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远祖

　　谈到文化就一定要谈到人类，因为世界上的一切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类可以说文化就无从而来。只有人类诞生后，文化才逐渐地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各个不同阶段而形成。珠江流域的古人类在整个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序列和演化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前阶段，在稻作起源和家畜饲养的起源及陶器的起源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介绍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简单地瞭解一下古人类演化的大概过程，因为下面我们必须回答几个问题：第一，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远祖是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二，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与当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现代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珠江流域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有何特色？在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谈到珠江流域远古人类的远祖，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开始时，都认为是来自一种叫腊玛古猿的类人猿。这种古猿被看为是一种有文化的最早人科物种，他是现代人的一种原始变体，而不是一种没有文化的猿。腊玛古猿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这种最初的人出现于距今至少1500万年前，更有可能是3000万年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腊玛古猿的颌骨解剖性状而定的。但到了1900年的60年代后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通过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猿类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得出了有关最初的人何时起源的结论与上述腊玛古猿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萨里奇和威尔逊两人的工作是确定人和猿的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的结果，这种差别应随时间而增加，由此可以计算其速率，结果证明人和猿的物种分离时间愈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愈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了突变的速率，因而他们能用血液蛋白资料作为一种分子钟。根据这种分子钟推算，最早的人类物种的出现，应该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这一发现，与当时流行的，而且为大多数人类学家所接受的人类学理论，即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距今1500——3000万年前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差别。同时，萨里奇和威尔逊的研究结果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蛋白互相的差别程度是相等的，换言之，500万年前的某种进化事件使一个共同祖先同时分开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使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到现代人，也进化到现代的黑猩猩和现代的大猩猩。不过这种观点开始时（即60年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认同，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物钟是很离奇的，因而不能依此而得出过去进行事件的正确年代。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皮尔比姆和他的科研组在巴基斯坦，以及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发现了更完整的腊玛古猿化石，通过对这些新发现的完整的腊玛古猿化石结构特征的研究发现，原先显示那种似人的性状是表面的，真正的结构特征是，腊玛古猿的颌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其他性状也表明腊玛古猿是一种原始的猿，生存在树丛中，象它以后的亲属猩猩那样，而不是两足行走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后者的起源是相对较近的（即距今500万年前——700万年前），而不是远古的时期（即1500万年前——3000万年前），这是人类远祖诞生时间的确定。〔1〕

　　最早人类进化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达尔文学说认为石头武器的精心制造是推动进化的整套技术，足行走和脑的扩大是重要因素，其实石头武器也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人类最先学会使用的工具。也是人类文化一种体现。石器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应该是和两足行走与大脑的扩大三者之间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两足不行走，手脚不分工，工具的使用和制造难于实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剌激了大脑的生长，拉动了大脑的发育。反过来，大脑的扩大又促进和深化了人类对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使古人类逐渐地进化成一个狩猎——采集者。这个过程就很清晰地回答最早人类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也回答了哪些因素是人类起源的关键，人类早期文化内容是哪些。

　　但是从考古记録上并没有看到两足行走、技术（即制造石器工具的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同时出现。因为由河卵石打击几件石片而制成的粗糙工具，刮削器和砍砸器是出土于大约距今250万年前的地层中（文化层），如果这记録无误，那么和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的记録相差甚远？那么我们的祖先能两足行走到他们开始学会制造石器工具之时，几乎有近500万年的间隔？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释？

　　我国已故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曾于二十世纪70年代提出过，他认为人类的各种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而是渐次出现的，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随之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这个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类学上属于人科，是人的进化系统最初的阶段。由此看来，如果没有两足行走的适应，类人猿就不可能变成象我们这样的人。在此有人会提出，是什么进化因素促使古猿采取了这种新的行动方式？研究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环境变迁这个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非洲大陆东部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大峡谷。大峡谷的存在产生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无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进一步促进了一种富于镶嵌性的生态环境的发展。

　　法国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Yves Coppen）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类和猿的分道扬镳的进化是关键性的。他认为：“由于环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本身分开了。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后裔致力于适应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中，这些就是‘猿类’”。相反，这些共同祖先东部的后裔，为了适应它们在开阔的环境中新的生活，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技能（即狩猎——采集技术），这些就是‘人类’。这种观点早在1960年——1972年间荷兰古人类学家科特兰特（A.Kortlandt）在他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在谈及“人和猿在非洲分歧的裂谷假说”中就有过更详尽的论述。

　　众所周知，东非大峡谷有着许多凉爽的、多树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达炎热、乾旱的低地。生物学家已经懂得，这种提供多种不同种类生存的镶嵌环境，会促进进化的更新。一个一度广泛和连续分布的物种居群，可以被分离而面临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这就是进化改变的秘密。有时候，如果合适的环境消失了，改变便导致灭絶。很明显，这就是大多数非洲猿类的命运；现在只有3个种——大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仍然生存着，这是对新的环境适应的结果。但是，当大多数的猿种类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受难灭絶时，其中之一却幸运地得到了一种新的适应，因而能生存和繁殖，这就是最初的两足行走的猿。很明显，两足行走在改变的环境条件下，被赋予了重要的生存优势。这种生存优势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直立行走使上肢得以解放，能用来携带东西；另一方面则强调两足直立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但研究结果更多的认为两足行走在环境条件改变时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森林萎缩时，疏林生境的食物资源如果树，也变得太分散，使传统的猿难于有效地去利用。以能量效益来比较，人和黑猩猩之间证明人类的两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这种高能量效益作为有利于两足行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而且作为推动两足行走进化的因素还有许多，如两足行走有利于监视猛兽、及时发出信号、确保群体安全，有利于食物的寻找、扩大了寻找食物的高度和距离；有利于群体的繁衍等等。所以说两足直立行走是猿类向人类进化迈出最关键的一步，由此带来的体质形态结构的变化和食物种类的变化，脑容量的变化，群体结构的变化等等都是相应而产生的。这也是自然选择在依赖某时某地的环境而不断进行的结果。尽管人类经历过直立人长期进化的过程，最后智人作为最初人类的后裔而出现，但这个结果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作为早期智人的代表——尼安德特人为什么在晚期智人阶段中被非洲发生在距今15万年——20万年前的最后一次移民潮中的人类所取代就可以理解了。

　　迄今为止，絶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认为，作为人类的远祖，南方古猿是最有条件的，但南方古猿不只一种，它包括南方古猿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非洲种（A.africanus,纤细种）、南方古猿粗壮种（A.robustus,粗壮型）和南方古猿包氏种（A.boisei）。它们的相对年代、阿法种最早，包氏种最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但不管是二分论或是三分论者，他们都倾向于南方古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人类直接的远袓，他们经过早期人类（能人）一直发展演化成现代人，余者则在距今150万年前逐渐地灭絶了。但有人类学家认为南方古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由南方古猿阿法种进化来的，因为从形态结构上阿法种显得原始些。持这种观点者以约翰逊等人为代表；不过，亦有人类学家认为阿法种根本不存在（理·利基）或者认为阿法种与非洲种是同种异名（托拜厄斯）；阿法种可以取消。不管怎样说，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能人是至关重要的。但大量的化石证明在猿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且猿人生活的时代由40——50万年前推至距今200——300万年前。同时猿人可以分为早、晚二个阶段；早期猿人（Earlty Stage Apeman）阶段（也称为能人阶段）和晚期猿人（Late Stage Apeman）阶段（也称直立人阶段）。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奥杜韦峡谷发现的“能人”（Homo habilis）和特卡纳湖东岸的“1470号人”等。后者的典型代表则更多，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中国的“北京猿人”、“元谋人”、“蓝田猿人”等等。

　　“能人”化石最早于1960年发现的，出土地点是非洲东部的奥杜韦峡谷，依放射性同位素钾－氩法测定奥杜韦第一层的年代为距今210万年至170万年前。

　　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这是首次发现的人类远袓所创造的文化遗物，这种文化遗存有十余处之多，其中有七处与“能人”化石共生。这些遗存被称之为“奥杜韦文化（Olduval culture）。奥杜韦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用砾石和石核加工而成的砍砸器是奥杜韦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数量相当多，占石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层位愈低，这类器物的数量越多，往上的层位则数目比例明显减少。层位低的（即下层）砍砸器制作比较粗糙，刃缘厚钝且不规整，器形不规则，变化大，说明当时的人类加工技术还相当原始。后来，随着加工技术的发展，器形趋于固定，愈来愈规整，两侧刃缘变薄，由两侧面沿边缘向中心轴加工，形成比较对称的形状，这是原始的两面器（Proto bface）。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人类的体质形态不断进化，大脑容量进一步发育，人类的智商也有了更大的提高，对石制品的加工技术不断地提高，制作出的石器更精致，器形更加规整，生产出典型的手斧。这种手斧出土的层位一般较高，在第三层上部到第四层。文化内涵在变化，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质也在逐渐变化，最后由更进步的阿舎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慢慢地取代了奥杜韦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轨迹。

　　奥杜韦文化中除了石制品外，还有一些遗迹。这些遗迹是于1962年，在奥杜韦峡谷的DK地点中清理出来的。根据玛丽·利基的研究结果认为，它是一处建筑物基址，它的地面结构可能类似于今天的窝棚。这个遗迹是一个东西直径约4.5米，南北直径约3.65米的，由玄武岩石块排成不规则园形的圈，这些石块围成的圆圈显然是人为的，石圈内的地面较平，较周围的地面略低。这种建筑物基址与后来发现的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房屋基址有相似之处。所以奥杜韦出土的遗迹是否更开拓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值得重视的。

　　在“能人”阶段，除了奥杜韦文化外，在非洲地区，还有几个地点是比较典型的，如在特卡纳湖东岸北部的库比福勒（Koobi For a）地区发现的“KBS工业”和“卡拉里工业”，这是代表旧石器时代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化。KBS工业（KBS　Industry）包括了两个毗邻的旧石器地点——KBS和HAS。此处出土的石制品共383件，其中2/3出自地层，1/3为地表采集。出自地层的石制品中经修理的石器，仅有8件，这8件中有6件是砍砸器。这些砍砸器和奥杜韦DK地点出土的砍砸器十分相似。但区分仍明显，石片以扇形者居多，三角形标本较少，有个别的长而薄的石片。因此，从打片技术上看，虽然还相当原始，但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阶段。在人类制造工具的历程中已经有所进步了。除了石器工具和遗迹之外，在“能人”阶段的“社会”形态亦可通过能人阶段的石器分析而得到一些信息。由于这个阶段的石器加工技术低，器型单调，种类少，砍砸器占多数，石片石器很少见，石球还未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当时的社会经济类型是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为了保卫人类的安全，能人只有团结成群体，来谋求生存之路，以达到繁衍后代之目的。但群体也不能太大，如果群体太大，食物无法满足，争食和争偶也会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一种以食物和性态为基础的结构相当松散的群体。

　　以上所述的情况是人类在能人阶段在非洲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整个人类文化演化史的开始。但在亚洲的情况又如何？

　　亚洲有没有南方古猿？中国有没有南方古猿？这是古人类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亚洲地区古人类的起源问题，包括中国地区古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搞清楚了，那么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化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不是就迊刃而解了吗？

　　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亚洲的南方古猿化石材料比较零星。可归纳如下：1936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发现了一件下颌骨，上面保留了最后二颗臼齿。1939年在桑吉兰（Somg -iran）发现一块下颌骨；1941年，孔尼华（koenig swala）在桑吉兰又发现了一件下颌骨；上面保留有两颗前臼齿、第一臼齿和相对较小的犬齿。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在1945年曾发表了初步研究报告。到20世纪六十年代，托拜厄斯（Tobias）和孔尼华对上述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可归入南方古猿类。托拜厄斯等（1964）则认为它是非洲能人阶段的人类。对此观点，由于出土的化石材料很有限，许多古人类学家都持保留态度。

　　在中国，1970年夏，由湖北省西部建始县高坪乡龙骨洞中发现了4颗牙齿化石，与巨猿（Ggantapifhecinae）和其它哺乳动物化石共存，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高建（1975）将这颗牙齿与大猩猩、黑猩猩、猩猩、巨猿、北京猿人，以及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非洲种（纤细型）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认为这4颗牙齿的特征与纤细型南方古猿比较接近，可能代表南方古猿分布在亚洲的一个新种。1984年张银运重新研究了这4颗牙齿，认为这4颗牙齿中有两颗牙齿（PA507、PA504）从其长宽尺寸和齿冠形状来看，分别与能人正型标本的下第一臼齿和下第二臼齿十分相近。尤其是PA504号标本与能人正型标本的相应牙齿在形态细节上更为相似。为此，他主张把鄂西出土的4颗牙齿和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早更新世人类下颌骨化石标本都归入时代较早的人类（即能人），而不归入南方古猿类。

　　1989年5月，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发现了一件高等灵长类的颅骨化石。经过初步鉴定属于南方古猿类（Anstralopithecus sp.）（科技日报，1989.10.27.第一版）但有古人类学家从已暴露的部分特征看，牙齿与南方古猿类比较接近，而颅骨的某些特征比较接近直立人。由此看来，一般认为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说明亚洲包括中国曾有过南方古猿。〔2〕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在云南最近又发现了两个完整的猿人头骨，据初步的观察很可能属于南方古猿的头骨，如果无误，则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亚洲确有南方古猿的存在。这样，贾兰坡院士曾预言的亚洲南部也是古人类起源的中心地之一成了现实。

　　而直立人或较早的直立人（即能人）的发现则相当丰富，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中国的“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人”等等。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自从荷兰军医杜步瓦在1890年发现第一块下颌骨以来，先后在这里的五个地点陆续发现了一批直立人化石，这些化石材料至少代表男女老少共30多个个体的材料。这些化石出土的层位大致可分为三大层，每一大层代表一个地质时期。其基本序列是这样的，吉蒂斯层最早，为更新世早期。此层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人类化石发现于上部1/3的地层内。吉蒂斯层之上为特里尼尔层，地层中也发现了人类化石，其上部昂栋（Ngandang）层，时代为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称为“昂栋人”（ Ngandong mon），被认为属于早期智人的代表。关于爪哇猿人的年代，雅各布在1972年做过报导，发现莫佐克托人化石层的年代为距今190±40万年；桑吉兰地层年代平均为距今83万年，特里尼尔下层为73±5万年，上层49.5±6万年。所以说，亚洲的直立人化石除瓜哇外主要集中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仍然在中国。〔3〕

　　第二节　珠江流域远古人类与现代中国人的起源

　　关于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在十年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产生以来，大家都认为世界上现代的人类是从古猿经过漫长的直立人、智人等阶段逐渐进化过来的，世界上凡是有人类的远祖（森林古猿、南方古猿）化石发现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现代人类诞生的摇篮地，所以，东非、南非、南亚都有可能同时成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地方，如果随着下来又经过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阶段才演化成晚期智人（即现代人），这一进化路线来考虑，那么，凡是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发现的地方，就有可能直接演化成本地的现代人，这种观点就是多地区进化假说。但现在随着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深入，几乎确认生活在世界上的现代人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先都可追溯到距今15—20万年前非洲的一个母亲身上，这种假说被称为“出自非洲假说”，其意思是说，现代人被看作是起源于一个地理区，而不是遍及旧大陆的一种进化趋势的产物。一群群现代智人（晚期智人）由这个地区迁徙和扩布到旧大陆的其他地方，替代了那里的现代人以前的人群。而且通过现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分布的情况判断，第一批现代人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这两种假说的差别是很大的，多地区进化假说描绘了一种遍及旧大陆的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这里面有小群体的迁徙，没有群体的替代；而“出自非洲假说”认为现代人以前的智人人群曾被取代过。按第一种假说，现代地理区的各人群，有着深的遗传根源，但他们在200万年前就开始分开活动和发展。如果按第二种假说，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均衍生于第一的较为晚近才在非洲发展出来的人群。这两种假说在人类化石记録中是否有所反映？按照“多地区进化假说”，我们在现代的各地区人群中看到的解剖特征，应该在同地区的人类化石中也可看到，这可追溯到几乎200万年前当直立人首先将其分布范围扩大到非洲外的地区时也是如此。但在“出自非洲假说”中，不指望有这样地区性的连续性。

　　根据现在全世界各区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情况来看，1990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议上，“多地区进化假说”的支持者沃尔波夫声称，解剖学方面的连续性是很清楚的。例如，在亚洲北部，诸如颜面形状，颧骨的结构，铲形门齿等某些性状，在距今75万年前的化石上就可以看到（这里可能指的是蓝田猿人），在距今23—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以及现代中国人中都可看到，其实，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类不仅限于亚洲北部，整个黄色种人中都具备，只不过表现得有强弱之分罢了。

　　但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考虑，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彼此保持地理上接触，则由突变引起的遗传变化藉助于杂交可以传播及整个地区。其结果将改变这个物种的遗传结构，但使整个物种在遗传上保持一致。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由于河道的改变或者沙漠的扩展而造成在地理上被彼此隔离，将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起始于一个群体的遗传变化就不会传到其他群体。因而隔离开的各群体会在遗传上彼此不同，或许最终变成不同的亚种，甚至完全不同的物种。但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全人类属于一个物种，现有的四大人种只不过是亚种而已。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或族群，都是在适应各种各样的不同生态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来的生态亚种或地理亚种。虽然在体质形态和语言上，甚至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但在遗传物质上，即在DNA的主体结构上还是保留着远祖的共同遗传物质，都没超出“人种”的范畴。这充分说明瞭都来源于同一个根，这个根不管它是来自非洲或是南亚，也不管是来自多地区或是单一地区，总之最早的始祖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李天元和艾丹两人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80周年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亚洲第四纪研究学术大会》上发表的《东西合壁：郧县人头骨的两面性》一文中所论证的东方郧县人和西方海德堡人都具有一些对方存在的典型形态结构特征，从而证明瞭，远在15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大陆的远古居民实际上是同一种人类。这一结论正好被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种的现实所验证。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在珠江流域内的古人类与中国人类起源，包括现代中国人起源的关系。从现已发现的材料来看，在珠江流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点由早到晚的都有，有些遗址和地点，尽管没发现古人类化石，但发现了由这个时期人类所制造的石器工具，有工具的存在就证明有人类的存在。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珠江流域范围内属于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已有近千个。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也有近200个之多，其中包括属于旧石器时早期的百色盆地旧石器，其年代距今80—70万年前，这是闻名于世的。此外，还有百色田东的布兵屯洞及么盖洞，这里出土了一批人类化石，前者的年代是距今约35—2万年前，后者为距今60—50万年前，这是既有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也有早期和晚期智人的古人类。此外，在广西崇左江洲木榄山智人洞发现了距今约11万年的代表直立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化的过渡类型人类下颌骨化石，这都是近几年的最新发现。到了珠江中游地带，在支流柳江河畔的通天岩里，曾经发现过世界闻名的柳江人头盖骨（距今为6—5万年前），这是被誉为现代黄种人的始祖，属于晚期智人早一阶段的古人类。近几年来，学者对柳江人头骨形态，身体大小与形壮、骨盆复原、相对脑量、CT扫描与脑形态等研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特征的演化程度及变异，在现代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都获得丰硕成果，进一步论证和支持了现代人多地区进化的观点。到了珠江下游地带，在封开河儿口镇又发现了峒中岩人牙齿化石，其年代为距今14.9万年前，应为早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离此洞不远的黄岩洞遗址和罗沙岩遗址，也分别发现了黄岩洞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两个（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万多年）和一大批砾石石器。罗沙岩遗址出土了5颗人牙化石，分三个文化层，从距今10万年前到2万多年前，属于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另外，在珠江另一条大支流——北江上游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了闻名于世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其年代为距今12.9万年前，属早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被人类学家誉为黄种人的祖先。近期，在云浮市蟠龙洞遗址发现的蟠龙洞人牙化石也属此类。其余的絶大多数都是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如麒麟山人、灵山人、荔浦人、干淹人、都乐人、龙头山人、九楞山人、宝积岩人、定模洞人、白莲洞人、甘前人、祥播人、宾山人及西畴人等等。〔4〕〔5〕

　　不仅如此，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金力教授和李辉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在《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他们运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技术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发现百越系统与中国的其他民族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同时也已经研究出百越族群体显示出遗传发生关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差距，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与百越的整体认同和地域分化有关。根据数据的主要成分分析，可得到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1）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于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2）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3）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东江及东海走廊——作者按）、西北（北江、贺江及其支流——作者按）、西南（西江流域——作者按）三个方向辐射迁徙。在此过程中百越接触过的许多族群也涵入部分百越的遗传类型。百越由广东经江西、浙江的扩散可能发生于很早以前，福建与浙江的越族群体是沿不同路线迁走的，所以在台湾原住居民的遗传结构中同样表现出这种二元性。西部傣族类群是很晚才从广东迁出的。百越民族所谓一元二分性就是指起源于广东一带，然后分化为东越和西越的二分。

　　在此必须说明一点，遗存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龢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血统上源于百越而语言文化已经改变的群体也完全应当纳入百越研究的范围。东部的越族群体多属于此。台湾语族也可能是这一类。另一方面，语言文化上被百越族同化的外源民族都不应属于百越遗传研究对象。比如湘桂黔交界的草苗是讲侗语的群体，但是遗传上明显是汉父苗母，侗族的成分很少，不应看作百越族血统的群体。因此，遗传研究的百越范围至少还应包括侗傣语系的僮傣语族，侗水语族，仡央语族，黎语族，以及东部地区的越裔群体，也包括台湾几支原居民。由此可见，血统和语言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会有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上述的情况可清楚地看到，在整个珠江流域内，由此向外扩展，成为当今生活在我国黄河以南，各省区的众多民族的发源地，同时辐射到整个东南亚地区。这是一个族群的例子，在珠江流域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族群，他们在复杂的生态环境影响下，肯定各有不同程度的演化和变异。会给后期的现代人带来影响。由此可见，珠江流域远古人类在中国人类起源上的重要性就一目了然。〔6〕

　　第三节　元谋人对珠江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影响

　　元谋人化石(上颌第一对门齿)出土于云南省元谋盆地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小丘上。发现者是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钱方同志。发现的时间是1965年5月1日。

　　元谋人的牙齿粗壮硕大，齿冠切缘较宽，扩展指数(齿冠长度×100%齿颈部长度)达141.9毫米，超过了目前已知早期人类的同位牙齿。齿冠唇面基部较为隆突。舌面两则缘明显增厚，并向内翻巻，在齿冠基部与底部结节相接。舌面中部凹陷，形成舌窝。近中缘与底结节的游离缘分出三条指状突，以近中侧一条指状突较为粗壮，且较长，居于舌面中央位置，向下伸延到切缘，构成正脊，将舌窝 分成两半。齿颈部断面呈椭园形，唇舌方向较扁长，两颈线有较大的弯曲度，近中侧(均值为3.8)明显大于远中侧(均值为3.1)。齿根无膨大现象，自齿颈向根尖逐渐变细。

　　现将元谋人上门齿与南方古猿的同位牙齿相比，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发现与南方古猿非洲种（即仟细型）的相似程度明显地大于南方古猿粗壮种。突出表现在齿冠唇面隆突不太显着，齿根侧面没有明显的线沟，还存在着汤姆氏线。元谋人上门齿与南方古猿同位齿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南方古猿上门齿的底结节不发育，指状突在纤细型中不发育，在粗壮型中完全缺失；第二，南方古猿的门齿铲形不如元谋人门齿典型；第三，南方古猿门齿的齿根自齿颈先行膨大，然后往根尖方向迅速收缩变细。由此可见，元谋人与南方古猿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不能归为一类。

　　如果把元谋人的上门齿与北京人的同位牙齿相比，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其具体表现在：第一，齿冠唇面较为隆起，尤其在基部；第二，舌面两侧缘的珐琅质明显增厚并向内翻巻，使舌面形成凹陷，整个牙齿呈铲形；第三，底结节发育，指状突明显，切缘较宽；第四，齿根颈部不膨大，而是自颈部向根尖部逐渐变细，相反，北京直立人门齿的齿根在根尖1/3处有迅速变细的现象。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元谋人门齿的指状突所形成的正中脊在北京直立人同类标本中尚未发现。

　　如果把元谋人上门齿与巨猿和现生大猿类的同位牙齿相比较，则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大，而相似性更小。甚至与智人的同类牙齿相比较，其相似程度远不如北京直立人。由此可见，元谋人和北京人一样，应同属于直立人范畴，是其中的一亚种，所以把它定为直立人元谋亚种（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简称为元谋直立人。是迄今华南地区直立人最早阶段的代表。

　　说到元谋直立人的年代，其结果至今仍未能取得共识。分歧主要来自对地层划分上的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元谋人化石产自下更新统元谋组的上部地层中，古地磁测试结果是距今约170万年（胡承志，1973；李善等，1976；程国良等，1977）。另一种意见认为，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层位是在中更新统上那蚌组，其年代和蓝田人的时代相接近（尤玉柱等，1978；黄万波等，1978；张玉泙等，1978；吴汝康，1980；刘东生等，1983）。其年代不应超过75万年。亦有一些外国学者主张元谋人的年代为距今100万年左右。由此看来元谋人的准确年代还需进一步做工作才能解决问题。不过眼前的情况是170万年的数据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7〕

　　最后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元谋人地点发现的文化遗物。它包括石制品和炭屑。在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共有7件，其中6件是1973年出土，一件是1975年出土。石制品与人牙化石有一定的距离。垂直距离看，最低者0.5米，最高者1米左右；就水平距离而言，最近者5米，最远的2件出土于一条探沟的西壁，相距约20米。这批石制品中有3件刮削器加工得不错，依其特征可分为单刃、双刃和多刃刮削器。此外，在人牙化石附近的地表上采集到3件石制品，与之水平距离不到1米。从标本表面粘附的泥土看，它们应产自附近的红褐色粘土中。研究者认为它们很可能也是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文本亨，1978）。上述的石制品都曾由裴文中学部委员鉴定过并得以确认。从加工技术上来看，只知道是用锤击法打制石片和加工石器，而且是单向加工，个别两面加工；石器个体比较小，件数也少，难于总结其文化特性，只多少感觉出与华北地区同期石制品有类似的风格。

　　关于炭屑，它的分布并不规则，上、下大致可分三层，每层相距数十厘米，上、下界约3米左右。多分布在粘、粉砂质粘土中，也有夹在砾石透镜体内。呈星点状或鸡窝状，有时还与哺乳动物化石伴生，这值得注意。炭屑本身颗粒不大，最大的长径可达15毫米，小的也有1毫米左右，一般在4～8毫米之间。无明显的磨圆痕迹。相当密集。这是否可证明元谋人已学会用火？研究者认为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但根据年代上的推测，直立人到了这个阶段也应该学会用火了。

　　元谋盘地地处长江流域金沙江的上游和珠江流域南盘江上游，以及元江——红河流域马龙河上游交界之处。往北通过金沙江可进入长江水系；往东通过南盘江、红水河可进入珠江流域；往南通过元江可进入红河流域，然后直达中印半岛，这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再者，元谋上新世古猿化石（即元谋古猿）是继开远禄丰古猿、之后在云南所发现的第三个古猿化石产地，它们之间距离不远，如果联系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地区以东这一大片地区，在这里也发现过曾被命名为“森林古猿”（槲猿）和腊玛古猿、西瓦古猿等等的人科中的猿类化石。根据上述的情况，所以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曾预言过，人类也可能起源于南亚。而云南元谋及其周边这一广大地区就是南亚的中心地区的一部分，况且这个地区在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时期，在新构造运动初期，这个地区地形复杂，面貌的多样性有可能成为促使灵长类祖先进化到人类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人类起源于南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退一步来说，如果人类起源“非洲说”是正确的，那么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向东迁徙时，南亚也是必经之地。特别是早更新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巧夺天工的青藏高原后，早期人类往中亚、北亚和东北地区辐射时，我国南部地区成了必然的通道。尤其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了我国古人类及其文化往北方传播的主要通道。我国古人类学者林一朴先生就曾经说过，元谋盘地是古人类的中转站，把金沙江称为古人类往北迁徙的“金沙走廊”（ 林一璞，1982）。而另一位地质考古学家卫奇先生认为，最早的人类从非洲迁移至我国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青藏高原北侧进入我国；另一条是从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并认为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很可能是我国最早人类的落脚地（卫奇，1991）。从现有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看，从青藏高原南侧这条路线进入我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南亚和东南亚（爪哇）地区及云贵高原均发现有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早期的古猿化石及旧石器早期的石器工业。元谋人的发现只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后来在珠江流域内陆续发现的红水河流域的观音洞文化及广西右江两岸的百色文化以及近期在广西百色田东么会洞早更新世“似人似猿”化石，都和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有着必然的传承关系，但起码反映了在我国旧石器时期早一阶段文化的面貌。说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当地当时的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地形地貌对古代文化的影响。〔8〕

　　第四节　马坝人及其文化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马坝人头骨化石是1958年6月，广东省曲江县（现称曲江区）马坝乡（现称马坝镇）的农民离城镇约3公里远的一个名叫狮子岩石灰岩洞穴中挖掘堆积物做农肥时发现的。狮子岩的溶洞可分三层，人头骨化石发现于第二层溶洞内一条裂隙中。与头骨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最后斑鬣狗、虎、古爪哇豺、西藏黑熊、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大熊猫等等。马坝人头骨化石发现时已破成几块，其中包括部分顶骨、额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还有右侧蝶骨大翼和部分颞骨。这些材料经粘接修补后，拼成一个较完整的脑殻。这个头骨的额骨前部及鼻骨和顶骨后部的表面呈浅黄色。顶骨前部和颞骨部分受到地下矿物质的浸染，骨表面形成有较密集的黑色和褐色斑点。颅内骨缝已经完全愈合，看不见骨缝。在颅骨外面尚可见矢状缝的前段，长约30毫米；两侧冠状缝各一段，左侧约10毫米，右侧约10毫米。颅骨的额结节不明显，颞线很发达。由此判断，马坝人颅骨化石可能属中年男性。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对马坝人头盖骨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对马坝人各方面的情况作瞭如下的介绍：根据复原的标本，在颅穹上测得其头长和宽分别为197毫米和152毫米。对比大荔人头骨的颅长和颅宽分别为207和149毫米。颅长×颅宽的积对确定颅容量有很大的作用，由上述数字可知，大荔人和马坝人这一数值分别是30843和29944。考虑到大荔人头骨比马坝人头骨厚得多这一因素，所以可以估量出马坝人颅容量很可能比大荔人稍大。这种差别可能反映了时代或地域的差异，也可能由个体间的差异所造成。

　　再根据上述的颅穹测算，马坝人的颅指数为77.2，而大荔人的颅指数为72.0，说明马坝人的头型比大荔人短宽。这种现象在华南晚期智人的头型中均有反映，如柳江人和资阳人的颅指数分别是75.1和77.4。但华北的晚期智人以山顶洞人为例的颅指数是69.4～76.29。这种状况是否提示，华北和华南古代人类的头型早在早期智人阶段就已发生分化？

　　前面谈到马坝人头骨骨壁比大荔人的薄，但比许家窑人的厚，处于其下限。

　　此外，马坝人的眉脊厚度比大荔人的薄得多。以眉脊中部为例，大荔人为19毫米，马坝人为11毫米。

　　从马坝人保存的额鳞可以看出有微弱的矢状脊，其位置与大荔人相仿，但远不如大荔人发育。更不如北京猿人的矢状脊又粗又长，这是一种原始性的特征。

　　马坝人额骨最狭处的横径为100毫米，两侧眉脊最向外侧突出处之间的距离为122毫米，两者构成的眶后缩狭指数为82.0。而大荔人头骨这一指数为85.1。直立人头骨这一指数较小，现代人则较大，似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此指数是由小变大的。不过也有例外，如和县猿人的这一指数较大荔人大。

　　马坝人的眶上沟较大荔人浅，更不如北京猿人，但与尼安德特人的眶上沟相似。现代人一般不见此沟，不过亦有例外的，如爪哇猿人时代较北京猿人早，而眶上沟却较浅。总的来讲，人类眶上沟形态的不同可作为人类所处的时代一个标志。马坝人的眶上沟和尼人相似，它提示马坝人与尼人处于大体相近的时代。

　　马坝人的额骨正中矢状弦长，弧长与弦弧指数均与大荔人相近。马坝人三者的数目为115.6、134.0和86.3。而大荔人三者的数目对应为115、136和84.6。马坝人额骨扁塌使此指数较大，眉间区向前突起使此指数变小。马坝人的额骨较北京猿人膨隆，眉间区也比较向前突，因此这一指数比现代人和北京猿人都小。马坝人的顶骨矢状缘曲度与大荔人、许家窑人、北京猿人皆相仿，比中国的晚期智人稍弱，表明马坝人的颅顶与前三者相近，比后者平扁。马坝人顶骨的冠状缘长短与大荔人相近，比许家窑人短得多，而曲度都不如两者。

　　由此可见，从上述形态角度来看，马坝人在粗壮度、颅容量和眶上沟深度等方面都比大荔人进步，只在眶后缩狭程度上似比大荔人原始。〔9〕

　　马坝人与大荔人相近的地方还有不少，如颧骨蝶突的前外侧面是朝向前方的；马坝人的鼻骨侧面角度较大，大荔人也是；马坝人头骨的额鼻缝和额上颌缝合成一条大约水平的浅弧。这一特征北京猿人、大荔人以及中国晚期智人都大致如此。还有，马坝人头骨最宽处的位置中部稍后处，与大荔人相似，而尼人不同，它的最宽处的位置则偏于后方。以上的特征，在尼人的头骨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明马坝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链上的一员（吴新智等，1978）。而且与尼人之间有着地区的差别。

　　在此，研究者还发现，马坝人的鼻骨两侧的内侧部分合成一条细长隆起的脊，此脊见于大荔人和山顶洞人101号男性头骨。奇怪的是，此脊亦见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塔那洞出土的两万余年前的人类鼻骨上。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暗示中国与东南亚海岛中的古人类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学者认为，从人类辐射和最后一次冰期时期，水平面大幅度的下撤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后，吴新智院士还在《马坝人在人类进化中的位置》一文中指出的，马坝人亦存在一些与大荔人不同，而与尼人相似的特征。

　　①　马坝人的眉脊厚度与典型尼人接近，其形状内侧部虽稍增厚，却与外侧部相差不大，即从内侧部到外侧部，眉脊厚度的变化较为均匀。这一特征与大荔人则不相同，大荔人头骨的眉脊中部特别厚，因此眉脊上缘呈人字形，而马坝人和尼人的眉脊上缘却呈与其下缘大致平行的弧形。但这种结构现象，在非洲赞比亚的布罗肯山人和欧洲希腊的佩特拉朗纳人的眉脊上看到，他们都较厚，而且上缘接近人字形，不呈弧形，与大荔人相似，同时这两种人的年代与大荔人相当，被看成可能是尼人的祖先类型。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构变化只说明是一种年代上的发展趋势，而不一定说明在人种上有何亲缘关系。

　　②　马坝人的右侧眼眶的边缘下缘小段外均保存，复原出的眼眶是比较高的，这点特征与尼人相似，与大荔人不同。同时，马坝人的右侧眼眶的外侧缘及下缘尚保存而且显示是有鋭棱的，不圆鋭。这点与尼人较相似，而与中国许多古人类化石不同的。

　　③　马坝人的眶间宽比大荔人狭得多，与尼人相近。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的特征，研究者认为似乎可以考虑是否由于中国和欧洲两地区之间在这个阶段人群间有过交流的发生。

　　对于上述的对比研究结果，吴新智院士认为，马坝人是我国古人类一脉相承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可能是我国早期智人中较晚的类型。他保留有中国古人类的一些共同特征，形态上与欧洲的古人类有较明显的不同，同时还有个别特征使人联想到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吴新智，1988）。〔10〕

　　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认为，马坝人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从地区上来说，我国的早期智人化石多发现于华北地区，仅长阳人化石发现于华中地区的湖北省，马坝人化石在1958年发现时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三十年后的今天，它仍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近期在广西崇左江洲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能打破其唯一）。从化石材料上来说，马坝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部分仅次于金牛山人头盖骨和大荔人头骨，而远比我国其他的早期智人如许家窑人、长阳人和丁村人化石为完整。所以马坝人化石的发现不仅扩大了我国早期智人的分布范围，而且填补了地区上和我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吴汝康，1988）。〔11〕

　　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学者黄象洪先生研究了马坝人化石后认为，吴新智院士所指出的马坝人具备的一系列特征，证明马坝人头骨的蒙古人种的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它是支持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的有力证据。

　　另外，马坝人和大荔人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也可以说大荔人同属于南亚型的蒙古人种，和马坝人一样同是起源于南方。加上颅指数、颅长高指数、上面指数、鼻指数、眶指数、面部突变指数、总面角等七项指数来看，可以证明黄种人种系类型或地区类型的分化趋向都是由南而北发展形成的（张掁标，1981）。因此黄先生认为，自更新世以来，我国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大陆冰川，大片地区气候温暖。东洋界的动物群分布到远比现在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北地区更远。从元谋直立人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新石器时代前后，和北亚的先民相遇、混杂，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是“百越杂处”的情景。我国古代种系类型分布的这种状况，大概要到秦汉以后才趋更广泛的融合。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我国的人种起源于南方。有了人的存在和发展，那么由人创造的文化当然一样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通过上面几位学者的研究结果的介绍，马坝人及其文化在珠江文化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就一清二楚了，不仅如此，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

　　第五节　柳江人及其文化对珠江史前文化的重大影响

　　柳江人头骨化石和其他肢体骨骼化石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里面一个名叫通天岩附近的一个岩洞中。那是1958年9月中旬的事，当时农场工人在通天岩一带挖洞穴里的岩泥做肥料，在洞口不远的由松散的石灰岩角砾组成，中间夹着沙和土颜色灰褐的堆积层，人们从中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人头骨化石（缺下颌骨）。后来继续往里挖，到了进深10米左右的地方，又发现了脊椎骨、盆骨及肢体骨等化石。总共19件之多，其中包括颅骨1件，完整的胸椎4节，并连着长短不同的肋骨5段，全部腰椎5件，骶骨1件，右侧髋骨1件，左、右侧股骨各一件。与此同时，一批动物化石也相继被发现。特别是在距颅骨出土地方约4米处，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熊猫头骨化石，这对断代很有意义。研究者根据这批人类化石的形态结构特征，其颅骨的主要骨缝都已经有中等程度的愈合，牙齿已有相当程度的磨损，第一臼齿的磨蚀程度达Ⅳ级，因此，估计其年龄在40岁左右。再根据其整个颅骨中等大小，眉脊较粗壮，眉间部较厚实，额部稍向后倾斜，额结节不明显突出，肌脊较弱，乳突部粗壮，但乳突较小。加上骶骨宽度中等，上部曲度平缓，下部弯曲度增大，月状关节面向下延伸到第三骶椎水平位置上。上述的一切特征都明显地属于男性的，因此研究者认为柳江人化石属于男性个体。不过那两件颜色较深的股骨，由于表现较纤细，股骨脊的发育程度和女性者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两件股骨属于一女性个体（Wolpoff，1980）。

　　关于柳江人的形态特征，可以作如下的介绍。

　　①　颅骨——保存基本完整，仅两侧观弓部分断裂缺失；从顶面观察，颅骨呈卵圆形，最宽处在1/3处，额结节和顶结节不显着，枕部向后突出。从底面观察，柳江人的枕脊不发达，枕骨鳞部明显肥厚，呈发髻状，枕骨大孔开口向下，略朝向前方。从侧面观察，眉脊明显可见，两侧颞鳞部较高，顶缘呈弧形上曲，与现代人相似，由此可见，其生存年代不会太早。还有，从左侧保存的颧弓根部来看，颧弓较细，位置基本上与眼耳平面在同一水平上，这点与现代人相似。不过其两侧的外耳门均呈椭圆形，长轴在垂直方向。颞区骨缝为窄H型。如果从前面看，柳江人颅骨是比较低平的，额部比山顶洞人显得丰满，但仍向后倾斜。他的眉脊外侧端较厚，两侧眉脊在中间不连续。

　　面部较短而宽，上面指数为48.5，属阔上面型。眼眶宽阔而低矮，左、右侧眶指数分别为68.3和67.3，均属于低眶型。同时，柳江人的鼻骨宽大，鼻梁略凹，鼻根点并不低陷。鼻指数为58.5，属最阔鼻型，梨状孔下缘圆钝，比较低凹。鼻前窝很浅，鼻前棘较小，没有明显的犬齿窝。柳江人的颧骨相当大，略向前突，但前突程度不如现代蒙古人种。而他的下颌窝较大，比现代人的长而宽，左侧下颌窝较深。两侧均无盂后突。颞部鼓板与正中矢状面类角为85度（左侧）和80度（右侧），柳江人的乳突细小，明显偏向内侧。乳突脊较弱。乳突切迹为一条窄而浅的沟。他的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明显的转折。以上的特点都是与蒙古人种特别是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尤其相似，这些特征与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人类相似的较现代人相似的多。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牙齿特征和测量数据上可以进一步作出判断。

　　②　牙齿——柳江人只有上颌骨，所以其上颌齿列基本齐全，只缺失左上内侧门齿，牙齿中等大小，呈马蹄形。腭长45.0毫米，腭宽36.0毫米，腭指数为80.0，属中腭型。这些都属晚期智人的变化范围。

　　从下面的测量数据，人们亦可看出一些问题。如颅骨的全弧长为374.0毫米，额骨弧长为136.5毫米，远大于全弧长的1/3（124.7毫米）。而柳江人前囱点的位置比较靠后，不像现代人前囱点在全弧长的1/3处。这说明柳江人的颅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另外，柳江人颅骨的两眶外缘宽为98.8毫米，两眶外缘点的矢高（n⊥ek-ek）为15.5毫米，额指数为15.7与现代中国人的额指数比较接近。还有，柳江人颅骨的鼻颧角为143.5度，小于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145-149度)，大于欧罗巴人种(135-137度)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140-142度)。柳江人的鼻颧角介于蒙古人种与尼格罗人种之间。况且柳江人的总面角86度，属正颌型。鼻面角为89度，齿槽面角为75度，较现代蒙古人种一般要下，表明柳江人齿槽突颌的程度比现代人明显。

　　综观上述的特征和测量结果，可知柳江人颅骨带有一定的原始性状，因为大部分的特征都与晚期智人相似，并与现代蒙古人种相似，不过，又具有一些与尼人接近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与西方人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不少人类学家认为柳江人化石所显示的特征表明他属于晚期智人类型。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时代比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是处于人种分化即将最后确定时候的智人化石。因此很可能是现代黄种人的直接祖先。另方面也显示，在这个时间内，世界各人种间早已有文化以及遗传物质上的交流。

　　最后，关于柳江人的年代，人们可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和人类化石同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另方面可从絶对年龄测试结果来看。前者一共发现了9种动物化石，其中具有断代意义的种属是大熊猫（Aieuropoda melanoleuca）、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巨獏（Megovtapirus sp.）。这些都是华南地区更新世中、晚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主要的组成成员，现在与晚期智人共存，所以其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但和这批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如豪猪（Hystrix sp.）、熊（Ursus sp.）、猪（Sus sp.）、以及牛（Bovidae gen.et sp.indet.）和鹿（cervidae gen.et sp.indet）都是不能很确定的种属。不能确定为现生种，这样一来，其相对年代如果说是很晚这是不可能的。至于絶对年龄的测定结果，用铀系法测年，其结果为距今6.7＋0.6－0.5万年（这是上钙板层的），取动物牙化石测得结果，最小者为距今10.1＋0.6－0.5万年。余者3个数据均超过10万年（原思训等，1986）。由此看来，柳江人的年代应该比马坝人晚不了多少，所以前面把柳江人认为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时代比较早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正确的。可惜一点是，柳江人遗址同层位出土的没有其他文化遗物，石器、骨器、用火遗迹都没有，难于瞭解柳江人时期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状态。　但柳江人化石的完整性，在整个珠江流域内是最好的，他为研究整个珠江流域古人类的演化和现代人的起源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再加上珠江流域内先后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文化，如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盘县大洞文化、广西柳江咁前洞文化、来宾麒麟山人、桂林宝积岩文化、柳州白莲洞文化、广东封开罗沙岩文化、峒中岩人文化、黄岩洞人头骨化石及其文化、香港黄地峒文化等等。就把珠江流域从直立人晚期至晚期智人一直到现代人各进化环节及其文化的系统演化关系清晰地反映出来，而柳江人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没有柳江人的发现，只有上述众多的零散的人类化石也不足以说明问题，难以全面地把所有结构特征显露出来。由此可见，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和马坝人、柳江人及其同期文化的发现对珠江文化的系统研究是甚为之重要。〔13〕

　　古人类体质结构的进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体现。不同阶段人类的形态特征变化的轨迹也是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的轨迹。

　　注释:

　　〔1〕理查德·利基着，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人类的起源》，7～16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2〕贾兰坡：《中国古人类大发现》，24～2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

　　〔3〕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211～21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张镇洪：《现代中国人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载《岭南文化珠江来》第三编168～196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

　　〔5〕吴新智：《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新思考》，载《“元谋人”发现40周年纪念会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93～96页，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6〕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载《广西民族研究》，70卷 4期6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7〕贾兰坡：《元谋人及其文化》，载《中国远古人类》87～88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8〕卫奇：《华南旧石器考古地质》，载《纪念黄岩洞遗址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154～156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

　　〔9〕吴新智：《中国的早期智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三章35～3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10〕吴新智：《马坝人在人类进化中的位置》，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Ⅲ周年》，3～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1〕吴汝康：《马坝人化石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Ⅲ周年》，1～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2〕黄象洪：《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试谈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Ⅲ周年》，7～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3〕吴茂霖：《中国的晚期智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四章，49～5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