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5-4 15:59:5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90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们提出用“民主”和“科学”救中国。如今中国不仅得救了，还进入了世界强国之林。那么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还有人追求“德先生”、“赛先生”吗？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书稿在出版社编辑时，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50万字也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如此大卸八块总算审查过关了，想不到在付印前，却接到某某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最后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有言论出版自由。”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絶响。1949年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道致目前中国大学犬儒主义极端盛行。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像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钟书那样大师级的杰出人物。相反，像孙东东这样的犬儒却英雄辈出。

　　其实，知识界、公众舆论，甚或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青年和在校大学生来说，五四精神更像是书斋里的史话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生活目标和流动空间让他们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的热情都消耗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和将来个人前途的钻营中。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的“五四精神”离他们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