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演变的两个时期

　　吴趼人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14年， 曾改号两次。17岁（1883年）入江南制造局时暑何号无考，25岁（1891年）改号：茧人；29岁（1895年）改号：趼人。根据这两次改号的启示，吴氏在江南制造局的思想演变可分为两个时期：一、29岁之前称为“茧人时期”；二、32岁（1897年）离开江南制造局之前称之“趼人时期”。

　　吴氏29岁之前的“茧人”时期，若以思想源流而论，有两个来源：

　　第一，新学。吴氏在《吴趼人哭》曾说：世上“聪明特达之士，知旧学不足持，故努力于新学。” 新学是指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传入的以西学为主的新学识：它包括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新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明、新科技、新产品、新知识、新观念、新文化……。这是一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开始，就逐步蚕食，最后席卷全球无可阻挡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化思潮。以吴氏个人来说，就是在制造局所学习并加以实践的机器制造和机械绘图的基础知识，以及当时传入翻译的一些初级的西方科技和社会知识。这无疑是以先进的科技、教育、文化为先导，以资本主义工业和世界贸易为支撑，具有全球视野的西方文化背景。

　　其次，也包括因列强外患而被迫“内须变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观思想和有识之士对洋务思想的批评。还有吴氏在制造局自甲午一役以后因“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开始而接触到的康梁变法思想，还有其他维新人士的变法著作，如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第二，正在变化转型中的传统中学（旧学）：是指以专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也是洋务思想的致命伤）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儒家学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政统、道统、学统……。亦包括封建社会中较为优秀的政治和文化的遗产。简言之，就吴趼人来说是以吴荣光的“忠君、义礼、保民、爱国、学术”为核心、传统的治国方略和道德伦理思想，这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以深厚的东方大陆农业文化为背景。这种旧学与新学在吴氏“爱国、保民”核心元素主导下，不断矛盾、斗争，融合，共铸一炉，成为吴趼人在戊戌变法期间不断进取的思想动力。

　　下面透过吴氏改变个人署号的背后，所发生的重大的思想变化，说明吴趼人在甲午战争前后，如何向家族传统和西学汲取思想营养，努力寻找救亡和革新的道路；如何体悟到人生的困局和精神上的危机。这些变化显示了吴氏在不同阶段复杂的逐步觉醒和独特的思想轨迹过程。

　　

　　吴氏为何改号“茧人”

　　吴氏进入江南制造局第八年，刚好25岁之时，改号为“茧人”。〔1〕吴氏25岁之前署何号，现已无法稽考，但25岁时又为什么改号为“茧人”呢？这究竟是随意的，还是背后另有思想动机和深意呢？这就有必要回过头来，从家族的思想文化对吴趼人的精神影响介入，从吴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任贵州巡抚时“引种柞蚕”说起。

　　道光三年十月（1823年11月），吴荣光擢升贵州布政使，越年升贵州巡抚。便发觉贵州与广东或别省甚为不同：“汉苗杂居，俗犷风饶”，人地贫瘠，来此做官者多不安心，便勤加训导和抚绥。他又继而查知贵州“其地有椽树，能育野蚕，蚕成作茧，可资被服”〔2〕。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发现前任遵义知府陈玉壂竟然不远千里把山东柞蚕引进贵州遵义安家。历经四年，遵义地方人民养蚕织绸成为主要副业来源，当地百姓收入较他地为富。吴趼人的曾祖父决心学习和追随陈知府“引种柞蚕”，扶贫开山之路，继往开来。决定将一年俸禄“捐廉为倡，买椽种，延栽师”〔3〕；大面积推行引种和养柞蚕织绸；以一省行政之力，百姓支持，遍布通省，历经三年而功成。

　　这个一心一意愿苗民和百姓丰衣足食的好官，见引柞蚕功成，民偿其所愿，心中便无限宽慰。在道光四年（1824）和道光五年（1825），两年间先后写了一组律诗，共十一首，以记述在贵州全省各地山区“引种柞蚕”全过程，以表诗人一颗扶持贫苦苗民的赤诚之心。组诗细目如下：

　　1.《和春海学使椽茧歌》，2.《种树》，3.《窖茧》，4.《春放蚕》，5.《秋放蚕》，6.《驱蠧》，7.《移枝》，8.《煮蚕》，9.《上机》，10.《利无笇》，11.《永不税》。〔4〕

　　下面择四首诗，以飨读者，以瞭解吴氏曾祖何以感动后辈，何以使未曾见面的曾孙吴趼人改号为“茧”，一生执其“茧”意，纪念曾祖。

　　

　　和春海学使椽茧歌

　　栎榝之属房生捄，有子曰椽黔南陬。

　　昔闻叶可为绀緅，又闻树仅充薪槱。

　　……

　　作歌告我纴织修，使其有用大蔽牛。

　　我亟编与守土谋，是时落实寒林秋。

　　采以斗石多为裒，散种十二府一州。

　　……

　　东风冲融吹林幽，其叶沃若如桑柔。

　　蟫蟫蝡蝡缘枝头，以枝接树枝相摎。

　　连枝垒叶纷蜒蛐，众鸟耽饲声噍啁。

　　殴以竿帻戒枪矛，蛹成乃割盈盆瓯。 

　　缫以莜汁丝频抽，蚕始蚕妇忙不休。

　　成绚成匹皆堪售，不胫而走长通流。

　　不税其蚕防苛搜，万家万树同庇庥。

　　回首苍翠三年周，户户丝绣皇华輏。

　　亦或蚕有同功不？更将十法为汝讴。
　　

　　　　种树

　　种稻一时劳，种椽一锄力。

　　况土不宜禾，硗瘠橡可植。

　　植成叶泥泥，用以供蚕食。

　　黔民勤且，胡弗事纴织？

　　煮蚕 

　　茧老丝始成，茧熟丝始出。

　　以身殉其丝，衣被及万室。

　　我茧一灰柔，伐茧一缫密。

　　贸丝人未来，各念保素质。
　　

　　永不税 

　　山炭与山蚕，俱不入课则。

　　圣思宽边隅，重戒尽民力。

　　潌畲赋本轻，微末何足殖。

　　寄言循良吏，慎勿扰作息。

　　我是相信诗如其人的，尽管历史上由皇帝到大小官员们装门面的“劝农诗”，多如牛毛。这组名副其实的道光年间贵州的扶贫史诗，非荣光先生亲临其境地，非亲身察看和感受农家苗人苦况，然后非亲下决心要摆脱当地难种水稻的恶劣环境，非深怀让百姓过上“衣遮身，腹止饥”的为官之心和非实践过引种柞蚕全过程的生活体验，这样感人的扶贫诗是断断写不出来的。荣光深入观察由种椽树、得椽叶，引蚕种，窖冬茧、放春蚕、放秋蚕，驱蠧，移枝，煮蚕、缫丝、上机，收购、过卡关、免税等全过程。总结细订养蚕“十法”，又以督抚令文通饬全省。日夜筹划操劳，三年而功成。

　　荣光思考再三：自己调走后，当官者不一定会继续施行扶贫保蚕这一举措，于是上报军机和户部：让苗民百姓的“山炭与山蚕，俱不入课则”，“永不税”。〔5〕

　　他通过其诗组最后一首《永不税》，谆谆告诫后来黔地为官者：黔地农事环境不好，本来税收也是很少的，现在朝廷免了税，请不要想方设法再收税了，这在朝廷算不上一回事。即使你不去保蚕扶贫，但也千万不要干扰百姓的农事和休息。

　　以孔子最高理念“仁”作评价标准。什么是“仁”？爱人也。

　　“寄言循良吏，慎勿扰作息。”（《永不税》）当政为民永不税，走后常念勿扰民，为人为官者，善莫大于此哉！莫说其曾孙吴趼人会感动，连今人读之，也震撼抚叹不已。“慎勿扰（农民）作息”：这是一条为循良官吏立品、立德之道；是由古到今农民的生存底线。

　　吴荣光告诉我们有三类官吏：一是为民扶贫之官；二是不扰民的中庸好官；三是扰民的贪官污吏。势易时移，清朝社会在19世纪80—90年代，官场道德早已走向穷途末路，不用说在那些怀有如李白和杜甫忠君爱民理想的官吏，已变成传说和文物，甚至如阮元、吴荣光、林则徐、龚自珍等一流精英人物，早已无影无踪，因而，趼人纵有说部奇才，却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怎样也写不出第一种为民扶贫之官。所写的第二种中庸好官“继之”之流，也只能是行止失据，形象苍白，软弱无力，无理想光彩的形象。无奈所写最多，皆是随处可见的第三种官：披着虎皮和羊皮，殃国害民，贪污自肥的牛鬼蛇神。

　　虽然，吴荣光的《石云山人诗集》是吴氏家族后人必备之书，但吴氏后人能与大太公荣光距隔数十年时光而心神意会，将吴荣光的封建正统道德和伦理结合新时代的新因素，付之实践者，唯“宝震”一人而已（宝震是吴趼人出生时采用宝字派上灯上谱之族名）。

　　

　　佛山乡人写《吴荣光传》时（见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提到他在贵州引蚕之功，只评了一句：“民咸温暖。”吴氏字号独取“茧”者，正是取其山蚕野茧对百姓的功效，兼纪念曾祖父，永记“民咸温暖”之大志。吴荣光这个曾孙吴趼人改号“茧人”背后的真正因由，实际上涵括了吴氏思想中的“中学”儒家的核心内容。后来吴氏虽改号“趼人”，或其他字号，但仍在日后一些作品署上茧叟、茧翁、茧廛；其居庐曰茧门，可见吴氏一生对“茧”（曾祖父）之深情，也反证吴荣光的为官爱民之思想对后代影响之深远。

　　“茧”，对吴趼人来说，从字号之改演变成纪念曾祖吴荣光的象征和标志，并深刻地体现出吴荣光这位岭南大儒的各种精神元素和人格光环对其曾孙思想上的强烈辐射和影响。

　　

　　“茧人（仁）”之苦闷

　　吴氏因上述纪念吴荣光的缘故，于进入制造局第八年25岁时（即1891年左右），改号茧人。但到了甲午中日战事失败，《马关条约》签订至公车上书事件发生的前后，即过了四五年左右30岁的吴氏又把“茧人”之号再改为“趼人”。

　　有什么必要再改号呢？吴氏本人对此有过一个生动的说明：

　　

　　“吴趼人原号茧人，一日求人书画，增款书作“茧仁”，趼人大惊曰：“茧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急易作“趼”字，仍音茧，因多误作“研”者，便记于此。” 〔6〕

　　

　　显然，他从那个画家误写“茧仁”时，当场意识到，无论从个人或从国家的状态就是如同“茧”中之“仁”，广东人最爱吃新鲜佳肴“茧仁”，从国家前途说，这不就是别人的“盘中餐”吗？从个人讲，进制造局画图房就呆了七八年，茧人不就是“茧仁”！内心一念，口中大叫“茧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情急之下，忙和那个画家[HJ70x]说：快，换上“趼”字，音仍茧。说那由“茧”改“趼”之时分；心中大惊，且又大痛。情之紧急，刹时间，民族危亡、个人困局、补天大梦，在意念中通通在搅在一炉。 

　　下面从三方面作一分析：

　　第一，吴氏自来上海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够不断的反思和进步，他第二次改号“趼人”之前，显然是体悟到精神上陷入了一种表面不易察觉而实质上已渐变成一种“死且僵”的严重危机。他思想上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渴望革新，但又无法明察和不知从何处突围；他思想上早已把制造局画图房视作非久留之所，但又不知那里是安身立命之地。进看不见前路，也无法后退。吴氏发觉他本人这种人生困局和国家无出路的状况一模一样，如同作茧自缚。这种个人无前途，国家无出路的蒙胧联系意识，使吴氏更加对国家当权大吏的决策敏感，更加注意报纸上包括民间官绅的各种阶层精英人物的思想动态和中法战争后的边疆危急形势。

　　吴氏在画图房（即设计绘图室）学得一手机械绘图和设计船舶的好本领，若受聘到洋人船厂，工薪还挺高（一百洋元左右），但是，当一个机械绘图师，絶非心怀高志的吴氏所向往。他不甘心被饭碗所累、被总办所压、被自己没有决心冲破制造局这个大茧蛹而内疚、悔恨、苦闷。无奈平日只能偷空干些私活，做个小火轮什么的为乐，又能帮补生活。话说回来，风大雨大，出走容易，安心最难。以上海这个洋人称之为“冒险家乐园”之大，可又能到那里？那里可以找到既能实现人生理想又能救亡图强之所，又能容纳和舒展个人所长之地呢？

　　吴趼人一生敬仰和深怀曾祖吴荣光忠君爱国为民，“民咸温暖”的社会理想，但遗憾的是，眼下，这理想并未能够在这个厌恶仕途、对官场深刻失望的曾孙的人生上再次实现。吴氏从直观和感觉上不满制造局，不满洋务，不满国政，不满外交，不满军事……几乎不满一切，但是又无法接触到超越洋务思想那种更彻底、更先进的社会革新思想和理论。这是吴氏在制造局的“茧人”时期未能破“茧”前，时代性的思想苦闷。

　　事实上，1895年之前社会上具有相当水平、救民救国又切实可行的维新方案和维新理论，还未最后酝酿成熟，更不可能凝聚为一股社会改革潮流。改革家陈炽的《庸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季才首次刻板刊行；而吴氏的同乡郑观应增编新订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至1895年才面世。

　　第二，以个人职业技能论，吴氏还未磨炼好离开制造局后所能发挥的文字专长— 一枝生花妙笔。况且社会上虽然出现自由文化人职业的小小空间，但社会上还未具备条件和时机，演变成一种大量的自由职业需求和能养家活儿的报酬。吴氏就陷在这种历史社会条件未成熟和个人意愿、人生理想与实际处境矛盾的困局中（参考《吴趼人哭》）。难怪他一下子从“茧”的具体围困形态和意念，敏感地意识到，制造局对他而言，迟早会成为一个大茧蛹，而自己正是“茧”蛹中之一人（仁）。若再不求变，再不寻求出路，筹划人生，就将会如僵蚕一般：“茧中之一人、死且僵矣！”

　　第三，趼人最初并不是马上察觉和意识到自己在制造局停滞不前的状况，从思想上朦胧混沌的苦闷矛盾到欲变求新，这需要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他的突破还需要外界时机和条件的成熟，因而，亲友的平常交往也会成为促使他思考人生的一种刺激和机缘。

　　1892年夏，吴趼人的一个族叔公吴荃选，春闱不中，便从京都南下回家乡广东佛山时，路经上海，与吴趼人相聚。祖叔侄两人商谈什么呢？据《吴氏家族四传画传·序》（原件藏佛山博物馆）推断：应有二件事：一是欲收集吴氏大树堂各房众人的诗作，合集名曰；《续吹篪集》。因“先伯祖吴荷屋公辑家园群享诸诗名曰：《吴氏吹篪集》，自兹以囗代有其人”。吴荃选在1910年11月写的《吴氏家族四传画传·序》说：

　　

　　“……余数年前曾与从囗小允有《续吹篪集》之议，旋小允匆匆返沪。余亦北辙南辕，两地奔逐，彼此各有不遑要处之况。籍是迟迟至今，顾诗则各有存稿，犹可俟诸异时。”

　　

　　趼人平日亦喜作诗，以诉心境。自到上海以来，诗作累积不少，但因生活计，从未静下心来，细品诗句，挑选佳作。况且，自已眼光有限，打算，日后另清高人汰劣存优。这就是下文所提到1897年12月9日的《消闲报》，内中吴趼人有诗三首的《茧暗诗稿》。

　　
第二件事是：“将吾族画汇为一册，名曰《吴氏四传画册》，犹先伯祖集诗意也。”吴趼人少年时虽学过几笔丹青，练过一下书法，但当时早就觉得实无此天赋，平日也无作书画习惯。当然推辞。

　　《吴氏四传画册》经吴筌选的奔走雅集，终于在1901年11月15日以家刻本的形式在族人内发行。而 “小允有《续吹篪集》之议”究竟成事没有，侍考。

　　因为趼人和筌选彼此皆吴氏本家文人，惯以诗唱和。趼人写下了《文鹿季父春闻报罢南旋过申，赋此送归岭南，并寄介叔王季父京都》（三首）七言絶句。〔7〕下面选録两首。

　　

　　　　　　几人下第感刘蕡，且喜英风侍海滨。

　　　　　　惭愧阿咸游沪渎，十年驰逐亦风尘。

　　

　　　　　　难得天涯一再逢，骊歌催别太匆匆。

　　　　　　故园父老如相问，为说飘零与昔同。

　　

　　这里先说一下吴趼人两个族从祖叔的情况。一是上面诗题上所谓的“介叔王季父”吴尚廉，是吴荣光七弟灿光的第三子。名常熊，子云卿，号叔度，玠叔，1889年（光绪十五年）举于乡，次年连捷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大理院第二庭推事。辛亥革命发生后即回籍，族谱记载生年为1864年，比吴趼人年长两岁。查族谱并无终年记载。近翻查民国十二年编纂的《佛山忠义乡志》，发现吴尚廉担任评议一职，以可推断：吴尚廉终年大概为1924年左右。1892年吴趼人有诗题给这位族祖“介叔王季父”，并知其时仍在“京都”任职。《佛山忠义乡志》有传。着有《临江游记》、《庚子大事记》、《临江丐客诗钞》。

　　第二个祖叔是荃选，吴绶光之孙，吴尚时（字弼卿，号坤如）第三子，1852年生，年龄大趼人14年。族名福焘，字颂明，号文鹿，吴趼人与这位族叔有多少亲情。1892年，春京壬辰正科（贡士）会试，吴荃选第二次赴京应礼部试，不第南归，路经上海，曾探访吴趼人。吴荃选工柳体，为世侄书楹帖：上联为“沪海风流怀小阮”，下联“京华驰逐怅刘贲”。吴趼人感报以诗三首作答：诗题为《文鹿季父春闱报罢，南旋过申，赋此送归岭南，并寄介叔王季父》。吴趼人诗题中称“介叔王季父”，是把“玠”字的左偏旁“王”移到“季父”之前，变成具有祖父之弟辈分的“介叔王季父”。文鹿所赠对联的“小阮”，即世称二阮之晋朝才子阮籍与阮咸的小阮；刘贲在唐代文宗太和二年（1828）应贤良对策时，挺身缄贬宦官祸国的考试士人，因畏中官，无人敢録取。登科人李合曰：“刘贲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文鹿送给趼人的对联用意是把自己比作刘贲；不第比拟自己考贡士不中，把趼人比作才子小阮（又称阿咸）。因而吴趼人的诗句才有：“我这‘阿咸’在上海胡混十年，若乡中父老问起我，就说还是单身一人漂泊，和以前一个样”的意思。文鹿与趼人相互感怀身世。叔侄唱和，感情甚为融洽。

　　趼人出行上海后，吴荃选大概在佛山见过趼人多次，深知趼人为荣光遗留之书籍和文物担忧，而荃选本人则接收荣光部分文物时，却不以咸告，以至趼人晚年为此多次提及，念念不忘，却不知情。荃选后来官至内阁中书，补用知县，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与尚廉主修和考订《吴氏族谱》。辛亥革命前，听从尚廉的劝导，弃官回籍。在乡修建别墅“陆沈园”，倘佯山水与文物考据之间。又组织“龙塘诗社”（在祖庙后面），每日与乡名流饮酒倡和。辛亥革命反正后，又被选为佛山第一届议会议长，民国十二年，参与《佛山忠义乡志》编纂，可以说吴荃选是当时佛山名绅和风流人物。族谱记一八九一年卒，大误。因其参加编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卒年应为一九二四年后。

　　文鹿与趼人以诗文感怀身世，引起吴氏对自己目前在制造局碌碌无为的状况深深的思考。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没有出路。吴氏个人的梦醒了吗？

　　已经搬到西门外住所（在画图房旁，上班方便）的吴趼人觉得自己在制造局每天的生活——绘图呀，绘、绘、绘……是作茧自缚，毫无见识，缺乏历练和发挥的天地，完全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出路。

　　既然命运早已注定这位吴氏青年日后会成为小说领域的言语讽刺大师，为什么命运不让他早点成名和成功呢？记得俄国天才诗人和小说家普希金说过一句不大讨人喜欢的名言：“艺术是最不喜欢赶忙的。”谁也无法改变什么。于是，一切都在在慢慢地酝酿、孕育、形成之中。

　　

　　注释：

　　〔1〕《〈趼廛诗删剩〉外诗》之《余自二十五岁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49页。

　　〔2〕〔3〕（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人物·吴荣光传》。

　　〔4〕 吴荣光： 《石云山人诗集》，卷十一“黔藩集”，甲乙、申酉年之诗。家刻本，佛山图书馆藏。

　　〔5〕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十一“黔藩集”甲乙、申酉年份诗之《永不税》家刻本。

　　〔6〕吴趼人《吴趼人哭》（五十七则）第一则。《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页。

　　〔7〕《趼廛诗删剩》之《文鹿季父春闻报罢南旋过申，赋此送归岭南，并寄介叔王季父京都》（三首），《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3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