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展到中石器时代更加发达，因为在中国境内南北两大文化圈中，能够代表南方区域的中石器文化也只有珠江流域的遗址最为突出和典型。众所周知，几大历史事件：农业起源（南方的稻作起源）、家畜饲养起源、陶器的起源、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的起源、种族分化最后的确定，在珠江流域都可以找到其代表性的文化遗址，而且这是迄今为止可算得上全国最早的。现作逐一的介绍

　　第一节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的特色

　　珠江文化经过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强势发展，在更新世晚期末，全球性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全新世即将开始的时候（即距今1.2万年前），在大环境强烈变化的形势下开始进入中石器时代。在欧洲，中石器时代的划分是很清楚的，其文化特点也很明显。

　　早在30年代，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G·克拉克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英国的中石器时代》（1932年）和《北欧的中石器文化》（1936年）中确立了“中石器时代”在考古时代划分上的地位，使“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内涵得以确定。这个概念的确立是依据欧洲当时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而定的，它有一定的发生、发展和认识过程。最先由于在法国南部地区，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瑞士湖居遗址的发现，从而树立了欧洲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代表，与此同时也在地层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缺环。具体的是指，当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随着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消融，而追随他们的狩猎对象向北迁移的时候，但来自西亚的农业文化此时并未遍及欧洲，在此间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间断。后来，在法国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一种文化堆积，它们比马格德林文化晚，但又早于作为当地新石器时代代表文化的罗本豪森文化，其中最早的一项发现是E·皮埃特于1887年在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山麓阿齐尔遗址中发现的地层叠压现象。在马格德林文化层之上的两个文化层中，发现了用鹿角作材料制成的鱼叉，用红赭石颜料彩绘的卵石，还有赤鹿和野猪的骨骼，根据其文化面貌是无法归入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比此项发现更早的是来自1879年E·维耶尔在法国埃纳省的塔登诺阿遗址的考古发现，小型的几何型细石器是这遗址的文化特点。这类遗址在其后的日子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不断地被发现，这样更引起人们的注意。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北部。最早引起注意的是丹麦的所谓“贝丘”遗址。当年J·斯腾斯特鲁普和J·沃尔赛之间的辨论，就是代表了当时科学界对北欧所谓“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之间空白”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从认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有“空白阶段”逐渐进而承认这一阶段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人类文化。但在时代划分上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理论上得以阐明，确认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中石器时代”，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称为“中石器文化”。

　　根据研究的结果，欧洲中石器文化内涵是包括如下的概念：从时代上讲，始于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之后，即属于全新世，结束于农业之前；欧洲中石器时代的文化源于欧洲本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絶大多数的欧洲的中石器文化没有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有关连，甚至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冰期的冻土及草原，桦木及松木林让位于以橡树为代表的落叶林；驯鹿、野牛、野马及其他食草类大型动物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赤鹿、牝鹿，最后除了野猪而几乎没有大型哺乳动物；海洋水位的变化，由于冰川消融而使大洋的补给海水量大大增加，水位逐渐上升；“中石器文化”最典型的石器特征是石斧制作的改进技术，小型几何型细石器及复合工具的出现，这就是欧洲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的特点。

　　但在中国，情况又如何？关于“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的内涵及对此问题的界定又如何？在此不妨回顾一下。〔1〕

　　不可否认，中国的考古学中许多概念性的东西都来源于外国尤其是史前考古，不少概念是沿用或者借鉴于欧洲考古所使用的名称。把中国一些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文化用欧洲的文化名称命名，如什么莫斯特文化等，把中国的各类石器也用欧洲的石器类型命名来称呼，如勒瓦娄型技术和石器等等。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原因，这对促进我国当时刚起步的考古学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是相当必要的。“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的概念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引进我国考古学中的。

　　早在1926年，美国人N·纳尔逊从张家口出发作外蒙古考察时，他在划分蒙古西部的年代序列时就已经提出“中石器时代”阶段的概念。1932年梁思永在一篇题为《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引用过纳尔逊的划分法。到1936年郑师许在《学术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中石器时代之研究》的论文，第一个直接谈到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直到40年代初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老前辈斐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学基础》一书中也只能简单地说：“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过渡期，为时甚短。”无法作更详尽的介绍。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来由于当时我国的考古工作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没有发现具代表性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时在研究工作上也刚刚开始；二来欧洲关于“中石器时代”所提出的理论也瞭解和研究　得不够，怎可能对此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更不可能对“中石器时代”及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明确的界定，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研究受到来自苏联考古界的影响。关于“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概念也基本搬用苏联考古学的概念，称为中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史上的这一阶段约在距今12000～5000年间）。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大大地向北方，即过去为冰期所覆盖的地区迁徙。另外，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准影响着中石器时代下限的划定。苏联《考古学通论》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出现开始的。……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否有畜牧业与农业存在的问题，在科学上是有争论的。”

　　中国的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我们对“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我国有些考古教材中对“中石器时代”及文化的界定是这样的：“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叫‘中石器时代’，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发明瞭弓箭，但还不会制造陶器。”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在一部论及人类发展史的著作中，把中石器时代作为人类发展的普遍阶段，并对此作出这样的界定：“中石器时代特征之一是人们广泛地使用了弓箭。……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项特征是人们广泛地使用镶嵌工具。……由于弓箭和其他复合工具的制造和大量使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于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逐渐过渡的，就是原来的采集者和猎人的生活开始向耕作者和牧人的生活过渡。”

　　此时，中国发现的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多起来，除了30年代发现的哈尔滨顾乡屯遗址、札赉诺尔遗址和广西武鸣县的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市郊等四处洞穴遗址外，陆续发现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上文化层、山西沁水下川、西藏聂拉木县亚里村、黑龙江海拉尔松山等遗址，为研究中国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诸问题增加了新材料。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未能取得共识。其中之关键问题就是对中国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各说不一。如关于中石器时代年代上的上、下限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石器时代下限可能属于全新世，其上限是更新世之后，全新世开始。这种看法和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上限界定是一致的。但也有的认为，更新世晚期也含有中石器文化，因此其上限并不局限于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这与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甚至有的把下限界定在更新世晚期，如许昌灵井遗址的报导就属此例。这种界定与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界定有较大的区别。关于下限，一般都认为不与陶片和磨光石器共存是其主要标志。近年来随着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也有人指出，中石器时代是农业产生之前的阶段。这一点与欧洲中石器时代下限的界定基本一致。可是就欧洲中石器时代下限的这一界定，也没有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在东南欧的一些地区，仍然发现了不与陶器共生的所谓“前陶新石器时代”阶段，但这一阶段较之西亚相对短些。这样一来，用不与陶器共生和农业生产出现这两者来作为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界限标准似乎还有探讨的余地。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生态环境多样化的文化区域，很可能在某些区域内存在着类似于欧洲的发展模式。但也极有可能不一定象欧洲那样具有相同的发展模式。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就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果简单地想用一个模式去套，可能会导致失败。

　　研究者认为，对于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问题是直接解决所谓“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问题的关键。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可以证明，不管人们怎样看，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一个过渡时期的存在是客观的，这个过渡时期存在的时间长短，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是不可能相同的。就算在一个大地区内的不同小地区里也有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状态，其原因颇多，但主要的还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所造成。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在年代上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时候，即开始于世界上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而结束于全新世早期阶段。但世界性最后一次冰期是指亚洲的大理冰期和欧洲的维尔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尔雨期。这些冰期的高峰期是距今大约四万年前，过后气温逐渐回升，到了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气候才开始了冰后期的气候环境。这是一条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粗线条。其实早在距今三万多年前，随着冰期高峰期的过去，冰川开始消退，全球性的气候回升，可以想象到，在地球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冰川覆盖的厚度和消融的速度，由此而带来的气温的变化都不可能一样的。南北之间相差一千几百年并不奇怪。所以，在这时期生活在地球各个不同角落里的古人类，因为适应新环境而引起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变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同步的。时间上有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冰后期所形成的新环境也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到文化类型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用这个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在过渡时期，世界各地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与所谓“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界定的矛盾就容易些。不管是西亚地区或者是东南欧地区及其他地区，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客观上是这样，过渡时期长，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明显，中石器文化存在比较丰富，便于研究也便于人们接受。过渡时期短暂，中石器文化存在少，中石器时代的特征不甚明显，难于与上、下文化时代区分。但不可否认，在文化特点上还是有差异的，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划归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而又要划出一个“后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呢？这种划分本身就承认了差别的存在，而且不是小差别，是一种可以独立成代的差别。

　　因此，研究者认为，我们不必为此而伤脑筋，一定要寻找一个共同的模式去套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在这一时间空间上，各个不同地区，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他们所从事的与大自然作斗争来求生存中所进行的一切，从中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再反过来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规律对照，深入瞭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研究，对其文化内涵的界定都不会很难。正因为人们遵循着这一原则，赞成要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赞成用单一的模式去套，不赞成只把使用细石器工具的文化纔可归到中石器文化中来。根据近十年来对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对过去已发现的属于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联系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同期文化的对比研究，人们认为对中石器文化内涵应该这样界定：〔2〕

　　① 这种文化只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一直发展到全新世早期前一阶段。即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冰后期开始的早期阶段，结束于农业出现之前。

　　②　其主要的社会经济类型是渔猎和采集，采集已发展到水边，变成后来的大量捞捕，所以为后来贝丘遗址的出现创造条件。在内陆地区，狩猎经济由于工具的改善而有较大的发展，与渔猎和采集经济形成一种综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类型的改变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变化有直接关系。

　　③　生产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生产工具的改革。渔猎和采集以及捕捞要求大量的竹木器工具，所以适合加工这类工具的石器工具就应运而生。大型非陡刃砾石工具早在南方地区存在，但它不适宜进行竹木器工具的加工，后来的陡刃砾石工具的产生就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北方地区细小型石器向细石器转化和发展，复合工具的大量使用，也是狩猎经济在中石器时代新的环境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④　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欧洲中石器文化一样，都不具有制陶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均处于萌芽阶段。个别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允许，已产生了集中采集经济，所以在其文化内涵中出现石磨盘、杵臼和石镰之类工具就一点也不奇怪，但不具备普遍的意义。

　　⑤　原始艺术和宗教观念已出现，这是中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一种临界性文化必然具有的特点。就是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临界文化。

　　⑥　社会结构开始由游动群体走向半定居或定居生活。这象征着原始群的解体，氏族社会的开始。

　　上述是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和文化特色。下面将全面介绍近十年来在珠江流域内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第二节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代表性遗存

　　随着广西武鸣县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裴文中教授首先拉开了珠江流域地区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研究的序幕。但由于从这些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与北方地区发现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所象征的中石器文化格调不一样，因此，对这些文化遗存的确认，一直处在反复之中，有时把它们划归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有时把它们划归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亦有人认为应该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如果拿它们与欧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相比，就显得更加相距太远。

　　可是随着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这类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如广西宾县盖头洞、柳江思多岩、陈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桂林穿山月岩东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层；广东的阳春独石仔下层、封开黄岩洞、罗沙岩上层，英德青塘朱屋岩和云岭牛栏洞等等遗址。这类文化遗址既有分布在溶岩地区的洞穴内，也有分布在大小河流的阶地上，甚至有些以贝丘遗址形式出现。

　　这类遗址目前集中分布在珠江流域各大、小支流沿岸。这类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一套陡刃的砾石工具，大中型者居多，石片型和小型者甚少。地层中多少见有各种贝殻与之共存，骨角器常见，在少数遗址中有石磨盘和杵臼之类工具出现；还有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器偶有发现。没有真正陶器共存。有兽骨共存的遗址中，青壮年兽骨所占比例升高，但具有明显家养动物特征的兽骨少见，水产捕捞或采集及渔猎的经济形式表现明显。

　　在石器工具加工上，陡刃的砾石工具与属旧石器时代的含手斧形砾石工具比较，其加工技术大大提高一步，表面来看，均是用锤击法直接加工而成，但它是经多次加工而成的，所以其刃部相当陡，加工时留下的石片疤呈复瓦状或鱼鏻状排列。这是与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石器加工技术上的差别，也是技术上进步的表现。

　　由此可见，这类文化遗址的特点既不同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也有别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同时又与我国北方地区被定为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文化特点不同。但存在的年代正处于世界性最后一次冰期行将结束时（即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阶段。

　　经综合研究，珠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

　　（1）　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

　　白莲洞遗址位于柳州市东南郊都乐白面山南麓，洞口向南，高5～6米，洞内宽约18米。洞口高出地面约27米。山前是一片开阔的溶蚀平原，背后及两侧是间断的石灰岩孤峰和峰林式丘陵。

　　遗址发现于1956年，1973年——1982年间先后多次进行发掘，取得十分丰富的文化遗物和动物遗骸。198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确认遗址文化堆积包含有三期文化。〔3〕

　　第一期文化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内涵，包括有砾石石器工具和占有大比例的燧石石器。砾石石器器类有敲砸器、砍砸器、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燧石石器均为小石片工具，有刮削器、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工具，砾石石器以单面打击为主，小型燧石石器有细石器风貌。共存动物群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并有晚期智人牙齿化石。堆积中含螺殻略少。测年数据为距今26680——28000年。时代为旧石器晚期。

　　第二期文化以原始穿孔石器与刃部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并有众多细石器风貌的燧石小石器。这一期仍有较多的打制砾石石器，包括敲砸器、砍砸器和刮削器等，燧石石器有三棱状的刮削器或箭镞、复刃和直刃的刮削器、尖状器、箭镞、雕刻器等。磨刃石器有切割器。穿孔石器为两面琢凿成孔后再加磨孔壁。本期文化可见砾石石器和燧石小石器均继承了第一期文化的石器工业传统，新出现的是箭镞和雕刻器，而穿孔器与磨刃器也是新发展的石器工艺，显示了石器制作工艺较前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共存动物群为“现代哺乳动物群”，地质时代当属全新世。堆积中含有较多螺殻，14C测年数据为19910年，推断该期文化为中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前后。

　　第三期文化以穿孔石器、磨制石器与陶片共存为特征。多见砾石石器、少见燧石石器。砾石石器亦见敲砸器、砍砸器、石核和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燧石石器则仅见尖状器与石片。磨制石器数量很少，有锛，通体磨光，穿孔石器的孔壁加磨光滑。这都是本期工艺进步的表现，尤其是陶器的出现，更是新时代到来的标志。本期共存的动物群同样为现代哺乳动物群。堆积中含大量螺殻。测年数据为距今7080——8000年，这是较晚层位的数据，较早层位的年代当晚于11670年。依此，本期文化当在距今1万年以内，而不会晚于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

　　白莲洞遗址的打制石器，可分属于两个系统，一是砾石石器，以简单的单面打击为其基本特征。二是燧石小石器，具有细石器的风貌，可能与华北的细石器及广东西樵山的细石器工艺属同一传统。就砾石石器工艺而言，白莲洞一期文化，可能源自于广西桂林宝积岩遗址，它们共存的动物群均为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地质时代同属更新世晚期，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晚期后一阶段。白莲洞二期文化的测定数据与独石仔下层文化相近，两者均见大量的打击砾石石器和对凿穿孔石器，伴存动物群为现代动物群，但独石仔下层不见磨刃石器，且有属絶灭种残余的犀和獏，故白莲洞二期文化的年代似应晚于独石仔下层，而与独石仔中上层文化的面貌更为接近，即两者均以穿孔砾石器与磨刃器为特征。白莲洞三期文化已出有陶片，含磨光石锛、打制砾石器和穿孔石器、骨角器等，当与甑皮岩遗址的早期文化和柳州鲤鱼嘴遗址的年代接近。

　　由上可知，白莲洞遗址有代表着三个阶段的连续性的堆积，其间有承袭发展之关系，从中可探讨华南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演变过程，尤其是白莲洞二期文化，代表着过渡期的中石器文化。因此，白莲洞遗址具有的典型意义是其他遗址所不能比拟的。

　　（2）　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

　　独石仔遗址发现于1960年，其后于1964年、1973年、1978年和1983年进行了四次发掘。已获得遗物标本近500件，动物化石千余件。〔4〕

　　独石仔是云雾山脉大塱山峰丛东面的一座石灰岩孤峰，高约50米。位于阳春市城区北面30公里。东经111°52′，北纬22°21′。遗址在独石仔山东麓的洞穴，高出当地河水面10米，洞口方向120°，是一个裂隙溶蚀形成的山洞，高15米，宽2～8米，深40米，洞穴两端较高，中部稍低，面积约200平方米。

　　遗址堆积有明显的连续性，文化堆积可分上、中、下三层：

　　上文化层为灰褐色砂土，是疏松的胶结体，最厚为80厘米。出土砾石制作的打击石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器、石化程度较浅的动物牙齿、骨骼以及炭屑、灰烬、烧骨和大量人类食余丢弃的螺殻。

　　中文化层为灰黑色粘土，呈板状胶结体，坚硬，厚约70～130厘米。出土少量打制石器和穿孔石器、骨器；有大量螺蚌殻和石化程度略深的动物牙齿、骨骼。

　　下文化层为灰黄色砂粘土，无甚胶结，厚70～130厘米。出土打制石器、穿孔石器、骨器等，螺殻较少，有大量石化程度较深的动物遗骸。

　　经整理统计的石器有243件。其中打制石器227件，磨制石器16件，均用砾石制作。石料有砂岩、砂页岩、泥质砂岩、石英砂岩、石英岩等，以砂岩最多。打制石器多不规整，打制方法简单，多用单面单向打击，多无第二步加工，器身多保留大部分砾面。器类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等。其中又以下文化层所出的较粗糙和不规整，多数无修理面；而上文化层所出者少数有较好的修理面。有部分打制石器器身呈三角形，在一个边打击弧形刃缘，这是较规整的一种，其中以上文化层出土的形制略好，刃部有较过细的加工。这种器形其中器身较厚的，应属砍砸器类；器身较溥的，应属刮削器类。另见一种器身呈长方形，仅在一个短边单面打击出刃面，有的刃部打出梯级裂再加工修理，器身较厚重的，亦可能属砍砸器类；器身较薄者，则可能用于刮磨。砍砸器类中还有一种为长三角形，在稍宽的一端打出刃部。刮削器类多数直接利用石器的裂面为刃部，不见第二步加工修理痕迹，故器形不规整。上文化层有个别是用砾石打下来的大石片加工出弧刃；下文化层则多用较大的或薄的石片来制作。还有部分略小的石　片，有的在刃缘有使用痕迹。

　　打制石器中还有7件“苏门答腊式”石器，在扁体砾石有的一面保留原砾面，另一面均经打击加工。其中2件为盘状器。器身一厚一薄，周边打击刃缘，厚者应为砍砸器，薄者应属刮削器。有2件器身较厚的，在器身打制出两个刃面而呈双刃器，属砍砸器类；另3件器体较薄，均在一个边缘打击出较薄的刃缘，应属刮削器类。

　　石锤为圆柱形或扁椭圆形，器表有凹凸的敲砸疤痕。石钻器身为扁圆形，两面有凹凸的坑疤，是敲击的痕迹。

　　磨制石器包括穿孔石器和刃部磨制石器两种。穿孔石器是用扁圆砾石中心一面或两面凿打穿孔制成。上层所出者多采用两面凿打后加磨方法进行穿孔，两面孔径基本相等；而下层所出者孔径无规律，有的只经凿打而未加磨，两面孔径不等。这类穿孔石器的器身多有砸击疤痕，其用途亦有较多争议。刃部磨制石器仅见于上层，均体小，器形不规则，用石头或小砾石制作，有长条形、不规整长方形或三角形等，刃缘均加磨成弧形，锋利，器身或多或少进行加磨，个别磨制光滑，发掘者认为这类石器是用于切割的工具。

　　总体观察，独石仔遗址的石器，已有部分略成型，如器体呈三角形的打制石器；并有基本组合形式，如石锤、砍砸器、刮削器、穿孔器、切割器等，这些石器使用功能各异，虽然成形技术不成熟，但其器类还是清晰可辨。

　　骨器的数量不多，较成形的有一件，出于上文化层，用动物肢骨制成，前端磨出尖锋，后端打击不规整的双肩和铤，体扁圆且小。有几件骨锥，其中1件器身瘦长，通体磨制，锋稍钝，是经使用所致，出于中文化层。另有一件出于下文化层，用动物下颌骨磨制而成，体扁，前端磨出鋭锋，柄端稍缺，这两件骨器加工较为精致。还有一些骨器体扁薄，在一侧的前端磨出薄刃，可能是小型的切割用具。一件角器是用鹿角的角尖有刮磨痕迹，可能是角铲一类器具。还有一些蚌殻，切割成三角形，有一个刃缘，这类蚌器多数是用蚌殻较薄的一端直接使用，看来是用作蚌刀，其造型和加工技术和广西临桂县的庙岩遗址出的骨蚌器十分相似。

　　独石仔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有牙齿、角和破碎的骨骼，各文化层均有，其中以下文化层所出最多。经鉴定，动物种属有猕猴、马蹄蝠、鼯鼠、板齿鼠、家鼠、小灵猫、金猫、长尾麝香狸、果子狸、南方猪獾、无颈鬃豪猪、中国黑熊、水獭、豹、犀、貘、、野猪、水鹿、麂、水牛等，其中犀与貘为絶灭种，余为现生种。介殻的种属有圆田螺、大川蜷、短沟蜷、蚌等。此外，还发现有鱼椎骨和枣核。

　　人的材料仅发现一枚智人的左侧第一下臼齿，判断属于一个青年个体。

　　独石仔遗址文化堆积厚达2.8米，出土遗物之丰富，说明这是一处人类居住、生活相当长时间的居住址，又从遗物的种类可以判断，渔猎和采集是独石仔居民的生产活动。

　　各层遗物的特征是：①石器原料均为砾石；②石核石器多，石片石器少；③打制石器均为单面打击；④多数石器无第二步加工，只有少量石器较成型，且经过加工修理；⑤器形种类不多，有一些差异（A）：上层的打制石器较之下层要规整一些，加工修理亦略好一些；（B）：上层的穿孔石器亦较下层的规整，两面孔径大小相等，而下层者或孔径较大，或两面不等；（C）：刃部磨制石器仅见于上层，中下层均不见。上述这些共性和差异，表明各层之文化内涵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其间有着承袭与发展的关系。

　　独石仔遗址与广东封开黄岩洞、英德青塘朱屋岩、广西柳州白莲洞、桂林甑皮岩、临桂庙岩等遗址同属珠江洞穴型文化遗存，其共同的特点是遗物中以打制石器与刃部磨制石器共存，且以打制石器为主体。

　　独石仔遗址的打制石器虽有些进步特征，如少量有加工修理，个别趋于成型，但均系单面单向打击，多无修理。典型器物不多。而上述的一些遗址有较之独石仔遗址更为进步的因素，如黄岩洞遗址，打制石器中出现两面加工及交互打击；甑皮岩的打制石器有不少是双面打制，器形亦较规整。独石仔遗址的磨制石器主要是刃部加磨，黄岩洞遗址的磨制石器更接近于通体磨制；甑皮岩遗址则多为通体磨制，数量和器形种类亦较独石仔遗址为多，其穿孔石器亦更规整，且有数量不少的陶片。从器形观察，黄岩洞遗址也有一些与独石仔遗址相近的石器，如器体呈三角形的打制石器，这种较成型的打制石器，在越南和平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但数量极少。文化面貌的比较显示，独石仔遗址上层文化与黄岩洞遗址上层文化更为接近，下层文化应早于甑皮岩等遗址，而与白莲洞二期文化和庙岩下层相近。据年代测定，独石仔遗上文化层距今11500年左右，中文化层距今为14260～15350年，下文化层距今为16680年。总的观察，独石仔遗址是反映珠江流域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中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存之一，其丰富的文化遗物及地层叠压所反映的序列和演进关系，为其他一些遗址所不及。

　　（3）　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

　　黄岩洞遗址位于渔涝河儿口狮子山西南山麓，发现于1961年。遗址为洞穴形态，洞向西南，高出附近地面10米。洞口高6米，宽5米。洞前是较开阔的溶蚀盆地，背面是连绵起伏的峰丛。洞内分两层，上层为廊道式，下层为洞厅式。洞内有4处堆积含人类文化，除一处为新石器晚期遗存外（不属本节研究范围），其余三处为含有打制石器或人类遗骸的遗存。

　　第一处是位于洞口廊道右侧的灰褐色堆积，胶结松软，堆积中含灰烬。炭屑、大量螺蚌殻和一些现生种脊椎动物骨骼。出土两具人的颅骨，为一成年男子和一个小孩。

　　第二处是位于廊道中部右侧的浅灰色堆积，含螺蚌殻、炭屑，出土打制石英石片石器一件。

　　第三处是位于洞厅的堆积，面积较大，含灰烬、炭屑及大量砾石石器。伴生动物种类均属现生种，有少量螺蚌殻。〔5〕

　　黄岩洞遗址出土石制品较多，标本近千件。石料多为细砂岩，其他有石英砂岩、石英岩、花岗岩和板岩，均采自河滩砾石。可分为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打制石器占絶大部分，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钻、石锤等。砍砸器中又有单直刃、双直刃、多刃、端刃、圆刃、弧刃、端直双刃、盘状和手斧等。刮削器中又有凹刃、单直刃、圆刃、端刃、两边刃、斧形等。砍砸器与刮削器在器形上有相仿之处，只是砍砸器器身厚重硕大，刃面较陡，而刮削器器体略薄，刃面略平。这是同一加工制作技术的反映，这批石器大部分为单面单向打击，个别为交互打击。石钻制作较为精细。但陡刃砍砸器是经多次反复加工制成，这是加工技术进步的表现，而絶非原始落后的特征。穿孔石器数量很少，用器身较厚者加工，中部穿孔，有两面钻孔加磨者，也有两面凿打钻孔而未加磨者。磨制石器数量亦不多，仅4件，用砾石石片制作，均为局部磨制石器，主要加磨刃部，较锋利，器身保留较多打制疤痕。有一件磨制较光滑，显示磨制技术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类磨制石器应属于切割器，其功能主要用于切皮割肉或采集野生植物。还有砺石数量亦少，在器身较平的一面有明显的磨蚀痕迹，看来是用于磨制石器的器具。

　　黄岩洞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①石器均系采用河砾石制成；②磨制石器为局部磨制，加磨部位主要在刃部；③不与陶器共存；④伴生动物群为现生种。

　　就石器的形态而言，黄岩洞遗址与阳春独石仔遗址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而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所见的燧石小石器在这里一件不见，说明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它们所共有的砾石石器文化特征，即打制砾石石器与穿孔石器、磨刃石器共存，表明它们有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关系。黄岩洞遗址的测年数据并不很早，洞口堆积14C测年为距今11930年，洞内堆积14C测年为距今10950年，与鲤鱼嘴遗址人骨、甑皮岩遗址早期、白莲洞遗址中期的测年较为接近，但晚于独石仔遗址。而从文化面貌的比较来看，则与独石仔遗址上层、白莲洞遗址中期相近，与甑皮岩遗址第一期文化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黄岩洞遗址中的盘状器，是沿砾石周边单面打制，一面保留原砾面，另一面仅保留部分原砾面；也有将一面全部打击，仅保留一面原砾面，这与东南亚地区的“苏门答腊式”石器相同。手斧式砍砸器也与和平文化的手斧相近。这可能反映黄岩洞这类文化遗存与中南半岛同期文化的交流有联系。当然，在总体文化面貌上，它们之间的差异点大于共同点。其共同点显示，它们在相近的地理环境下有着相近的石器工业，并相互间发生影响，差异点则是各自有其文化传统，制作石器工艺有各自的传统工艺和承传关系。这方面在另一节再进行深入的探讨。

　　（4）　广东英德青塘洞穴遗存

　　青塘洞穴文化遗存发现于1959年，至1961年间，发现了分布于7个地点的10处文化堆积，其中包括有朱屋岩一处，仙佛岩二处，吊珠岩一处，狮头岩黄岩门1～4号洞六处。1981年曾对朱屋岩进行试掘。〔6〕

　　事实上，青塘洞穴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吊珠岩与朱屋岩两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与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遗址有相似之处，显然也处于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度的中石器文化阶段，伴存的动物群种类与14C测年数据证明瞭这种分析。过去曾被作为最典型的新石嚣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但细分析后，觉得将它归入中石器时代后一阶段的文化遗址更为合适。

　　（5）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甑皮岩遗址发现于1956年，1973年进行发掘，其后又进行几次发掘采样工作。

　　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一座高约60米的石灰岩孤山西南麓，洞口方向240°。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洞口高出洞外地面5米。洞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遗址第三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厚约1米，黄红色与浅灰色土，含陶片、打制与磨制石器、人类遗骸以及大量动物遗骸，幷发现有灰坑和墓葬。已清理的墓葬中，有10具为屈肢葬，3具侧身屈肢葬，2具为二次葬。均没有墓坑。在出土的14具头骨中，以老、幼者占絶大多数，其中至少有4具头骨可看出有比较明显的人工伤痕。

　　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动物遗骸。〔7〕

　　石器分打制与磨制两类。已出土的数量中大致各占一半。石料有石英岩、板岩、页岩、砂岩和硅岩。打制石器絶大多数是单面打制，极少数用交互打击，均为河砾石石器。器类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大都通体磨光，部分器身保留有打制毛坯时的疤痕。器类有斧、锛、予、穿孔石器、砺石等。穿孔石器为对钻穿孔。有的砺石上以及几件圆形砾石有赤鈇矿粉末痕迹，说明有的砺石用于研磨赤鈇矿。

　　骨器的种类有鱼镖、镞、锥、针、笄等。磨制较精细。鱼镖两侧各有三个倒钩；镞有双翼，后有铤；骨针有孔，孔对钻而成，径0.35厘米。

　　蚌器均作刀类，有穿孔者，也有不穿孔者，刃缘较钝。

　　陶器的数量较多，均为碎片，未能复原。以夹砂陶占多数，据试掘资料为74%，泥质陶为26%。器形可辨有罐、釜、盆、瓮以及三足器。手制、火候很低，陶胎厚薄不匀。陶器纹饰有细绳纹、粗绳纹、席纹、篮纹和划纹。

　　动物遗骸的数量很多，其兽骨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种群，经鉴定，有已絶灭或絶迹的亚洲象、秀丽漓江鹿、水牛；饲养的种有猪；其他还有小麂、赤鹿、梅花鹿、猴、苏门羚、水鹿、豹、猫、椰子猫、食蟹獴、小灵猫、大灵猫、中华竹鼠、豪猪、褐家鼠、板齿鼠、猪獾、狗獾、貉、狐以及鱼、龟、鳖、鸟等。软体动物则有蚌、蚬、螺几个属种。

　　关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曾引起学者们的很大的关注，并因此有许多争议。1976年发表的发掘简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较早的类型”，这是较保守的判断。1980年，简报的作者之一阳吉昌又将遗址的年代改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实际上遗址的文化内涵的确表现出较多的原始特征，如有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中以单面打击为主要特点，陶器以火候很低的夹砂陶为多数。动物群的性质也显示遗址的年代“可能相对较早”。但遗物中也有一些较进步的因素，如磨制石器通体磨光，骨器的制作较为精致，陶片中也有火候稍高的泥质灰陶等。而于1975年最早测出的14C年代为距今13100±180年，这个数据较之当时的考古学分析偏老很多，令人难以置信。此后，为进一步探讨遗址的年代问题，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4C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实验室联合对甑皮岩遗址地层进行采样分析，并于1982年发表研究报告，认为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年代大约为7500年左右，早期年代在9000年以上。它代表着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期与早期形态。2001年4～8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甑皮岩博物馆，及桂林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甑皮岩遗址进行新的发掘。并于2003年出版研究成果，《桂林甑皮岩》一书，书中公布的絶对年代为：一期是距今12500～11400年；二、三、四期大致处于距今11000～10300年；五期为距今8800～7600年。四、五期之间缺失1500年的文化堆积。按书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应为从距今12000年开始的话，甑皮岩遗址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而且直接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末转过来的，但给承认有中石器时代存在的学者认为，甑皮岩应该包括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中间缺了1500年没问题。因为采样不可都取全。为此，人们还是把它作为中石器时代典型文化遗址列出来。〔8〕

　　（6）　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

　　鲤鱼嘴遗址于1980年发现，同年进行了发掘，获得十分丰富的遗物。遗址位于柳州南郊鲤鱼嘴山的岩厦，实际上这是一处岩厦遗址。高出附近地面1.5米。遗址宽5～8米，进深约10米，面积约60平方米。

　　文化堆积有上下叠压关系的两层，均含大量的螺蛳殻，分别代表着两期文化。下文化层为第一期文化，出土遗物有石器、陶片、骨器和大量动物骨骼。石器有打制与磨制两类，以打制者占絶大多数，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其石料50%为河砾石，其他为燧石石片。砍砸器是用砾石单面打制而成；刮削器少部分为砾石石片加工，大部分为燧石石片制成；尖状器亦为燧石石片制成。这类打制砾石石器，与两广洞穴中常见的砾石石器工具大体相同，打制方法雷同，器形相近；磨制石器有穿孔器和斧，穿孔器用扁椭圆砾石两面对穿而成；斧是用一件砾石单面打制的刃缘加磨而成，是一件原始型石斧。这类磨制石器与独石仔、黄岩洞遗址的同类器极为接近。陶片的数量很少，多数为夹砂陶，饰绳纹，仅一片泥质陶，饰交错绳纹。这也是较原始的陶器一碎片。骨器有针、锥、刀等，磨制，有使用痕迹。动物骨骼数量最多，种类有鹿、猪、牛、豪猪、竹鼠、鳖等，还有犀这类当地已絶灭的动物。从文化面貌分析，第一期文化内涵与独石仔、黄岩洞遗址最为相似，但这里已出现陶片，显示其年代稍晚。本层堆积的下部测年数据有几个，分别为距今23330年、21200年、18560年，似扁早太甚；本层上部测年为距今12280年，因测年样本全部是螺殻。如果扣除偏老值2600年，则其年代应为距今20730年、18600年、16960年，上部测年为距今9680年，这个年代与黄岩洞遗址相比尚嫌偏早。文化内涵的分析与测年数据不相合，暗示遗址或许有不含磨制石器与陶片的堆积，这个问题尚有待探讨。若以本层上、下部所测年代看，将其分成两层似乎更为合适。伴生动物群的种类包括有絶灭种犀，说明地质年代不会晚于独石仔遗址。本期文化有相当部分石器为燧石石片制作的小石器，但又不同于细石器，这种情况与白莲洞遗址有些相似，两者可能有一定的文化关系。

　　上文化层所代表的第二期文化，石器原料均为河砾石，不见燧石小石器。打制石器的器种中，砍砸器与第一期所见相同，还有刮削器、石核、石片等。磨制石器有斧与锛，主要磨光刃部，有的呈梯形；还有一件砺石。陶片有夹砂陶与泥质陶，且以泥质陶稍多，饰绳纹、划纹和弦纹，器形除釜、罐外，并有器座。骨器有针、锥、针有双孔，一孔残一孔完整。可能是一孔使用残损后，再另钻一孔继续使用。还有蚌刀。伴存动物种类有鹿、猪、牛、猴、熊、竹鼠、和鱼鳖、螃蟹等。本期的打制石器与第一期文化的同类器无疑属同一文化传统的产物，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但第一期文化中占有比例达50%的燧石小石器在本期不见踪影，多少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磨制石器的长形斧、锛，已初步成型，较之黄岩洞、独石仔遗址的磨制石器略为规整和进步。共存陶片也有一些进步因素，如火候稍高的泥质红陶与灰陶，这显示了本期文化的年代当晚于黄岩洞、独石仔遗址，而与甑皮岩遗址略为接近。本期文化叠压的人骨测年为距今10210年，证明本期文化的年代肯定不会早于一万年。

　　第一期文化之下发现有6具人体骨骸，从埋藏形态看，属墓葬遗存。其中1号人骨似为仰身直肢；2号人骨为俯身屈肢；3号人骨是小孩；4号人骨似为屈肢蹲葬；另2具人骨葬式不明，这类埋藏形式与甑皮岩遗址的葬式十分接近，应是一种较原始的埋藏习俗。

　　从经济形态观察，鲤鱼嘴居民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体经济活动。磨制的锛、斧除用于采集植物类食物外，可能更多地用于割皮切肉。骨针的存在显示缝制兽皮作衣服是没有疑问的。〔9〕

　　鲤鱼嘴遗址目前的资料有一定的复杂性，是否存在不含陶片与磨制石器的文化堆积还不清楚，但这是解决测年数据偏早的关键问题。希望在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中能有更为合理的证据给予回答。

　　将属于中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特征与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文化特征相比较，可以明显地发现，后者其实就是前者的延续与继承。在许多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如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动物群等，只是在程度上有一定的区别，如打制石器，后者显然较前者更加规整，修理得更精细一些，磨制石器，前者仅为局部或刃部磨制，后者则出现通体磨光，前者主要为切割类器物，后者出现锛、凿类器型；骨器的种类后者也多于前者。同时，后者所出现的陶器则是前者所不具备的。这反映了后者较前者有着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产力，其社会性质也往前跨进了一大步。关于此问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再作较为详细的讨论。

　　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由于南北地区广阔，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千差万别，所以就算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其特点还是有差异的。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其差异会更大。但作为一个有可能跨越旧、中、新，三个不同时代的遗址是不可多得的。

　　由此可见，珠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发展到中石器时代如此之辉煌，这是与人种的分化分不开的，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种族的产生自然会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　

　　第三节　人种分化在珠江史前文化的表现

　　人类进化不管是“非洲说”或是“南亚说”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人种分化的最后阶段，是处于更新世的晚期，即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进入智人阶段，在这个时期里，珠江流域出现了两个代表，一个是早期智人的代表——马坝人，另一个是晚期智人代表——柳江人，这两个代表在古人类演化成现代人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于广西崇左江洲木榄山智人洞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成了又一典型代表。

　　按照“近期出自非洲说”和“取代说”的观点，认为在欧洲大陆的尼人被距今15万年前非洲最后一批的移民，即20万年前或15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最早现代人的后裔，辐射到欧亚大陆，取代了原来的土著居民，成为现代人的祖先。所以欧洲大陆尼人被取代是千真万确的。在亚洲情况是否也是一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研究过马坝人和柳江人化石后，在近几年内，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都不同意“近期出自非洲说”和“取代说”的观点，认为欧洲尼人是一种情况，而在亚洲起码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有力地支持了1984年提出的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为东亚现代人与白种人、黑种人之间的差异远小于旧大陆东部和西部不同地区大约同时代的古人类之间差异的现象找到了比“直生论”更加合理的解释。

　　吴新智院士认为“马坝人”化石在深入研究中国人类进化并取得上述新认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马坝人头骨的颜面上部在横向上比较扁平，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比较朝向前方，鼻骨的侧面观角度接近垂直，额骨与鼻骨、上颌骨之间的骨缝连续成接近水平的弧线，颅骨有矢状脊，颅骨正中矢状线上最突出点位置在该线的下半段，颅骨最宽处在颅骨最长径的二分之一段等，这些特征支持中国人类进化的连续性；这个头骨的眶后缩狭程度类似直立人，而其他特征更与早期智人符合，这是中国古人类嵌镶进化的证据之一，表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在形态上并没有截然分开，也构成中国人类进化连续性证据的一部分；马坝人头骨的眼眶呈园形，眶指数较大，其外侧缘与下缘交接段呈鋭棱状而不呈圆钝状等，反映它与尼安德特人系列的古人类可能有基因交流。”

　　1994年英国的Lahr根据她的调查，在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的一篇讨论现代人多地区进化说的形态学基础的论文中指出，东亚人具有夹紧状鼻梁，两面坡形的头顶、下颌圆枕和第二臼齿阙如等四项特征，而非洲黑人却没有。这种事实是对现代人起源的“取代说”或“近期出自非洲说”的否定，而有力地支持了“多地区进化说”。

　　在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表明，南京汤山人、大荔人、山顶洞101号和102号人的头骨化石都与马坝人化石一样，鼻梁呈夹紧状，北京直立人和资阳人头骨化石头顶呈两面坡状，北京直立人有下颌圆枕，陈家窝子的蓝田人下颌骨和柳江人的头骨化石一样，先天缺乏第二臼齿。这些结果说明，中国古人类的四项特征来源自包括马坝人头骨在内的中国化石人类。而不可能是从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继承得来的。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柳江人又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他也属于珠江流域的化石人类，不少学者认为，他是黄种人的早期代表，因为人类进化到了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距今5～6万年前，人种分化已到了最后阶段，而民族的形成已开始。下面我们不妨引用上海博物馆人类学组黄象洪研究员在《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试谈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一文中谈到的一些观点。首先，黄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坝人头骨化石中找到了中国人人种起源于南方的种族特征。〔10〕

　　①　头形：头骨呈卵圆形。

　　②　颅顶缝：颅顶缝的前端一小段可辨认，似乎是不复杂的深波到锯齿型。

　　③　额骨右侧的颧突保存，可见其眉脊的外侧下延而与颧骨的粗厚的额蝶突的方向来判断，马坝人的颧骨也较前突，其观面不可能朝向外侧方，这是蒙古人种的重要特征。

　　④　鼻根点和鼻额缝都较明显，鼻额缝呈水平走向；鼻骨较宽，鼻梁侧面观稍呈凹形。

　　⑤ 鼻观角152°，显示其颜面上部相当扁平。

　　⑥ 颅顶正中有类似矢状脊的结构。

　　⑦ 右眶缘大部保存，约呈圆弧形，眶指数88.0，属高眶型。圆钝而高的眶型多见于蒙古人种。

　　由上述的特征分析，马坝人头骨的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它是支持我国人种起源南方的有力证据。

　　其实有学者认为，有些人种特征早在我国直立人阶段就已形成，如下颌圆枕在北京直立人的下颌上已存在。作为黄种人的种系特征之一的门齿呈铲形状，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开始也都具有。到了智人阶段这些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如大荔人的头骨上显示了较多的黄种人的特征，它和马坝人同属早期智人，可与马坝人相联系。大荔人两侧眉脊合成八字形，与马坝人的相仿，它头长201毫米，头指数71.98，和马坝人一样属于长头型。长头型在华南地区保持的比较多，这意味着我国的长颅型可能起源于南方。不仅如此，大荔人的面型也较宽、较低。阔面、低面，在南亚蒙古人种中占的比例较大，所以说大荔人的脸型也为南亚型的。虽然大荔人化石出土于北方陕西大荔县，但它和马坝人一样属于南亚型的，或起源于南方。

　　过去长期以来，从事古人类研究工作的学者都认为，山顶洞人代表黄种人的北方类型，柳江人代表黄种人的南方类型。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的晚期智人。柳江人稍为早些。但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形态特征上比较一下，就可说明问题。

　　①　头指数：柳江人头型比较偏长，属长头型，长头型起源于南方。

　　②　上面高指数：柳江人的上面高指数最小，属低面，也是南方型的。

　　③　鼻指数：山顶洞人的鼻型都属阔鼻型，不过柳江人的特阔。阔鼻又是南方型的。

　　④　眶指数：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的眶型都属低眶型。低眶型是一种原始性的表现，但在南方居民中低眶的比例较高，这也是南方型的特征。

　　⑤腭指数：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的腭型基本上属中腭型。后者的第三臼齿未长出。

　　经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山顶洞人和柳江人，虽然分处南北两区，但却是同源于南方。

　　到了新石器时代，情况又如何？我国已故的体质人类学家张振标先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一文中分四个地区。黄河中游区：半坡、宝鸡和华县三组；黄河下游区：大汶口、西夏候、野店三组；汉水流域区：浙江以下王岗一组；华南地区：昙石山、甑皮岩两组。考查了七个项目（1.颅指数、2.颅长高指数、3.上面指数、4.鼻指数、5.眶指数、6.面部突度总指数、7.总面角）的分型比例。指出在不同地区内有不同的组合，组间比较，有的相近，有的相远。把这七个项目按地区的分型比例数排列成表加以对比，似可以看出各地区居群间亲疏关系。这样的比较，似乎比各项目数值的直观对比、计算其相近或相远项目的数量，要更准确。并能藉以分析种系特征的分化趋向。

　　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项颅指数：华南地区的长颅型远比黄河中、下游、汉水流域的比例高。研究者认为合理的解释是：长颅型形成或起源于南方，人群由南方向北迁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中颅、圆颅，保留下少量的长颅（表：9.1%、7.4%，14.0%）。而在原地（南方）则保留较高比例的长颅（55.5%）。

　　第二项颅长高指数：华南地区是正颅、高颅为重，有一定比例（11.1%）的低颅；黄河中下游、汉水流域则92.9%～100%的高颅。南北方有明显的区别。华南地区的颅型相对较低，北方较高。人类发展的进程是由低颅趋向高颅。由于人群是由南而北的，形成颅长高指数应是北高南低。

　　第三项上面指数：华南和汉水流域有相当高比例（31.8～38.5%）的阔上面型者，而黄河中、下游无阔上面型的。这指数值大小和上面高及颧宽二个项目相关。据统计，颧宽南北变异不大，在130～140毫米范围内。而其中上面高的值则由南而北，由低趋高；这又和人类发展进程相一致。

　　第四项鼻指数：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多数为中鼻型和阔鼻型，而华南区明显以阔鼻型为主（71.4%），阔鼻型当形成或起源于南方。由南而北，在黄河中游保持较多（50%），在黄河下游保持较少（24.29%），在汉水流域也保持较多（46.13%）。

　　第五项眶指数：在黄种人形成的过程中，眶型可能经历瞭高－低－高的过程。由表可见，由南而北低眶减少（5%）以下，中眶超过半数，并出现了一定数量（10.5～18.2%）的高眶者。两者是一致的。

　　第六、第七项指数：表示面部矢状面上的突出程度。由表可见，突颌型主要在华南和汉水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少。还有资料分析，关中四组“明显的上齿糟突颌”也是表示较接近南亚类型的性质之一。

　　总结以上七项指数的分析可见，黄种人系类型或地区类型的分化趋向都是由南而北发展形成的。

　　研究者还指出，自更新世以来，全球性虽然发生过几次冰期，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大陆冰川，大片地区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的。东洋界的动物群分布到远比现在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北地区。从元谋猿人经后，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新石器时代前后，在全球性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过后，才和北亚的先民（可能还有西亚来的先民）相遇、混杂，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是“百越杂处”的情景。这种状况一直到秦汉以后才趋更广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人种起源于南方。这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得来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是否还有傍证？在第一章有关珠江流域远古人类与现代中国人起源的关系的部分中，李辉博士的研究成果就是一有力的佐证。

　　大多数人和考古学者都意识到，到了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即距今5～6万年前，人种分化已到了最后阶段，而民族的形成已开始。所以李辉博士的研究成果，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又为上述的关于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提出了又一证据。

　　正因为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和汉中地区才出现具有很强的属华南型性状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