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摘要】东莞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是蚝岗遗址和万福庵遗址。它们都是贝丘类遗址，出土陶器以彩陶为特色。商时期有村头遗址，周时期遗址有猪牯岭、峡口和上桥村北的石角头遗址。这些遗址为探讨该地区的先秦时期历史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东莞　先秦时期　考古遗址

　　Abstract:Haogang site and Wanfu Nun site are the earliest human sites in Dongguan, both of them fall into the shell-mound category, and a lot of painted potteries were unearthed there. Cuntou site belongs to Shang period; Zhuguling site、Xiakou and Shijiaotou site belong to Zhou period. These sits are offering comparable materials that help the archaeology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is area in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Dongguan　Pre-Qin period　Archaeology site

　　

　　先秦时期的东莞，文献无考，即使是考古资料，因开展工作的局限性，可以说并不很丰富，这里以现有的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的东莞作初步探讨。

　　一、石器时代的东莞

　　就目前所见，东莞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可见于东城区的蚝岗遗址和企石镇的万福庵遗址〔1〕。这两处遗址都是贝丘类遗址，主要特点是以出土陶器以彩陶为特色。同类型的遗址还有增城的金兰寺遗址〔2〕，而在珠江口滨海地区和孤悬海外的岛屿上，还有许多出土彩陶器的遗址，但它们都属于沙丘类遗址。其年代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

　　总的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的彩陶器数量不多，种类也少，说明在当时是一类较为特别且十分珍贵的器皿。彩陶器上的纹样，显现了遗址居民的审美观念，其所赋予的社会意义更是不可忽视。这些彩陶遗址都位于海岸、岛屿或江河边上，彩陶器的纹样又主要表现水的形态，正是遗址居民经济生活与水息息相关的真实写照。这时期遗址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在海（水）里，他们的食物也主要来自于海（水）中，因此，对大自然中变幻莫测的海洋（江河）世界祈求平安、祈望鱼获有收的心理，促成了遗址居民对海（河）神的祭祀活动，而这类彩绘（包括刻划、镂孔）各种水形态的陶器，或许就是遗址居民举行祭祀活动时的用器。任何器皿的造型都是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反映。彩陶器上的纹样，寄存了特定史前时期人类的思想感情和意识崇尚〔3〕。

　　蚝岗遗址出土一种石拍，长方形，体薄，拍面上有很多纵向的沟槽，这是一种将树皮通过拍打制作成布，然而再加工为衣服的拍打工具。这类器物在这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如深圳的咸头岭遗址、大黄沙遗址、大梅沙遗址，香港的大湾遗址、万角咀遗址、涌浪遗址、虎地湾遗址，珠海的宝镜湾遗址、水涌遗址，中山的下沙遗址、龙穴遗址、白水井遗址等〔4〕，说明遗址居民主要的穿着是树皮布衣服，它与以纺轮为工具的线织衣服形成了先秦时期衣服制品的两大系统。

　　这类石拍在广东的使用直至商时期，可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种是薄体型，蚝岗遗址出土的石拍即属此类，这在距今约3500年的粤东普宁后山遗址〔5〕仍有发现，而向西的则发展为带柄厚重长身型，在雷州及海南地区都有发现，年代也在距今3500年前后。树皮布石拍的分布除广东、海南外，还见于福建、台湾、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日本和太平洋岛屿、中美洲等地〔6〕。

　　蚝岗遗址居民的房子是圆形窝棚式，房内地面用火烧土铺垫，房子旁边有水沟、灰坑，死后也在房子附近挖坑埋葬，居住区与墓葬区并没有严格的分离。蚝岗遗址清理了一座男性墓，骨骸基本完整，仰身直肢，估计年龄在40～45岁之间，身高约166厘米〔7〕。仰身直肢葬式在广东的史前时期也见于邻近的增城金兰寺遗址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8〕，这种葬式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半月形地区，与粤西地区的屈肢葬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两者属于不同的族群。但蚝岗遗址这座墓主人不见有拔牙现象，似乎这时期蚝岗人还没有流行这种拔牙习俗，考古资料显示，拔牙习俗在广东出现于距今4000年前后〔9〕。蚝岗人主要食物是贝类和鱼类，也有少量兽类动物。对于这时期东莞地区的农业情况我们还知之甚少，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

　　二、商时期的虎门村头聚落遗址

　　村头遗址位于虎门镇南面6公里，地处古代珠江入海口东岸不远处，1989年对广深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范围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遗址总面积一万多平方米，1990年与1993年两次进行发掘，面积4000多平方米〔10〕。其后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村头遗址是一处周边有环壕围遶的古代聚落，在已发掘的遗址南部区域中发现了两条壕沟（Ｇ６和Ｇ８），宽2～3米，长80多米，均是东西向，从遗址的东南向西南顺遗址边缘环绕，两条壕沟多处有打破关系（均是Ｇ８打破Ｇ６），以Ｇ８围遶的范围更大，出现这种情况应是聚落人口增加，聚落有了扩大需求的证据，同时，这种具有防御功能的设施，也是当时已出现聚落间掠夺和战争的明证，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石戈、石戚、石矛、石镞等兵器，与聚落环境的形态也是相适应的。遗址的文化层堆积达3米厚，说明古代人类在此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经清理辨认出属于商时期的房址有24座，这些房子都是地面式，屋内地面用5～10厘米的纯净粘土铺垫，较坚实，有的经火烤而成红烧土面。房子的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和圆角方形几种，如18号房子，近圆形，直径3～35米；14号房子，圆角方形，面宽4米，进深5米；均有门道。房址周边有柱子洞遗迹，圆角方形的房子转角处以双柱为一组，这种房子的屋顶部可能是四面坡，从房址的倒塌堆积看，屋墙似是木骨泥墙。而圆形房子的屋顶部可能是攒尖顶，屋墙有可能是用茅草编织而成。这些面积不大的居址，应是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反映。

　　在遗址中还清理了几座墓葬，土坑竖穴，属小孩墓，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随葬品只有1～3件陶器。其中三号墓长115、宽045～06米。居住区与埋葬区仍然没有严格的分离，是岭南地区商时期遗址保留了早期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一个方面。虽然没有发现青铜器，但参考周边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村头遗址已属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出现了石牙璋一类礼器和戈类兵器，说明这时期已踏进岭南早期文明的门槛。

　　村头遗址的居民以采集贝类和渔猎为主要食物，其中有的猪、狗或许已有家养。淀粉类食物是否有水稻尚不能确定，但遗址地层中有一种遗迹，浅盘形，内底略圆，外底方形或圜底，有编织痕迹，用泥灰拌筑并经烧烤而成，口径25～35、深30～40厘米，疑是晒盐的用具，未能确认。而从距今5000年的粤北石峡遗址已有大量水稻来看，村头遗址居民当有稻米类食物，当然不排除是交换贸易所得。村头遗址的陶器已达到相当高的制作水平，其中部分已属硬陶，扣之有金属声，印纹陶种类很多，黑陶中有磨光陶，器类中明显可见中原商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如陶器上的折肩风格、豆类中的假腹形态和仿铜器的云雷纹样等。中原商文化的南渐在广东各地这时期的遗址遗物中已有较多的反映，尤以牙璋器最为明显。

　　商时期的遗址在东莞东部的谢岗镇大龙村榕树岭也有发现〔11〕，未进行详细发掘，仅清理一座墓葬，长23、宽06米，随葬陶器有釜和圈足壶各一件。遗址中还发现有柱子洞遗迹，采集到石戈、石锛等兵器、工具。推测这处地点也同样是居住区与埋葬区同处一地，但居民的居住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才能明瞭。

　　三、周时期的东莞居民

　　周时期的遗址在东莞东城区有柏洲边村的猪牯岭〔12〕、峡口〔13〕和上桥村北的石角头遗址，三处遗址相邻不远，都在东江南支流的南岸。猪牯岭遗址面积约为一万多平方米，峡口遗址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在谢岗镇的大龙竹头角山、金满湖后山、大厚打鼓岭等地也发现周时期的遗址〔14〕。以考古类型学观察，这些遗存大体可分成两段，第一段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夔纹陶器为主要特点，可见于竹头角山和打鼓岭，其中竹头角山是一处墓地，打鼓岭则是一处居住址，均未进行考古发掘，详细情况尚不清楚。第二段为战国时期，下限或可到汉初，以米字纹陶器为主要特征，见于猪牯岭、峡口和金满湖后山，其中猪牯岭、峡口和石角头遗址三处遗址均属居住址，而金满湖后山则为墓地。这时期居住区与埋葬区已有严格的分离，这已为博罗横岭山周时期墓地所证明〔15〕。

　　这几处遗址只有猪牯岭遗址在2006年2～4月经考古发掘，面积1000多平方米。共清理了东周时期水井3口，灰坑8个，与房屋建筑有关的遗迹现象数处。

　　一号井（H1）的井口近椭圆形，口径1～12米。井壁斜直，向下逐渐收缩为椭圆形平底，底径05～04米。井的上部已被早年破坏，现存深度为136～146米，填土内含小石块、烧土颗粒以及残碎硬陶陶片等。井底部为细密的淤积土。井内填土与井壁剥离程度较好，井壁上可见清晰的工具凿痕。井内出土器物有原始瓷瓿、陶罐、陶器盖、陶盒和陶瓮等。

　　四号井（H4）的井口近圆形，直径086～096米。井壁不平，由上至下逐渐收缩，圆形平底，底部直径039～044米，井的上部已被早年破坏，现存深度为175米。填土内含石块、烧土颗粒、木炭块以及破碎陶器等。井底部为细密的淤积土。井内填土与井壁剥离程度较好，井壁上未见加工工具痕迹。井内出土陶器包括陶钵、器座、陶瓮、砺石等。东莞发现的这类先秦时期的水井，是广东省的首例，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井，堪称广东第一井。

　　清理灰坑7个。坑口多为圆形，深度不一，相互之间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

　　H5为椭圆形竖穴状灰坑，坑口为椭圆形，南北长16、东西宽11米。圜底。出土陶片纹饰多见米字纹、方格纹、方格对角线纹等。个别陶器施青黄色釉，有的陶器施红色或酱褐色陶衣。可辨器形有卷沿罐、敛口罐、器盖、钵，还有原始瓷瓿、原始瓷杯等。

　　H6为锅底状的浅穴坑，已清理部分呈半圆形，直径285～035米。陶器碎片多为泥质灰色硬陶，器形有施红衣的陶鼎、陶罐，饰米字纹或方格纹的陶罐、陶瓮、陶钵，以及原始瓷杯等。部分陶器器表可见有刻划符号。

　　清理出一条灰沟（G2）。呈东西向延伸，东西残长4、南北残宽03～05、深025～04米。沟壁内斜，形状不甚规则，沟底不平大致为东高西低的缓坡状。沟内出土器物主要是陶罐、陶瓮等，饰方格纹、米字纹。

　　遗址中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包括建筑物的墙基槽、柱洞和夯土遗迹（H11）三种。

　　墙基槽的平面成长条形东西延伸，已清理部分东西长32、南北宽025～035、深008～01米。壁斜直，底近平。应是房子墙体的遗迹。出土陶片及原始瓷片多细碎无法复原，部分陶器器表施陶衣。

　　柱洞有多个，属房子遗迹的一部分，因遗迹整体结构已被破坏，房子的形状不明。柱子洞平面近圆形，洞壁上部斜直，下部略收成直壁，平底。口径03、底径约018、深045厘米。

　　夯土遗迹（H11）的整体形状已不清楚。现存的部分为直壁直角，推测整个遗迹单位为长方形竖穴结构的可能性较大，东西残长25、残宽08～17米，底部弧形略凹。填土内含烧土颗粒、炭粒和陶器、铜器残片等。遗迹包含有两层填土，均夯筑，但未发现夯窝、夯层现象。综合考察，推测夯土遗迹可能是某个建筑物（房子）的基础部分。

　　猪牯岭遗址出土的陶片数量比较多，尤其是灰坑、水井等遗迹单位中的出土数量更大。硬陶烧成温度高，质地坚硬。器表多装饰有方格纹、米字纹、方格对角线纹以及弦纹与水波纹组合等，陶器的种类有炊煮器鼎、釜；盛储器罐、瓮等；饮食器杯、钵；以及日用器盒、器盖、器座等。

　　出土的原始瓷器数量不多，器类主要有瓿、杯、器盖、钵等。还有未能复原的瓮、匜等器类。这些原始瓷器的瓷土经过淘洗，多为灰白色，器表均施青緑色或者黄緑色玻璃釉。为了增加胎釉之间的附着力，器物表面多刻划有弦纹、弦纹与水波纹以及竖条纹等纹饰，但釉面与器胎的结合效果仍不理想，器表的釉质大多脱落。

　　与猪牯岭遗址同时期的遗存也见于广东增城西瓜岭、始兴白石坪、博罗银岗等地〔16〕，但它们都属于窑址。还有揭阳面头岭、广宁铜鼓岗、龙嘴岗、封开利羊墩等遗存则属于墓葬〔17〕。猪牯岭遗址属于居住遗址，其年代为战国晚期，下限可能进入秦至汉初。

　　猪牯岭遗址发现的遗迹包括水井、灰坑等生活设施以及同建筑物有关的遗迹（如墙基槽、柱洞和作为建筑物基础的夯土坑等）。这些遗迹现象与古代居民的居住活动密切相关。联系到遗址中出土器物多有使用或烧烤痕迹，可以认定猪牯岭遗址是一处战国晚期至汉初先民居住和生活的聚落。广东以往发现的同时期遗存多为窑址（如白石坪、西瓜岭、银岗）和墓葬（如利羊墩、面头岭、龙嘴岗），这次发掘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居址资料，在广东省内所见不多，过去已发掘的地点仅见于深圳南头叠石山战国遗址一处〔18〕。叠石山遗址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柱子洞遗迹，也有灰坑，因为遗址中不见有居住硬面，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干栏式建筑。而猪牯岭遗址有墙基槽遗迹，或可说明是有地面式的房屋建筑。虽然这两处遗址的居址整体结构未能确定，但已有的遗迹暗示有不同的建筑体，这些居址的资料为探索当时的社会结构、族群构成、聚落布局以及经济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叠石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丰富，遗物中以夔纹陶器和米字纹陶器最具特征，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前者约在春秋时期，后者约在战国时期，发掘报告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2250年（经树轮较正），而将遗址年代推断在战国中期前后。就出土遗物分析，猪牯岭遗址的陶器中多数在叠石山遗址可以见到，因此，猪牯岭遗址的年代应与叠石山遗址晚期相当。

　　猪牯岭遗址总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莞深高速公路第三期建设工程的施工范围目前仅涉及遗址的东部和北部，而处于该工程施工范围之外的猪牯岭遗址西部和西南部目前保存情况尚好，这部分东西长约70、南北宽约80米，总面积接近6000平方米，还有机会可作更多的考古发掘。

　　猪牯岭遗址周边区域同时期的遗址还有多处。沿东江南支流的河岸阶地上，以猪牯岭遗址为中心直径2公里的范围内还包括有峡口村西北的峡口遗址以及上桥村北的石角头遗址。这些同时期的遗址共同构成了具有区域性特点的聚落群，但由于其他遗址尚未发掘，这些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在聚落群的地位、性质，目前还无法做出进一步的推测。

　　

　　注释：

　　〔1〕李子文：《广东东莞市蚝岗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98年第6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市南城区蚝岗遗址初步发掘简报》，《华南考古》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151～178；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东莞市三处贝丘遗址》，《考古》1991年第3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市万福庵贝丘遗址考古调查报告》，《广东文物》2003年第1期；莫稚：《广东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载《南粤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180～238。

　　〔2〕莫稚：《广东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载《南粤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180～238。

　　〔3〕邱立诚：《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岭南考古研究》第5辑，香港：香港考古学会出版，2006年，页118～131。

　　〔4〕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5〕吴雪彬等：《广东菩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邓聪：《东南中国树皮布石拍使用痕试释——后山遗址石拍的功能》，《揭阳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239～251。

　　〔6〕陈志坚：《雷州市英利镇那停村出土一件大型石铲和一件有段陶拍》，《广东文物》2005年第1期；邓聪：《海南岛树皮布的几个问题》，《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页288～303；邓聪：《从二重证据法论史前石拍的功能》，《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33～154。

　　〔7〕张文光等：《东莞市蚝岗新石器时代遗址1号墓人骨鉴定报告》，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第3辑，香港：香港考古学会，2003年，页55～58。

　　〔8〕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3期；杨式挺：《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页６～18。

　　〔9〕杨式挺：《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页81～91。

　　〔10〕邱立诚等：《东莞村头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广东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70～7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９期。

　　〔11〕资料引自2005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冯孟钦对惠莞高速公路东莞段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

　　〔12〕资料引自2005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冯孟钦对惠莞高速公路东莞段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

　　〔13〕王健等：《东莞峡口遗址调查》，《广东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82。

　　〔14〕资料引自2006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峻对莞深高速公路第三期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

　　〔1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16〕莫稚等：《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年第3期；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的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第4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第6期。

　　〔17〕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揭阳县战国墓》，《考古》1992年第3期；魏峻：《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揭阳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51～10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利羊墩古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18〕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