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依靠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语）。广州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变迁就是最好的证明。

　　广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边缘之顶端，与珠江漏斗湾湾头相接壤，既是河港又是海港，有虎门、蕉门、磨刀门、洪奇沥门、横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大门出南海；扼珠江与南海之间交通之咽喉；居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之间交通的要冲，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南大门”。自秦汉形成港市以后，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代，一直都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元朝屈居第二大港）。直到今天，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据统计，2006年广州的出口贸易额值达到530亿美元，货物吞吐量达到3.02亿吨，居中国港口的第三位，名列世界十大港口之一。象这样历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港口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独无仅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正是因为如此，广州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变迁与商业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广州海外贸易商业的发展决定着广州城市形态发展和变迁的走向和风格。

　　一、广州商业的发展决定城市建设形态的走向

　　1.任嚣城和赵佗城依山面海而建。

　　按有文字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秦始皇为了“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依观音山（今越秀山）面海在今广州建城，名曰“任嚣城”。不数年，任嚣终临，命龙川县令赵佗为南海尉。赵佗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在任嚣城基础上建赵佗城。城垣仍然依山临海，城东至今旧仓巷到广州图书馆，西至今北京路财政厅，南至越秀书院街北，北至华宁里， 城周十里。时海水涨潮可涌至城南之下。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曾毁赵佗城，南海郡治一度南移60里。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刚上任的交州刺史步骘到广州履新所见“观尉佗旧名处，负山带海，博敞涉目……。”〔2〕即赵佗城也。于是，步骘即重修赵佗西城，为南海郡治，仍然背山临海，西至今广仁路，东至文德路，北到越秀路，南至今西湖路，约一平方公里，规模不如赵佗城大。此后至黄武五年（226），番禺正式易名为广州后，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商业日益繁荣兴盛，人口不断增多，整个城市人民富裕安康，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之彦称。

　　2.唐代广州城市向西南扩展。

　　唐代政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政策，允许外国商人来中国自由贸易和设店经营，所以内外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除内地首都长安为商业中心外，东南沿海的广州、交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口闻名世界，其中以广州为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广州通海夷道》记述从广州起航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远洋航线开通，全长14000公里（现代缩短为1032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标志着广州成为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亚洲、非洲和欧洲20多个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贸易。每年来广州贸易的商船“四千余舵”〔3〕，商人80多万人次〔4〕。其中以阿拉伯商人为最多，当时经常在广州居住经商的外商竟达10多万人。使整个广州成为市舶麕集，列肆林立，珍货山积，商贾如云，市场兴旺，财气充盈，盛况空前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正如诗人刘锡禹赋诗赞云：

　　“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似无征”〔5〕

　　随着如此繁荣的商业发展和人口骤增至30万人〔6〕，广州城市的扩建理所当然，势在必行，其走向是往西南扩展，以适应西部海外贸易商业繁荣的需要。

　　第一，向西扩建码头海外贸易商业区。

　　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内港码头设在城西的光塔码头和兰湖码头。光塔码头在今光塔街一带，是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的中心码头区，以光塔导航。而兰湖码头（今流花公园附近一带）则是国内和省内商人由西江、北江、东江而来广州经商的水陆码头，所有“使客舟楫避风雨者皆泊于此”。所以两个码头所在地，形成了繁盛商业区。

　　第二，在光塔码头附近，建立外商居住的“蕃坊”。

　　为了方便阿拉伯等外国商人在广州居住经商，在光塔码头附近建立蕃坊，地址包括今北到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路、大德路，西至人民路，东达解放路，即今光塔路、惠福路、仙邻巷、甜水巷、海珠中路、诗书路、莲莱北街、擢甲里、玛瑙巷、朝天路、纸行路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这里形成“华夷杂处”的10多万人的商业区。

　　第三，向南在珠江边建南城。

　　天佑三年（906），岭南节度使“刘稳增筑，凿平禺山”，〔7〕建设新南城，在城东西开辟东西二壕，将城市扩展到珠江边，建筑广阳宫，作为市舶使办公行政的市舶使院和接待外商临时驻节之所。同时扩建街道，列商店铺龢民居，成为南面一个商业气味浓烈的新城区。

　　经唐代广州城的扩建，广州市容有了转折性的发展，当时称的广州“州城三重”〔8〕，即古越城、子城及西 门码头蕃坊三重之谓也。整个广州城规模扩大了，东至文德路，北至越华路，西至人民路，南至文明路、大南路。全城面积大约已有10多平方公里。整个城区按地势而分为高低两区，子城为高地，南城为临江平原低地。今天的北京路即为当日唐城的主干道，由刺史署南向珠江边。整个城市呈现出外贸商业繁荣的景象。正如当时史称：

　　“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载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暹，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府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9〕

　　如此规模富庶繁荣的唐代广州，到了五代南汉国时代基本如此，不同的是南汉将王府进一步扩大，即扩大城南区称为“新南城”。与此同时，大建林园宫馆，计建苑圃8处，宫殿28处之多。

　　3.宋代扩展唐三城。

　　两宋政府仍然实行开放海外贸易政策，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来贸易的被动策略，采取主动出海贸易的措施。于是广州的海外贸易比唐代更为发展，保持第一大港的地位。北宋“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10〕。按熙宁十年（1077），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11〕据此推算，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占三司港口总数的98%。所以广州港外贸税也最多，史称建炎四年（1130）“广州舶司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据统计，北宋广州市舶司收入达到40-70万缗，南宋初中期增至120万缗〔12〕。所以，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超过唐代，使广州又成为一个“万国衣冠络绎不絶”的港市。

　　宋代广州的内港码在东西两澳。西澳（南濠、今南濠街一带），是码头商业闹市区，面临珠江，气象雄伟，华夷商人，聚集互市，宋人程师孟有诗云：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

　　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13〕

　　
可见，西澳码头商业区一片繁荣景象。东澳（东濠、今清水濠街一带）则是国内各省商船进出的码头商业区。

　　随着宋代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元丰二年（1079）广州人口也增至71万人〔14〕，比唐代增加1倍多。这自然要求城区建设的相应扩大。因此，在宋代309年间，广州城区的扩建和修缮工程达10多次（一说20多次），其中最大的扩建工程有三次，而且都是向东南西方向扩展，将唐代的子城（中城）西城（番坊）和东城（古越城）进一步扩大，以适应业已更加发展的内外贸易商业的需要。

　　第一，扩筑子城。

　　庆历四年（1044），“经略使魏瓘知广州，筑州城凡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15〕这就是宋代的子城。此子城比唐代子城扩大了。其范围大约是：东至今德政路，南至大德路和大南路，西至人民路，北至东风路，周长五里。城墙以砖石砌成，有垛和城楼，规模比唐子城大几倍〔16〕。子城内分两个商业区：一是沿河商业区，大约在今惠福西路一带，即码头商业区，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北宋嘉佑中年（1059），广东经略安抚使魏炎在镇南门珠江边建海山楼作市舶司官衙，“此为第一楼，下即市舶亭”。〔17〕城内商业区，即今西湖路一带。

　　从地形上观之，宋子城地势明显形成由北向南倾斜的三级地形。

　　第一级，由今财政厅处起，南延至西湖路、惠福路，约长250米。这里即是原古越城和东汉步骘番禺城旧址。

　　第二级，即今泰康路和大南路一带，地势低1-2米，即河边商业区。

　　第三级，即今泰康路以南到珠江边，为宋代的“五洲”所在地，史称：“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小海’”〔18〕。小海，据徐俊鸣教授考证，约在今北京南路和东横街相交处。大量河沙刚露浮出面，未淤积成滩。明代才形成新滩，为今长堤一线之陆地也。

　　第二，修筑东城。

　　由于人口增至71万，“患旧城不足以容民”〔19〕，所以熙宁元年（1068）知广州张田决定在子城东面扩展修筑东城，使子城有城有廓，史称：

　　“\[张田\]知广州，广（州）旧无外廓，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20〕

　　此次筑东城，时间仅20天，显然是指仅筑城墙接原子城而已。连城门也未见记及。到了熙宁三年（1070），经略使吕居简、转运使王靖才又重修东城，史称：

　　“居简得越城遗址，复谋筑之，会移荥阳，朝京师，上其事。诏转运使王靖成之。柔四里，濠其外，为门三：南曰迎熏，北曰拱辰，东曰震东。西与子城行春门相接，是为东城含子城为一”〔21〕。

　　因东城与子城合一，于是规模扩大了，北城已扩至今越华路、豪贤路，界位约在今豪贤路与榨粉街交界处。东城扩至今农讲所西侧处。南城扩至今文明路及德政路交界处。

　　第三，增筑西域。

　　为适应包括蕃坊在内的西部繁荣商业区需要，于熙宁四年（1071）由经略使广州知州程师孟主持增筑西城。史称：

　　“熙宁四年经略使程师孟筑西城，其周十有三里，城广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为门七：东南曰航海；南曰朝宗、曰善利、曰阜财；西曰金肃、曰和丰；北曰就日，后方大琮改就日为朝天。”〔22〕

　　西域增建后，规模比唐代扩大了，据曾昭璇教授考订，西面已扩至今西濠；南至玉带濠，北界至天濠街，东界至西湖。城长约6000多米，与史记“十有三里”相当。

　　西城修筑的街道布局是适应商业经营活动所担负的商贸功能需要。街道以蕃坊为中心，呈方格形状，道路呈幅射状，四通八达。特别十分注意道路向南通珠江和向西通珠江三角洲。如城西二门，为通向珠江三角洲的通道，即今西华路和长寿路。南北向的主要街道有武安街（今马安街）、小市街、南濠街、官塘街、朝天街。东西向的大街有大市街、净慧街。东西南北大街相贯穿，形成方格状，十分适合商业市场的需要。更引人注目的，不少街道用海外贸易及外国各商品名来命曰，如大食巷、杏花（造船）巷、象牙巷、玛瑙巷、诗书（狮子）街、米市街等，甚具商业气息。

　　经过三次修筑扩展， 形成了“宋代三城”（见下图），面积比唐城大四倍。此时宋城，东起今农讲所西侧的仑边路，西至人民路，南至大德路，北至豪贤路、越华路。此宋三城，直至南宋仍然如此。

　　蒙元占广州，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八日，元帅下令毁平。宋时，广州东西二城，“惟子城及两雁翅无恙”。三十年（1293）复修。

　　4.明清扩建宋三城。

　　明清两朝政府一反宋代开放海外贸易，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对广东则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23〕。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4〕。于是省会广州成为中外商人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长达318（1522-1840）之久，而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全世界各国商人和全中国各省商人都萃会到广州做生意。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记述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经商的情形说：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25〕

　　与此同时，中国各省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出口贸易，名曰“走广”〔26〕。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g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7〕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海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对外贸易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贸易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

　　“外国商人对于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9〕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广州呈现出一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30〕

　　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四十一年（1562），广州人口已达到30多万，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激增至100万人〔31〕。因此，宋代兴建的广州三城已不适应商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故明清两朝进一步扩大广州城区建设。

　　1.明代前期三次扩建广州城。

　　第一，洪武三年（1370），连结宋代三城为一。

　　洪武三年（1370），将宋代的中城、东城和子城三城联合为一城，并向东面和北边扩展。东面扩展至今越秀路，周长21里。同时凿象岗山，开了正东、正南、正西、小北、大北、定海、归德七个城门。这次三城合一，现在《永乐大典》卷 11905中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和《广州府番禺县之图》三幅地图，正是基本上绘出了三城合一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地图中可以看到，三城呈长方形，三城有濠池环绕，城门基本相同，共七门。

　　第二、向北扩展城区。

　　据曾昭璇教授研究，这次扩建始于洪武十一年（1378），完成于十三年（1380），拓北城八百多丈，将越秀山包括在城内，并在越秀山建镇海楼（五层楼）史称：

　　“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挥使许良、吕源，以旧城低隘，上疏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粤王台山，包入十之九，今称内城，谓之旧城，又谓之老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西曰定海；西曰归德。城门楼七，警铺九十七。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惟北一面枕粤秀山，乃于正北门外筑雍城以蔽之。于东北城下置小水闸，防以石柱，以疏城渠之水。复于山左建五层楼，名曰镇海。……”〔32〕

　　按上述史料记载，可知此次辟东北山麓扩建北城，其范围包括由光孝寺东北向北伸展至象岗山脚，沿越秀山麓到桂花岗南，向东南沿越秀路接大东门。至正德年间（1506-1521），基本上完成了老城区及北城的修葺和扩建。《武宗正德实録》有记载；

　　“城周围二千七百一十六丈，高三丈五尺，镇海楼一，角楼四、城楼九座。寓铺七十七，雉蝶二千二百七十九。为门七。曰正南，曰定海、曰正东、曰大北、曰小北、曰正西、曰归德。门内之左右为兵马司者一十有四。其西北自东皆距濠堑，长二千五百五十六丈。濠之西东，各疏水关一”。〔33〕

　　第三，修筑新南城。

　　如前述宋代城南沿江一带已初步形成一片商业区了。明初，这里已发展成为“民廛稠聚，海舶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34〕的繁华商业区。到正德年间（1506-1521），更是“有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燕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岛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35〕的商业繁华之区。为适应此商业贸易的需要，故有建城的之议，史称：“于是广州始作罗城，今南面新城是也”。〔36〕嘉靖四十二年（1563）筑新城，史称：

　　“外城今谓之新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都御史吴桂芬。”

　　“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因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八，其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东南曰小南，今名永兴，西南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37〕

　　十分明显，明代第三次修筑新南城，是完全适应于广州海外贸易发展而向西南一带繁盛商业区的需要。所以，其街道的布局走向是沿珠江由东而西建筑。并与宋三城的南北走向街道如大新街，小新街，卖麻街等交错，十分便利于商业贸易附近的码头林立，商舶如梭，人烟稠密的需要，其中又以濠畔街为最繁荣。

　　经过明代三次大扩展建筑的广州城墙，布局范围比宋代又扩大了，北城墙已扩至今盘福路与越秀公园镇海路旁；东城墙至今越秀北路、越秀中路；南城墙扩至大德路、大南路一带；西城墙至今人民中路；西北城墙至今东风西路南侧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人民北路与东风路交界处。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在三次筑城中，还根据明代广州的内港码头移至西城附近的蚬子步（今西关十七甫）的情况，即在此附近建“怀远驿”，有房舍120间，由市舶司管理，专门供招待外国贡使和外商居住之用。所以，明代的广州城已经成为一座在国内外备受称赞的商业贸易都市了。当时葡萄人克鲁斯（Gaspor da Cruiz）来广州后写了一本名曰《中国志》的书，他大为赞扬广州城市建设的美丽和适宜商业贸易，说：

　　“城内街道笔直划一，没有转弯抹角的形迹。大街比里斯本的新铁市街（Rcla Nora dos Merca dores ‘dos ferros’）还要宽些。所有的十字路和大街一样直。总之大街小巷没有转弯处。街道都铺得很好，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些，路中间要低些，便于排水。大街上有横过路面的牌楼，高大又建筑精美，街道因此显得美观，城池变得气派起来。沿街房屋有一间接一间的铺面，铺里和牌楼下售卖多种商品。”

　　“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商人的大街是最主要的大街，两侧都有带顶的通道……每个商人在他的店门挂一块牌子写明他店内出售的货物。售卖草药的则在他们的店里挂上一串每种药物的标本。”〔38〕

　　2.清代增筑东西翼城。

　　到了清代，广州城垣没有大的扩展，只是在顺治四年（1647）于明新城东西两侧增筑东翼城（今越秀南路北段）和西翼城（今一德路转至人民南路处），各约长20多丈。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在城内今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建筑专门经营对外贸易事务的十三行街，兴建招待外商居住和从事贸易的十三夷馆。从而形成商业十分繁荣的内外贸易商业区。此时，鸡翼城东西走向的大街布局已形成，我们从康熙年间（1662—1722）编写的《番禺县志舆图》卷一《舆图》中看到这一布局，而在《同治广州府志》中的《省城图》更清楚标明街道的名称了，如湛塘街、珠光里（今珠光路）、会仙街（今一德路）、安澜街（今一德路）、仓前街（今天字码头）、靖海直街（今靖海路）、油栏直街（今海珠南路）、仁济大街（今仁济路）等。与此同时，城区西关平原扩展了，由西濠金字湾西侧第一津开始，到老城为第八甫，折西至下西关涌 为十一甫，再向西为十三甫、十四甫，直至十八甫等十八条街，初步形成西关商业区。而且在西关地区，将昔日农田辟为纺织基地，建立纺织工场达2500家，平均每家有纺织手工业工人20人左右，共有工人5万之多。〔39〕

　　另外在珠江河南面的着陆沙地兴建一些制茶厂、瓷器加工烧制厂，对内地运来广州的茶叶、瓷器进行加工成花熏茶和“广彩”，供应外商购买出口。这种加工工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当时外国商人都有所记载：

　　“我们坐船渡过珠江，进入一短短的运河……很多大的茶叶行就在眼前……，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拣茶和把茶分为各类工作。”〔40〕

　　“我们参观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们看见在一条长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们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绘各种花纹，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纪的人进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进行，甚至有六七岁的儿童参加。”〔41〕

　　这就说明，广州珠江南面的扩建工厂也都是受到广州海外贸易出口商品需要，而按照外国对商品的需求加工成花熏茶和广彩。同时，河南也逐渐形成街市商业区。原来清初河南有73条农村，清中叶后，发展为市区者已有40条小村成为街道，据《广州城坊志》及《广州省城图》所记， 变为街道者已有鳌洲正街、外街、内街（隔龙溪和龙溪西约）、福地里（今同）、福场大街（今南华中路）、南岸大街（今洪德路中段）、洲头咀街、洪德大街（今洪德路）、宝龙大街（今同）等。

　　总而言之，经过明代三次的扩建广州城区和清朝修筑东西翼城之后，广州城区的街道布局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州市街道的格局了。

　　到了民国时期（1911-1949），就在这个格局内建筑和修建更多的楼房和街道，建设更好。民国七年（1928），折除城墙，修建马路，为广州进入近现代化城市行列奠定基础。而且形成广州市城区的南北中轴线，即自越秀山的中山纪念碑始，直向南经中山纪念堂、广州市政府、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过海珠桥通往河南（今海珠区），将广州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和珠江为界分为河北、河南两大区，和东西中轴线，即惠爱路（今中山路）与双门底、上下九第一甫、西濠口与长堤三大商业区和东面的大沙头商业区。而且成为华南地区的最大城市，人口达136万，城区面积36.2平方公里。我们在1917年绘制的《广州城图》，1935年的《广州市中心土地测量图》、1936年9月的《新广州街市详图》、1948年1月的《广州市街道详图》和1949年5月的《新广州市街道详图》中，均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州城市分为东西和河北，河南四区明显建设布局。

　　解放以来（1949-2008）的半个多世纪，广州仍然保持内外贸易发展的历史传统优势，特别是1957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广州举办每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后，广州对外贸易一直向上发展，全世界各国商人和全国各省市商人都再次聚集到广做生意，使广州对外贸易额连年上升，2006年出口总额324亿美元，货物吞吐量达到3.02吨，居全国第三位，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广州城市建设也迅速扩大。而随着南沙深水港的新建，广州城市也按“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的战略规划，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场址由北面迁到河南琶洲的广州展览中心举办，广州火车站也移至番禺新建，地铁已通番禺广场（原市桥镇），并开始修建向南到东莞、顺德等市的珠江三角洲轻轨列车交通网络，从而凸显广州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会的地位。

　　二、商业发展影响广州城市建设形态的风格

　　广州海外贸易的兴旺发达，对城市建设风格也产生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唐代蕃坊建设的布局和阿拉伯建筑艺术以及清朝的“骑楼”等欧洲古典建筑艺术风格两方面。

　　1.唐代蕃坊建筑。

　　据太和中年（832）左右成书的房千里着《投荒杂録》一书“顷年在广州蕃坊”的记载，唐代蕃坊大约在此前后已建筑了。蕃坊建设布局与中国城市封闭式布局迥然不同，是适应开放的商业市场需要而设计的。蕃坊不受分肆列市的限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夏夷”〔42〕，可以临街设市，成为店铺林立的市场布局。由于居住在蕃坊内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所以其建筑极具阿拉伯建筑风格，在楼房中“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池亭，池方广具数丈，以中金通，制为甲叶而鳞次……”〔43〕。而完全按阿拉伯建筑艺术风格建筑者，就是贞观元年（627）建造的怀圣寺和光塔。

　　怀圣寺，相传是阿拉伯传教士阿布·宛葛素所建。建筑按中轴布局，入寺后依次经甬道相连的三门直至看月楼、礼拜殿、藏经阁。礼拜殿前两侧为对亭，殿后建有水房，供教徒做礼拜前沐浴用。看月楼两边有廊庑相接。大殿重檐歇山顶緑琉璃瓦，立于石砌基座之上，殿前月坛有雕刻生动的石栏杆和栏板，所刻有狮、鱼、花卉、葫芦、扇子、伞盖等图案，甚具艺术性。

　　光塔，建在怀圣寺前西侧。塔高36.3米。因塔身光白滑，故曰光塔。塔直径8.35米，园周长26.25米，塔体厚1米，有楼梯直上塔顶，塔身有10个小窗户。整个塔的建筑是阿拉伯风格塔式，国内少有，甚具研究价值。光塔“顶上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蕃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其絶顶，呼佛号以祈风信。”〔44〕所以光塔在当时具有供航海导航之作用（类似现代航标塔）。

　　整个蕃坊区内也充满了阿拉伯人经商和生活的特有气息，史称：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麕集者，曰康府（Khanfu），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回教教地一所，（指怀圣寺）……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康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心图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待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者，皆颂声载道也。”〔45〕

　　这样的城市形态，在中国唐代的其他城市是十分罕见的。

　　2.清代的欧洲古典式建筑。

　　随着欧洲商人来广州经商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广州传播，商人和传教士纷纷将西方古典式建筑传入广州，如兴建教堂及十三夷馆等。其中最典型的有十三夷馆、石室天主教堂、沙面露德圣母堂、广州海关大厦、沙面租界的英、法式楼房、广州邮政局大楼，以致能自动开关的海珠桥等。这些建筑有迥廊联拱式、古典柱式、巴洛克式、拱廊式、哥特式等西方建筑艺术风格，例如同治二年（1863）奠基、光绪四年（1878）建成的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就是典型的石结构哥特式建筑。教堂坐北向南，东西宽35米，南北长78.69米，建筑面积达2754平方米。教堂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共三层，上层为一三角形山墙，上顶端竖立着十字架，两边次间为钟楼。二、三层分别为拱顶长窗。下层为三个尖拱门，明间门顶加三角形的拱顶，中间为巨型玫瑰花窗。两座钟楼上分别建有高耸的八角形锥体尖顶，空心石构，以铁榫连接，塔尖距地面为85.5米。教堂后半部为一个大礼堂，中厅宽10米，两则廊长5米，中间净空高为28.7米。柱子采用大柱外环列簇形式，柱头散射出尖形骨架拱券，以集结承托窟窿顶。教堂的正立面和东西侧立面均有一个直径约7米的园形玫瑰花窗，嵌上拼接的各种图案的彩色玻璃，使教堂内在阳光照耀下，显出五彩绚丽。整个教堂全是石结构，是名符其实的石室。教堂建成时是广州市最高的建筑物。沙面的露德圣母堂也是哥特式建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成的长堤邮电大楼是巴洛克建筑风格。

　　沙面的外国领事馆、银行、酒店、学校等多是西洋古典式建筑风格。

　　3.中西合壁的建筑。

　　这是既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有西方建筑风格的折衷式建筑，亦称复兴式建筑。其中最具典型代表者有清末民初建成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南校区）内的早期建筑群；1931年建成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图书馆（文德路的中山文献馆）和广州市政府大楼。

　　广州特色的“骑楼”街建筑也属中西合璧的建筑。“骑楼”建筑原是地中海、南欧一带国家盛行的一种敞廊式建筑。有拱廊（Arcade）、廊房（Hungalow）等名称。这种建筑具有居住、商贸、休息、人行交通和娱乐诸功能于一体的优点，所以受湿热气候地区建设城市所欢迎建造。20世纪初年，广州拆城墙开辟马路时，把西南欧国家古典建筑中的拱廊式与广州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而演变成广州特有的“骑楼”建筑风格。可以说，这是中西建筑风格交融的产物。骑楼是在建楼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相互联接而形成人步行的长廊，既可防日晒，又可以避风雨，十分适宜属亚热带气候的广州人们经商和生活的一种建筑。在骑楼以内的商店铺得以荫蔽，便于敝开门面陈列商品以广招顾客购物，使生意兴旺。所以说，骑楼建筑也是体现广州商业发达的一个标志。当时广州的骑楼最先在一德路石室教堂一带建筑，然后扩展全市，成为广州街道建筑的一大景观，其中最有气派的是在西濠一带的新亚大酒店，南方大厦、爱群大厦及人民南路的骑楼建筑。其次在靖海路、太平南路、恩宁路、龙津路、第十甫、上下九路、中山一、二、三、七、八路、东华路和河南的南华路、同福路等的骑楼也是很具规模的。

　　从上所述，亦不难看出，广州城市建设形态的发展和变迁是深深打上商业贸易发达的烙印，凸显出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建设的特色和风格。

　　注　释：

　　〔1〕《淮南子》卷18。

　　〔2〕《水经注·泿水》。

　　〔3〕《新唐书》卷131，《李勉传》。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0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5〕《全唐诗》第1函第1册。

　　〔6〕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2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唐大和尚东征传》。

　　〔8〕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城冢记》。

　　〔9〕《全唐文》卷515，引《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10〕朱彧：《萍洲可谈》卷2。

　　〔11〕梁廷枏：《粤海关志》卷3，引宋毕仲衍：《中书备对》。

　　〔12〕陈柏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第11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9，程师孟：《题共乐亭》。

　　〔14〕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16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宋史·魏瓘传》。

　　〔16〕刘成基：《广州城墙何处寻》，《羊城古今》1993年第3期。

　　〔17〕《广东考古辑要》。

　　〔18〕朱彧：《萍州可谈》。

　　〔19〕《番禺杂谈》。

　　〔20〕《宋史·张田传》。

　　〔21〕郭棐：《广东通志》。

　　〔2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9，《广东南路》。

　　〔23〕《明史》卷75，《职官四》。

　　〔24〕《清高宗实録》卷550。

　　〔25〕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6〕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

　　〔27〕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29〕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0〕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31〕Anders Ljungstedt,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284.

　　〔32〕戴肇辰等：《光绪广州府志》卷64，《城池》。

　　〔33〕《正德武宗实録》。

　　〔34〕何彦：《总督吴公筑省外城序》。

　　〔35〕仇巨川：《羊城古钞》卷7，《古迹濠畔朱楼》。

　　〔36〕《双槐岁抄》，转引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35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戴肇辰等：《光绪广州府志》卷64，《城池》。

　　〔38〕克鲁斯：《中国志》第6-7章。

　　〔39〕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转引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5-48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1〕转引陈柏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第320页，广州出版社社1995年版。

　　〔42〕《全唐文》卷515，《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43〕岳琦：《桯史》卷11。

　　〔44〕陈坤：《岭南杂事诗钞》卷1。

　　〔45〕刘半农译：《苏莱曼东游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亦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123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原载《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