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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史事



  陈乐素

  粤北南雄有地名珠玑,广州市内有路名珠玑,它们原来都叫做珠玑巷。南北两珠玑,不是名称偶然巧合,而是有它们历史的联系的。

  1957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油印了一本册子,题为《 珠玑巷民族南迁记》 ,不分卷,约五十页,是中山黄慈博辑的遗稿。遗稿从各种诗文集、家谱、族谱中摘録出有关珠玑巷的记载几百段,幷且作了一些考校工作。这是一部在解放前若干年写成的稿子。经过作者不少岁月的辛勤劳动,单是有关的家谱、族谱,他就收集到四十余种,这就很非易事,而这些家谱、族谱多已不存了。遗稿中选载了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大量不同姓的家族先后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流域一带,世代定居下来的事迹与传说。它是一部研究广东地方史很有参考价值的作品。本文就以这部作品引用的材料作基础,对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段地方史试作一些探讨。

  关于南迁的传说

  关于南迁的传说,大扺来源相同而有互异之处。黄慈博先生在遗稿中曾以三个不同姓的家谱、族谱相对较。三个家谱、族谱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 、《 新会沈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 和《 番禺市桥谢氏族谱》 ,而以罗谱作底本。现将其中主要部分节録如下:

  宋季间(麦谱作“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谢谱不着年代)有宫人苏氏貌美贪私。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妃潜逃,扮作游妇,混杂京省。时有富民黄贮万,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备船运粮上京,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麦谱作“至临安湾泊”) , 备牲酬福。时有歌女近前。万见女貌美,以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终身。因载以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麦谱作“张英宾”)行文各省缉访。终年无迹。乃复奏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之女子,即苏妃也。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麦谱作“家仆刘壮憾其主,走京师,诣英宾告其事”) , 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踪。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徒。

  时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淦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日:“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九十七人即相誓日:“吾等五十八村居民,独借公之恩,得赖逃生,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餐,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麦谱接云:“以竹结箪,浮演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箪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广属香山县黄角大良,各投士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

  所有案卷文引,备刊于后。绍兴元年仲冬望后志。接下有《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麦谱作“《 赴保昌县享》”) ,末题:“绍兴元年正月初五日词上”(麦谱作“咸淳九年正月初五日”,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迁徙词》 后罗谱有《 赴难团词人九十七名》 的名单,谢谱亦有而多异,麦谱无此。又有《 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 (麦谱无)。

  铭文如一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接下有《本府文引》 ,文如下: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团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恶孽民氏(谢谱作“素无恶孽,官矜醇民”) 。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繓(谢谱作“缴”)报文,以凭造册转报施行!

  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四日繓(麦谱作“缴”。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十五日给”)。

  上刊的一篇记载,在叙述南迁原因和过程方面是相当完整的,但文字不甚通顺,又显非宋代的文书样式。更明显的矛盾是,宋无岭南道;只称南雄州,不称南雄府;地方亦无“省”之称;政府机构,无“五府”之称。时间上,罗谱作“绍兴元年”,谢谱作“开禧元年”, 麦谱作“咸淳九年”,有差距,特别是绍兴和咸淳,南宋初与南宋末.相距一百多年。又所谓南雄富民黄贮万“备船运粮上京”,这样一条水路是没有的。而大致与此相同的传说,还不止于以上三个谱;甚至疍民的家谱中,也有这样大致相同的传说记载。(详陈序经:《疍民的研究》 第―章:“置民的起源”。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传说同出一源,在若干年月里,各据所闻,各参己见,因而存在着种种矛盾之说,这并不奇怪。从南雄称“府”一语,可以说明从口传到笔传,已经是到了明代,是明朝人的记载了。矛盾是多的,但传说中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却不能忽视。我试作一些探索如下。

  一些历史情况

  北宋末期,由于以徽宗为首的这个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日里,就被南下的金军,占领了中原,攻陷了汴京。北宋政权结束,高宗仓皇南度。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佑太后走赣南,在隆佑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士民在动乱中,更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这度岭的一支,经过一段时期,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

  据《宋史·高宗纪》,大致如下:

  建炎元年(1127年)冬,金军分道南侵。帝如扬州。三年(1129年)二月壬戌,驻跸杭州。癸亥,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戊辰,出米十万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损直,以果东北流寓之人。六月,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非军旅之事,并令从行。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 所载略同)

  七月壬寅,命李邮、滕康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启从太后如洪州,杨惟忠将兵万人以卫。(《三朝北盟会编》:“隆佑皇太后迎宗庙,省部百司赴洪州,诸路公事皆赴洪州与决。”) 《三朝北盟会编》 对洪州以后事,有详细的记载:

  八月二十日,隆佑皇太后至洪州。十月二十六日,金人自黄州渡江寇洪州。十一月六日,隆佑皇太后及六宫出洪州,舟人耿信反,启卫军溃,九军尽反,劫夺六宫府库,一夕而尽。十一月二十三日,隆佑皇太后离吉州,至太和县,兵卫不满百人。金人追至太和。太后遂幸虔州。四年(1134年)正月二十四日,虔州兵乱。三月癸卯朔,卢益权知三省枢密院,往从卫隆佑皇太后。八月十日,隆佑皇太后至虔州。

  这些记载说明:建炎南度,一部分官吏士民流徒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沿赣江走洪州、吉安、虔州。太后从建炎三年七月走洪州,至四年八月回至临安,这一年之间,由于金军穷追,九军尽反,虔州兵乱,当日的士民狼狈困苦的景象是不难想象的。后来太后自虔州回临安,这些士民既没有随太后赴临安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还,因而不得不更南度大庾岭,求安身之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録》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癸未条,与此有关的一段记载,证明了当日士民流寓岭南的事实。文如下:

  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诸禁案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

  “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非士大夫的老百姓为数当然比士大夫更多。至于许中所说的“本路”,是指广南东西路,因为南下岭南的人,主要是从江西虔州(即赣州)度大庾岭,而不是从荆湖南路入桂林一带。当日众度岭的士民.为数众多,他们在战乱中从中原或江南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度岭以后,比较安全,得以喘息,因而暂止于岭下的南雄,是势所不得不然的。后来因为度岭来南雄的人陆续增多,于是其中一部分人又不得不更往南迁,也是势所必然的。这是南宋初期的一段历史。

  到南宋末年,由于元军的大举入侵,特别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 宋史》 卷四七,《二王纪》)。在这战乱期间,南雄居民,特别是那些原从中原以及江南度岭侨居的子孙后代人,又不得不纷纷更往南迁。他们在艰难中一批一批地结伴同行,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宋末元初的一段历史。

  历史与传说  

  上述的历史,说明两次大迁徙,一次是在北宋末、南宋初,避乱的度岭寄寓南雄;一次是在宋末、元初,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南雄更南下珠江流域一带。但族谱的传说记载,却把两次事件合而为一,有些说,时在绍兴;有些说,时在开禧或咸淳。至于所谓从冷宫逃出来的妃子,罗谱说是苏妃,另一些族谱,如《小榄麦氏族谱》则说是胡妃.前人已经指出,这事是从宋人说部如《齐东野语》、《咸淳遗事》 等记载演变而成。按《 宋史·贾似道传》述胡妃事如一下:

  咸淳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妃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荤还宫。…… 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娘为尼。

  胡妃(一说苏妃)为尼,传说借此演变为潜逃出官为游妇,随黄贮万归南雄,再构成南雄居民因此事被逼南迁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不须穷究。但其中主要的记载,如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结伴南行一事,就很值得注意。罗贵等一行离南雄,总是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他们沿着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再从广州逐渐散处各地。他们途中又经历许多艰险,如麦谱所载:“遇风箪散”,溺毙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当是事实。

  综合黄慈博先生遗稿收集到的家谱族谱所载的姓氏,先后从南雄南迁的,除上述《 流徙铭》中的三十三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石、雷、孔、邓、孙、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洗、祁、袁、姚、蓝、肖、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简等四十姓,连前合计有七十多姓。而七十多姓中,有不少是同姓而异宗的,如黎、麦、李、陈、张、何等。这样加起来就接近一百姓。这近一百姓人家,先后南迁,散居各地,据诸家族谱: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顺、香、东、新等六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诸家族谱、家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珠玑巷南迁来的;二、综观诸家族谱、家谱所载,从南雄南下定居地都是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两个特点:一是所从来,一是所定居地范围。这两个特点,是研究珠玑巷史的主要问题。广州之有巷名珠玑,显然是为了纪念南迁人来自南雄的珠玑巷,因为他们从北江南下,大多数是先到广州,然后散居各县,或者就定居于广州。

  为何都说来自珠玑巷

  珠玑巷一名,宋元时代不显。明初永乐年间,东莞陈琏写了好几篇族谱序,载《 琴轩集》 中,在族谱序和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等诸姓家世,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巷。万历年间,梁廷栋的《珠玑怀古》诗,有句:“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水阁诗钞》)黄公辅的《过沙水珠玑村》诗,有句:“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己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北燕岩集》)看来梁黄当时对珠玑的传说已有深刻的印象,在身临其境时,都不禁有今非昔比之感。综上所述,《琴轩集》中族谱序多,反映元末大动乱后,明初族谱之作渐兴,而明中叶以后,南迁人的子孙又渐有珠玑是故乡之思,对珠玑的传说渐盛,明后期诗人于是有黍离之叹。

  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两次谈珠玑:其一,题为《珠玑巷》。他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其二,题为《珠玑巷名》。他说:“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因避敬宗庙溢.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他所说:“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建炎南渡,士民入岭的多,是事实,但“从驾入岭”,则不是事实,南雄之称,始于宋初开宝四年(971年),唐时没有南雄之称。至于珠玑得名,他的前一说,是宋南渡时,后一说则“始于唐张昌”,显矛盾。大概是屈翁山随手笔録传闻,还未深考。但他说:“祥符有珠玑巷”南渡入岭止于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则值得注意。

  在封建社会里,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故无论祥符是否有巷名珠玑(而且南迁诸姓人多,不可能原都是珠玑巷人),把珠玑一名,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更远的幷且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不但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巷,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是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相作用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维护族姓各自权益的手段,就是利用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观念,血缘观念,而族谱的制作,就是作为权益的实证,法律的依据。家谱、族谱的制与保存,主要在于维护家长制,维护产权,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因此,家谱、族谱的记载,多自远祖始,以明渊源有自,其实多属于传闻,甚至虚构以显扬家声,而无碍于产权的确定。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异口同声,始迁自珠玑巷,这有利于宗法观念的加固,而对于产权的确定并无妨碍。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姓世系绵延,而在于他们在宋元以后几百年间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于家谱、族谱问题。以广东而论,元明以后,盛行编写;体例多以宋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谱例为准则,以远近亲疏为别,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明陈琏《 宝安罗氏族谱序》 称赞罗亨信所修族谱“不强附所不知,惟书其可知”。但真能依此如实编写的,看来不是很多。因为执笔者多是族中人,况且知识水平、语言文字水平有高下。那些水平不高的,往往互相钞袭,臆度虚构,便多错误。典型例子,如《廉江遂海合博赖谱》 (933 年雷阳印书馆印本),卷首有所谓“宋欧阳修先生序”,序文末题“宋咸淳八年赐进士参政文忠公欧阳修顿首拜撰”。第二篇是所谓“宋胡锉先生序”,文末题“宋熙宁二年赐进士翰林院学士忠简公胡锉拜撰”。象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族谱,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了。

  不少家谱、族谱是藴藏着若干历史资料的,是有助于地方史研究的,但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工夫.而首先要扫除那些封建糟粕。

  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关系

  上文所载以罗贵为首的一批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他们南迁的时间,《 东莞英村罗氏族谱》 说是绍兴元年,《新会拢水麦氏家谱》 说是咸淳九年。看来,时在南宋末年,比较近实,说已见前。总的情况是,宋季以来,一批又一批,或个别的族姓从南下珠江,大致到了元末明初便告一段落。经过元末的大动乱,明朝前期,诸族姓便纷纷各自写家谱、族谱,以维护各自家族的权益和财产。不久,南雄旧居,逐渐改变面貌,当地居人逐渐“厌说前朝有徙移”了。但是,元明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却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南迁的士民,以罗贵的一批为例。罗贵说自己是个贡生,他还未有入仕,只能说是个士人。据载,他一家男女六口,十五岁以上,男的五人,妇女一人;另外家仆二人,未成丁的三人;仆妇二人,仆女一人。他们在冈州(新会)蓢底村定籍之后,占地二十一亩多。耕地与劳动力相配,劳动力是足够的。至于其他九十六家,即使其中有些原是地主,避地南来,也是不可能把原占有的土地带来。所以总的说来,南徙诸族姓中人,除老弱病残和幼小的以外,大部分要参加劳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垦地多,而布满河流水网。他们人多势众,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起来,共同耕垦开发那广阔而又有良好自然条件的荒地,经过相当时日之后,是可以逐步变瘴地为适宜丰产的农业地区的。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这段历史的发展,可以直算到清道光鸦片战争之前。人们早就盛赞以南海、番禺、顺德为中心的产地,经过劳动人民的长久的生产实践,总结经验,创造了种种丰产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的优良养种方法。他们挖塘筑基,在塘里养鱼,塘基上种桑育蚕,用塘泥作桑、蔗、果的肥料,用蚕粪、蚕蛹、桑叶梗、蔗叶养鱼,鱼塘里养殖鲩鱼、鲢鱼(蝙鱼)、鳙鱼(大头鱼)和鲮鱼。几种鱼类混合放养,放养的数量合理搭配,互相调剂,互相利用。总的说,塘和基互养。长期以来,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

  重温历史:建炎南渡,流徙东南的劳动人民,在不长的时间里,进一步把太湖流域改造成为东南经济重心。元明以来,避乱度岭南来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孙后代,也逐步把珠江三角洲改造成为我国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两者都是与建炎南渡的政治事件有关的。但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也和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样,带来了阶级的分化。那些同宗同姓同族的家长和依附家长的人,恃仗宗法制、家长制的权势,一步一步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剥削压榨同宗同姓同族以至他姓他族的人,以致无数被剥削者越来越贫困,被迫流徙他乡以至国外,一部分成为海外华侨的前身。这种情况,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更为严重,连那些中农、小地主也逐步贫困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原来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自然会产生不少历史人物。试举一些度岭南迁人的后代为例:

  南宋的崔与之,增城人。其先世注人(《广东通志》 卷二六九。)。李昂英,番禺人。曾祖仙之,自保昌(南雄)来迁(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九)。明罗亭信,东莞人。其先南雄人(陈琏:《琴轩集》 卷五,《宝安罗氏族谱序》)。陈献章,新会人。“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阮榕龄:《白沙先生年谱》)。

  屈大钧,番禺人。“南屈珠玑实始迁”。乃至近人,康有为,南海人。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梁启超,新会人。据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梁氏世系图谱》:“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    

  总之,南宋以来,避乱度岭,又从南雄南迁的人及其后代,对珠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有着重大贡献的。

  (陈乐素: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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