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荷兰人于1606-1607年在广州购买茶叶经澳门运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然后于1610年转运到荷兰，揭开了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荷兰茶叶贸易的序幕。此后，这种贸易经历了间接贸易（1610-1726）、直接贸易（1727-1756）和衰落贸易（1757-1840）三个阶段。到1829-1832年，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国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取而代之。荷兰世纪即告结束。

　　The trade of tea between Holland and Guangzhou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utch bought tea from Guangzhou in 1606-1607, and transported them to Batavia (now Jakarta) through Macao and then to Holland in 1610, which had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Guangzhou-Macao - Batavia - Holland tea trade. Since then, this kind of tea trade had experienced Indirect Trade (1610-i726), Direct Trade (1727-1756) and Declining Trade (1757-1840) in three stages. By 1829-1832, the tea trade between Holland and Guangzhou had been replaced by that between Britain and Guangzhou. Holland century came to an end immediately.

　　茶叶是中国的特产，饮茶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16世纪中叶贸易全球化开始后，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饮料的茶叶是如何被欧洲人发现和如何把茶叶贩运到欧洲去贸易?就我看到的文献资料，这个问题都与澳门有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以澳门为中转港的明清时期(1553-1840)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作一探索。

　　自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不断来澳门贸易，才逐步知道中国的茶叶和中国人饮茶的风俗，并从17世纪开始做茶叶的贸易而传到欧、美和世界各国，最后成为居首位最重要的商品而取代丝织物。

　　1556年经澳门入广州访问回去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e Cruiz)回国后，于1570年撰写的《中国志》在恩渥拉出版，书中记载他在广州看到中国茶叶和中国人饮茶的情况：

　　“如果有人或者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作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叶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们也好多次请我喝它”。〔1〕

　　此可算是欧洲人瞭解中国茶叶和饮茶之嚆矢。

　　1559年，意大利拉木素(Giambattista Ramusio)撰写《航海与旅行记》(Navigatiane et viaggi)曾引用了阿拉伯人哈兹·穆罕默德(Hajji Mahonmed)关于中国茶叶的资料〔2〕。

　　1583年9月，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经澳门进入广州、肇庆、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传教后，亦把中国茶叶和饮茶介绍给欧洲人，说：   

　　“有两三样东西是欧洲人所完全不知道的……。第一，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她们的邻人叫做茶(Cha)的那种著名饮料。……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荫凉处阴乾，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幷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3〕

　　1600年，西班牙人塔克塞拉（Taxiera）来马六甲时，也亲自看到中国茶叶。〔4〕

　　上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传教士虽然知道茶叶和中国人饮茶的风俗，但他们不是商人，所以17世纪前并没有中国茶叶贩运到欧洲国家的记载。

　　到了荷兰人执17世纪海上贸易牛耳而被称为“荷兰的世纪”时代，才把中国茶叶从广州经澳门运到欧洲贸易，而且经历了间接贸易、直接贸易和衰落贸易三个时期后，中国的茶叶才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欧、美各国市场销售，中国饮茶文化才在西方国家兴起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一、间接贸易时期（1610-1726）

　　1606-1607年，荷兰商人到广州购买一批茶叶，经澳门运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于1610年运回荷兰销售。这样，荷兰与广州（也是中国）茶叶贸易的序幕拉开了。

　　1619年，荷兰占领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成为其统治亚洲的中心。于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组织联合东印度公司，即以巴达维亚为中转港开展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茶叶贸易。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叶，荷兰成为中国茶叶贩运的最大贸易国。据统计，1690-1718年期间，从广州经澳门返航巴达维亚的帆船平均每年达14艘，其中贩运茶叶者占相当多数。荷兰商人从广州贩运回国的茶叶，除了在自己国家销售外，有相当一部分是运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去贩卖。所以，荷兰对茶叶在欧洲贸易以至欧洲国家兴起饮茶风尚，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

　　由于荷兰商人贩运茶叶到欧洲，所以欧洲国家民众逐步兴起饮茶之风。特别是1649年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伊（Cormelius Bottrekoe）撰写了《茶、咖啡和巧克力》论文发表，极力宣传和推崇饮茶的好处后〔5〕，使欧洲国家饮茶之风形成热潮，到17世纪末年，荷兰人的饮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至18世纪，饮茶文化在欧洲各国已盛行起来。

　　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饮茶盛行刺激茶叶贸易的发展。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从广州运去新茶叶2万磅；1715年要求增至6-7万磅；1719年增到10万磅。以后平均每年运往荷兰的茶叶为20-25万磅。到18 世纪叶初，英国也开始在广州大做茶叶生意。1719年，奥斯坦（Ostend）商人来广州定购茶叶1500担，与荷兰抗衡〔6〕。葡萄牙人也介入做茶叶生意，1718年，葡船从澳门转运广州茶叶到巴达维亚的商船就有23艘。

　　在这种竞争剧烈的情况下，荷兰为了保持其垄断茶叶贸易的地位，于是东印度公司茶事会决定对广州进行直接的茶叶贸易，以便赚取更直接更多的利润。

　　二、直接贸易时期（1727-1756）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27 年10月，决定派2艘商船由阿姆斯特丹直接航到广州购买茶叶。1728年12月，科斯霍恩号(Coxhorn)携载白银10万荷盾从荷兰起航，1729年8月到达广州购买茶叶。荷商与广州十三行商人签订买茶合同，购买武夷茶，每担价银为24.6银两。1730年2月，科斯霍恩号装满茶叶27万磅、丝织品57匹及少量瓷器等总值27-28万荷盾，于7月回到荷兰德塞尔(Texel)，货物销售后，净赚利润达到32.5荷盾。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广州茶叶直接贸易首航成功，大大鼓舞公司董事会和荷兰商人。于是从1731-1735年，荷兰共派商船11艘来广州继续大做茶叶贸易〔7〕，从中赚取极高的利润，例如，1733年在广州购买茶叶一磅价是0.43荷盾，回荷兰出售价为1.44荷盾，每磅净赚1.01荷盾〔8〕。

　　然而荷兰对广州茶叶直接贸易却存在荷兰白银大量流入广州而致使东印度公司银库空虚的严重问题，再加上船员走私、大班虚报茶价和航运成本过高等问题，于是公司董事会在1732年3月，决定变换策略，即采取在广州推销荷兰产品以换购茶叶来减少白银输出，并于1727年在广州成立商馆进行采购茶叶，又于1734年春天决定停止对广州的茶叶直接贸易，恢复荷兰——巴达维亚——澳门——广州的间接茶叶贸易，以便保证公司对广州贸易得到更多利润。这种贸易形式一直维持至1756年，长达20多年之久。

　　但是在1735-1756年的21年直接贸易期间，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中的船员走私现象日益严重起来，而且累禁不止。据统计，仅1747年，私人从广州走私运回荷兰的茶叶就达到近184万磅〔9〕。更为严重的是，因中经巴达维亚的茶叶质量低下，使售价低于英国等直接从广州购茶价的40-50％〔10〕。这么一来，使荷兰在欧洲与广州的茶叶贸易竞争中地位日益下降。

　　为了挽回贸易败局，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方面派出更多商船来广州购茶，另一方面再度限制船员私人带茶。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到1754年，荷兰来广州做茶叶生意的利润率已降至7％的危机边缘。于是公司董事会只好又于1755年决定，重新恢复与广州的茶叶直接贸易。

　　三、衰落贸易时期（1757-1840）

　　与恢复荷兰——澳门——广州直接茶叶贸易的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一个中国贸易委员会来专门从事荷中贸易。该委员会于每年秋季要开会检讨本年的贸易和决定下一年的贸易。其中有一项决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每艘到广州贸易的商船可以携载30万荷盾的银币，到巴达维亚购买香料、锡、铅等土特产到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茶叶运回荷兰，并严禁巴达维亚私派商人到广州贸易。

　　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委员会这一对华贸易策略，遇到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天赐良机，趁此英国无暇东来广州贸易而大做茶叶生意，每年贩载大量茶叶运往欧洲而发战争财。战争开始第二年（1758），荷兰仅茶叶贸易的利润高达196%。据统计，1758年，荷兰从广州购买茶叶的总价值为777409荷盾，至1765年增到2199097荷盾，增长幅度约3倍〔11〕。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加派商船到广州大量收购茶叶，贸易额不断上升，仅1759—1762年3年间，茶叶贸易值就占荷兰对中国贸易总值的78.9—89.6%之多〔12〕。

　　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对广州贸易重新活跃。同时，18世纪中叶后，英国又对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不断进行挑战，发动1780-1784年的英荷战争。使得1781-1782年荷兰与广州茶叶贸易基本上停顿了。荷兰商船遭到英国战舰的掠夺，只好以第三国的名义进行贸易。荷兰对广州的茶叶贸易从此陷入低谷的困境。

　　英荷战争之后，荷兰虽然恢复了对广州的茶叶直接贸易，但是今非昔比了。加上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商船首航广州成功，给荷兰增加了一个贸易竞争的强对手，使荷兰对广州的茶叶贸易更加困难。而此时英国对广州茶叶贸易却迅速发展，1786年英国占广州茶叶贸易总额50％以上〔13〕。而荷兰又于1795年发生政权嬗变，社会动荡不安，使其对广州茶叶贸易急剧下降。1799年12月底，成立近197年之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了。于是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日薄西山了。据统计，1802年，荷兰到广州做茶叶贸易的商船仅一艘，购买茶叶229担；1815年，荷兰到广州贸易商船2艘，购买茶叶5131担；1817-1824年，荷兰没有商船到广州贸易。到1829-1832年，虽然有几艘商船到广州购买茶叶7860-12000担，但只是占广州茶叶总出口量的2.4-3％〔14〕。可见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已经是微不足道。此时，英国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取代了荷兰的地位而独占鳌头。在此茶叶贸易衰落的情况下，连荷兰驻广州的领事馆也于1840年关闭了〔15〕。17世纪的海上“荷兰世纪”从此让位于“英国世纪”。

　　从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在16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1553—1840)的287年中，由于明清政府实行只准广州—口对外贸易和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的政策，使澳门在荷兰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和茶文化向国外传播中扮演了中转港的角色，其地位是极端重要的。

　　

　　注　释：

　　〔1〕参见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録》第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C·R·博克塞编：《十六世纪中国的南部纪行》第9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3〕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R. M.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Jame Madden, London, 1847. Vol. II, P. 153.

　　〔5〕Joseph M. Walsh, Tea, its History and Mysterg, Henrg T. Co, 1892, P. 19.

　　〔6〕〔13〕〔14〕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The Clarendion Press, Oxfort, 1926, Vol I, P. 197; Vol II, P. 119; Vol IV, P. 104, 123, 145, 162。

　　〔7〕Kristof Glamann, OP, Cit. P.243.

　　〔8〕〔9〕〔10〕〔11〕〔12〕〔15〕C.J.A. Jory, Por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 Martinus, Nihoss.1982, P. 81, Table 3; P. 28, 24, 218-219、450

　　

　　（原载《镜海茶香》创刊号，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出版，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