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德善，桂林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研究了广西石室墓的地域分布、墓地情况、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组合特征，并与贵州及三峡地区的石室墓进行对比。分析表明，广西汉晋石室墓有较为明显的地方特色，其文化面貌与战国秦汉之际当地的土著文化有一定的继承性。

　　【关键词】广西　汉晋时期　石室墓　葬俗　族属

　　Abstract:Basing on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grave area,shape and structure,buried implements of the mastaba in Guangxi Province, compare with mastaba which were founded in Guizhou a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It shows that the mastaba in Guangxi of Han and Jin period have a local character, whose culture inherited from the aboriginal culture earlier War state and Qin period.

　　Key words: Guangxi　Han and Jin period　Mastaba　Burial custom　Clan

　　

　　广西范围内的石室墓分布的地域性、时代性、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已为考古工作者所注意，并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本文在现已公布资料的基础上，做一些尝试性地探讨。

　　一、分布

　　广西石室墓的分布地域性特点很强，流行的阶段性特征亦很明显。此类墓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地区的梧州、贺州、富川、钟山、昭平、平乐、荔浦等地，时代为汉晋时期〔1〕。

　　二、重要墓地概况及随葬器物特征

　　从现已公布的资料看，石室墓集中出土的较少，分布较为零散，大型的、单纯的石室墓地尚未见有资料发表，下面拟把有石室墓出土的整个墓地作为考察对象，以期有所收获。

　　1.平乐银山岭墓地。此处为一大型墓地，地处五岭山脉都庞岭南侧、湘桂走廊东侧。墓地在银山岭的西北麓，分布范围约2万平方米。1974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共清理墓葬165座，发掘报告推定战国墓110座、汉墓45座、晋墓1座，时代无法判断者9座〔2〕。时代清楚者除1座晋墓为石室墓外，余皆为竖穴土坑墓。关于110座战国墓，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其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断代偏早，笔者亦认为应属秦汉之际，与同一墓地西汉前期的墓葬不能区分〔3〕。该墓地使用时间跨度长，文化面貌复杂，既有秦文化的因子，又有楚文化的因素，也有较大量的汉文化遗存。前期墓葬的规模均较小，形制简单，普遍有在墓底设置腰坑的现象（发掘报告定为战国时期的110座墓中设腰坑的有87座，占此期墓葬总数的79%），有24座墓葬设有二层台，有的墓底铺一层卵石。随葬品陈放位置比较固定，组合也比较有规律。其主要组合为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仿铜陶礼器成组出现的机率非常低，随葬品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以实用器为主，其中有青铜兵器的墓不出陶纺轮，有陶纺轮的墓则不出青铜兵器，显然应与墓主的性别有关。有青铜兵器而无陶纺轮的应为男性，有陶纺轮而无青铜兵器的当为女性，富有地域特色。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日用陶器中的瓮、罐、壶等与中原已十分接近，滑石器、陶制模型明器开始出现，地方文化色彩有所衰减，但本地土著文化仍在顽强地延续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墓底铺卵石的做法；随葬陶器中有一类形制特殊的盘口、锥足鼎，与汉式鼎有明显区别，前后期都有随葬，整个银山岭墓地共出土陶鼎45件，此型就有40件，占到近90％，目前贵港、合浦出土汉墓集中的地区都没见到，只在桂东地区见到，是极富地域特色的器物之一；再有就是墓底设腰坑的习俗，直到西汉后期都在流行，设有腰坑的墓葬前后共有99座，占墓葬总数的60％，此种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部分地区内流行，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也是岭南腰坑最东的地点是在博罗横岭山；最西的地点是在红水河与刁江交汇处的都安北大岭；最南的地点在云开大山、云雾山以北的罗定背夫山；最北的地点临近五岭，在广西境内为桂林灵川马山，在广东境内为乐昌对面山。而以西江两岸附近地区最为集中。其分布的地理范围大致在五岭以南，青云山、九连山以东，云开大山、云雾山以北，漓江—桂江以东的西江流域。结合史籍的记载和当代学者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的研究，应是西瓯族的葬俗。此种葬俗在岭北楚地也有发现，但远不及岭南流行，且有腰坑的一类墓葬与楚文化墓葬文化面貌区别明显，如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中的Ⅳ类器物组合墓38座，其中3座有腰坑，属百越文化遗存〔4〕。因而有学者认为银山岭“战国墓”属秦平岭南时期的秦戍边吏卒墓，所代表的是秦灭楚后的故楚地文化〔5〕，是值得商榷的。

　　2.阳朔高田龙盘岭、乐响墓地。龙盘岭墓地位于高田镇西北面龙盘岭西南的缓坡地带，发掘墓葬32座，其中土坑墓16座、砖室墓13座、砖木合构墓1座、砖石合构墓1座、石室墓1座，少数土坑墓墓底铺有鹅卵石或石片，墓葬时代为东汉前期到南朝时期。乐响墓地位于高田镇东面约6公里的缓坡地带，四周环山，发掘墓葬5座，都为石室墓，时代为东汉前期到三国时期。此处墓葬类型复杂，时间跨度大，由此可以观察到由东汉到南朝墓葬形制及构筑方法渐趋简化的趋势。随葬器物基本为日常生活用器，常见器形有鼎、壶、罐、双耳罐等，屋、仓、灶、井、滑石器等模型明器不多见，仅2墓见到此类器物。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器物造型等与桂林、贺州、梧州等地汉代墓葬相似，而与合浦、贵港等地有较大差异，发掘报告认为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6〕。

　　3.昭平界塘、乐群墓地。界塘村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2座，1座为砖室墓，1座为石室墓。乐群村共发掘墓葬13座，其中土坑墓7座，砖室墓1座，石室墓5座〔7〕。少数土坑墓墓底铺木炭或细沙或河卵石。随葬器物基本为日常生活用器，陶直身罐和双耳罐的组合较为普遍，屋、仓、灶、井、滑石器等模型明器不多见，仅1墓见到较完整的明器组合。〔8〕

　　4.钟山张屋墓地。位于燕塘镇张屋村，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屋、牛庙古墓群的一部分。1994年在此发掘墓葬23座，其中竖穴土坑墓21座、石室墓2座。土坑墓中有4座设有圆形腰坑，少数墓室底部铺有一层木炭。时代为东汉。这批墓葬与广西各地汉墓有相同之处，但自身的特点亦较为突出：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多为生活日用器，组合形式以瓮、罐、壶为主，不见屋、仓、灶、井等模型明器；以土坑墓为主，石室墓次之，不见各地东汉时期的砖室墓；墓底设腰坑的葬俗在广西东汉墓中尚属首次发现。丧葬习俗与平乐银山岭有诸多相似性〔9〕。发掘者就已经认识到这批材料对研究广西的地域、民族文化有所帮助，但没有做进一步地研究。

　　其余属小规模墓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从各个有石室墓出土的墓地来看，与其它地区的汉墓在文化面貌上是有差异的：与汉墓最为集中的桂东南（以合浦为例）相比较，带腰坑的墓式在桂东南地区尚未见到，而这种型式的墓葬却在桂东、桂东北地区墓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石室墓在桂东南尚未有发现，而同时代桂东地区的砖室墓却远不如桂东南地区发达，形制相对简单，规模较大、形制复杂的砖室墓在桂东南地区才有发现。随葬陶器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域特色，除前文提到的陶鼎外，一类器身近直的四耳罐主要见于桂东，陶提筒主要见于桂东南。与同处桂东无石室墓分布的一些汉墓墓地亦有差别，如随葬屋、仓、灶、井等模型明器的现象很少见。而在一些无石室墓的墓地则较为流行，如兴安界首清理的7座汉晋墓，以砖室墓为主，每墓都有陶灶、釜、甑等模型明器随葬〔10〕。《礼记》中有载“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殉乎？其曰明器，神明之也。’”〔11〕可见用明器随葬是中原地区倡导的丧葬习俗之一，而在有石室墓的墓地并不流行。但石室墓与同一墓地的其它类型的墓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尚不能在文化上区别开来，这也正是本文将整个墓地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亦为我们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石室墓形制分析

　　广西汉晋石室墓根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分为二型。

　　A型，凸字形，此型较常见。根据墓室顶部形状可分三个亚型。

　　Aa型，券顶墓。如平乐银山岭晋墓，墓室长32、宽21米，拱券顶，发掘前已自然塌陷，高度不明。所用石料均是经火烧烤过的石灰石块，向内的一面平整。甬道长方形，未砌石，长1、宽14米，时代为东晋〔12〕。

　　Ab型，穹窿顶。如阳朔高田XM5，由墓室、甬道、封门、墓道四部分组成，有封土。墓室近正方形，长29、宽28、深37米。甬道长23、宽12、深152米。用不规则石块叠砌而成，石块多为长方形，未经加工〔13〕。

　　Ac型，平顶，盖石板。如界塘M2，墓室长36、宽276、残高075米，有封土。墓室四壁用自然石块砌筑，壁面平整，石缝无泥浆抹隙。墓底为铺石板之类，墓顶用石板条横盖，最大的石板长58、宽08—1米〔14〕。

　　B型，刀形。有详细资料报告的仅一例，阳朔高田XM1，有封土，墓向220°。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穹窿顶高13米，高出地表，覆盖表土形成封土堆。斜坡式墓道。封门上有一长方形石块压顶，下面为不规则长方形石块错缝横砌而成。甬道长21、宽12米，其左壁与墓室左壁在同一平面。墓室长32、宽216~22、深242米。墓底平整，墓壁及穹窿顶用不规则的石块叠砌而成，多为长方形，未经加工，墓壁石块较大，起顶处石块较小〔15〕。

　　四、来源及族属探讨

　　有学者推测，石室墓的主人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或族群，他们从外地迁入广西东部地区，虽然生活环境改变，但信仰没有变，其群体（族群）的一员死后用石块砌成墓穴然后埋葬〔16〕。广西石室墓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明显的共同性，地域分布范围稳定，历史年代大体一致，认为其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或族群，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这一群体或族群是否为外地迁入，这需要仔细考察。汉晋时期的石室墓，不唯独广西见有，全国其它地区也有不少资料发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有两大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一是长江三峡地区，尤以重庆市万县、巫山，湖北巴东、秭归、宜昌，即重庆与湖北交界处为集中；二是贵州省，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西、安顺、兴仁、平坝、清镇、兴义等市县。

　　虽同是石室墓，但三地的文化面貌差异较明显。三峡地区的石室墓，学者们认为絶大部分都不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与当地的汉文化的砖室墓是一致的，仅是建筑材料材质的差别，往往不加以区别对待〔17〕。如四川武隆县江口镇蔡家村汉墓，为券顶石室墓，墓室长662、宽234~246米，墓室中部以石板横立拼合石栏，把墓室分成前后两部分，后部拼合为石栏，填土为台，台东侧用砾石围成方框，随葬器物与当地汉文化墓葬无异〔18〕。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三峡地区部分石室墓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如巴东罗坪墓地的11座东汉早期墓葬，有岩坑墓、岩坑石室墓、土坑石室墓，墓葬规模较大，长、宽大致分别为6和3米左右，墓室结构较为复杂，石料大都经过粗加工，流行二次葬、家庭成员合葬，陶瓮棺与木棺同穴，多者有一墓4件瓮棺的。随葬器物有自己的传统习俗，仿铜陶礼器与与模型明器都未见有，或可说明是一种有地方特征的土著文化〔19〕，在一些方面与广西石室墓有类似之处，但三峡地区仍以巴东罗坪墓地为例，盛行多人合葬，流行瓮棺葬，有一种陶制瓮棺，器形特别，在岭南尚没有发现类似的器形。贵州石室墓与广西石室墓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前者形制复杂多样，有的设有壁龛，有的墓室内有二层台，还有个别墓底有腰坑。石料内向面一般多经过人工修整而比较规整，与四川石室墓较为接近,如贵州黔西县火电厂M28，平面呈刀型，券顶，墓室长31、宽194、高204米，墓室后端用石块相隔，石块间用土夯筑有二层台〔20〕。随葬器物组合也有自己的特点，当地学者亦认为贵州石室墓应是与汉文化的砖室墓并列发展的墓型，出土器物与砖室墓相同，“就其形制与当地的砖室墓比较，也能看出以石代砖的线索。”〔21〕兴仁清理的M5，是一座砖室与石室同冢的夫妻合葬墓，在一个封土堆下，修造平行的两个墓室，墓向一致，石室居东，石料加工平整，砖室居西，用材以砖为主，间用少量石料〔22〕，或也可说明贵州地区砖室墓与石室墓并无文化的差异。而广西石室墓墓室构造相对简单，普遍利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石料或只做粗略加工，规模比三峡石室墓要小，有合葬墓，但尚未有明确的多人合葬墓发现，随葬器物及其组合也有地域特点。如昭平界塘二号墓，墓室长36、宽276、残高075米，墓室四壁用自然石块砌筑，壁面平整，石缝无泥浆抹隙。墓底铺石板，墓顶用石板条横盖，最大的石板长58、宽08~1米，其构筑的难度显然比砖室墓要大得多，可以推测与同时代的砖室墓并不仅是建筑材料的差别，石室墓是有其文化特质的。应是某一族群特有的丧葬习俗的反映。

　　另外，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三地的石室墓找不到相互传播的路线。当然，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地下资料尚未被发现；另一种就是属于文化传播方式中的“迁徙”。但从这三地的石室墓的时代来看，大致是属于同一时期，即汉晋时期，似为平行发展关系，渐次传播的可能性不大。若广西石室墓是外来文化，族群迁徙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秦汉以来，为适应政治上的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短时期内大量的人口迁往它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种迁徙会形成文化传播中的“飞地”与“插花”现象〔23〕，其原有文化因子在迁徙中的损失会比较小，到了新的地域后，与原迁出地的文化面貌会保持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但正如上文提到，三地石室墓文化面貌的差异是明显的，目前把三地的石室墓联系起来，尚有诸多困难和不确定的因素，在没有更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其中的必然联系以前，本人倾向于广西汉晋石室墓属土著墓葬文化，即为西瓯族后裔的丧葬习俗之一。

　　笔者推测，广西的石室墓很可能并非外来族群所带来的丧葬习俗，而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世居民族的葬俗受汉文化影响而演变的结果。这是有线索可寻的。据史籍记载和学者的研究，石室墓分布区域在战国秦汉之际百越中的一支——西瓯族的活动中心地区。关于秦平岭南最终战胜西瓯及南越国灭亡后西瓯的去向，学者多有论及，主要有这么几种走向：一是留居本地，融入汉民族当中。中原对岭南的大规模战争及对岭南政策性、针对性的移民，使一部分岭南越人融入中原民族中，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二是向今广西西部退缩。施铁靖先生认为“秦军南下以前，在今广西政区内的古西瓯历史地理， 大致包括今广西的桂林地区、柳州地区、贺州地区、桂平、贵港地区、玉林地区、河池地区以及红水河流域。秦朝设置桂林、象郡以后，直至汉代秦，赵佗建立南越国，西瓯历史地理则退缩至河池地区及红水河流域。汉武帝平南越以后，即在河池地区设置定周县，从此西瓯在中国历史上不复存在。”〔24〕三是融入骆越。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瓯与骆原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西瓯在北，骆越在南。秦朝时，两支越人为了共同扺抗秦军南下而结成联盟，因而有瓯骆之称〔25〕。因此在骆越之北遭遇秦军强大攻势的西瓯必有部分融入骆越之中。四是逃居山林。秦平岭南的战争，历经数年，西瓯终为秦军所败，其势力被削弱，秦平定岭南后在其地设郡县，徙汉民与之杂居，使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一部分西瓯越人已被先进的汉文化所融合，“但更多的部分则由于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民族传统。”〔26〕客观地分析，西瓯的走向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因而这几种情形都是有可能的。但第一种观点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秦平岭南的军事、政治行动，实际上是秦文化南下岭南，凭藉其强势对岭南文化实行强制性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涵化”过程。土著民族对外来强加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迁移到更边远的地区；另一种是如果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统治的时候能够依然坚持自己的一些传统，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融合〔27〕。这种融合的趋势是土著文化融入到汉文化当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汉化虽是一个总体趋势，但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完全同化并非易事，在秦汉考古文化因子的辨识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文化的趋同性，但更需要我们捕捉文化相异性的心理准备，冲破文化一统的思维定势。这早已有学界前辈对我们提出告诫，如容观琼先生针对有学者提出的“随着岭南古越族和华夏族相溶合，岭南古越族文化消失在汉文化的洪流之中。这一文化变迁模式，不但是岭南古越族发展的总结，同样适用于百越地区其他的变化”。具体说，岭南地区“到了西汉后期有本地土著特征的文化面貌逐渐淡化而消失，最后与中原先进文化融为一体”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典型的盲目自尊的心态为研究设置框框，将极度妨碍史学工作者科学地、客观地去考察研究具体的历史事实，不利于岭南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28〕。对于中国历史上文化“大一统”趋势的认识我们也需要观念上更新，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措施，只是官方主流文化的一种期望，是为政治集权服务的措施之一，实际上中国的民间文化仍然是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多姿多彩的，否则我们现代的五十多个民族怎么会区分开来呢！我们不能为大一统的政治需求所蒙盖，而看不到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西瓯与中原民族的融合速度可能并没有那么迅速，广西境内东汉时期的腰坑墓、汉晋时期的石室墓，很可能就是西瓯后裔的遗存。

　　五、余论    

　　商周以前的墓葬“不树不封”〔29〕，密闭埋藏，从考古材料来看，到春秋时，坟丘开始出现，与《礼记》所载“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30〕大致相符，说明坟丘最初是一种标识，以便于后人到墓地祭扫先祖，与儒家的“慎终追远”〔31〕思想相符。发展下去，坟丘的大小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埋藏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密闭埋藏发展到构筑带有空间的室墓，也反映出人们生死观念的变化。人死后是否有知，《礼记》载有“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32〕。虽然儒家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到了汉代，儒道杂揉，生死观念发生较大转变，丧葬礼俗也随之变革，事死如生的观念得以确立，并随着政治大一统的实现有趋向统一的倾向。

　　广西汉晋石室墓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但这种墓葬形制显然是受到汉文化砖室墓的影响而出现的，其墓室构造演变与全国的“由传统的平顶出发，到倒楣式构造为特点的屋殿顶→拱顶→券顶→四面结顶式穹窿顶”〔33〕规律大致是一脉相承，同步发展的，体现的生死观念也大致趋同，“穹窿顶墓室本身就仿佛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再是单纯埋葬死者鬼魄的空间，而是构成一座可以通天、地两界的理想装置。”〔34〕这是中原文化强势影响的结果。但各区域由于地理环境、民族、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又会有地域性特点，特别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使边疆地区的土著民族较为顽强地保留或在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加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丧葬习俗。广西汉晋石室墓和随葬的一些具有特色的器物以及特定的随葬器物组合形式等，很可能是物化的民族文化象征符号，是西瓯族后裔民族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果。或许也是“物质文化的区分程度与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排斥程度相关。当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加剧时，两者之间物质文化差异将更加彰显”〔35〕理论的验证。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管之见，能否成立，尚需更为充实的资料加以验证。

　　

　　注释：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3〕洪德善：《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探讨》，《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5〕容达贤：《广西平乐银山岭墓群的时代与墓主》，《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01。

　　〔6〕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阳朔高田镇古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132~225。

　　〔7〕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8〕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阳朔高田镇古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132~225。

　　〔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兴安界首汉晋墓的清理》，《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295。

　　〔11〕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111。

　　〔1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晋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3〕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阳朔县高田镇古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160。

　　〔1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5〕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5年阳朔县高田镇古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160。

　　〔16〕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钟山县英家马山头、伏船岭发掘的三座古墓葬》，《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370。

　　〔17〕蒋春晓：《三峡地区秦汉墓的分期》，《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1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武隆县江口镇汉墓清理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罗坪墓葬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120~165。

　　〔2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2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2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23〕田名利：《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迁徙》，《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24〕施铁靖：《汉代西瓯历史地理与定周县》，《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5〕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百越研究》第一辑，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页1。

　　〔26〕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

　　〔27〕\[美\]威廉·A·哈维兰着，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马广海着：《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28〕容观琼：《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 期。　

　　〔2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33。

　　〔30〕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6。

　　〔31〕钱穆：《论语新解》，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页13。

　　〔32〕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6。

　　〔33〕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278。

　　〔34〕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280。

　　〔35〕伊恩·霍德等着、徐坚译：《阅读过去》，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