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初醒

　　1895年1月，甲午中日之战，中方一败涂地，胜负大局己定。虽战事未完，朝廷连连向欧洲征询意见，而内阁和议之声遽然四起。

　　这时，吴氏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并体验了一件与自己多少有关、激烈的“驱张”风潮。户部侍郎、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因极力主和，被任命为对日议和大臣。十三日扺沪欲转途日本，并准备下榻自己家乡的广东会馆。哪知广东会馆前广东乡人云集，针对张氏，反对卖国议和的口号、标语和揭帖遍布大街小巷。口号声称：“如有必要，可用武力驱逐此辈。”〔1〕张氏避其锋芒，只好下榻同文书局。不久，街上又贴出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的粤东士民檄文一道，略谓：

　　

　　“……倭人无故启衅，攘我藩属，杀我兵民，侵我疆土，凡有人心，莫不同愤……不谓本省有不肖某某，辜恩误国，全身保家，不思修我戈矛，同雠敌忾，遽欲腼然面目，汲首求和……凡我同乡，谁不切齿痛恨。兹闻欲到沪江，如有假馆广肇会所、潮州会馆，请鸣鼓而攻，荷戈而逐。”〔2〕

　　

　　这个“本省不肖某某”正是上述吴趼人的同乡前辈、广东佛山人张荫桓。张氏以布衣擢至内阁，这在佛山谁人不晓？他在佛山的红棉书屋和吴荣光读书处一样为当地胜迹。吴趼人一向较重视同乡会，尤其自己孤身一人，初来上海，也要同乡会的关照。有时也做一些同乡公益之事，日后又因名声渐远而被选为广肇公所会长。可能是自从发生“驱张风潮”，和闻说俄国在东北修铁路时发生的行贿事件与张氏有关系，吴氏对这位高权重的同乡，不怀好感。后来特别在他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一回“周太史出都逃均难，焦侍郎入粤走官场”中细述他的出身，不过把张姓改作焦姓，但还是瞒不过许多细心的读者。

　　1895年2月中旬中日交战，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全军覆灭。消息传来，国人心中愤恨而深憾。4月17日，《马关条约》在日本签订，更如晴天霹雳。4月22日，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上折拒和（80人签名），湖南全省举人响应，于是粤、湘举人同递章都察院，其他各省举人同时发难骚动。时都察院前，连日递章塞途，长官之车被围，台湾举人更是全体跪下，垂泪而请命。

　　5月2日，康、梁联合全国在京十八省一千三百余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实为清朝二百年来未有之举。正如梁启超所说：“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醒的标志。继而，传出康氏上清帝第三、第四书；康、梁在京师创办《中外纪闻》，又与文廷式等官僚组织“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吴趼人因有从祖叔吴荃选在“公车上书”参加题名〔3〕，特加关注，刺激颇深。他不但关心和注意康梁变法的动态，学习冯桂芬、郑观应的改革维新理论，而且开始思考中国自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来国家的危亡之状况和出路。吴氏说：

　　

　　“自通市以来，西人快其海具，梯杭而至，琛赆咸集；偶有龃龉，舍玉帛，兴兵戎，炮火腾天，轮舶织海，血肉飞糜，性命顷刻，开千古未有之奇局，亦开万世之奇酷，此世变之尤者也。”〔4〕

　　

　　这是吴氏第一次痛心论述，把自五口通商以来，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却无法扺御，而压抑多年的爱国情感借此爆发出来。痛定思变，因而吴氏到处奔走“间尝语人：甲午之役，创巨痛深，变法图强，此其时矣。”（见吴趼人《趼呓外篇·保民》） 

　　

　　“茧人”改号为“趼人”时间之理据

　　在此深刻刺激下，吴氏在“公车上书”后，下决心把25岁时改号的 “茧人”，再急改为“趼人”。

　　为什么把吴氏第二次改号，定在“公车上书”后呢？笔者为确定这个大致的时间，也颇为曲折。在吴趼人诗歌中有一首题目为《余自二十五岁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姓氏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生。古端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

　　

　　这诗题透露出：吴氏原号茧人，“去岁”才改为趼人。这个“去岁”究竟是哪一年呢？

　　研究吴趼人权威的魏绍昌先生，在他所着的《吴趼人研究资料》（1980年版）收入自己的论文《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中的注释〔二〕告诉我们：

　　

　　“吴趼人又名宝震，字小允（从其父允吉取字），自二十五岁（1890）起改号茧人采“作茧自缚”之义。约四十一岁（1906）时又易“茧”为“趼”，音本同也。”

　　

　　这就是说“去岁”在1906年。这自然是错的。驳论证据有二。第一个驳论就在他所着《吴趼人研究资料》同一书266页：（四）小品《吴趼人哭》之中。迻録如下：

　　

　　“《吴趼人哭》，五十七则，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据吴趼人手迹石印，巾箱本一册，计四十页。原文：“吴趼人原号茧人，一日求人书画，赠款书作‘茧仁’，趼人大惊曰：‘茧中之一仁、死且僵矣！’急易作‘趼’字，仍音茧，因多误作‘研’者，便记于此。”

　　

　　魏先生的笺注是错的。因为1902年出版的《吴趼人哭》，都很清楚地证明上文的由“茧”易“趼”改号时的“去岁”，极可能是在1901年。这是魏先生同一书之矛盾。但这又不是最终答案，因为上面这一首诗不收入吴氏自编的诗集《趼廛诗删剩》之内，那么首先的是要找出这首诗最早在哪一年发表，才知道改号的“去岁”真正是哪一年。

　　驳论证据之二：北大何宏玲先生发现了吴趼人在《消闲报》的佚文，其中发现1898年2月2日的《消闲报》有一条补白，署名趼人吴沃尧稿，其文如下：

　　

　　“余自二十五岁后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人，口占二十八字辨之：姓字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古砚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

　　

　　1898年虽是发表声明改号之诗那一年，但未必是写诗那一年，不然这个“去岁”（1897年）就不准确。吴氏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号，这个改号无非是备受外界压力和刺激。结合这二年大事连读发生动荡的国内外形势，改号之“去岁”应定在1895年。

　　1895年吴趼人三十岁，受甲午之役之刺激和“公车上书”的反思，思想才开始觉酲，渐趋于先进的资声阶级维新和改良倾向。人生三十而立。

　　吴氏为何在改号中以“趼”易“茧”，音仍“茧”呢。

　　趼，取自茧之另一义：手脚因劳动和走路、长久磨擦而生成的硬皮。转义为磨炼、历练。但吴氏再次改号“趼人”，还是有来历的，不过，还是纪念吴荣光的缘故。

　　道光十年（1830），吴荣光编有诗集《趼舍诗存》，其序云：

　　

　　“余自道光戊子秋，择地经营两先茔，历揽西樵、石门、浔峡、嘉桂、白云、罗浮诸山，趼足两载，几及百舍，祁寒暑雨，不敢告劳。……”〔5〕

　　

　　序中所说为寻找父母茔址“趼足两载……不敢告劳”，“趼”，即脚底磨成了血泡和结成了“老茧”，表现了吴荣光为父母寻坟茔坚毅和艰苦的忠孝精神。“趼”与“茧”，在训诂和特定语义环境中虽有不同，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姓字从来自有真”（吴趼人诗）。吴趼人由茧至趼的署号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在吸取家族传统思想遗产和朦胧感知外界时代变化，欲采取应对求变的两种不同心态。无论从义从音是“茧”与“趼”，两者相通，都能表现吴趼人以此悼念吴荣光，纪念他一生学术、爱民、爱国、学术、忠君、礼义，儒家的多重优秀的品格和卓越业绩，以此激励自己。

　　从上述各章考略所知，25岁和30岁左右的两次改号，内中披露出吴氏青年时在制造局时期发生了两次重大思想变化的一些根由和重要信息，我们需要着意弄清楚，不然，吴氏在后一阶段发表“补天时期”的“补天”之举和“花报时期”所形成的思想脉络，便成为徒托空谈，无源之水。

　　

　　忧时君子，引为同道

　　甲午之后，1995年十月上中旬吴趼人从报纸注意到一个名为孙文的珠三角同乡，在广州发表《拟创立农学会》的宣言。（原文发表于广州《中西日报》1895年10月6日）看了宣言全文，吴氏立觉此人不但对农务见识和策略精到，而且对国家的弊病因果，条陈清晰，观点鲜明，令人感慨万分，又耳目一新。于是便在日后发表一篇名为《保民》的文章上加上“则有忧时君子创为农学会，广译外洋农务诸书行世”一段（《维新要言·保民》），并把孙文称为“忧时君子”。随之在文章末段感叹：农务革新，归根结底还是农民文化问题，便提出“各乡设一农务宣讲处”，轮番宣讲农书。“是或兴农务之一端，而不辜负创会者之初心也”，作为响应“忧时君子”之农务设想。一篇一千几百字的短文，一呼一应，两处关注，俨然把“忧时君子”引为同志。

　　1895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农学会。18日，他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的《拟创立农学会书》，署名香山孙文。内称：

　　

　　“……故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亲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定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粤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先生不少留心当务之急，同志定不乏人，今特创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突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风气之先……。

　　如有同志请以芳名住址开列，函寄双门底圣教书楼或府学宫步蟾书屋代收，以届期恭请会议开办事宜。是为言。”

　　　　　　  香山孙文上言 〔6〕

　　

　　这是中国第一个农学会宣言。其时，这类成立某学会的新闻消息，各地报刊互为转载，在上海不难看到。大概是因为作者曾游历各国，既主张学习推行西方垦田新法，又准备广译各国农桑新书，况且又是同乡，因而特别引起吴氏注意。但又为何称孙文为“忧时君子”呢？

　　细看《拟创立农学会书》全文，首先涉及农务改革新法之事只占二分之一左右，而分析国情、国弊，讽刺清廷甲午之役全军覆没，继割地求和者，赞颂泰西诸国，民生富强者，亦占二分之一，确令人不得不受感染而随之忧时。

　　次是满篇新观点，字字新理想，开人耳目。说泰西富强是由于“以士类而贯四民”，即每人都是有素质的知识分子，因而“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传户诵，无士非民，无民非士，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进而批斥洋务决策：“若沾沾焉以练兵刮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恶乎可？”此乃既忧时又反思改革，一针见血，这篇同乡之文，真令吴氏思路大开。

　　再次是谈农务也是有学识且深谋远虑，学诸泰西，有章有法。首论中国“户口甲于五洲”，人口众多。“若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笔者“重历各国，亲察治田垦地新法”，再“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继而“会中设立学堂”，培养西学农科人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实行“纠集资本，以开足荒地”的企业化经营。难怪这篇令人眼前一亮的农会宣言引起吴氏莫大的兴趣和注视，把“忧时君子”组织农学会的消息，在他不久要发表的维新言论集《维新要言》纲领性的第一篇《保民》透露出来，并要“不辜负创会者（“忧时君子”）的初心也”。〔7〕

　　这是吴趼人在不明香山孙文是革命党的情况下，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孙中山在文字上表示给予注意，尽管吴氏当时完全不知道农学会既发展农务，也是孙文兴中会乙未广州起义的秘密联络站。

　　1895年3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筹备成立农学会。孙中山正积极组织兴中会广州乙未（1895年）超义，因而此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便请兴中会员区凤墀模仿孙氏语气执笔，但二十日后，起义失败。孙中山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告发，引发清军大肆搜捕农学会员，陆皓东在会所被捕牺牲，孙中山出走海外，广州农学令被禁。

　　无独有偶，吴氏和孙氏领导的第一次（乙未）广州起义还有文字之缘，五年后，1900年秋九月，吴氏返粤（佛山），第一次“道出香江”，与诗人兰史先生（番禺潘飞声）“得图良晤”。顺便收集五年前孙中山兴中会在香港准备（乙未）广州起义和其他小说素材。尽管现时还没有发现吴趼人对失败的广州起义持有何种态度和立场的其它任何文字，但是作者在其名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陡发财一朝成眷属，狂骚扰遍地索强梁”，已初露前期对此次起义态度之端倪。

　　小说写“我”在乙未（1895）起义前一日（三月二十五日）：

　　

　　“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整个广州早已风声鹤唳。沿岸码头关防严阵以待。“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作者又通过一个官员进入督抚衙守，描述当时官场之惊恐：“到了抚院，又碰上止辕，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里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皇起来……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节那天，阖城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施放……我吃了一惊道：‘明天就是二十六了，这还了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

　　

　　虽然，小说采用了一些夸大的传闻渲染起义前的恐慌气氛，也没有正面的展开描述，并在自评语中用“謡言”以掩饰这件事的重要意义，但小说还是以讽刺的笔调向社会揭示：香港殖民当局的“洋电报”向广东清政府告密，官府从外省调大队兵马防备弹压，督抚大小官员惊慌失措等不争的客观事实。……显然这是有利于读者同情起义的革命党人，显示了维新变法时期的吴氏，在武装推翻清政府和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上，由中立向前进了一步，区别于写作《剖心记》〔8〕时，由中立向后退几步的晚期。可以说，这时吴趼人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包括被感染的读者）成为了乙未广州起义革命党人的同情者。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由最初连载到最后完成，刊行单行本的时间相当长，各时期各章回所写作时作者的思想和心态的变化十分复杂，看来，在广州乙未起义（限于侧面描写）这一章回上，吴趼人前期的现实主义战胜了他思想上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以及他家族传统“忠君爱民”中“忠君”的思想。只可惜这一刹意念如烟，转瞬即逝，仅偶尔闪现了不多几次而已。

　　

　　多事之秋

　　自甲午前后至离开制造局之前这几年，吴氏发生了连续几件不幸的家事，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先是1890年秋，趼人二叔父，因病客死任上。

　　吴炽福，字祺昌，号尔昌，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去世于光绪庚寅（1890），终年四十八岁。幼随父尚志居京邸，监生。先为直隶巡检，后赴天津典史，因相隔一辈，又早外出为官，与趼人并未见过面。原配程氏，生二子，长子族名宝漱，学名君宜；二弟族名宝灵，学名瑞堂。趼人把讣告以电报发给在江苏为官的三叔保福，但不料连发电报三封，石沉大海。逾月才有信说：我是穷官，与炽福早已分灶多年，人虽死，与我何干？趼人看了三叔的信，一下子冷了半截：天大亲情竟比纸薄，顿时悲从心来，泪流满面。无法之下，遂“乞哀主会计者假数月佣值，袱被北行”。

　　越年二月，附轮船北上，三月到天津香河之赤毛庄，先安置大弟君宜和小弟瑞堂，再北入京都，寻先兄寿世墓。追迹到粤人义园，但见荒草漫漫，已无可追寻。趼人哀伤不已，忆及父亲对自己说：“异日能归其骨者，殆汝为是”〔9〕，心中内疚之极，前后写下《都中寻先兄墓不得》（八首）、《课弟》、《将入都与君宜大弟剪烛话别时宿河西务》，“悲歌志之”。再行折返天津香河赤毛庄，“携二弟持丧南下（回上海），课瑞棠读书，君宜使肄艺于沪南制造局。”〔10〕趼人无兄更无弟，只一个妹妹晓兰，现在一下子有了堂弟两人，心中自是高兴。

　　看过吴氏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细心读者大概都会知道第一百七回有这一段：“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又只得七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们回来。”吴氏把北上携二弟南下之事写入了小说最后一回，不过把地点天津改为山东。趼人在小说旁添有一段评语：“上回之觅弟为着者生平第一快事。曾倩画师为作《赤屯得弟图》。”〔11〕 可见把此事写入小说确是出于怀念亲情。

　　祸不单行。1895年8月，在制造局学艺的大弟君宜，不幸“以微疾误于药石，遂致不起，于八月一日（8月31日），先我（趼人）而死”〔12〕。趼人痛君宜竟遇无妄之灾。越年清明，带着君宜之弟瑞棠前来墓前吊祭，“哭之以诗，悲怆之余，不克成声也。”“临风一恸，情见乎词，得诗八章”《清明日偕瑞崇展君宜大弟墓，用辛卯都中寻先兄墓韵》〔13〕，以志悲伤。吴氏在传统道德上之孝和悌两者，皆见之性情，与其两个叔父辈孤寡之性情大异。

　　1896年春，大概是上述原因，吴氏家人（至少有母亲、姑、妹晓兰，堂弟瑞棠，可能还有母亲方面之亲戚）与同游江湾“转运”。这个春游“转运”不是上海申浦地方的原有传统，据吴氏说是“吾粤人之旅沪者，有江湾照宝塔之说，妇女辈信之”〔14〕。无疑此是广东人通过行游风景胜地，以达到消灾转运之目的，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的民俗。如吴氏佛山故乡，就有旧历年正月十五和十六之际“行通济，无闭翳”之说。届时几万人举着风车（纸和竹制玩具，意为运程转动）或手拿生菜（谐音，生财）步行过通济桥。这样以人身在宝地持宝物上通过，使来年有灾消灾和转“运”，无灾顺风生财。南海人亦有行西樵山，广州人则行白云山（现改名为越秀山）以期转“运”。显然，“粤人春游江湾”是一种广东移民把当地“转运”的风俗，在异地上海申浦“江湾宝塔”的“移植”，虽内容已有相当大的变异，但在上海粤人妇女辈中已深信不移。

　　吴氏众家人至一庙，供观音。庙后垒砖作一矮塔，塔有门，五尺余，传从中窥之凶吉必有所见。庙前见壁嵌一碑，撰一孝女之事。趼人记起碑为蒋剑盟或蒋剑人撰，宝塔即为孝女墓。众家人面塔门跪拜，俯而窥。忽见白壁甚广，一“衣冠人”据中坐，未及辨清其貌，倏已不见。〔15〕是幻觉还是迷信，此“衣冠人”又是谁呢？先述省亲，再叙“衣冠人”，请耐心细看下文：

　　秋，八月二十七日夜，趼人接季父三叔电报：病危，召赴彝陵省亲。吴氏三叔吴保福，字兰舫，号艾山，生于咸丰癸丑（1853）七月，钦加五衔江苏候补分府，曾任试用东河闸厅等杂差。其人生性势利，凉薄寡情，曾将趼人母子和升福之数千金吞没，趼人对此辈无甚好感。但究竟是一祖之脉所系，趼人心急如焚，即夜成行，亲友知己，不及走告，仅赋诗二首留别。这次和二叔去世一样，哪有盘资？情急之下，想起家中贵重之物仅有曾祖荣光遗下的几幅《吴荣光游踪图》。连夜与“买家”（借款人）商议，愿以《吴荣光游踪图》为押署券，贷为行资。吴荣光在金石书画方面颇有地位，传说吴荣光一生做官，辗转多省，每到一胜景嘱善丹青幕僚罗星桥绘画一幅，画界早有所闻。幸而贷资者也是识宝之人，况且此画确藏于吴中丞后人手中。

　　吴氏逆长江而上，过黄鹤楼，吴氏有诗《眺黄鹤楼故址》，句云：“一水便违凭吊愿，半生曾许卧游来。”推之，估计吴氏曾看游踪图时许下誓愿，生平欲要沿着曾祖游踪之线路，对曾祖作一番凭吊。又有《舟过晴川阁》诗，迎风追波，经宜昌时，遥看晴川阁在龟山脚下。诗中有“最是关心游踪图”之句，事因心中最珍爱之物放在别人手中为质，实是放心不下；旅途中另外二首《鹦鹉洲吊祢正平》、《虎牙滩》〔16〕，以思想性论，属于吴氏诗歌中最好的几首，在戊戌变法之背景下，更是具有特别意义，另章会详细评析。我们还是先回到趼人的旅次上来。

　　直扺宜昌后，据吴氏述说：“踉跄入公馆，则堂张孝幔，遗像中悬，俨然孝女墓中所见也”。就是说，春游那天晚上“江湾照宝塔”的孝女墓中“忽见白壁甚广，一衣冠人据中”，那个“衣冠人”就是趼人三叔父吴保福。

　　人一生讲一两个神鬼荒诞之事不奇怪，但事关亲人，觞丧严肃，且言之凿凿，真有点看不懂，匪夷所思。

　　趼人自从在制造局图画房学习科学知识和数理工艺始，坚信科学，反对迷信。他在笔记小说《中国侦探案·凡例》说：

　　

　　“我国迷信之习既深，借鬼神之说以破案者，盖有之采辑或不免及此，然过于怪诞者，概不采録。”〔17〕

　　

　　据此文字，其反迷信决心与水平亦相当，絶不亚于今人。他又在另一书《维新要言·开矿》一文中，痛斥风水之害国殃民，态度更加坚决：“宜下令凡有风水之书，限日输诸官，当众焚毁。”〔18〕大有六十年代中期“文革”造反者和红卫兵打倒“四旧”之气慨。

　　从童年始，趼人就被佛山人好拜神鬼和好觋（如打小人等）的习俗所包围感染，浸淫在城内一百几十个大小神庙香火弥漫的气氛之中，大街小巷都是占卦、算命、看相之流；小时便参与过吴氏各房二世祖和败家仔玩沙盘扶鸾的迷信活动。这是他头脑中神秘主义的一个来源。甲午前后接二连三的叔父辈去世，白事相继而来。加之思想苦闷，心中之郁结和懊丧无以宣泄和排解，神秘主义再度滋长。据吴氏在《趼廛笔记·射覆》自述：“甲午、乙未间，与楚雄何景唐比邻居，岑寂无事，学为卜筮。于是《易林》、《易隐》，纵横满案。”〔19〕这也是吴氏神秘主义的又一个来源。

　　主张改革、学习新科学、新知识和愚昧、迷信、神秘与陋俗，两者本应矛盾和冲突，彼此无法相容。但现实中却共处和融洽地处于一个人（吴趼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他有一个血气纵横、念想如光、思维如电、活生生的大脑，思想中矛盾的多元因素，霎时彼此消长，时分时合，错综复杂。这个过程之一面、一事、一言、一行、一意念，常因与我们先前的所知的不同或相反或未见而无法归纳到我们分类的框框。这种“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或“泾渭未分明”或“无以名之”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往往会发生在过渡时期的转型人物身上。吴趼人不是一个理论家，但却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暴露内心、敢于反省、勇于探索的性情中人。他不时给思想披上极端情绪化的言论外衣，往往使人感到一下子到了火焰山，又一下子到了北冰洋，或又如夜空的烟花，色彩缤纷，更加让人捉摸不定。正如上述在思想中神秘主义与科学知识观幷存的例子一样，吴氏思想的变化显示出过程中的双重性、多重性、动态性和所表现无限的丰富个性的过渡性，下面若干章节继续分折。

　　

　　注释：

　　〔1〕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1895年1月13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2〕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1895年2月5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162页，见《〈公车上书〉及附〈公车上书题名〉》。

　　〔4〕《趼呓外编·水师》，《吴趼人全集》，第八卷7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趼舍诗存·序》，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十四。

　　〔6〕《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4页。

　　〔7〕《趼呓外编·保民》，《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剖心记》，第一回“增感触开卷述原因，卷孝友立身定基础”有开头为皖抚恩铭辩护，认为徐锡麟被恩铭下人剖心致祭，大是应该，合情合理等的一段话。见《吴趼人全集》，第三卷5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李葭荣：《我佛山人传》，载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0〕同〔12〕同〔13〕《趼廛诗删剩》之《清明日偕瑞崇展君宜大弟墓，用辛卯〈都中寻先兄墓〉韵》（八首）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42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八回最后评语，《吴趼人全集》，第二卷935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15〕吴氏和家人游江湾所遇灵异之事，见《孝女墓》，《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5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6〕吴氏省疾乘船逆长江而上，所作《眺黄鹤楼故址》、《舟过晴川阁》、《鹦鹉洲吊祢正平》、《虎牙滩》四首诗，俱见于《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45~14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7〕《中国侦探案·凡例》，《吴趼人全集》，第七卷6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趼呓外编·开矿》，《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9〕《趼廛笔记·射覆》，《吴趼人全集》，第七卷2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