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钰

　　我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就已相当发达，在北方有著名的定窑、汝窑、钧窑、邢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宋室南渡以后，建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而北方因辽金混战，战火频繁，政局不安，许多北方名窑的制瓷匠师，相继南下到南方各地另谋生计，这就使北方瓷业一落千丈，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南方瓷业的发展，当时南方的著名瓷窑有南宋官窑、哥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等。宋室南渡使南方人口增加，幷且在沿海的广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和经营对外贸易，这就使内销瓷和外销瓷的数量显着增加。另一方面，自从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以来，曾辟梅关驿道，设巡检。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富户商贾、肩挑小贩以及名人学士都要通过梅关驿道，驻脚南雄，同时，南雄又有浈江河直通韶关，入北江南下广州。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以上就是南雄宋窑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据初步考察，南雄宋代瓷窑，现发现三处，一是距县城三公里，位于凌江河东岸的铺背窑，二是距县城五公里位于凌江河西岸，与铺背窑隔河相望的莲塘垇窑，三是位于县城浈江河南岸的水南窑。

　　铺背窑现存龙窑遗址一座，依黄土山岗斜坡而建，长约35米，宽约4米，高约1.5米，另一座圆形馒头窑，于生产队建猪舍时被毁。莲塘垇窑现存圆形馒头窑遗址一座，高约4米、宽约8米；另几座圆形馒头窑于生产队建学校和晒谷场时被毁。水南窑窑址于解放初期政府建粮仓时被毁。以上三处窑场堆积甚为丰富。铺背窑址周围几百米范围内，瓷器残片和匣钵、垫饼、垫圈等窑具比比皆是，随手可得。莲塘垇的圆形馒头窑、窑门、窑口尚清晰可辨，窑场堆积多如小山，环绕村旁，堆积上面生长的树木，树径都在一尺以上。水南窑虽然被毁，但粮仓附近的河岸，水南村旁的田墓路边，到处都可以拾得瓷器残片和窑具。

　　以上三处窑址，都是建立在前靠河边背靠松林，依山傍水，既有方便的水运条件又有丰富的燃料，而且都在南雄县城附近，利于瓷器集散交易。凌江、浈江两条河流过去都可以航行船舶，解放初期运输船只仍能畅通无阻。据铺背村群众反映：过去出窑的瓷器都是装上停靠在河边的木船运去外地出售。三处瓷窑所用的胎泥，现在未有留下遗迹，据莲塘垇村群众反映：过去烧瓷的胎泥是在河边水田下层挖出来的。这话是可信的，如果附近没有胎泥，像过去的运输条件，前人是决不会在距原料很远的地方建窑。

　　以上三处窑址，尚未进行系统的调查发掘，现仅就窑址周围及窑场堆积表部所得器物残片、窑具残片以及莲塘垇村田姓家谱和群众反映，证实上述窑址属宋代瓷窑。

　　（一）三处窑址出土的瓷片、胎骨均为白色，胎质细密，叩之声音清脆，所烧造的器物均属盘、碗、碟、钵、洗之类，胎体厚薄、造型制作，大同小异，釉色都是白色、青白色（即影青），少量灰色和灰黄色。这就证明这三处窑址所生产的器物属同一时代，同一类型。

　　（二）我国宋代的瓷器，南方多白色或青自色（即影青）火候欠佳或过度可能烧成浅灰色或浅黄色。釉下青花宋代尚未发现，就是瓷业最盛的景德镇，现在亦未发现宋代青花瓷。陶瓷考古界专家学者，在国内外无数遗址中发现我国宋代的瓷器主要还是南方的青瓷（如龙泉）、白瓷和青白瓷（即影青）（当然也有天目瓷和彩瓷）。这和我县三处窑址生产的瓷器属同一时代，可以相互佐证。

　　（三）铺背窑出土的一种宽口宽底白瓷碗。碗口直径20厘米、碗底直径7厘米，碗口外卷，卷边l厘米，边厚0.3厘米，这种碗与宋代景德镇生产的宽口自瓷大碗相似，尤其碗口外卷，这种造型几乎与景德镇窑雷同。又莲塘垇窑出土的一种花边小蝶，口径10.5厘米，通高3厘米，釉色浅灰，造型制作极其精致，这与宋代翰州七里镇窑生产的卷边小碟几乎一样。水南窑出土的一种宽口细底无脚盏，口径12厘米，底径3厘米，不露底脚，仅现凹形一圈，这种瓷盏与宋代吉州窑的天目茶盏并无二致。从这些器物的造型制作对比，亦可印证南雄瓷窑属宋代瓷窑。

　　为了进一步弄清以上瓷窑的烧造年代及盛衰情况，我们遍查了南雄地方志书。现有的南雄地方志书有三部，即成书于明嘉靖、清干隆、清道光的各一部，这些志书对南雄烧瓷一事，只字未载，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又在瓷窑附近的水南、铺背和莲塘垇等村，搜求民间姓氏族谱，希望能在氏族谱碟中获得线索，结果只在莲塘垇村看到了仅存的一部田姓族谱，该书重修于清同治五年，只说“入广东南雄一派属八十四郎公来自江西上犹油石”，对于烧瓷之事也是只字未提。找不到文字记载，我们即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幸好有的老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如莲塘垇村的老人说，他们是明朝由江西上犹迁来的，迁来以前，这一带没有人烟，只有江西师傅在这里烧窑；又有铺背村的老人说，很久以前这里烧窑的是江西师傅，烧好的瓷器用船运到外地去卖。经过分析，我们觉得他们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说明瞭两个问题，一是瓷窑是明代以前存在的，烧瓷师傅是江西人。二是烧成的瓷器用船运到外地去卖。虽然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但毕竟不能作为根据。能作断代根据的还是窑具和器物本身。为瞭解决断代问题，我们先后邀请过广东省博物馆的古陶瓷学家，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赣南博物馆的领导和专家到南雄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在考察了古窑址现场和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后，一致认为，南雄瓷窑确属宋代瓷窑，大部分器物是南宋产品，其中口径15厘米，底高1.3厘米的白瓷碗是宋代早期的产品。

　　断代问题得到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南雄窑烧造大量的优质白瓷究竟销往何处？是在南雄本地销售？还是运在外地销售？粗略地估计，当年南雄三处窑场的窑口起码有十座以上，每年瓷器产量至少有几十万件，而且质量上乘，没有粗器和陶器，没有除白瓷以外的其它釉色器物，也没有除碗、盘等盛器以外的其他种类器物。可想而知，数量如此庞大的白瓷，南雄这个地方，那能销售完毕？据成书于清道光四年的《直隶南雄州志》记载：宋代南雄全县只有人口48886人。四万多人一年要买完几十万件白瓷，且不论他们的购买能力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出路当然只有外销，外销又销往何处？根据南雄的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有两种可能：一是向北销售，从陆路以肩挑车马运到江西大庾(120华里)，再由大庾船运到赣州，这样，不仅运费高，而且运量有限，加之，赣州城外的七鲤镇，有规模比南雄更大的窑场，陶瓷产量多于南雄，再往北行，还有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等。所以向北往江西销售的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二是向南销售。这条路线比较现实。南雄至韶关有浈江水路，航程约100公里，十吨以上的木帆船，畅通无阻，韶关至广州有北江水路，航程约300 公里，比较大的船只也可通行。如果由南雄窑场把瓷器装上船，顺流自北南下，三天左右，船就到达广州。像这样运量大，航行时间短，费用低的优越运输条件，就是南方各省的窑场，亦是不多见的。广州自秦汉以来直至唐宋，就是一个繁荣的对外口岸，据《宋史》记载：“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熙宁九年，罢杭，明州市舶，诸皆隶广州一司”。由此可见，赶走的对外贸易，历来居全国领先地位。虽然如此，南雄的瓷器究竟是否通过广州远销世界各地？从国内外古陶瓷学者的论著中有很多线索可供借鉴，所以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必须藉助于国内外古陶瓷学家的考察发现，并对南雄窑器出土物，加以综合分析，方能奏效。

　　下面我摘録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宋代白瓷在世界各地出土的情况，予以论证。

　　1.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他的《中国古窑址调查和古陶瓷学的发展》着论中说“宋代的白瓷，在许多国家同时代的遗址中大量发现，其中同景德镇白瓷在釉质、胎土、装饰技法上不同的不少，后者在东南亚出土的白瓷中特别多，这些多为德化屈斗宫古窑或其周围窑的产品……在日本十世纪至十一世纪白瓷的输入盛行，十二至十四世纪，白瓷、青瓷输入激增。”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长谷部乐尔在他的著作《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器特别展览(1975年)》中说“在日本涉外门户的北九州一带和设在各地的国府，国分寺遗址出土的青瓷和白瓷器皿，白瓷，其窑口尚不明，但同闻名的河北省定窑的店代白瓷相似，色泽悦目，近纯白带黄，也是碗居多，口沿外卷”。在同文中，他还说“白瓷也是种类很多，但是出土的相当多口缘折返的较厚的碗”。从以上二位学者的著作中反映出：(1)我国宋代白瓷远销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是福建德化屈斗宫及其周围窑的产品。(2)在口本出土的白瓷器皿，其窑口尚不明，碗居多，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作者虽然没有说明白瓷碗的大小、胎质以及造型、纹饰等情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碗的“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南雄窑出土三种白瓷碗都是“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而福建德化屈斗宫窑的白瓷碗却恰恰洽没有“口沿外卷”或“口沿折返”。所以，有理由认为：南雄窑的白瓷碗曾远销到日本。

　　2. 日本古陶器学家小山宫士夫在他的著作《宋瓷概论》中说“宋瓷很多是纯白色的。…… 宋瓷输出地包括：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东印度诸岛、伊朗、埃及、欧州各地。同时他又说“宋朝的瓷器，……海外各国也纷纷谋求。”……据访问东非并看到实物（出土）的美国费利亚美术馆的约翰·波普说“既有十世纪末宋初的越窑瓷又有白瓷碗，…… 广东地方窑的白瓷。”小山富士夫引用美国的约翰·波普的话证明东非各国也出土了中国白瓷碗，而且是“广东地方窑”的白瓷碗。虽然他对瓷碗也未作具体叙述，但是他指出这是“广东地方窑”的白瓷碗。因此，我们有根据认为这种广东地方窑的白瓷碗，很可能包括南雄窑的瓷碗在内。否则，为什么当年南雄窑烧造的多数是白瓷碗，按当时南雄的人口和人民的消费水平，完全不需要烧造数量如此庞大的优质白瓷碗。所以，除了国外市场需要，就不好作其他解释了。然而，为什么当年的南雄窑不为外国人所知，且只笼统地称“广东地方窑”呢？这可能是因为南雄窑的瓷器运到广州以后，为广州的商人转手出售，卖给外国人，所以对外只好说是“广东地方窑”的产品了。

　　3.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在他的《陶瓷之路》一书中说“在叙利亚的哈马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堆积，丹麦国立博物馆调查团发掘遗址……其最上层是公元960-1400年，在这一层发现了青瓷、白瓷、青花瓷等中国陶瓷片。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由法国沙列博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白瓷和青瓷碎片”，又国内学者南京博物院的陈襄在他的《广州陶瓷对外贸易史初探》一文中指出“德黑兰附近出土有白瓷菱口碟子”。从这二位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中东伊斯兰各国也都出土了中国白瓷，特别是伊朗德黑兰附近出土的白瓷菱口碟子，值得注意。南雄窑烧造的白瓷菱口碟子，造型优美，釉质透亮，制作精致，是当年南雄窑的极品。可以设想。这种产品，如果不是为了外销需要，当地人民是没有这种消费能力的。

　　4.据1982年我国出版的《中国陶瓷史》载“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与马来西亚沙捞越接壤，这里出土12-14世纪中国瓷器碎片，宋代瓷片有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刻花青白瓷。”“又据《明史》记载：文郎马辰（今印尼）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这里反映东南亚诸岛国如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中国宋代瓷片出土，并有广东沿海地区的刻花青自瓷。青白瓷是瓷釉介于青色与白色之间的一种瓷器的称号，它的产生是瓷釉中含有三氧化二铁（Fe2O3）元素，烧成后釉色有的白中泛青，有的瓷中能影见青色这叫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区别极其困难。稍不注意，往往会把白瓷看成青白瓷。笔者认为：《中国陶瓷史》所指的“广东沿海的刻花青白瓷”，也许就是南雄窑的宋代刻花白瓷钵。因为这种器物，国内其他窑口很少发现。东南亚诸国盛产香药和香料，是当年和中国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刻花白瓷钵，胎体厚实，造型小巧，花纹清晰，釉色明亮，内壁无釉，很适合研磨香药或香料之用。因此，南雄窑生产这种产品出口，是适应国外市场需要的。

　　从以上国内学者的论述，结合南雄窑当年的生产和产品情况，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在我国久享盛誉，浩如烟海的古外销陶瓷中有南雄窑的一部分产品，南雄人民不能不引以为荣。同时，把南雄窑的产品与世界各地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加以分析，似乎又可以解决上述文献中提出的：“广东沿海诸窑”、“广东地方窑”、“其窑口尚不明”、“其周围窑”等问题，提供重要依据，南雄窑当然可能是其中的窑口之一。事实如果真是那样，人民不禁要问：（1）南雄窑白瓷是受国内什么窑的影响？与哪个窑的风格相似？（2）南雄窑什么时候停烧？什么原因停烧？对上面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本文前面已有叙述，南雄窑瓷器当年是江西师傅来烧制的。它的产品风格（如胎质、釉色、造型等）与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七鲤镇窑基本相同，正因为产品风格基本相同，难怪国外一出土这类器物，往往就被断定是江西景德镇窑所产。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先要回顾一段历史，公元1275年，元军攻陷南宋京都（临安），恭宗赵显投降，益王晸在福州即位，号端宗，右丞相文天祥招兵抗元，遣广东制置使赵晸出兵梅岭（即大庾岭），扺制元军，冬十月，元军吕师夔兵度梅岭，赵遣熊飞、曾逢龙出兵迎战，因寡不敌众，逢龙战死，熊飞败走韶州，元兵乘胜大举越岭，攻打韶州，熊飞率兵巷战，受伤赴水死，元兵遂进取岭南。这一段历史，记述了元军进攻广东的情况。南雄是广东北大门，距梅岭仅30余公里，元军度岭，南宋王朝急转直下，南雄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南雄瓷窑的停烧是必然的结果。今天，莲塘垇还能看见一座馒头窑，窑门紧闭，里面的瓷器尚未烧成就被停火。因为停火歇业，江西师傅离开，所以窑业就一直不能复苏。这就是南雄窑盛衰情况一直鲜为后人所知的原因所在。

　　（本文是从郭隆钰先生（已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表的《南雄宋瓷初考》和《宋代南雄窑白瓷远销海外的探讨》两篇论文整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