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逼人

　　如果说1895年甲午一役，是民族大梦之初醒，那么“公车上书”就是揭开了社会启蒙和维新变法运动大潮的序幕。假如说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诞生是兴起之第一步，那么1896年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在上海创刊，以及稍后黄遵宪和梁启超主持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将上海推到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开始，上海一下子涌现出《强学报》、《实学报》、《求是报》、《农学报》、《新学报》、《格致新报》、《工商学报》、《集成报》、《萃报》、《译书公会报》、《演义报》、《女学报》，加上专为学生课外阅读的《通学报》、《蒙学报》、《求我报》等，具有维新变法倾向的报刊共三十余种。〔1〕新闻舆论刊物，似从地下一下子钻出来，如雨后春笋，确令吴氏兴奋不已。虽然花开全国各地，但较集中在京津、省港澳和江浙地区。一时间，东南沿海各地报刊围遶上海，众星捧月。各种崛起的民间学会、学堂、会议亦如火如茶。以梁启超为首涌现的二十多个著名维新报人与群报交相辉映，灿若群星。真所谓“马关掀翻千层浪，公车奏起大风歌”。

　　于是乎什么帝党、后党、洋务家、野心家、真假维新派、洋教士、列强代理人，忽聚忽散，迂逥奔走各端；龙蛇、泥沙、泡沫、沉滓，都在幕前幕后；以利益为最后依归，不断地预测、修正自己和变法利害关系的前程。这一切都使每天都密切地注视形势的吴趼人，感到形势莫测而浪潮扑面。

　　另一方面，外事形势更为危机迫人。从近月德军寻衅强占胶州湾，帝俄舰队又强占旅顺、大连之险恶来看，列强瓜分豆剖之势，日益加重。

　　眼下，吴氏觉得最有必要做的有几件事：

　　首先是消化康梁维新变法理论，如社会所传几次上皇帝书，最新如上海强学会章程和《强学报》，以及刚出版的《时务报》。有些以往鋭意革新名家的文章，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新版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汤寿潜的《危言》……以前虽也看过，多是不甚了了，吴氏强烈的觉得现时的读后感受与之前有天差地别，有些章节真如字字珠玉。

　　其次是以笔作枪，投身大潮流。据吴氏自云：

　　

　　“丁酉戊戌间，闭户养屙，无所事事。时朝廷方议变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顾盼动容。久已不欲外出应酬，日惟取阅报纸，借知外事。暇则自课一篇。”〔2〕

　　

　　吴趼人决定在沪诸新闻报纸初试锋芒。

　　吴氏虽时有咳病发作，只能闭户养屙，但变法兹事体大。打开沪上各报，山雨，狂风，呼啸欲来。在急风雨箭中，仿佛看见两个同乡康梁之身影，甚至君主也动容慨叹……正是这股潜伏已久的惊天大潮，以民族独立、变法图强为磁力场的中心，以反帝爱国为巨大的吸引力，号召着中国千百万的知识精英前赴后继……吴氏终于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决以病躯投笔献策，参与激动人心的变法运动。

　　激动不等于幼稚。经过制造局这个特殊浓缩的官场和社会十年之历练和锻打、压制与煎熬，吴氏以切身的体会，深知改革祖宗成法之危险。如改制一策，对方早视之为取其身家和性命，于是暗算陷害，围攻群殴，誓欲置之于死地；非有不怕孤立，蔑视群丑，高傲狂勃和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才能从精神上压倒对手。其悲壮与惨烈，若不以日后文字记载多寡计算，仅以触及灵魂的思想影响力来衡量，实不亚于一场百万大军血肉横飞的决战。

　　上述并非猜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距离投笔发表政论文章前几个月，吴氏就做足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下面有诗为证。

　　上一章说到吴氏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家季父（保福）电召赴宜昌省疾，即夜成行。

　　由上海坐蒸汽轮船（大明轮），逆长江而上。家事、国事、天下事，吴氏心事重重，既担心又兴奋，触景生情，诗兴遂发；望着雄峻的龟山楚天第一楼，写下《舟过晴川阁》；经汉阳，缅怀三国群雄，又以《鹦鹉洲吊祢正平》诗祭祢衡君，令人血气贲张；过荆门又嗟叹《虎牙滩》诗，力向虎山行，特别后两首诗有点不同凡响。一首借长江虎牙滩狂澜滔天，喻意世途凶险，人生行路之难，幸有“纤夫几辈齐努力”，“舟人呼号相唱和”，以及抒发誓要“乘风破渡溯流上”的决心。而另一首《鹦鹉洲吊祢正平》更突显蔑视一切权贵，不惜一切与之决战的气势，诗如下：

　　
　　　　　　衣冠不具便登堂，敢对群僚恣激昂。

　　　　　　鸣鼓欲攻丞相罪，被身终是汉家裳。

　　　　　　生当乱世原应杀，死到千秋敢避狂。

　　　　　　鹦鹉洲原鹦鹉赋，传人毕竟仗文章。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东汉末年文学家，以《鹦鹉赋》闻名。事出曹操欲拢纳祢衡，但祢衡一身傲骨，称病拒见。曹操因碍其才名不便杀之，便罚作鼓吏。不料祢衡当众裸身，击《渔阳三挝》骂曹，鼓音殊妙，深沉嘹远，反将曹氏羞辱。曹操借刀杀人，遣祢衡到刘表处。刘表不愿落得骂名，转荐江夏太守黄祖。〔3〕黄祖长子射钦佩祢衡，传说时逢射在江心洲大宴宾客，将一鹦鹉送祢衡。祢衡触动心事，借物抒怀，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其名声大噪。后终被黄祖所忌杀。自此，江心洲称为鹦鹉洲，今洲岛上有祢衡墓。

　　吴氏《鹦鹉洲吊祢正平》一诗，表面凭吊的是恃才违世被杀的布衣处士，但实际上诗人所欣赏的却是“衣冠不具便登堂，敢对群僚恣激昂”，历史上那个违俗狂傲、尚气傲物、敢于击鼓骂曹和面对死亡的祢正平。联系趼人心系变法大局，这正表明瞭诗人其时对变法形势并不乐观的估计和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一旦被顽固派围堵（事实已发生恐吓公车举人之事），真正的维新志士应具有如祢衡般视死如归的雄风和气势；当然也包括吴趼人本人在变法前夕所抒发的不畏权势、投身时代大潮的勇气、傲气和狂气。

　　无独有偶，在此大风潮前夕，中国历史上这个罕见的一身傲骨、狂悖不羁的祢衡士大夫，也引起了一个维新变法领袖级别的人物康有为的关注。

　　康氏经“公车上书”，组织北京强学会后，诸生上访，始知皇城脚下事情并不好办，因而放长眼量，转向上海，再至南京，寻求上中层各方支持。出发前留诗五首，题为《出都留别诸公》，〔4〕序云：“吾尔诸生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録其第一首前三句如下：

　　　　　　沧海惊波百态横，唐衢痛哭万人惊。

　　　　　　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

　　　　　　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

　　　　　　……

　　


　　诗人用“百态横”、“诸山妒”和“百鬼狞”，十分形象地表示社会的阻力和内廷对北京强学能否容忍，毫不乐观；特别是翁同和与康氏谈过皇上和宫内权力的情形之后，康氏顿感“上帝无言”的沉重。假如上帝（命运）不站在变法改革的一边，形势马上就会变得十分危险。康氏想起了群雄四起的东汉末年的三国，想起驻守江夏的军阀黄祖如何因妒忌而杀祢衡这个以才被杀的历史著名案例，也更透彻地表明自己的前途和性命早已和改革事业融为一体，洞察到变法结果的多种捉摸不定的可能性。但是，诗人的思绪刹那变幻之间，康氏又变得元气充沛、气定神闲了。

　　1898年1月中旬，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被荣禄、李鸿章、何寿垣等五大臣“问话”围攻，荣禄首先发话，有“祖宗之法不可违”〔5〕之语。几天后，康氏在历史性两方对垒时所表现出的潇洒自如、大无畏的气势，马上得到一个普通真诚的追随者吴沃尧，在一篇名为《制度》的政论文中表示支持。相关文字如下：

　　

　　“变法之始，动为拘迂之臣百计挠阻，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或违为词。呜呼！此辈侏儒，拥厚禄，秉国钧，保禄固位，因循误国，苟且迁移。”〔6〕

　　

　　你可以责备吴氏毫无政治经验才会辞锋犀利，你可以说他过于冲动才会矛头直指后党和洋务头子，你也可以说吴氏没有十足康氏的镇定和才华；但你不能说吴趼人没有祢衡那种拼命三郎冲决一切之气概。

　　两个不曾谋面的南海县的同乡：一个是维新公车领袖，一个是坚定拥护变法的真诚的追随者。一个洞察先机，领袖前行，顺时势一呼风云变幻；另一个奋力前行，破茧蜕变，身投大潮。两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个人经验，看到了改革事业的前途、结局、下场和风险。当然，两人都从诗句的形象思维中，首先想到了祢衡的被杀。

　　诗（思）有灵犀一点通。

　　

　　破茧而出

　　乙未（1895）是吴趼人思想一个大梦初醒的开始；而丁酉（1897）则是吴趼人职业和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抉择和转折点。这个转折，按照吴氏把自己在制造局滞留多年的困局曾比喻为“茧中之一仁、死且僵矣”，其出路就是破茧（局）而出——冲出制造局！这是吴氏接受了进化论、维新变法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截然变化和视野扩阔的必然结果。

　　自甲午一役惨败，马关签约，吴氏“创巨痛深”，思想震动极大，在“公车上书”后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成为一个在戊戌变法期间有所著述的维新派的民间中坚分子。

　　九月，吴氏已与制造局若即若离。京沪和各地变法较前更深入一步。维新派一方面组织各种学会、会议，网罗人才，如火如荼；而《时务报》、《知新报》，畅行知识界，无人不知，梁启超一支笔，风靡大江南北。康梁又一方面策动上层，结交公卿，布局上奏、上书，影响帝党和光绪皇帝，极尽呼风唤雨之能事。

　　吴氏虽离开制造局，职位去向已经敲定，但具体上任时间尚未最后获知，自己藕断丝连的闲散状况与目下如火如荼的变法形势悬殊极大，但社会人事，非一时之争，又无可奈何。他心事重重，感叹万分，便与友人出游苏杭。

　　

　　“中秋之夜，适在旅舍，对月闷坐”，〔7〕月光如水。

　　

　　回顾吴氏久滞在制造局被压制和那种毫无希望、乐趣的生话，倒也像作茧自缚，其中也包含十年来习惯了的因循守旧的因素：在人浮于事的庞大官营腐败管理下，像绘图这么弹性的工作，懒散与否都可以按时发皇粮，还可以接私活。人就是这么个动物，千辛万苦要离开，一旦真的离开，就会寻出它各样令人不舍的好处。但是人更不能在困局之中僵而不出，石化而死，必须在社会大变局中寻找和开拓更大的个人价值空间，从而作出最明智的抉择。

　　1897年秋（估计是十月），32岁的吴趼人终于离开了整整呆了14年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破茧”而出，也是破局而出，十二月正式走马上任（24日发行的）《消闲报》。

　　吴趼人文理双全，但为什么要不惜放弃理工，割舍当绘图师的高薪大好前途（方佚庐说：社会上一百多元月薪还请不到。）而投身报界呢？

　　说报社薪低，自然可以勉强养家糊口，可是报纸是日间发行、夜晚编辑、时常通宵值班、辛苦异常的工作。当然，这种选择虽然和个人偏好、特长有相当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应是在变法高潮到来时，为了更直接地表达对国计民生的忧虑和改良社会，因而，吴氏决然应命新兴小报行业的挑战和为人生进取精神所驱动。

　　之所以投身报界，自然还有一个吴氏没有表明的原因：方便小说写作。吴氏自少年始，就厌恶科举，偏爱走杂学、俗文学一途。从他日后对被朝廷举荐经济特科的冷淡和对章回小说、小曲、木鱼、地方戏曲等等的熟识的程度，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爱和擅长通俗文艺。如今的杂志、小报，其内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佚闻、灯谜、笑话、游戏、寓言，木鱼、南音……文艺气氛浓厚，特别是热辣辣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打开了吴氏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五光十色的市民沟通、体验之路。这对正在作小说试写准备的吴趼人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巨大诱惑力。如此说来，一个人职业、事业和生活道路的转变，并不是仅有一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像是五只天鹅拉马车的欧洲古代算术题，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同时协同作用，有时代、社会因素，个人条件、动力、机缘以及思想、视野等等。

　　这里必须补叙一下上海通俗文化（主要是小说和小报）新发展的背景，这样才使人感到吴趼人由理工绘图员改业到报界，虽然显得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不应忽视背后那一股推动社会变迁和市民文化发展的潜在力量。

　　报人这一职业，是几千年的社会分类士、农、工、商四阶层所没有的，至近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职业群体。由于近代中国先有外国人办报，因而先有中国人从事外国人所办报纸的报人，后才出现中国报纸。中国报纸早期发展十分缓慢，直到维新时期报纸大量出现了，纔可以说形成一个所谓“报人”的职业群体。

　　吴趼人所从事的文艺小报更是一个新兴的门类，因为中国第一份正式的小报《游戏报》在1897年6月才诞生：同年9月第二份《笑报》继而创刊；11月7日《演义白话报》创刊。

　　1897年11月24日，正是《消闲报》正式刊行的第一日，也是吴氏上班第一日。这三份文艺性的小报都是仿效好评如潮的《游戏报》抢先而来的。逾年，更是三四十种各式小报如雨后春笋在上海出现，一时东施效颦，热闹非凡。

　　李伯元所创刊的《游戏报》成了小报中的众星所捧之月，是天之骄子。这种形势岂是吴趼人六年前，26岁时发觉自己在制造局的状况，如“茧中一仁、死且僵矣”的形势可比。那时国人自办报纸只有寥寥几份，报界是外人之天下，更不用说文艺小报与文艺期刊了。

　　更想不到的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军建都南京和攻打上海，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三件历史事件所起的历史上复杂长远的“蝴蝶效应”，造成了大量的江南绅士移民和城内居民大量进入上海租界。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衣冠右族”，不但取代了上海土著，成为压倒性的多数，也进一步改变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成分。自然另一种效应就是打破了上海原来“华洋分居”的居住结构，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从而奠定了近代上海社会市民构成的格局。这种格局变化不但为上海经济添上几百万银元的华人资本，还为社会生活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衍变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8〕上海小报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上海小说水平独领风骚数十年，以及晚清掀起谴责小说的高潮都无不深深的依托着甲午前后所新形成的独特的上海市民文化——即江南士大夫文化和上海商业文化融合的结晶，绽放着美丽、多彩、绚烂的城市文艺之花。

　　吴趼人加入小报报人行列，正是梁启超鼓吹“小说革命”的前夕，正是上海市民文化最早显示和放射出独特魅力的文艺繁荣时期之始。

　　

　　第一次“补天”

　　在国家形势“方议变法”的非常时期，吴氏决意投身维新大潮，终于把多年对当局强烈的不满、批评和变法相结合，在上海诸报发表了数十篇政论，时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间。

　　未几，戊戌政变，维新派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潜逃海外，其他维新志士一片落荒与狼借。变法失败。趼人早有准备，镇定如常，他搜集自己在上海各报所发表过的政论文章，如受伤勇士战败后清点所射中之箭垛，以励再战；计60篇，自署为《趼呓外篇》〔9〕，意为过去自言自语的梦呓，很有点自嘲的味道。

　　《趼呓外篇》目次如下：

　　序言

　　上册（卷一）：

　　保民、制度、说刑、说法、教仕、孚信、议院、游历、治河、略分、成见（附録：不自歉漫存）、开矿、律师、出洋、定例、国用、节用、征书、厘金、铸银、自强、圆法、邮政、洋税、公司、专利、劝农、酒税。（附録一篇不计，共29篇）

　　下册（卷二）：

　　军政、将略、团练、水师、陆军、火器、炮台、专权、观战、渔团、间谍、储才、译书、考工、制造、购料、验货、包工、学生、用人、私造、报销、格致、历数、管仲论（附録旧作：袁子才《论语解》）、商鞅论、曾参论、刘晏论、异端辩。（附録一篇不计，共31篇）

　　上下两册（卷一、卷二）不计附録，共60篇；连附録计共62篇。

　　

　　两册洋洋大观的改良社会之法，涉及到政、工、兵、学、商、军政、金融……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如何初步转向效法西方政治民主化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如何以商立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形成了具有吴趼人特色的第一个完整的维新“补天”方案（“补天”用语见吴氏《新石头记》）。

　　吴氏在《趼呓外编·序言》中说：“时朝廷方议变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顾盼动容。”

　　又曾有感：“甲午之役，创巨痛深，变法图强，此其时矣。”

　　这完全表明从“甲午之役”“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这几年吴趼人处于极为严肃地关心着国家前途和人民（当然包括像方逸侣在内的民族资本家）命运的思考之中。

　　此60篇政论，竟然出自制造局画图房一个普通绘图工之手笔，其大志与史识，气度与见地，魄力与博学，胸怀与志向，令人感慨，的确远见卓识，难能可贵。要不是在江南制造局中蜗居屈就十三四年，成就更不可估量。然而，怎样评价这半个思想家的60篇维新政论呢？应该回到那个时代和当时环境，实事求是。

　　60篇中，除《保民》和《改制》外几乎都是就清政府某个具体的方面、政策、问题发表改革时弊的方法和意见。公正分析而论：深度不足，气魄有余。从根本要害上说，由于作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知识和运作层面的瞭解极其有限（如什么是立宪，对君主有什么束缚作用，如议院究竟于国体有什么作用等等），因此作者无法用开放和先进的世界宪政眼光去讲述和阐明世界上已成功那一套君主立宪政体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于民于国究竟有何益处，因而举例和论述依据离不开想象中的鸟托邦——上古三代，先秦诸子。正因为吴氏不以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理论为主要批判武器，故此大多论述不离洋务之窠臼、中体西用和“古已有之”那一套。因而具体实施的方法，虽极具参考，但失却了先进性的光彩，实际上大多数方案，模糊地取之古人，方法又难于运作。由于上述原因和吴氏长期在底层工作的经验和其思考角度，对欧美国情瞭解的局限，以及改革方法的实施运作的复杂性，使这60篇的政论对读者的说服力和实际的影响力大为削弱。1901年有书商曾以《政治维新要言》之书名，结集出版，但当时历史和社会上的反响平平，便可以说明一二。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从60篇的编排序次，可以看出：开章两篇《保民》和《制度》〔10〕极力阐明这次变法运动的根本和指向，第一，“保民”是维新之本和国家改革的最终依归；第二，在君民共主的前提下，以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为变法的首要目的，归根结底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最后也是为了国家的基石——人民。这是吴趼人32岁时所发表的一套极具时代色彩和最具有价值的变法纲领。

　　在《保民》篇，吴氏首先指出：生齿甲于寰球各国的四百兆之众的中国人民，正处于“饥馑载道，流亡相望”之中，而国家又达至“民穷财竭”的极地。为什么呢？责任不在英明神武的君主，而是把《会典》专条法规看成“具文”而不知保民的众“官吏耳”。

　　问：“四百兆之众，人人欲济之”，很难吗？

　　答：不难。要害在于“今泰西诸邦以商立国，中国既与互市，而不知振兴商务”，难怪白银每年流向外洋巨万。这不是设个什么商务局，举一二个员董可以解决问题的。西方商务半是由下而上兴起的，国家还要向商人藉资和津贴。而我们商民不懂也不信商务局章程，又不知有局存在，商务局又不去扶持，局方全是些不懂商务之人，真是“犹驱南辕于北辙”，哪里是帮助商民呢？

　　吴氏又指出：

　　

　　“然则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开民智最捷者，莫如学堂；振商务最捷者，莫如工艺（工业专长）”，设工艺学堂。“闻今之设工艺学堂者，为教养贫民而设也，规模隘小，器量不宏”，只使人足以求食。若工艺学堂能使每个人学习到声、光、电、化、算学各技，以至变幻天穷，才能“与泰西争胜也”。

　　

　　非常明显，吴氏心目中最重要“保民”中之“民”，就是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壮大，需要扶持，欲与泰西争胜但幼稚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吴氏“保民”内中含义的渊源与他的曾祖吴荣光“爱民”的思想遗产有关连，但又有时代所赋予新的内容变化。这又与吴氏在19世纪90年代，接受郑观应的“商战”观点，与发昌厂的少东家、年轻的民族企业家相交往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在全部60篇政论之中，《制度》以敢于蔑视清廷最高当局，痛斥当权者而战斗性最强。吴氏写《制度》时，如同面对当权者，加上朝廷荣禄等五大臣在中南海西花厅质问康有为的对话已在坊间传出，令吴氏振奋和鼓舞不已，因而，其文虽远隔110多年之久，其当时火药硝烟之味，读之仍可嗅到：

　　

　　“帝者立国，创为制度，以为政治之纲，为子孙之法，世世相守，莫敢或违。然而恪守者，事之常；权变者，事之势。”

　　

　　文章开头，把动静恒常之理作为立论基石，严谨有力。接着，矛锋对准荣禄，反诘他问康有为第一句话：“动为拘迂之臣百计挠阻，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或违为词。”切责严斥。然后鼓如密雷，如祢衡“击鼓骂曹”：

　　

　　“呜呼！此辈侏儒，拥厚禄，秉国钧，保禄固位，因循误国，苟且迁延。”

　　

　　傲斥群丑，痛快淋漓，实质心情极为沉痛。“植党既深，去之匪易。”思索也极为深沉。

　　吴氏五内感伤而迸发：“豪杰之士所望见而痛心者也。”

　　我们眼前这篇祢衡式的战斗檄文，不但显示了《趼呓外编》的作者对康梁的变法思想和天子“与天下臣民共图富强之业”，表明瞭衷心的拥护，而且对康梁变法宗旨、步骤的推行和保守势力的顽固、强大，有相当深刻的瞭解。这是吴趼人自甲午之役后，以新的资产阶级进化观和政治观重新观察（包括制造局在内的）弊病丛生的晚清社会的一个思想飞跃。

　　吴氏再次明确指出：

　　“今天子幡然变计，独振干纲，与天下臣民共图富强之业。维新诸臣辄以西学进。”

　　

　　吴氏在拥护君主英明变法之同时，大声疾呼：“维新之始，当以改制为先图。”

　　把改制之剑直指官员们利益性命攸关的中央和六部所属官制。把名实不符，令人尸位素餐，毫无效用，不能反映形势发展的官制全盘改造。把板斧抡向捐纳，抡向从道光起就已经成国家收入重要来源的恶制。此千年不死之病灶，几乎始于江山而起，伴于皇朝腐朽而灭。仗几个臭钱，“朝解腰缠，暮得授职，衣项自雄，横行乡里。”而后“则预计捐纳之资几何，贿赂之供几何，权量出入，为利几何，必斟酌妥协而为之”。吴氏呼吁且责问：宦情如是，宦途之途还要问吗？今之吏治大坏，实为捐纳所致呀！

　　那么，怎样改革官制呢？吴氏写道：一、把什么道、府、牧、令之称，全部废止削去！二、代之以对品与之，如商务几品官、洋务几品官。“令得专办其事而尽其所长”，把吓人一长串不知所谓的官品、官职、官名，通通一扫而光！代之以实事加品级，见者明白。旧官制是皮，科举是毛：皮之不存，毛焉存哉？！

　　一个初生牛犊，一旦拿起先进的思想武器，什么千年官制、万年科举砍不得，什么捐纳如老树盘根砍不得，在血气方刚的吴氏眼中，凡是改制变法宏旨所到，除了皇权之外，如张飞在长阪坡手握的丈八蛇矛，关公温酒斩华雄，高举青龙偃月刀，一切皆可砍他个人仰马翻。

　　吴氏这套改革方案分别汲取了社会上知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冯桂芬和薛福成策谋改革的思想养分，特别是郑观应的重商思想和商战观念。在这里暂不准备讨论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维新进步的观点和理念一旦与吴趼人思想上的爱国主义结合，便成为了吴氏后半生参加晚清国货运动的理论指导和奠定了1905年7月投身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商战”实践的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是一次近代的社会启蒙运动。这个运动的伟大之处在于改造人和新民，它能将一个连秀才也不是的工厂普通绘图工，一个老百姓，一个满腔热血、具有聪明才智而不满当局、欲报国而无门的年轻人，靠自身不断地学习、积累和不断进取，在“甲午一役”的梦醒之后，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成为了一个自觉积极的康梁维新派。凭着这一点，他提出带有个人色彩和时代特点，由60篇政论组成的全套维新变法方案。尽管这套变法方案在现在史学方家的眼中，多么幼稚、肤浅，或有些篇不能卒读，但是，与同时代人相比，至少可以说，当时年青时代的吴沃尧（趼人）以十分勇气、十二分努力，不断自觉地靠近中国近代历史最先进思想潮流的前沿。

　　乙未（1895）至丁酉（1897）时，吴氏特意到上海（也是全国）最早开办的一间照相馆，拍摄了一张拿帽子挥动，笑容可掬的全身照，并在照片上题诗一首，诗题为《以西洋摄影法摄得小像，笑容可描掬，戏题此章》。

　　
　　　　　　傲骨何嶙峋，惯与世人忤。

　　　　　　尔志虽高尚，尔遇乃独苦。

　　　　　　一蹶复再蹶，于尔究何补。

　　　　　　或因太违俗，转为俗客侮。

　　　　　　冁然试一笑，竭力学媚妩。

　　　　　　从今见路人，路人或为伍。

　　　　　　还我真面目，壮志达千古。

　　

　　照片有幸让现代读者一睹晚清时第一代新小说家的风华英姿。诗人在不经意之间充分表现出吴趼人不惜与世人忤逆和独立特行的个性，采用最直白的手法袒露他内心压抑不住的时代叛逆精神，也是吴氏在前一首《鹦鹉洲吊祢正平》的诗句中，誓作现代祢衡的最好和形象的注脚。

　　请注意照片上的“戎装”。这里完全有理由推测为吴氏响应在北京十八省一千三百余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公车上书）的积极态度和表示。该诗和照片，是吴趼人这一生中叛逆性最强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历史纪念以及人生中最好心情的写照；可以看作是吴氏一个“傲骨嶙峋”的墓志铭。

　　

　　注释：

　　〔1〕《维新诸报风起云涌》，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24页。

　　〔2〕《趼呓外编》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三国志·祢衡传》。

　　〔4〕所引康有为诗，见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第50~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6〕《趼呓外编·制度》，《吴趼人全集》，第八卷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食品小识》，《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一编《城市，文化与文学》，2—88页。

　　〔9〕《趼呓外编》，《吴趼人全集》，第八卷第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趼呓外编》之《保民》、《制度》两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1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指《大清会典》。

　　〔12〕《趼廛诗删剩》，《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3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吴趼人照片，参考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