰、吕逸卿教授高度评价，为成名之作。自此以后，先生将历史地理学作为研究方向。

　　3. 沿革地理   广东各县市地理沿革，年代久远，因建置兴废、疆域变迁而争议颇多，使用起来甚不方便。先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廿五史、各朝会要、会典、九通等古籍和杨守敬、顾颇刚等历代沿革地图、又捡索了大量地方志、杂録等，并进行实地调查，终于理顺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广东各县市建置的演变关系，澄清了不少模糊问题。例如清代“福建通志”上有“巢走粤东”之说。先生经过周密考证，否定此说，指出黄巢起义军由闽入粤是从北江下来攻克广州的，并首次提出清代粤东非今广东东部，而包括整个广东。这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认可。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亦持此见。在六十年代初，先生主编的《广东省地图集·历史地图》和《广东各县市的地理沿革及名称来源》(后收入《广东地名探源》一书)这两部权威著作中面世，已为各有关部门采用，为本省行政建设和修志作出重要贡献。

　　4. 历史自然地理   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河汊纵横，历代变化很大。弄清它们变迁的来龙去脉，对国民经济和科学都有重大意义。先生深入调查研究，写出《广州市区水(海)陆变迁初探》、《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陆变迁研究方法初步探讨》等论文，复原了各个历史时期广州水陆分布面貌及其与城市发展关系，为广州市城市规划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决策的参考，同时也是历史地理科学方法论上一个重要建树。此外，先生发现至今流行的“唐时西江由四会入海”之说有错。后经查证，此说出于《汉书》，但汉代四会县辖境很大，而唐代则否，故汉代说西江在四会入海是对的，而唐代则错了。

　　5．历史经济地理   用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的理论和方法复原岭南地区古代经济分布面貌是先生努力研究的一个方向。代表作有《隋唐宋元间广东人口分布变迁初探》、《试论唐代广东人文地理概况》、《宋代广东经济地理的初步研究》、《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广东农业的历史发展概况》、《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手工业》等。这些不仅是某个断代广东经济地理，还展现了广东经济地理演变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就研究地域范围、时间跨度而言，后来研究成果未有出先生之右者。先生是填补广东历史经济地理空白的第一人。上述论文为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等人士广为引用，在许多论及古代广东经济分布的文章中，经常可找到先生研究成果的痕迹。

　　6．边疆地理   我国海陆疆界在岭南地区同样曲折绵长，但至今研究很不够，许多领域甚至无人间津。先生深感边疆地区与国家领土主权、国防建设关系极大，应注意研究边疆地理问题。在抗战期间，先生撰写《我国的西北与西南的地理形势》、《战后边疆地理》等论文。1974年越南西贡当局入侵我国西沙群岛时，先生积极参加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先后发表了《西沙、南沙等群岛历史地理纪要》、《西沙、南沙等群岛自然地理概要》等论文，以大量充分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得到有关方面高度赞扬。

　　7. 城市历史地理   城市地理是一门新兴科学。现代城市地理学者，因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对城市起源、变迁等往往少有论证，是城市地理学一个薄弱领域。先生独辟溪径，运用历史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原理，长期潜心研究广州、韶关、肇庆、梅州等各类型城市的原型，阐明它的发展方向。先生对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外贸港市的研究，用力尤深，发表很多论文，例如《广州都市的兴起及其早期的发展》、《宋代的广州》、《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广州市区水(海)陆变迁初探》等。关于古代广州三城复原问题，过去在《番禺县志》或《广州府志》都说自明代三城市合一以前已无可考。很多人士对此笃信不渝。先生根据元人陈大震《海南志》残卷及明《永乐大典》中关于广州记载，并找到其他可靠资料，把古代广州图复原。又如宋代广州市舶亭位置，有在城南和城西南两种说法。先生根据可靠资料，确定在城南。先生对广州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包括在《广州史话》一书中。这本力作一版再版，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史话》被认为是“地方史话”丛书中的双壁，赢得读者的心。

　　8. 地理教材建设  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先生十分注意地理教材建设，不仅编纂大学地理教科书，也致力于中小学地理课本和乡土地理编写。例如建国前刊行的《梅县乡土地理》(上下册)、《初中本国地理》(与陈小澄合作)、《中外地理纲要及战时补充教材》、《战后新中国地理》(上、下册)、《战后新世界地理》、(上、下册)；建国后出版的《中国地理》(二册)等。这些地理教材既有严谨的科学性，又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三、严谨治学和教书育人

　　先生治学总是本着求是的精神，认真负责，注重调查研究，科学分析有关材料，得出正确的结论。前面所述纠正“巢走粤东”之说即为一例。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要认真搞学术研究，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即使没有，也要从第二手材料中寻第一手材料。而先生自己则虚怀若谷，尊重事实，认真听取别人意见。关于汉代徐闻港地望问题，历来争议颇多。先生过去认为在今海康雷城附近。后来不少考古工作者在今徐闻西南迈陈一带发现一些汉代墓葬，加上其他证据而倾向于徐闻港应在迈陈，先生认为此说可信，就修正自己的结论。  

　　先生执教数十年，一直诲人不倦，推己及人。凡当过他学生的人，都有此同感。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进校时，先生病重住院，体重只有60多斤。领导征求他的意见，让我转行时，先生考虑到历史地理后继乏人，毅然决定收下，不改初衷。他出院后，修订研究生培养计划，抱病为我讲课，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卡片送给我。对于我的毕业论文，先生更是精心指导，批阅数次，连错用的标点符号也予以改正。在先生辛勤培育下我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当侯仁之教授的博士生。徐先生还继续参加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不但我本人，连导师侯先生也为之感动。在我回中山大学执教以后，先生仍然关心我的成长，在病中为我修改讲义，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先生的关怀和厚意，使我终身难忘。

　　先生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以为社会、他人服务为乐，深得人们的尊重。在创办嘉应大学时，他捐献了很多图书资料。对来访的人，总是热情接待，尽量解答各种疑难问题，使来访者满意而归。先生兼任许多社会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当人们知道先生是在疾病缠身状况下仍这样做时，都非常感动。直到临终前，先生还念念不忘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勉励新进校的研究生好好学习，赓续祖国方兴术艾的历史地理学事业。在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热爱事业、忘我工作精神，和对青年一代热情扶植，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

　　现在，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著述和精神，已在人们中树起一座高大的丰碑，激励我们为发展地理科学事业不断地拼搏前进。

　　（司徒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