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印象

　　1884年，珠江三角洲佛山镇一个吴姓世家大族的破落户子弟，被上帝之手，带到了被资本主义竞争引发的金钱欲搅得躁动不安的黄浦江畔。西方文化的滔天大潮正扑打和撕裂着人与人之间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使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空一切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和周围。（请参考本书封面：上海外滩照片）

　　十八岁的吴趼人，在上海所到之处，打量着这座如困兽出笼、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迅猛、接受外来新文化最快、生气勃勃的国际都市。其新奇和匪夷所思，如入他国异域。

　　吴氏人地生疏，只好先投靠有点世交和亲戚关系的上海江裕昌茶庄，再图发展。这是一间生意旺盛、铺面宽阔、里外三进、颇具规模的茶叶大商行，是南海县下塱（今佛山市城区张槎塱边乡）的富商江清泉、外号“江百万”开设的，在上海商界也算得上一个信誉卓著的老字号。〔1〕当时上海的各省会馆，虽然以广东势力最大（有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广肇公所等），但并未建立县属的南海同乡会，而正式的南海会馆却在27年后的1900年才成立。〔2〕因而，凡从广东南海县来沪经商和谋生的人，少不了到江裕昌茶庄落脚。

　　从19世纪后半叶始，广东人口向外迁移有两股旋风：一是以百万计的人潮通过人口贩子的血泪猪仔船，从东亚直接驶向美国新大陆、加拿大和南美诸国数十年；二是指向国内因《南京条约》所开禁的五口通商港口城市。这股移民风对于急欲改变自己生活境遇的劳工，特别是对于不想冒出国风险，而且不用乘搭出洋过海要坐三个月称为“浮动地狱”、呕吐得天翻地覆的猪仔舱。因而对于粤籍移民是一个强烈的诱惑，而上海以中外条件得天独厚，自然成为广东人出外捞世界的首选，也包括企盼改变自己命运的吴趼人。

　　广东人在上海的商业外贸势力坐大，是从19世纪50年代始。有资料说1851年上海县城已有8万广东人，明显多于江苏和浙江。有大量广东劳工参与的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广东移民势头一度受挫。当时，被太平军弄得坐立不安的上海道台吴煦认为：只要得到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广潮帮的协助，清军断饷之忧的局面，就会化危为安。经过双方几番试探盘算，官商协议，最终敲定。1856年，吴煦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由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取府缴纳捐税十两。结果是官方得到了源源不絶的军费，而广东商人获得了以鸦片敛财，官方批准的垄断权。其中珠三角商人在上海更利用以往十三行的特殊关系充当买办，获得大量的利润，再广泛投资造船、修船、棉纱、航运、丝绸和茶叶的贸易，成为19世纪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商帮。这时在上海的广东人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称雄上海30年。直至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广东买办的垄断地位才被江浙财团所打破。至于1914年上海永安公司兴建，掀起广东商业和华侨资本又一次大规模投资上海的热潮，那是后话。

　　不管当时吴氏有什么个人原因和动机，就历史大背景而言，吴趼人就是乘着这股广东—上海的移民风潮来到上海的。相信也无法不依靠佛山人的同乡关系，才得以进入了濒临黄浦江，位于城南高昌庙，面积四五百亩，中国最大的洋务军事工业基地——江南制造（总）局。

　　这个局并不是政府机关，却是当时晚清一个最庞大也最重要的官营军工厂和学校、翻译工作室和出版社的多元混合官方企业。我们这本传记的主人公就在这个被他称作“蚕茧”殻的地方“干而不出”，浸润和磨砺了将近12年。这段人生踏出第一步的社会经历，对吴氏后来投入报界、抉择半生的写作生涯和其中的爱恨情仇有着极大关系，虽然至今我们所知的资料很少，文献又稀缺不详，为此，下面只能把制造局的来历和成立稍作展开，作为理解吴趼人这段生活时期大历史环境的一个前提。

　　早在1860年12月初，曾国藩在上奏清廷时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这是日后中国上层官员精英掀起学习西方、力图自强的洋务运动的一个长远宗旨。半年后，曾氏便找来了徐寿和华蘅芳等中国技术人员筹办安庆内军械所，在全无洋工匠指导下，仅靠中国人的才干和智慧，生产出了火药、炸炮、子弹、劈山炮。但最重要的是试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殻轮船。1866年8月，经放大试制，重25吨，长55市尺的“黄鹄”号蒸汽机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成功。汽笛啸天一声，宣告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影响了中国几十年政局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1862年，今天有人称之为“现代化之父”的淮军统帅李鸿章，开始仿造洋人的枪炮。于是在松江一个庙宇里，允许一个洋人马格里筹建了一个十分简陋只有一些洋工匠的制炮试验工场，李氏遂命“参将韩殿甲督率领中国工匠尽心学习”。另一面又催促朝廷把一个“学识醇深，留心西人秘巧”的粤籍官员丁日昌，从广州燕塘的制炮局调来担任专办军火制造的炮局委员。先是，丁氏曾与容闳、王韬和王达权（字甫平，少年在美国读书，曾在香港华英书院院长理雅各布处翻译中国经书）三人，结为洋务思想上志同道合的好友，因而丁氏亦欲有一番洋务大作为。不久，李鸿章又不失时机购入正被遣回英国的“阿斯本舰队”所附设维修炮火的机器设备。至1863年底，所谓苏州制炮局（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才摆脱了手工操作。

　　不久，经过调度制造枪炮实践体会的李鸿章，很快认识到苏州制炮局设备的简陋和“觅制器之器”的必要性，便饬派已擢升为上海海关道的丁日昌，觅购现成的洋人机器厂。丁氏早有此意，随即联络龢利用因犯案革究，又熟识外事和洋匠的唐国华，几经查核，终以六万元购进位于虹口、设备可用性高、虽旧而较先进的美人旗记铁厂。这时，曾国藩另一深谋的筹划，指派容闳从美国订购的“制器之器”已远越重洋运到上海。于是李中堂把苏州制炮局和旗记铁厂的设备、人才加上美国新运到之机器，合并而成一洋务大布局，奠定了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基础。

　　正因为有了上述一群上中层的洋务精英和近代的科技先驱，加以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青年吴氏来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军工世界，才能看到令他惊诧和“壮而伟哉”的机器局、木工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枪子厂、炮弹厂、炼钢厂、熟铁厂、粟药厂、铜引厂、无烟药厂、铸铜厂、黑药厂、药库等16个分厂，以及带有学校文化性质的单位5个：炮队营、画图房、工艺学堂、广方言馆、翻译馆。〔4〕

　　在吴趼人有关制造局的论述中，几乎都是攻击讽刺局内的腐败和弊端，更没有谈及过他刚来江南制造局的正面印象。二十多年后，却通过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眼睛，感觉生动地流到他的笔尖。他在1906年发表的科幻乌托邦小说《新石头记》的第十一回“论文野旁及园艺，考工艺遍游局厂”和第十二回“看造枪炮转疑教授，退打璜表论及赌徒”，有意让伯惠和制造厂的冯委员陪领着宝玉详细考察江南制造局：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炮弹厂“钻眼……刨光……切铁的”车床切削工艺；尽管不明其理，却对锅炉厂新式的“康邦汽炉”称奇不已；又惊愕水雷厂的“细巧的机器”和“白金丝”水雷针匪夷所思；惊叹熟铁厂“不用人力的”“自己能提上去打下来的”汽锤；观看了李鸿章中堂题名的“连珠快利枪”，表演快枪技能……最后还对铸铁厂“蓬首垢面”、“自食其力”的工人，“看出神了”，“觉得可敬呢”！

　　一个从佛山商埠来的有点叛逆性格的青年人，似乎已经无法用以往社会天经地义的儒家目光和思维去容纳、考量、观察、感悟眼前这些新鲜、生动，匪夷所思的上海“第一印象”……

　　吴趼人冲决佛山吴氏大树堂狭隘的家族圈子，来到身处系于国计民生的大工业，自是两个不同的人间世界，仿隔天地十八重。人永远在历史局限之中，从他后未的小说《新石头记》和言论看，佛山来的后生仔对这个“新世界”，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但一时竟无法想得清楚。

　　

　　初到翻译馆

　　吴趼人来到江南制造局后做什么工作呢？在所有吴趼人友人、同事的回忆文章中，较详尽和可信的是他的挚友李怀霜。1910年11月，即趼人逝世一个月后，这个吴氏挚友（同盟会员）在其主编的反清报刊《天铎报》发表了《我佛山人传》，对吴趼人的生平和文学业绩作瞭高度的评价。但是说到趼人青年时初来上海的工作，只有一句话：“佣书江南制造军械局月得值八金。”〔5〕后来在上海出版界颇有名气的张静庐说：“吴氏初为上海制造局写生，束修甚微，时有怀才不遇之叹。”〔6〕另一位与他有交往的小说家包天笑说得更直接：“原来他是二十岁左右就到了上海，曾到江南制造局翻译局工作。”〔7〕综合三个同时代人的回忆，用今天词语就是：吴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属的翻译馆做钞写和绘图工作，每月薪水八两银。

　　1863年，徐寿和华蘅芳以白手兴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火轮船后，便从创业的实践中痛切感到：除了有人才和先进工业设备之外，翻译西书也同样重要。制造局从虹口迁移到高昌庙后，地方大大扩充，徐寿便向制造局会办沈宝靖和总办冯峻光提出建立翻译西学的机构，经两江总督同意，开始聘请傅兰雅等西人与中土之士合作试译西书。

　　1867年9月，曾国藩据此向朝廷奏请建立翻译馆，他说：

　　

　　“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器之书详细译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此又择地迁厂及添建翻译馆之情形也。”〔8〕

　　

　　曾国藩不愧官场老手，在上述给军机处奏折中，先汇报制造局诸事，后捎带讲翻译西书是根本之道理，再摆译书实绩。又将机器运作所必须翻译的西书名称每种列出，显得有理有物，既实际又必需。制造局拟设翻译局已顺理成章。

　　越年六月，翻译馆正式开馆，由徐寿主其事，分设格致、化学、制造各部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

　　第二年十月，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广方言馆与翻译馆“新址在江南制造局西北隅，同治八年十二月建筑竣工，平房共八座七十四间，楼上二十四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五十间为广方言馆”〔9〕。馆外修竹成林，浓荫夹道，馆内人各一室，环境宜人。

　　翻译馆建馆初期，中外译员同为住在上述楼上二十四间，当然，剩有不少余房。据冯焌光与郑藻如的上督抚宪禀：

　　

　　当即商令翻译弄员王牧德均、华牧蘅芳、徐主簿寿、徐令建寅等，与所延西士傅兰雅、金楷理，均在学馆楼上居住。翻译所需绘图司事人等亦令同住楼上，以便就近料理。〔10〕

　　

　　“司事人等”即为翻译服务的人，当然包括佣书、写生。把佣书和绘图分配楼上，与高薪洋大人及有“州牧”“主簿”“令”官阶身份的中方译员同住二楼，不是惠及下人，而是为了“就近料理”，工作方便。这个规定如无变更，1883年，吴氏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抄书和绘图，极有可能晚间住在翻译馆的楼上。

　　

　　吴氏白天工作地方是刊板处。当时曾在这个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大的官方翻译中心担任译书工作的美国籍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泽西书事略—— 一八八０年（光绪六年）》〔11〕这篇文章说：

　　

　　“局内刊板印书之处，原为小屋，然刊书一事渐大，故其屋亦增广。内有三十余人，或刊板、或印刷、或装订，而一人董理，又一人董理售书之事，另有三四人钞写各书。”

　　（録张静卢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9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10月第一版）

　　

　　吴趼人到翻译馆当然不是做洋书翻译，而是把中外人士合译好的、带有图表的稿子抄正誊清和仿画洋书上的绘图。相信青年的吴氏就是上述“钞写各书”的“三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由于大树堂吴氏族内的文化传统，几乎每个族中子弟皆能诗善画，儿童时自有专人教习，并流传下来一本吴氏四代人的《四传画集》。

　　吴趼人说过：

　　

　　“吾少年曾为画矣，六法未谱，东涂西抹，能成为一幅，而笔研狼借，朱粉满案，且及唇面之间，种种画师之丑态毕现，堪且过之。家人见之而笑，姑耸然而自惭也。”〔12〕

　　

　　由于每本书内容都是当时顶尖的西学知识，工作必须具备相当的西学文化和对内容的理解能力，并不是能抄蝇头小楷或一手好字，或熟识经史词章，看上下文便知的旧抄手可以胜任。估计吴氏当初的工作，看易实难，觉得十分吃力，然而翻译稿本又在他眼前笔下打开了西学工科知识的新世界，埋下了不久便转到画图房做半工半读学生的因缘。

　　这个当年小小翻译馆，以在中国大地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观念为己任，惠及科技界、教育界、政界……造就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几十年；它是鼓励和帮助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走出黑暗中世纪的最大的支持中心和传播地；它每天都在不断地制造中国人民所急需的“科学启蒙和进步”的知识阶梯和科学思维的营养；翻译馆和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现代化早期艰难起步中诸多驱动轮子中两个最大、转动最坚实的知识车轮。吴氏青年有幸能身处其局、其馆、其事之中，以个人的造化和机缘涉猎和学习了不少西学的知识和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精神。吴氏当初在人生科学启蒙之时，有幸进入制造局和翻译馆，当然是利大于弊。即使是其中有腐败之一面，也可以磨砺和丰富人生，如吴氏后来那样，将小说化作投向皇朝体制的剑戟利器，作爱国、新民和启蒙之用。

　　

　　十年画图房

　　上节所说吴氏当初在翻译馆的钞写工作，看易实难。由于缺乏西学知识，钞写也觉得知其字而不知其义，十分吃力，然而翻译稿本又在他眼前和笔下打开了西学工科知识的新世界。吴氏自觉惭愧，明白了以前所学，今得无所用，埋下了欲从头学习（西学）的因由。

　　不久，吴氏便以生徒的名义转到画图房（即绘图室）去，学习机械绘图。事隔二十多年，他借晚年的长篇小说《新石头记》宝玉的眼，回忆画图房和内中生徒朗读英文的情形：

　　

　　那房子是两扇緑色大门关着，在大门上又开一个小门，大门外挂着“画图房”三个字的牌子……只见当中摆着一张宽大的长桌子……原来那张长桌靠里边一头，放着一个玻璃匣子，里边摆着一个小轮船的样子……又见里间摆着几张白板桌子，靠边上坐着一个人，似是教书先生的模样，旁边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在那里念书。却是叽里咕噜一个字也听不出来。

　　

　　照此看来，吴氏应该懂得英文，只是学习时年纪已二十左右，但若与当时在广方言馆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比较，也不算大。吴氏在画图房有没有接受过正规课程的工科技术教育呢？应该是有的。吴氏离开江南制造局不到一年，制造局会办林志道参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将制造局不伦不类的生徒教育学校化、正规化，“拟将职局画图房拓为工艺学堂，分立化学、机器工艺两科，隶入广方言馆”。〔13〕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林志道向军机处奏议：禀创办工艺学堂（附章程）。〔14〕下面特将章程关键部分，加以按语，引用如下：

　　

　　工艺学堂章程


　　一、“办法制造局原有之画图房设生徒十余名，授以汉文、洋文、算学绘图等课，绘图各厂寻常机器图样均用该馆学生，是该生等已得到工学门径……。”

　　

　　按：（一)吴趼人实际是上述“制造局原有之画图房设生徒十余名”其中之一个，只不过一年前已离开制造局画图房投身报界了。（二）吴氏多年前已经学业有成，官方早知这一批学生成为局内机械绘图之骨干，“已得到工学门径”。（三）此法改革太迟，吴氏早已离开。吴氏初以所谓“生徒”名分就读，几年学成以后，十年滞留原处，无奈只好为各车间绘图。表面皆因毕业后派往何处，等级、工资多少，既无章程可循，上级会办更随心所欲，打压这些非科举正途出身，又有西学技术之长的“生徒”。为什么拖了十年不解决工资与职称呢？制造局的老爷们自有说不出口的原因，那就是：生徒名分工资成本低，绘图价廉而质优（上海工业制造人才市场上的相同工种职务的月薪价格要高出十多倍），生徒期越长，对局方越有利，总办和委员何乐而不为呢！

　　吴氏愤然指出制造局学徒制度的不合理，如初几年不学知识，光做杂工；把官方学校堕为市井之流；十年悠悠之期，徒弟变为老师傅还是学徒的工资……林林总总，如此这般。吴氏十年身受的怨气，首先在戊戌变法时的报刊上所发表的政论文章《维新要言·学生》中愤然宣泄出来：

　　

　　“吾盖见今之学为工者，其初学之始，任意命一工匠教之，且非即教之也，使之揩擦杂物，扫地取水而已。如是者不知若干月日，始略教之。此盖市肄收学徒者之所为，而奈之何？堂堂官设之厂，亦蹈其习乎？”

　　（四）是把在制造局所见腐败，集中写入他的第一部长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以几个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的身份，把制造局的洋务用人弊端攻击一番，将人尽其用的“人才论”大大发挥一遍。

　　二、“经费查画图房经费出于职局所收二成洋税之下，每年约三千余两……。”

　　

　　按：原来画图房是一个有三千余两固定开支的教育单位。计生徒上课每月补助几两，以七八人或十余人名额计，每年一千两足可开支，余下有二千余两，贪污空间很大。李志道改制成为工艺学堂，设五十个学生名额，其开支额度也只有六千两，这还不算生徒们绘图设计的实质价值。可想而知，图画房十年来的开支，竟全是一笔见不得人的糊涂账。

　　

　　三、学生

　　……（略）

　　“四、课程除汉文、英文、算学、画图四事仍照画图房旧章办理外，其余拟请……。”

　　

　　按：我们以往对吴趼人在制造局，特别在“画图房”，是以什么身份，学习过哪些课程科目……不甚明瞭，现在至少知道了吴氏在1896年前的画图房以“旧章”执行，甚至可以估计和推知，大约1895年到1899年间，正规学习过“汉文、英文、算学、画图”四科”。用今天的话来说，水平相当于高级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吴氏何以在刚离开制造局一年后，就能在《维新要言》中凡论到机械操作、工业制图、三角几何推导方面，均讲得头头是道。

　　吴氏第一部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说到制造局腐败的“怪现状”，出现了一个作者的化身赵小云，“小云”即吴趼人字小允的谐音。小云在厂做了件私货小火轮，发昌行的厂长少东家方佚庐见买主把“画图房学生私造”的话说了，佚庐叹道：‘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幷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边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的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了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你叫他怎么够用！”

　　以上一段叙述，吴趼人化身为小云，作现身说法，揭露制造厂办洋务的用人腐败。另一方面又佐证了自己虽学得一身本事，但确被滞留在画图房相当长的时间，连发昌厂的老板方佚庐也为其不平而鸣。无奈，私下做个小火轮，帮补生活，这正是吴趼人在画图房时期的真实生活和心态的反映。当时外间传闻，吴氏“在制造局时，尝自运机心制一小轮船，仅二尺许，往还数十公里，见者称为奇器”。〔15〕看来，虽有夸大之词，但吴氏制作过“小火轮”一事，应有相当高的可信性。

　　吴趼人并不是早先就设计好日后当什么编辑作家，他在制造局只是图画房里一个普通的学生和学徒，吴趼人学习理工科各种基础学科知识和实践船舶工程绘图和设计技术，已十年磨一剑，若不是局总办的压制，吴趼人早已晋升为一名工程绘图设计师。他所制造小火轮模型的高超技术直令造大船的行家方佚庐赞叹不已，在中国早期航模史上应添上一笔。

　　对江南制造局崇洋媚外的揭露批判，也是吴趼人日后在小说中对清政府的腐败揭露批判之一种。

　　在清末最后十年，由于小说的功能被抬高到救国救民的高度，小说如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性，也被好些著名的小说家所认同和运用；又由于不少报刊采用连载，每日登小说一段，所以便有新闻小说之称。因而那时小说随新闻纸一登，当时人便知：这是写那个名人，这又是写那一件内幕丑事。因而后来，又有一类作者把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里的人事，与当时的社会时事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的索引文章。香港高伯雨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索引》和《大成》杂志六十七期林熙的《江南制造局怪现象附李芋仙狂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索引》都属这一类。

　　那个时代，吴趼人还不可能知道，他正在被上帝之手送进了日后被称为中国西学的发源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中心。使他惊异和慨叹的是制枪、制炮、炼钢车间和宏大的造船船坞，到处是机器的转动声和撞击声，如身处另一世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切又那么合理和自然。翻译馆里的西洋科学家和中国学问家为追求真理，勤奋地学习、工作、切磋、辩论和无间的合作，一种从未目睹过人类跨文化协作的高级境界，更使他的心灵深深震撼。

　　吴趼人初入江南制造局，理工知识全无，文字和文学修养都不足，更说不上有职业作家的水平。作为一个机械制造工业的绘图员，要学习数学及各机械工种基础知识和机器运用及制造。离开制造局一年之后，他在当时报纸发表的《政治维新要言·学生》中，由于体会到学习西学理工知识之艰辛而提出教学之法说：

　　

　　“窃谓教之法，宜先聘算学师，教以算法，极浅的须至弧角之术；聪颖者，则尽研求精进，然后使之入厂，教以运用机器。习有眉目，复授以画图之法，都学成后，则使之专司机器，以为考证。”〔16〕

　　

　　另一方面，翻译馆和已迁入制造局的上海广方言馆的中国士人，都是学富五车的文章里手，相比之下，这个佛山书院懒散的高材生顿感羞愧，无地自容。由是从旧书坊找来“半部归熙甫（有光）文集，读之爱不释手。于是奋发而学业大进”。〔17〕

　　吴趼人在明清众多古文家中选择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为自学范本，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人在选择一个并非重大眼前利益的决定时，是不可能像数学量化地精确计算，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往往是以心理深层的潜意识为指归。

　　境似心通。吴趼人和归有光这两个时代相差三四百年的大作家，早年家境大致都是家道中落，大概同样也是过早地懂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光母亲二十有五，丢下三子二女，撒手人寰；趼人十七含悲葬父，衣食艰难；有光文章憎命，仕途蹭蹬；趼人前途波折，远足上海，而有光落户嘉定（上海），殊途而同归。归有光不少散文较少道学气味，檏素简洁而又文采斐然。这与趼人“恶宋儒之学”的文风之口味暗合；归有光在《项脊轩志》描写自己在“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借书满架”之情之景与吴氏在图画房旁住，为衣食所累，买不起书，一人灯下苦读境况相仿。吴趼人少年离乡别井，怀念亡父和母亲的无可排解之心情，在归有光笔下恻恻动人的情怀极致中，心理上得到了移情投射的很深满足。

　　据说大树堂吴氏文统的家训是：文宗桐城，法奉方苞。〔18〕按趼人青少年形成的性情和意趣，对方苞文章浓厚的道学味自然有点“那个”。那么，这就必须小心选择一个既符合自己个性而又不违族训的古文家。

　　归有光，上承唐宋，下启清代桐城之文。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就收入归有光的多篇名作，幷且对其“奉学师祖”的评价很高。确实，有光那种“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从容淡雅的文章风格，对吴趼人产生了“爱不忍释”的吸引力。但又是一种个人意趣和家族祖训文统的矛盾和情与理的冲突，寻来“半部归有光文集”，是吴趼人在两难中一个聪明和合适的选择。

　　在新生事物迭涌的大上海和具有科学求真精神的制造局翻译馆以及稍后调到学习工艺的画图房，吴趼人受到了开创风气的振奋和中外科学精英的熏陶和激励。他在翻译馆所接触到的华蘅芳、徐建寅、徐寿、王德均、李凤苞都是充满爱国热忱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而那些吴氏从未见过，在译书实践中把真理传播优于传教、怀有科学无国界的国际主义学者：英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籍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与其说这些译书的合作者是牧师、神父，还不如说是具有中国情结的人类科学文化桥梁的伟大建造者。这些上海制造局和翻译馆中外交汇独特的文化因素都是吴氏早年孕育坚忍不拔、勇于开创的进取性格因素的重要环境和社会背景，是他中年形成中西并蓄、洋为中用的思想方法，以及爱国而不排外的思想特点的重要社会根源。可惜晚年他并没有发扬光大，进一步而退两步，迂逥而之字型曲线前进，令人惋惜。

　　吴趼人晚年曾回忆自己初来上海（制造局）的情形：“吾生而精神足壮，未弱冠即出与海内士大夫周旋。”这句话可以看作他年十七，孤身赴吴越探视父执，操办和张罗后事，应付来往场面；又可指年十八只身闯上海滩，把青春交付于制造局。所说“士大夫”是指上述翻译局、广方言馆、画图房教学、写书和译书的著名的科学家。所谓“周旋”实际上是指吴氏在这些科学精英的译书、机械绘图等学科讲授和工程指导的大环境下的工作和间接接触，对日后吴氏形成关心科学、虽保护国粹而又不排斥西学的多元开放思想有直接影响。又使我们明白他在1905年写的《新石头记》，为何成为中国近代科幻小说先驱作品。从当年吴氏身处的上海制造局和翻译馆，我们找到了书中科学思想和社会环境的渊源。

　　想不到的是，吴氏竟在这个学堂不像学堂、绘图室不像绘图室、自己的身份学生不像学生、学徒不像学徒的四不像的地方，一呆就呆了十年。大锅饭，工资低，可以偷闲，可以找藉口，可以骂娘，可以拖拉，可以干私活，可以被上级“冷冻”……一切今时国营企业的弊病都可以在130年前画图房找寻到。吴氏明白：自己身处毫无进展建树的制造局，已经陷于“走”与“留”的两难境地。出走还是滞留呢？左右徘徊，一犹疑就是十年。吴氏回想起来，有轻有重，有得有失，有利有弊，真是十年之痒。内中的苦闷，另章详细再述。

　　

　　沉船与造船

　　沉船。

　　吴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头几年，翻译馆和画图房在他面前展开一个西方理工科学的新世界。除了以往在他头脑中盘踞的“四书五经”和愚昧“学问”不攻自破外，社会外界对他思想最大的冲击，是来自中法战争石浦之役的沉船事件，而制造局内让他心灵最感震撼的是“保民”号试航事件。一是令国民自傲的大清海军，竟沉船自毁；一是造船全依洋人，试航恶果连连。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对这两个恶性事件总体性的反思，可以说这是吴趼人青年时期构建批判洋务和孕育维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也表明他在上海早期对社会深入考察和对国家命运探索的开始。

　　中法战争，就具体战事而言，上海或制造局都可以说全然没有什么波及，但是细析之下又不全然。一来参与中法战事前的南洋海军已“每二月一次于吴淞口合操”，于是上海报纸和作为中国一分子的上海人也会略为关心；二来这支海军“怪现状”多多，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丑闻也不断传播，上海市民亦耳熟能详；三来南洋海军有“驭远”、“测海”、“威靖”、“金瓯”四艘军舰是上海江南制造局制造，这也是吴趼人和上海市民初时曾骄傲过的；四是制造局船坞正在日夜不停赶造一艘南洋海军订造的大兵船——“保民”号。因此，从上面四点看，南洋海军倒是和上海，尤其与江南制造局有不少关系。当然这一切，身处制造局的青年吴趼人都耳闻目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沉船事件在当时上海人是作为“不禁为之咋舌”的一件冰山之一角的国事丑闻和连环黑幕来看待的。请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宦海茫茫穷官自缢，烽烟渺渺兵舰先沉”有关的一段：

　　

　　我道：“大哥看了有什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继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道：“你看我们的国怎么得了！”我接过来，依着继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四个字，其文曰：

　　“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惧，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益惧，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舢舨渡登彼岸。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刻闻上峰将彻底根究，并札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19〕

　　

　　然而下面小说中“我”和“继之”的讨论远不止是沉船表面的“丑闻”，而是追踪“沉船”背后管带和奸商联合瓜分兵舰购煤钱银，如何营私舞弊，打仗时必然又贪生怕死。讨论最后，“我”（吴趼人化身）愤而问道：“历来的督抚难道都是睡着的”吗？不想再讨论的继之，没好气的回了一句：“督抚何曾睡着，他比你还醒呢。”〔20〕 是呀，干清宫的老佛爷和军机大臣何曾又睡了呢？他比你还醒呢。“我”一时无话。

　　报纸上所传闻的沉船自毁事件的确是发生在筹建不久的南洋海军，这支不及北洋海军九牛之一毛的南洋海军，自有舰队名目以来，就患了四分五裂症：兵船全由各省凑合，每逢军舰联合操演完毕，舰只各自回省，只听本省督抚调遣，不服舰队总统领。实际上，既不成舰队之形，也无南海海军之实。清廷曾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赏给丁日昌，但是这个前任闽抚一想到“东南数省兵轮合为一军”，利益平衡之难，难于上青天，也只好上书婉辞。直至1882年8月，70岁高龄的左宗棠，以其新疆强兵退俄之威上任，才勉强统合为一支南洋海军。〔21〕

　　军舰沉船自毁，是在南洋海军支援台湾抗法的石浦之役发生的。初，南洋和北洋海军都声言援台，但在北洋海军深谋远虑，不断推迟出发日期之下，实际仅有南洋海军援台。南洋海军全舰队14艘船舰（不包括未交货的“保民”号）又由于各种原因，仅有“开济”、“南瑞”、“南琛”、“澄庆”和“驭远”5艘军舰在吴安康率领下，于1885年1月18日才迟迟出发，其中“驭远”为江南制造局制造。随后，2月14日，南洋5艘军舰行进至坛头山水面被法舰发现。“开济”、“南瑞”、“南琛”3舰以大雾为障，全速向南逃脱。“澄庆”和“驭远”被逼入石浦内港。翌日夜间，法舰水雷艇驶入港口偷袭，施放水雷，不中。“澄庆”和“驭远”舰兵枪炮齐施，击毙法艇上一枪手，击坏法方船上机器，战绩不俗。但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知何故，“澄庆”和“驭远”竟沉入海中。事后，据调查说是管带（船长）“扺御不住．嗣开水门自沉”。〔22〕

　　这些前后背景或更详尽的细节，吴趼人事后不难知道，只是觉得“驭远”兵轮是由江南制造局制造的，这么没有骨气的沉船自毁，又由江南制造局打捞，这不是自作孽，自受罪吗？“制夷”呀！“自强”呀！“洋务”呀！“救国”呀！这样的口号，已被糟蹋了一半，又沉毁了一半。

　　造船。

　　对江南制造局崇洋媚外的揭露批判，是吴趼人日后在小说中批判洋务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局的自造兵船系列中，最令青年吴趼人痛心的是“保民”号试航事件。那时，吴氏己来制造局两年了，不会不熟知试航事件的全部经过。

　　“保民”号，钢质；舰型：兵轮。长2253英尺；宽36英尺；吃水：143英尺；排水量：1500吨；马力：1900匹；航速13英里／小时；1885年10月19日竣工下水，在中国晚清海军巡洋舰队中属兵轮系列。〔23〕

　　“保民”号兵轮图〔24〕：

　　“保民”号是制造局设计制造最大的钢质兵轮，总办十分重视。因而专门聘了一个洋工程师主持设计。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工人师傅），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一看洋人的设计，就说：船舵有问题，造好会转不过弯。总办大发脾气：“梁桂生，他有多大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并把梁桂生训斥了一顿。下水试车时，总办请了上海道、外国人和各级官员来观看。航行时却发觉不能加速，由高昌庙到闵行短短一段，像“旱鸭子”足足走了六七个钟头。回来时，即使攀足了舵，却无法掉头，只能极慢地倒车向后行驶。气得众官员叫人放舢板登岸，招小轮船来接主子们回去。总办叫来外国人修理，搞了个把月，依然如故。只得叫梁桂生去商量……后来“保民”号经过梁桂生拆筋换骨的改动，才能转舵掉头了，却始终走得慢。〔25〕

　　这次“保民”号事件充分暴露了制造局依赖洋人造船之恶果，用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余两巨资（还未计算工资等人力成本），却换来这艘半废之船，这是中国国营工厂之祖宗——江南制造局重重黑幕中，公开上演之一幕。其后，李大人决定停造轮船。江南制造总局继续制造机床和生产兵器、弹药，并专门修理南北洋军舰和各省兵轮，内中原因一目了然。

　　青年吴趼人疑惑的大眼晴，一直盯着还在船坞中一再返工大修，第二天还要再次试航，驶到南京的“保民”号。〔26〕历史又开了一个如广东人说的“错有错着”的玩笑。一艘因质量太差不能如期交付南洋海军使用的舰船，竟然因困在船坞返修，没有参加中法石浦之役而幸免于沉船自毁的命运。开始独立思考中国命运的青年人，心里涌起了一股哀伤、痛恨、激愤和无以名之的复杂感情，并开始对时下所谓“洋务”，追求“船坚炮利”能不能导致国家根本“自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十二年后，吴趼人离开了制造局，从事报业编辑工作之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拥护康梁变法又自成系列的文章，思想更为深刻和成熟。他在题为《自强》的一文中，谈到“洋务运动”作为自强国策，追末舍本的恶果，矛头直指京师上峰：

　　

　　“窃见自强之说兴久矣，上之相勉曰图强，下之建议亦曰图强。日言图强而强终不可见，何也？曰逐末故也。今之言强者，动以利器为指归。曰：命中及远，无坚不摧，炮之利也；冲锋鼓浪，履险为夷，船之坚也。竟学为之，学之不足，且购置之，一旦有事，毁而弃之。图强图强，强安在哉。”〔27〕

　　

　　上述之一段叙述，不就是吴趼人在制造局所见到洋务运动决策者们实施洋务过程最形象生动的三部曲吗？

　　第一，是学习泰西制器之术。虽不再拒学，但是舍弃大部和西法的根本层面，仅仅把目标锁定在追求器物和船坚炮利上。

　　第二，是在洋务宗旨和制造中全赖洋人洋法，以封建管家一套管理现代工业。又不知辩证变通，最后沦落为制器洋奴，悲叹“造船不如买洋船”。如北洋舰队有几艘是自造的呢？制造局在造船成本上稍遇困难就不再造船，便是吴氏目睹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造船也罢，买船也罢，一有战事，“毁而弃之”。这四个字，可作为所谓洋务“自强”，从造船到沉船，曲终人散最生动深刻的归宿。

　　最后，吴氏矛头向上，一针见血，愤而质问：洋务运动，“图强图强，强安在哉。”一句话，吴氏告诉世人和天下，洋务虎皮——撕下来了，破产了！当然，《自强》的发表，是在沉船十二年后——1885年，中法战争那时，热血和年轻的吴氏还没有那样的思想水平。

　　1905年2月和9月，吴趼人把以讽其不争、痛其自败之笔意，把其事写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发表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小说》杂志笫二十号上，署名：我佛山人。

　　民国后，“保民”号归入国民政府海军巡洋舰队系列，1920年4月退役，再卖给支持袁世凯的广东督军龙济光，〔28〕此乃后话。

　　

　　注释：

　　〔1〕李育中：《吴趼人生平及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廖云：《南海十三郎之正传》，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

　　〔2〕《广肇旅沪地缘团体概述》，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一节436页，文彚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册370页。

　　〔4〕此节有关洋务和江南制造局的成立过程，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有关江南制造局部分。

　　〔5〕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6〕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7〕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8〕《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丛刊四），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

　　〔9〕熊月之：《上海广方言馆史略》，《上海地方史资料》（4）68页。

　　〔10〕《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22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1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4页，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12〕吴趼人《自由结婚》评语转引自《新庵译屑》（周桂笙译）。见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3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14〕《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469页、470页。

　　〔15〕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6〕《我佛山人全集》第八卷9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杜阶平．《书吴趼人》，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8〕李葮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20〕俱见《吴趼人全集》，第一卷1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1〕参考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第四章（甲申中法战争)。

　　〔22〕《中法战争》（丛刊三），304页。

　　〔23〕姜鸣编：《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南洋兵轮船表”，三联书店，1994年版。“保民”号军舰图。

　　〔24〕见姜鸣编：《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附録301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25〕《吴趼人全集》，第一卷22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6〕《吴趼人全集》，第8卷4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449页，1885年10月19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28〕同〔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