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京城，偏处一隅，但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使得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发展面临优劣机威幷存的态势。优势在于“敢为天下先”务实作风的发扬：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没有太多的框框限制，更容易承接学术研究中之“西风东渐”，以及与海外的合作；劣势在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国家级纵向资源的争取方面处于被动。特别是在闭关锁国的那个时代，面向海外的地理区位非但没有发展为优势，这里却成为真正远离京城的南部边陲；机会在于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与世界接轨的“窗口”，新思潮、新观念、新问题都最先从这里孕育和萌发，也因而促生了学术的创新；而威胁在于“和平时期”的人才北上和“小富即安”的文化氛围带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上所必需的持续战斗力的缺乏。

　　回首中山大学地理学发展业已走过的80个岁月，“创新与发展”始终贯穿着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以创新求发展，以发展促创新……

　　1929年中山大学筹建地理系时，就聘请了来自德国的地理学者W.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为首任系主任，并将地理系归口于理科。在强化地理学野外调查的德国地理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引领下，早期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创新就培养了以林超、黄秉维、周廷儒、周立三、郑度等杰出学者为代表的地理学家群体。

　　1960年代初，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出现跨越式发展，化学地理、水化学和水热平衡研究异军突起，从过去区域描述性研究进入自然地理结构和过程解释的研究，使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翘楚全国，并为后来环境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1990年之后，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得到快速、恢复性的发展，城市地理和旅游地理研究相继成为全国重要的中心之一。一方面得益于广东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出现的新问题的推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思维和研究观念的变革，以及与香港地理界的融合和互动，使我们尽早地在研究中实现了某些方面与西方人文地理研究的耦合。

　　2002年，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地理系纷纷改名为“城市与资源学系”、“城市与环境学系”、“资源与环境学系”等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将单一的地理学系升格为“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在全国较早地、坚定地举起了“地理学”的大旗。在过去的7年间，人文地理学国家重点学科顺利通过评估；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以水资源研究为代表的自然地理学取得重大进步；全面完成教师的新老交替工程；累计科研经费达到2亿多元，等等……

　　或许，经过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评估我们这一段历史，中山大学地理学人为中国地理学最大的贡献不是课题经费的多少、不是重点学科的保持与增长、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在中国地理学“经世致用”、“以任务带学科”的氛围下，在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回归学术本身的轨迹。开始重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评估研究的成果标准是知识贡献和学术的价值，也就是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

　　80年的历史轮逥反复证明，中山大学的地理学所走过的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进步的道路。

　　80年之后的中山大学地理学人一定会秉承传统，在不断创新中求得更大的发展，为中国及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卓越之贡献。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