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佛山

　　吴趼人的故乡——佛山，历来有不少别称：季华乡、佛山渡、佛山堡、汾江镇、粤中、禅城、禅山、大都会、大聚等等，生动而又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沿海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由一个普通乡村—渡口圩—市集—市镇—城镇—工商大都会发展的全过程。而正式名称“佛山”，却是在唐代当地乡人纪念外来宗教的一个传说中诞生。观念之开放，确令人意外。

　　东晋隆安二年（398），罽宾国（释迦牟尼故乡附近，今克什米尔）有僧人达毗耶舍法师来珠三角渡海登岸，在今天称为佛山的塔坡岗搭棚寮讲佛经，当地父老称听经之地为经堂，并为大师建塔坡寺弘扬佛法。法师回国，遗下三尊小佛像。唐代贞观二年（628），众人在塔坡寺的废墟处掘到三尊小佛像，并认为这里是“佛”家之山，取名为“佛山”。这个“佛山”地名起源的传说，正好说明瞭以外来宗教文化的融入和以“佛”来命名本地地名，是佛山人民的文化性格中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标志。岭南是禅的故乡，佛山禅思尤盛，因而亦称禅城。〔1〕

　　据最早的历史文献，元末从外地迁入的氏族称此地为“南海县季华乡”。明代洪武，初籍天下户口，编黄册，佛山始称“广州府南海县五斗口司西淋都佛山堡”，稍后，因扺御黄萧养农民军，皇帝又赐名为“忠义乡”。

　　佛山在明末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冶铁、陶业为中心，四处商贩辐辏的工商业大都会。清代在康、雍、干三朝的黄金时代，佛山以冶铁、陶业、丝织业（棉纺业，染织业）和百货集散四大产业为支柱，又以物流中心辐射中外市场。以广东省内商务而论（不包括外贸），由清初至鸦片战争前，佛山以弹丸一小镇，执全省之牛耳，虽谓奇迹，亦絶无夸张。在全国，佛山向与汉口、景德、朱仙共享天下四大镇的美誉；又与北京、汉口、苏州齐膺“天下四大聚”〔2〕的殊荣，登上了工业制造与业商如日中天的高峰。但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慢慢地从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遽然毁灭。佛山人的后辈们包括吴趼人只能在文献和遗址中回忆昔日的辉煌，直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开放改革，佛山地区才大步走上现代化轨道，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之一个重要核心。

　　身居京师二十多年，刚由北至南见过世面，回到故乡的吴趼人的父亲升福，看见佛山的繁荣规模和大都会的气派，大吃一惊：……中央有祖庙北帝真武坐拥龟蛇，以镇南海波涛，庇商护农。市区分二十七铺，包括大街小巷六百余条；专业行店二百余家、工商店户四五千以上，人口几万余家；城内十三市，城周六大圩；十二条河涌穿行环绕而过，桥梁六十多座；河道上，西北江停船鳞次栉比，货船与码头的叫喊声，喧腾似浪，响彻云天。而城内汾水旧槟榔街最为人头涌涌，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冲天招牌，较京师犹大”〔3〕。西洋人在那里备下二十多间房为货栈，外国订单不断，造就了岭南市场既独特又重要的出口商品采办基地和加工中心。店铺柜台又摆有导购导游的《佛山街略》。这张道光十年（1830）的导游指南，除写出六市十二圩期和市内各坊里货色外，还指明：“大树堂坊盐场大使吴公逸兄弟，文风日盛，现今按察”；“高第坊西有花园别院，吴（荣光）举人读书处”；“公正坊卖蒲缎、布鞋。东往桑园吴郎中（荣光）逸居”。〔4〕 《街略》所指吴氏三处名胜，道光初年已变成游览景色和佛山人引以为荣的名人居所和怀旧之地，说吴荣光事迹生前已融入佛山人文地理和风光景观标志，以及成为儒林学子的精神偶像，此又一证。

　　虽说是五口通商后，市场洋布日多，洋铁充斥，佛山渐走下坡，但还仗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还有三斤钉，支撑着佛山街道的表面繁荣。

　　梁启超在谈到家乡特点时说过：广东是一个“富而通”的省份。“富”是指包括他家乡新会县的大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生活水平较他处为高。“通”，一是指地近海洋，十三行外贸得天独厚，与西方科学文化接触较早，因而广东人文性格重商，较开放而包容，得风气之先；二是指具有开拓创新性。广东人的姓氏宗族本来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在开拓性强、敢为天下先这一点上和上海人极为相似。难怪把半个中国的社会秩序、文化思想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各领风骚的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洪秀全的家乡地望全在珠三角。这四个吴氏的同乡，近代的大人物，都曾经对吴趼人的思想或实践，甚至创作道路，产生过重大和错综复杂的影响。

　　以追求利润和物流四海来说，商业和自由精神是天生的联盟。透视这个由小小的分府同知官管辖下，只有十几名兵丁驻守的庞大工商都会佛山，便发现佛山在清代已经形成以强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后盾，商绅领导为主的民间自治组织——大魁堂（机构在祖庙）。它以市民自我管理为宗旨，不断坚决扺制官方干预，这是中国城市史上一道罕见而又特殊的美丽彩虹。

　　这个沿河而建的商业大都会佛山，从古到今，自由流通。四周被珠水包围，水不扬波，空明清澈，毫无设防，陆上更连一道竹子篱笆所造的城墙都没有。这就把中国几千年传统城市之“城”的基本军事攻防职能轻轻化抹去，剩下一半的“市”，却继承了中国黄河长江两岸一百多个姓氏宗族，从北方带来的《东京梦华録》和《清明上河图》式的中国民间个体商业基因和种子，以及追逐资本的自由天性。

　　其次是由上述演化而来、市民们万众一心顽强和不屈的自治精神。嘉庆十七年（1812）。设在祖庙的民间自治机构大魁堂把佛山义仓的控制权交由二十七铺（相当于二十七个大于街道的社区）选举而来的值事管理，这就大大提高了城市商人、官坤共同管理和义仓自治制度的社会透明度，受到市一致民欢迎。

　　道光四年（1824），岁饥，义仓开仓赈济。一时謡传仓谷被司事侵吞……，马上全城市民马上走出大街小巷，议论纷纷。官府乘机要把义仓收归官府。岂知官方此举比前事更为激起了民情愤怒的火山爆发……。

　　“把偷米的老鼠贼抓起来！”“硕鼠，硕鼠，三岁贯汝。”连往日温顺的读书人也叫将起来。人们仿佛约定，井喷式地涌向衙前大街，冲向衙门，冲向义仓……。

　　同知衙门和巡检司署相继被砸……。驻佛文武四衙官员惊慌不已，束手无策。身在广州的大魁堂值事举人冼沂闻警立即赶回佛山镇，站立在义仓门前的高台，向怒众誓言担保：佛山义仓“如有亏短，惟冼某是问。”众怒才逐渐平息。自此，但凡省府或两广总督多次重提义仓回收归官之事，或提取义仓款项，无一不遭到以佛山商民为后盾的民间自治机构大魁堂的坚决扺制，再由地方官代为陈情；经过反复的较量，官方终归顺乎民意，妥协让步。〔5〕这是中国历代城乡行政管理史上难得而罕见的一个进化。

　　道光十三年（1833），佛山五斗口司和黄鼎司指使佛山七市米户低报米价（全省以佛山米行价为标准价），以扺补库平银与洋元的低水差价，并从中牟利。大魁堂值事们查知后，即出示公启制止。官方恐民商起事，理亏妥协。事后大魁堂还坚决誓要与官府“理论”，显示了佛山民间自治机构的独立决策地位和权威力。随着历史发展，1905年清廷预备立宪时，佛山正式成立自治会，会员二百余人；民国元年（1912），佛山议会成立，议长是吴趼人之祖叔吴荃选。〔6〕这是吴氏少年的故乡和佛山文化所可能给予他的人文环境龢民间营养。

　　

　　吴升福一家人终于在吴趼人三岁时回到了佛山吴氏大树堂老宅，——园林式的大宅院；回到了一个小孩子可以在池塘游泳；在宅园爬树，打鸟的快乐天堂。

　　开灯和上谱是三岁的吴趼人第一次受到吴氏家族传统的沐浴洗礼。

　　吴氏大树堂风光无比的时代，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随着吴荣光的去世而逝去；高墙大宅和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大门题匾——“大树堂”，终究也遮掩不住骨子里的穷酸。今时，吴氏家族再无五品以上显赫之官员在朝了，这显然是以官为本位的上层阶层家道中落颇为重要的标志。

　　虽然升福官微言轻，在吴氏家族内毫无地位，但作为男丁，吴趼人的出世和回乡，究竟是吴荣光—尚志的一脉。于是吴氏佛山始祖吴化龙的后代各支各派都集中到栅下（今忠义路）吴家老祠堂，为吴趼人（宝大）开灯、上谱（庆祝族谱男丁上名）……饮灯酒、猜拳和唱戏，着实热闹了几天。〔7〕等待儿子的喜事和父亲尚志丧事过后，升福已经余资无几了，更重要的是三口之家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又因父执向来除了官俸，无积蓄也无田地恒产，生活更显窘相。升福只好等待漫长的丁忧服满后，一个人告别妻儿，拖着孱弱的身子，在凄风冷雨中，到浙江宁波上任，做一个小小的巡检去了。

　　

　　疯狂的家族

　　有谁从富康人家坠入困顿的，大概可以窥见世人的面目。

　　吴趼人写过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戏曲、曲艺、诗歌、政论、寓言、笑话、文论，甚至广告，几乎无所不写。临死前还在写，可偏偏就没有写过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翻遍其几百万字的著作，钩沉出来的却只有零零星星，一言半句，吉光片羽。好像儿童和少年的生活从心灵流到笔尖，光芒就停止了，消失了……为什么谈锋甚健，驰骋文坛十多年的吴趼人对童年、少年和故乡的生活就那么避忌，那么讳莫如深？难道在内心的阴影里潜藏着许许多多不愿为外人所知的隐痛？难道在他童年心灵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创伤？……这是只有吴趼人本人才能知道的一个谜。

　　情绪是气质的特征，但应该还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复杂的、不稳定的遗传，不然就难以解释吴趼人六七岁时，那种近似母亲胆汁质兴奋型的性格。生性好动，求知欲强，常好与顽童游玩、爬树、恶作剧，有时搞得“调皮捣蛋” “头破血流”。〔8〕奇怪的是，这与他早殀的哥哥寿世，三岁时就老成持重，“进退揖让如成人”，稳重的平衡型气质多么的不同。吴氏这种一旦处于对立和刺激时就兴奋、激情，近于偏执的性格表现，成年之后，在他那公开发表的《〈吴趼人哭〉五十七则》〔9〕的文章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和充分。

　　就精神心理方面而言，综观吴趼人的一生，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如此深深的陷入一种由于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而归宿到忧患、困惑、惆怅的心理亚层的内心潜伏状态，与自身外在机敏、好动、活泼、幽默的个性相表里。试想，一个儿童日夜生活在潜伏着互相提防和敌视的家族世界里，那种孤立无援的形势，使他内心无法不产生和深藏着一种高度焦虑不安的心理和情感。

　　对心理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儿童的早期经验通常都具有决定一生的意义；而父母和家庭的生活环境状况对亲子的深远影响往往更是无法估量。

　　吴趼人的母亲刘氏，是河北直隶宣化县八里村人。先是随丈夫升福侍奉公公（吴尚志），回到佛山不久，丈夫到宁波上任，自己便和儿子趼人、女儿晓兰居住。吴趼人无论和母亲或妹妹的感情都十分深厚，尤其是一家三口不断受到族中“豪家”和族老的“凌夷”。吴趼人日后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专写了一回“恣疯狂家庭现怪状，避险恶母子离乡”，〔10〕来暗示由于吴氏家族的败落以及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遭受到那些刻骨铭心，“疯狂”和“凶险”的日子，足证吴氏曾经一门之内，甲第联翩，群从兄弟，几于人人有集，号称“簪缨之族，诗礼之家”的大树堂吴氏，已经堕落到“上帝要他灭亡，首先要他疯狂”的境地：

　　

　　“……母亲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哪里吃酒吃得满脸通红，反背着手，躄蹩着进来，向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在那里蒙胧着一双眼晴。一见了我，便道：“你……你……你回来了么？几……几时到的？”我道：“方才到的。”子英道：“请你吃……”说时迟，那时快，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来，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子英道：“你……你哭，先完了你！”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喊着飞跑去了。我正要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訇的一声，跌倒在地，叮当一响，那把刀已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道：“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我道：“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子英道：“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的狠了，要见一个杀一个。……”

　　

　　引文虽长了点，可却使人足以感受到吴趼人从童年到十七岁到上海寻生活之前的日子，全家是生活在一个怎样不断败落沉沦、疯狂窳败、腐朽的宗法大家族里。

　　假如吴趼人那本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的“母亲”，确实融进了作者母亲刘氏的影子，那么可以合理推测如下：

　　（一）吴氏的母亲原是一个性格开朗而有主见，感情又十分丰富的北方农村妇女，常和亲戚、年轻人谈天说地。

　　（二）吴趼人儿时，她常讲些幽默有趣的吴氏旧闻、乡间怪事和迷信故事，这点对她儿子日后对民间文艺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肯定吴趼人为了写作而收集各种逸闻和故事的习惯，可能来自儿时听母亲说故事奇闻的早期经验。其次，母亲个性强，有主见，说话表情生动的遗传，吴趼人几乎全部继承。以家庭教育而言，母亲对儿子似属于“多关心，少管束”的民主类型。家庭仅有一个小男儿，免不了有些溺爱。无论是儿童或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互相雠视的大家族世界里，小小的心灵是多么需要母爱的满足和情感上的支持。父亲因为全家的生计，远在浙江宁波，仕从九品收杂税的小官。在吴趼人的笔下，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小孩子对于一个二三岁就离开家庭外出的父亲，难能有清晰的印象。

　　（三）刘氏大概不会认字。三叔拿出她丈夫升福在温州任上发丧时所谓开支的账本，她根本不会看。当后来儿子告诉她叔父隐瞒了几千两银，不归还，她也不追问。从这一点看，吴趼人的母亲在家族里，是一个顾全亲情、息事宁人、心存厚道的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

　　（四）吴氏大树堂的族老以为她手中还有升福留下的几千两银子，天天老想办法挤她孤儿寡妇的“养命钱”，无奈一家三口只好相濡以沫，忍气吞声。临了，把儿子送到上海，日夜盼望儿子早日有出息，回乡接自己和晓兰到上海，离开这家族黑洞——一个凶险和是非之地。

　　其实吴氏家族中人以族长老辈自居，怎样侵吞变卖族产以至逐渐衰落的内因，吴趼人长大后并非完全一无所知，只不过自到上海见世面后，回到佛山田心里大树堂，目睹之下，更怵目惊心，却只能摇头叹气而已。自己是族中人，长辈怎么腐败也是家丑，虽憎恶之极，也无可奈何。康熙年间，吴氏族内不是有两个歹毒之人为了钱财，买通厨子，在亲父玉堂公（思九）的饭菜中下毒吗？〔10〕究竟也是家丑，不但没有押解将人官府，并严禁让族外人知道，仅开除出族了事。但是，若是破坏家族的力量来自外部社会集团的打击，那就必然从观念上势成水火，视若雠敌，一生耿耿于怀。

　　咸丰四年（1854），以陈开、李文茂为首领，以佛山、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天地会洪兵大起义，其势力波及五岭南北，粤、桂、湘、赣数省，长期控制粤桂四五十个州县政权，斗争长达十一年之久，终于在1865年，各地零星反抗因叶名琛率广东官兵镇压而最后结束。陈开洪兵在佛山起义，达官贵人之家宅被战火波及，位处祖庙不远的吴氏大村堂难于幸免。这种由于家族变故，吴趼人从小便产生和认定对推翻官方统治的暴力集团的憎恨，在晚年竟成为思想上如天堑般深刻的阶级壕沟和迈不过的心理障碍。

　　吴趼人在晚年（1907年4月）所题《吴荣光手书立轴跋》一文中，曾提到他的曾祖父的金石文物和珍贵书籍、图册的命运：  

　　

　　“道光间，先曾祖以收藏为公卿大夫所知，尤以书名于三湘闽粤间。晚年归里，求书者踵相接至，避地桂林以谢之。咸丰甲寅，家庙所藏，金石图书，均毁于兵火。至沃尧几不复可得见。……”〔11〕

　　

　　“咸丰甲寅”是指1854年广东天地会在太平天国武装占领南京的激励下,天地会首领陈开于5月4日首先起义,占领佛山,世称红（洪）兵（红巾军)。李文茂、陈显良、甘先等在广州郊区起而响应，发布檄文，号召反清复明，整个珠江三角洲纷举义旗，围攻广州，声势浩大。至咸丰五年（1855)一月中旬陈开才率领红巾军离开佛山。佛山的豪门大族包括吴氏大树堂在这次事件中首当其冲,受到攻击。据民国洗氏《佛山忠义乡志·乡事》所载：陈开义军围攻商业中心区，“遂放火箭，焚烧四十九条街，瓦砾相望”。大树堂之筠清馆的部分收藏和赐书楼藏书,毁于战火。

　　一年多后,吴趼人又在宣统元年闰二月（1909年3月）所题《〈筠清馆法帖〉跋》重提“家变”之事，不过说法有些不同：

　
　　先曾祖晚年萃毕生搜罗之士碑墨迹，勒为《筠清馆法帖》，藏于家，将以为子孙垂久远也。咸丰甲寅，红羊劫起，家藏金石图书，荡佚都尽，此石（指筠清馆法帖石刻）独巍然存，谓非在天呵护之灵耶。咸同以降族渐凌夷，恒为豪家所夺，渐至残缺不全，旧日拓本，亦都散失，沃尧受生晚，竟未得见全璧……”〔12〕

　　这里请注意：吴氏的金石图书散失，除了被农民起义军扫荡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族渐凌夷,恒产被豪家所夺”。有时外来因素对豪家大族并不构成致命打击，内部之倾轧争夺祖产才造成彻底的落败。那么，究竟谁是“豪家”呢？吴趼人在这篇跋文的最后，添了一小段补识，其中一句说:“咸同间，此石曾入顺德梁氏，经梁福草比部镌入观款数处。”“顺德梁氏”是指原籍顺德，清初时已入籍佛山镇的大族梁氏。吴荣光之外曾祖父曾娶梁氏为妻，吴荣光称之为外曾祖母梁氏何太君。吴梁两族联姻虽上几代之事，但关系却颇为密切。吴荣光在世时，吴梁两族俱盛。因梁氏何太君高寿八十，便撰写了祝寿之序:《诰封恭人梁母何太君八秩寿序》（见《梁氏支谱》手钞本，存佛山博物馆)。咸同以降,吴氏家族式微。“此石流入梁氏”。这句话的背后，多多少少隐藏着佛山地区两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史内中鲜为人知、此消彼长的故事。

　　“梁福草比部”是指梁九图，字福草。此人写诗不错，精筑园，亦是园石览赏家。他把闻名书法界的吴氏《筠清馆法帖》石刻弄到手，高兴之余，当然忘不了在“观款数处”镌上几句话，刻上梁氏印记。这些事，吴趼人回乡时大概已听过不少，因此，他晚年从好友、三水麦正臣处得回此家珍拓本时，发觉法帖上并无梁九图的题款，因此，吴趼人判定：既然无梁九图的题款“此秩独无，以此定为初拓本”,并最后写上“沃尧再识”。

　　据上文分析,佛山梁氏显然是收入《筠清馆法帖》石刻的“豪家”,吴趼人也是心知已久的。但是，内情未止于此。将赐书楼、筠清馆的部分金石图书据为己有的吴氏族内“豪家”，吴趼人恐未知全情，还蒙在鼓里。此人正是本章以后要讲到以继承吴荣光学统自居的吴荣光侄孙吴荃选。

　　

　　爱国痛史

　　吴氏家族的爱国传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休致（退休）后在故乡领导佛山民团抗英开始的。而下面所述的吴氏家族痛史，则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战火给吴趼人的祖父和父亲两辈人带来了灾难和耻辱。由于事发时吴趼人的母亲刘氏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宣化外祖母处，也许是母亲不想儿子的心灵受到过多的创伤，后来“讲述时，言甚略”。但吴趼人长大后一直没有忘记，“及检先君手抄日记，乃得其详”。吴趼人痛定思痛，遂把整个遇难过程写成一篇散文笔记《纪痛》，〔13〕以不忘雪耻之仇。

　　一直以来，中国人鸵鸟般地把头埋在沙堆里，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一把大火把天朝最后的遮丑布烧得一干二净。一方面是眼看着落后捱打，不得不降为学生，向西方补习科技文明；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给予这个跪着的学生的，只有刺刀下的鲜血和凌辱。

　　事情是一场悲剧：当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之际。洋鬼子抢烧杀戮所波及的海淀，已无完土。吴趼人的父亲升福急忙护送祖母的灵柩出城，不料，在途中遇到一队西洋士兵拦截，并强行用刺刀劈开棺木。升福伏柩护棺，痛絶而嚎哭。随后又被“西兵鸣枪四五响”，升福吓得急避而误堕沟中。“污泥遍身，不复能动，自分死矣。而追者见遥望以立，吃吃笑不休。”升福“惊且痛”，当逃扺河北宣化县外家时，“即得痴病，惘惘如有所失者，几达一年”。

　　这次劫难，无论从中国或者西方的道德标准衡量，都是家族和个人的奇耻大辱。从吴趼人儿时听母亲讲述时心灵的震惊，到长大成名后，写《纪痛》时的愤然命笔，虽经岁月消磨，犹铭记不忘。每逢想起，“于心犹有余痛也。”可见童心刺激之深。才华可以随境遇坚毅玉成，而反抗传统则要家族数代人涉入磨难才能形成。

　　说起家庭和家族的爱国传统，即使在前后两次鸦片战争，又即使在吴氏家族受陈开起义军冲击后，也是一如既往。若究其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吴荣光，以至他的恩师——扬州学派的领袖阮元。只要我们翻开阮文达在任两广总督时对待英人多次试探入侵沿海的历史，那严阵以待、坚决回击的元帅气势；那处理十三行伍崇曜父子的公正严明，用一句话概括：“战时严阵镇英猷，闲时笑谈十三经”。阮元和龚自珍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批转型的前辈人物，只不过我们多年来在思想史上仍然怠慢了他而已。

　　1857年12月12日，英法联军头目额尔金和葛罗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入城，赔偿“亚罗战争”（由1857年10月23日起，以10月8日发生的亚罗号事件为藉口，英法联军进攻省河和广州城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始）的全部损失，限期10日。24日下午，河南架起一列大炮，下最后通牒，限48小时交出广州。叶名琛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28日联军攻城，越日广州城失陷。

　　吴氏家族当时亦收集讽刺叶名琛对外战争中的愚蠢无能，并保存有后来吴趼人亦看过或收藏的“吾家钞本”。吴氏至上海报刊任主笔后，专门写了一篇小品文《叶中堂乐府三章》。〔14〕下面把小品所刊当时广州战时民间流行的讽刺民謡迻録如下：

　　其一：

　　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点兵调将无庸议。

　　十三夷炮来攻城，十四城破无炮声，十五无事灵不灵。

　　谶诗耶？乩笔耶？择日耶？

　　其二：

　　夷炮攻城破，中堂书院生忽然双泪垂，广东人误我。

　　广东人误诚有之，中堂此语无可疑；请问广东之人

　　千百万，贻误中堂是阿谁？

　　其三：

　　夷船夷炮环珠江，乡绅翰林谒中堂，中堂口不道时事，

　　但讲算学声琅琅。四元玉鉴精妙极，今时文人几人识？

　　中堂本是学问人，不作学政几人识？

　　自吴荣光在道光末去世后，家道日渐中落，至咸同之际，吴氏一族大体上还算得上属上流社会具有正统意识形态的大家族。但我们知道从鸦片战争爆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走下坡路，败仗、割地、赔款，洋教、洋货和农民起义不断。十多年来内外的困局和败局的现实形势，使社会中上层地主阶级的文化意识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收集和保存有关战事和政局与朝廷不同政见的民謡、民调，这在“吴荣光时代”几乎是不敢想象。正是吴氏家族保有数量众多的“吾家钞本”，民间流行不同政见的通俗诗歌，成为了吴趼人回到佛山时，生动活泼、易懂易记，天然的童年政治营养品。今天翻开阿英花大半生努力所收集上下两厚册的《鸦片战争文学集》，和历年广东沿海采风者所收集的鸦片战争时期民歌民謡（如凼凼转，菊花圆……）就可以明白和想象，这些被社会学称为草根底层的俗文化，是如何通过口述和钞本代代相传，怎样影响了一个吴氏的小孩；一个未来著名的晚清小说家；如何影响决定他一如既往几十年反帝爱国的思想倾向。

　　两次鸦片战争的首发地，洪兵起义佛山、扫荡权贵、围攻广州，故乡商业所散发的自由精神，“族渐凌夷，恒产为豪家所夺”……这些错综复杂的诸多元素聚合成吴趼人童年和少年在故乡的历史社会背景和他所面临的生活、生存压力的具体家族环境。吴趼人后来到上海时，每次参加反帝运动，都显得那么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精彩万分，这些可以说都是他在童年的心田种下爱国主义种子的必然收获。国雠家恨，将四代人（吴荣光、吴尚志、吴升福、吴趼人）的近代爱国的家族传统和社会反帝运动，汇合在吴趼人一生最多姿多彩的社会空间坐标——上海的人生大舞台，促成了爱国主义在个人精神和历史实践交汇点上的统一。人生遭逢乱世，有前因如此，吴氏的压抑内心，才会饱含浓浓的辛酸和磨难，才会随缘择时，在上海滩喷发而出。

　　

　　到上海去

　　在累世聚居的豪族，儿童的教育从来就不是个别家庭的私事。毫无疑问，是家族以儒家为标准培育后代的大事情。以古老的佛山镇儿童启蒙而论，朱熹《蒙童需知》和《圣谕广训》、《四书五经》是大扺要读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三字经》，更是老师为学生启蒙开笔的首本。吴趼人在他的小说《劫灰余》曾透露过：“……还记得我从小读书时曾经读过《中庸》。”〔15〕

　　佛山吴荣光一脉的私塾在大树堂“宅之西”。启蒙老师是冯竹昆，这是一个大概像汤显祖《牡丹亭》中陈最良式的老腐儒。吴趼人把对他儿时的印象和调皮，幽默地发挥在他朋友周桂笙所译的《自由结婚》的评语里〔16〕，吴氏用高超的文字描画了一幅生动神肖的漫画：

　　“……犹记吾束发授书时，蒙师教我读，字未尝识也，而师年老多咳病。吾退塾时，殊不复忆字之能识与否，而必作伛偻状以学吾师之咳。……”

　　吴氏儿时真是聪明乖巧，模仿惟肖惟妙，不经意露出了日后成为讽刺大师所需才能的端倪。

　　吴氏大树堂如秋来飘下的红叶，渐以败落。方伯（吴荣光）家庙里放肆的喧闹声，嘈杂鼎沸，以往族众所仰望、嘉庆皇帝亲题堂匾“大树堂”所散发出的那种庄严肃穆气氛，早已荡然无存。

　　道教在佛山向有势力。吴氏大树堂众族中前辈，群集祠堂，正兴高采烈地扶鸾。“因坛设祠中数月”，年仅五六岁的趼人也为之吸引。诸老招手问趼人：小孩子亦有事相问吗？答：求问终身大事。话未完，乩即盘旋而动，沙盘现出：“一古人装，长髯岸帻，当风直立，回首却顾，衣褶须眉，栩栩欲活。复判二语曰：其中真妙处，尽在小桃源。”〔17〕这样神秘而哄闹的迷信风气，无不弥漫在吴氏大树堂的各房族众之中。忽一日，趼人的曾叔祖璞完公（弥光，号朴园，荣光之三弟，1871年去世）突然临坛，“遍斥群从之不肖者，自是众惧，毁其坛”散去。扶鸾之事虽属荒诞，但吴趼人竟盼有日灵验，年过四十，仍大惑不解：为什么判词一无所验？还说什么“不敢尽拟为子虚也”。这群不尊的遗老和无望的遗少们，在神圣的家庙殿堂中装神弄鬼，预示着曾经显赫一代的吴氏家族后代，无可挽回地堕落。

　　幼年无知，老来十分当真。人生和政治悲欢之余，又无可奈何地回到宿命中去。在吴氏思想中除了具有崭新的洋务科技知识外，杂七杂八的迷信观念，时隐时现，一生挥之不去。

　　这种弥漫于社会迷信的乌烟瘴气，不止是各大家族的一群二三世祖，即使是吴趼人读过书那间佛山最高学府——佛山书院，也免不了受到污染。趼人在《趼廛笔记·生魂》中回忆道：“吾乡佛山书院，与海防同知署衙宇相望，肄业生中偶院中设坛扶鸾……”老族人和童子，书院与祠堂，家族和社会风气全面败坏，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制度面临覆灭前的不祥之兆。这种无可逃脱和避免的死亡之兆，对少年吴趼人的心理和思想影响极深，日后虽然学习了不少西学知识，涉猎了不少西方科技著作，也算有一些科学思想，但可惜的是四十五岁短暂的一生，并未摆脱过迷信和宿命。

　　吴氏的自传体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一回中，有一个先官后商的正派人物叫吴继之，一天，他从藩台处接来钟山书院八百多卷生员八股文的课卷，继之又想交给上过书院的同乡——“我”（吴趼人化身）批阅，继之道：“……我记得你十三岁考书院，便常常的考在五名前。”据此，吴趼人是1879年十三岁入读佛山书院的。五年后，黄小配和康有为的大弟子陈千秋不约而同到佛山书院就读，并“同研两年”。而梁启超则迟七年（1886）才入读。至今没有文献证明，吴氏与三人在佛山书院里相认识，比起后来那个做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亦读过佛山书院的梁士诒，吴氏更要比他早十年。〔18〕

　　佛山书院创建于干隆八年（1743），嘉庆七年（1802）由佛山栅下铺迁至丰宁铺的衙旁街，更名佛山书院。光绪年间，陈梅坪为主讲人时，人才最盛。曾有一年竟有考上十五个举人之胜绩。可是，吴趼人除了上述短文回忆中，偶尔旁及一言半句外，却从不提起。这无疑是他少年时代决意对社会和家族所设计的定向人生道路的反叛。虽说这在经商成风的珠三角并不见得是惊人之举，但是身为豪门世族之后代，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尤其当时正是什么“同治中兴”，而科举制要在几十年后才彻底寿终正寝。

　　吴氏家族的衰落、腐败、倾轧和道德的沦丧（家族内曾发生过为争夺父辈的财产而下毒事件），对族内弱势支派霸道、欺凌，少年吴趼人不但耳闻目睹，更亲身感受，进而对为黑闇的社会现实遮丑的八股制艺、四书五经，渐渐产生一种反感和憎恶。他的挚友李葭荣说他“于学问无所不窥，独不治经生家言”，〔19〕实际上是走杂学，偏爱俗文学一途。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整个清皇朝崩溃前的19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科举从根本上怀疑和大胆地否定。作为望族后裔的吴趼人，少年时对科举道路的鄙视和日后与李伯元在上海双双扺制朝廷保举经济特科提名，反映了知识分子开始步入自由职业的领域，对“科举——官场”几千年人生道路模式彻底的叛离。在开始启动社会现代化过程转型中的新一代文人，必然会出现比吴敬梓笔下的周进和范进们更具有不可比拟的光明出路。

　　十月初，父亲有信，病况益重。吴趼人压住悲伤，决意担起一个儿子出远门看望父亲的责任。母亲叮嘱儿子要到祖庙（灵应祠）卜上一签，签出时吴氏一看：“天昏地闇雨来急，如此风波不可行”，是下签，心中便惶恐起来。临了，好心的老庙祝愿以上吉签换去下签。回到家中瞒过母亲，趼人如期登舟启航，十月十九日探父成行。

　　脸色沉重又有点焦急的吴氏少年，毅然拿着一个小藤箱第一次单独无援出远门。计划先坐小艇到广州大沙头，再坐大渡（海船）到沪。哪知一“出虎门，即遇大风雷雨，舟几弃，颠簸于海上者十日，二十九日扺吴淞”。〔20〕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非五口通商初开埠时可比，其几千艘内河飞剪的气势与繁忙驳船转大船的外贸规模，直令见过佛省两地码头世面的吴氏少年吃了一惊。不过望父心切，无心细看。那时还没有内河船，只好再坐三天海船到宁波，哪知父亲已先一个时辰去世了。趼人泪如雨注，仿如17年来所积蓄的辛酸痛楚都随着泪水流了出来，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在七七招魂，在什么大敛、讣帖、开吊、选灵柩种种丧事礼仪中变得如同傀儡般，行事木然。不用说应酬事事由着三叔，沸沸扬扬又进退有序，举止有礼的忙到年底。〔21〕

　　一个满身孝服的少年，看着沿江在空中飞舞撒落的白纸钱，前面是茫茫浩淼无际的大江，他站在船头满怀心事地扶着父亲灵柩，要落叶归根回到故乡。

　　升福临死前曾把后事开支托付三弟（保福），这个趼人的三叔却公然把开支剩下的几千两银子私吞了，事后竟然还对趼人说，是替侄儿弄个“郡佐”当当。这就是《佛山忠义乡志》的“职官表”中，在吴宝震名下，赫然标明“江苏补用通判正六品”的缘由。母亲听了儿子几千两银子被三叔弄得不明不白，只好忍气吞声。趼人所面临的困境，如同17年前父亲升福在北京时祖父尚志病死的景况一样，一家三口（趼人和母亲，还有妹妹晓兰），生活更为贫寒无着，族内权贵更加对孤儿寡妇相煎相逼。

　　吴趼人在他的成名作、自传体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九回的评语中，透露过书中的“九死一生”少年时离乡别井、孤身北上的主要原因：“出门因多避族人，族人且需避之，更往何处去，所为茫茫大地，无容身者欤？”虽然小说评语不能与历史真实的吴趼人出走的真实原因等量齐观，但也一语道尽了他当时主动冲出家族牢笼的另一面：在家族中备受歧视，相逼至无可容身，忍痛离家的心情。

　　由国家到家族，晚清已经演变成一个彻底堕落，到处充满着虚伪、奸诈、腐败、矛盾激化、危将覆灭、垂死的社会。吴趼人更是怀着饱受创伤的心灵，决然走进一个未知的陌境异域——上海。故乡家族内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和家境的不幸，使他过早地尝遍了并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辛酸，从而窥见了世人的真面目。

　　大概是到了上海后，吴趼人遇上怀念故乡之情境，内心还自然地不时回忆起童年和少年的痛苦和辛酸，对人生未来隐现出一种茫然惆怅的情绪。他的诗作本来是为了保存“少年状况，转借此以得不忘焉”。但几经删减，“仅存二三”，再经友人“选録”之后，已是十不存一。〔22〕现在所仅见提到童年时代的诗作，只剩下《趼廛诗删剩·柳絮（九首）》中的第四首〔23〕：

　　
　　　　　　身世茫茫欲化烟， 随风吹落马蹄边。

　　　　　　飘零有坡凭谁诉，去往无因太可怜。

　　　　　　古驿离愁余寂寂，章台春色任年年。

　　　　　　儿童莫漫寻踪迹，渺渺天涯路几千。

　　

　　细读之下，深感“柳絮”之四的作者已经把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忆，深深地固锁在他的精神内核。“儿童莫漫寻踪迹”，此情不忍成追忆。嗣后，吴趼人的创作文字对童年虽有零星的回忆，却也是吉光片羽，不愿回首了。

　　到上海去！

　　一天早上，佛山著名的吴氏家族聚居地——大树堂，一个“早岁食贫，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17岁的世家子弟，极度盼望冲出絶望和令人窒息的家族环境。再三深思之下，毅然决定，到上次探父路经时，生气勃勃、熙攘喧腾，第一次能吸引自己产生过无名冲动的上海去！诚然，这是一个当时并不理解，日后却影响自己一生的前途与成就的重大抉择。

　　自清康熙朝开始，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和1840年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尽得外国风气之先，但广州和郊区连年不断大规模的反洋人入城和反洋人租地斗争，使洋商望而却步。

　　资本利润的安全性驱使投资者否定了以往五口通商传统的首选地广州，改变了地理方向，向北90度拐了一个弯——各国的商人和资金相继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上海。于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商机，吸引了大批富有外贸经验的粤籍人士（中国其他省份较为缺乏此等人才），包括潮州、珠三角（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各式生意人：第一代买办，第一代机器仔；怀有冒险精神的捞家、混血儿，西崽、通事、经纪，也包括具有一技之长的五金手作仔（手艺人），各类失意的知识分子，争饮上海滩的头啖汤，当然也包括提供粤籍人精神享乐的粤剧和潮剧艺人……他们与各国冒险家们一道，潮水般涌入上海十里洋场——东方冒险家乐园。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吴趼人第一次探望病重父亲，1883年路过时所看见的上海，究竟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当他面临将要登上另一个陌生的人生社会舞台时，内心必然会调动回忆，一定会自然涌起他最初的上海印象——理解与不理解的无数新鲜事物：

　　这不仅是一座正在发展的现代转型城市，是二百年以来，资本世界和殖民者在全世界至亚洲不断壮大的业绩，也是以全球一体化经济为动力后盾，以新式武力为先锋，以理性和野蛮混合，既横冲直撞，又无处不滋潜细润的欧风美雨；既开中国人眼界，又令人目眩的西方大潮。也造就了1883年吴氏少年到达的上海——在精神和物质形器上全面稳占“引进第一”，享有在中国各省市近代化步伐中遥遥领先的历史骄傲：如，

　　△公共租界万人观赏的电力路灯；

　　△新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购买西书中译本的圣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

　　△苏州河南岸的自来水；

　　△跨越香港—上海—海参崴—长崎的海底电缆；

　　……火轮、蒸汽机、有线公共电话。还有柏油路、保险公司、股票公司、各式中英文报刊、报馆、免费图书馆、教会学校、外资码头，五光十色的不夜城……

　　只有这个称作“新干坤”的上海，才能容纳“旧干坤容不得”的“海上奇人”王韬、蒋剑人、李善兰种种的狂言狂行；

　　只有这个生动活泼、中外交汇，洋华混杂、自由竞争的大千世界，才能使他——吴趼人如鱼得水，吐纳自如；只有这个光怪陆离、各色其式的人生舞台，才会包容他、磨砺他、造就他，使其最后短短十几年的文学生命，璀璨如划过夜空的流星。

　　

　　注释：

　　〔1〕佛山方志办编：《佛山史话》，2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

　　〔2〕刘献庭：《广阳杂记》。

　　〔3〕徐珂：《清稗类钞》卷十四。

　　〔4〕上述多处引文俱在《佛山街略》（道光十年），载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7月版。

　　〔5〕佛山商会、市民与官方争夺对佛山的控制权事，俱见一、朱云：《粤东成案初编》，卷二十四《协囚夺犯》。二、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七《慈善志》。

　　〔6〕吴荃选材料见任百强：《佛山大树堂〈吴氏族谱〉的新发现》，《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二期。

　　〔7〕〔8〕李育中：《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二期。

　　〔9〕《吴趼人哭（五十七则）》，《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任百强：《佛山大树堂〈吴氏族谱〉的新发现》、《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二期。

　　〔11〕〔12〕引文俱见“吴荣光手书立轴”吴趼人边跋和《筠清馆法帖》吴趼人跋，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8页（图版），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13〕《趼廛笔记·纪痛》，《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4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趼廛笔记·叶中堂乐府三章》，《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2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5〕见《劫灰余》第一回，收入《吴趼人全集》第五卷8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6〕吴趼人评《自由结婚》（周桂笙译），见《吴趼人全集》第九卷235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俱见《趼廛笔记·扶鸾》，《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方志强：《黄世仲大传》，凤岗及门弟子：《民国梁燕荪先生士诒年谱》。

　　〔19〕李葭荣：《我佛山人传》，见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0〕〔21〕《趼廛笔记·神签》，《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2〕〔23〕《趼廛诗删剩·柳紫（九首）》之《自序》、九首之第四首，俱见《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12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