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虎山行

　　1902年3月初，吴趼人辞去《寓言报》主笔〔1〕，正在反思以往人生价值得失，考虑由报人转以小说为职业，正在“闭门静坐”，“行将著书”之际。不料3月中，即应了《汉口日报》之聘〔2〕，与沈敬学同为报馆主笔，另有蒋子才辅助。

　　沈氏字习之，号庵悦主人，江苏吴县人，擅长书法，交友颇广。前不久在上海办《寓言报》聘吴氏主持笔政，是吴氏的报界伯乐。蒋子才，一名紫侪，字庚繇，号仪陇山农，四川仪陇人，曾受吴氏之托，将其诗集《茧暗诗稿》删汰和编选为《趼廛诗删剩》。可见二人与趼人关系之密切。

　　《汉口日报》经理部经理是王华轩，报纸创刊后才去的，是后来在华中各城市经办多间日报的大报业家。若走到王华轩辖下的到售书处，便看到这个王经理带回来报馆代售标榜“开通民智”的书籍。这些书均从日本进口和上海舶来，十分丰富，其中不少实属清廷明文开列的违禁品。从1903年3月20日《汉口日报》的“本馆代售最新书广告”上面计有：

　　《新社会》、《意太利独立之精神》、《世界两半球图》、《巴黎茶花女》、《日清海陆战争史》、《外交通义》、《俄国蚕食亚洲史》、《可萨克东方侵略史》、《世界近世史》、《万国宪法志》、《十八世纪四大政治学说》、《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文明进化》、《洋装李鸿章》、《爱国精神谈》、《宪法精理》、《代数易知録》等等共一百余种。〔3〕

　　吴氏最初也大吃一惊，但数月后到街上的政新斋书局、文贤义记石印书局一看，才知道这是以前张之洞掌管湖北下武汉书肆一向的文明风气。书店门口广告上公开标明：“专办中外史鉴、政治策论、各国律例公法、天文绘测、地舆算法、格致军制、声光电化、重化水矿、农商工艺、医理诸书，凡有裨于经济实学者，无不悉备。”〔4〕吴氏开始意识到，张之洞确不可少窥，武汉也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发行杂志和书肆就比办报纸开明进步得多。是故，吴氏产生了眼前这种张之洞式文化开明、进步，舆论开放的错觉，在沈、蒋、王之协助下，欲借《汉口日报》施展一番作为。

　　《汉口日报》是一份中英合资经营的报纸。除英人股份外，中方股东众多，而且前后去留有变化，实难于弄清。最初为宋炜臣、蔡永基。中方渐有入股者，继有股东：黄邦俊（字尧臣、候补知府）、张赓扬（候补知府）、杨公辅、程鹄云以及招商电报两局庄、施两总办〔5〕。英方股东自然知道中方是借洋牌子作庇护，所以从不管办报经营方针，只要真金白银分红；中方股东，虽各人均有官场背景，但只要销路好，政治又不至于惹出大麻烦，也对具体业务不予置问。

　　经数月筹划，《汉口日报》于1902年3月初开张，地址在花楼花河街。日出报对开一天张半，铅字印刷。对折上下排印，报头横排，注有英文名称“HONK0W NEWS”，折叠式，16开书页型报纸。文字与广告各占四版。内容庞杂，有上谕、论记、公文照録、外省和本省新闻（分武昌、汉阳、汉口），专访等栏目。还有行情栏目，分烟土、茶、棉花、杂货、食用油、工业油；米、赤米、饯洋等八类。并附有轮船进出航期。十分适合武汉大商会的生意人和知识分子之用。

　　由于吴氏与沈、蒋二人在办报中实行了改良社会的办报方针，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文趣并重，但又作出一定灵活的让步，因而该报不但销路颇佳，而且得到当时知识界的称许。但是，据苏报透露：即使是这种清议性质的办报宗旨，当局却不领情。据说“官场多固畏而撼之，警察局总办金鼎，武昌府梁鼎芬尤有切肤之痛”。〔6〕这为下文所述的政治阴谋多了一层复仇的个人的政治动机。

　　《汉口日报》所显示吴趼人这种开明和进步的办报方针，在湖北地域真可谓有独树一帜，敢向虎山行的意味。因为十多年来武汉三镇的舆论界，大大小小二十几份民办的风月小报和商报，无不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官威和霸道之下，服服贴贴，从不宣传维新，更不敢言革命。其新闻限制之严，全国罕见。

　　直到1907年才有革命党人报纸。如《汉口日报》开办之前，1896年初，日本人方宗小太郎在汉口创办《汉报》，作为日本在华首个舆论机关，在两湖培植亲日势力，采取“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运”的办报宗旨。又以文章抨击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和亲俄派，公开宣扬“康梁为一时之英杰”。张之洞即下令给以制裁，严禁该报在租界外发行。《汉报》销路顿时大跌，无法经营下去。日本政府几次出面干预，扩大为外交纠纷，亦无从改变《汉报》四年后被迫售归湖北官方和败在张之洞手下的命运。〔7〕

　　又如同一年梁鼎芬经张之洞首肯，创《正字报》，聘章太炎为主笔，旋因讥评《劝学篇》，张、梁竟不念旧交，不经警告，下令逮捕。吓得章太炎竟连夜亡命上海。〔8〕 这是杀鸡儆猴的两个中外例子。

　　若论清廷的新闻政策，可说是时松时紧。光绪“百日维新”的开放政策早不复存在。经过戊戌政变对已出版维新派报刊的血与火的大镇压，有如文禁如毛，缇骑遍地；达到了对稍为讲真话的开明报刊，旋开旋禁的地步。到1900年还有二十多种海外出版的改良派报刊和宣传小册子被严行查禁。

　　最令报人记者心寒的是：1903年上海《申报》驻北京记者沈荩，因把从外交界获得的《中俄密约》在《申报》全文披露，引起各国之质问。慈禧闻之大怒，沈荩旋即被捕，最后未经审判，即行杖死。“打至二百余下，血肉横飞，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只好用绳紧其颈，勒之而死。”〔9〕这些杖杀下的惨叫，在汉口办报才几个月的吴氏，当然声声在耳。可以预见，这次吴趼人主笔《汉口日报》将有一场艰难险恶的风波。

　　1903年《江苏》第三期“国内时评”栏载：

　　

　　“湖北自有《汉口日报》馆以来，端方久欲封禁之，以碍于该报馆悬洋旗也，乃密以三千金尽购该馆之所有，而后封禁之令始下。”〔10〕

　　

　　事情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谁得罪谁，只有政治利害和权欲横流。

　　肉案和屠刀，都准备好了，屠夫多的是，猎物是一间民办报馆——《汉口日报》。接下来的是筹划阴谋，运作奸计的次序。火候的分寸，一切都在监督和密谋之下，官方的掌控之中。〔11〕

　　只有吴氏和报馆同人们浑然不知，《汉口日报》已经危机四伏，临到尽头。

　　

　　　回收的丑剧

　　1903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长江两岸反清运动的潮流高涨，尤其是江浙和两湖的知识界。在这一年里，以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与国内学界风潮互相呼应为开端，迎来了拒法和拒俄运动。

　　对吴趼人来说，1903年也是再次改变人生、极为重要的一年。吴氏在这一年是否能赶上不断滚动向前的形势呢？有两个考验摆在他面前，等待着他的实践抉择。

　　一是在报界为民主持公道与正义，监督政府，支持拒法拒俄为中心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也就意味着批评瑞方、梁鼎芬为首的武汉府当局；不惜风险，以笔为战，履行一个编辑和报人的职业道德和应有的使命。自然，也遭到警察局长金鼎、候补知府壬元常的嫉恨。

　　二是抛弃自己在第一本长篇小说《上海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所暴露的种种庸俗和低下观念，响应并投身梁启超所发起的“小说革命”的新文学运动，接受梁氏“以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和“提倡新学，开发国民”的核心宗旨。如果能通过这两个人生重大的考验，吴氏在这个阶段仍是站在反清爱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革命两派意义上的统战联盟）运动的前列，仍然不因为吴氏思想是拥护君主立宪、一个坚定的“帝党”而失去1903年这段顺应历史潮流作出贡献的光彩。

　　1903年1月，有浓厚革命倾向的《湖北学生界》在日本东京创刊。此月刊在湖北学界和军界乃至全国颇有影响，湖北学运风潮从此拉开序幕。

　　实际上，时兼湖广总督的端方对“湖北自有《汉口日报》馆以来，久欲封禁之，以碍于该报馆悬洋旗”⑾毫无办法，只好请示暂调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划对策，亦寻找机会向对清朝“大不利”的《汉口日报》开刀。

　　4月全国拒法、拒俄运动波及武汉三镇，学生们停课告假，奔走串联，急速地掀起高潮。4月17日，两湖书院及武昌自强学堂和武备学堂学生，在武昌三佛阁前空场内集会演说，“各学堂魁杰均有演词”，声讨《中俄密约》和拟用矿权换取法军镇压会党之广西巡抚王之春。武昌知府梁鼎芬适巧坐轿子经过学生集会现场之侧，于是便发生了梁氏生平最尴尬的丑剧和笑剧。几个月后，此事被吴趼人题作《梁鼎芬被窘》，刊于《新小说》第八号杂録栏“新笑史”中。全文如下：

　　

　　“癸卯三、四月间，中俄密约事发，日本留学生会议编义勇队拒俄。事闻于内地，湖北各学生亦停课会议，于四月十七日，两湖书院及自强、武备各校学生集中武昌三佛阁前空场内演说。

　　梁鼎芬时署武昌盐法道，时乘舆呵殿而过。在舆中自脱其冠，置扶手板上面。架铜边大眼镜，就眼镜中见此情形，喝令停舆，问何事。从者告之以学生会议东三省事。梁怒曰：“叫他们不要胡闹，快回学堂去！”众学生闻之，齐声一哄。舆夫大骇，疑学生之将来殴也，舁之狂奔，冠坠舆外，仆从错乱，不复成列，梁亦大错愕。道经都司署，急降舆避入。都司见之，亦大惊随后。诸人喘定后，大索本官不得。一时鄂中人传为笑柄。”〔12〕

　　

　　事后，被羞辱而又穷凶极恶的梁鼎芬竟于学生的学业不顾，下令对参加拒俄演说的学生予以悬牌开除。吴氏主持的《汉口日报》于5月14日载文给予反击，以维护学生爱国权利，伸张正气。

　　梁鼎芬办事作风事必躬亲，多次到学堂去召集学生，反复说教，冷血训斥学生。这段低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水平的演说，事后在当时的上海《苏报》也有过记録：

　　

　　“日前武昌府梁鼎芬因湖北学堂中各学生愤于俄、法、东三省、广西之事，公同停课，欲筹所以挽救之策。梁乃亲至学堂，反复演说。大旨是：

　　俄人要东三省，法人要广西，政府且不能拦阻，何况学生！尔等不可轻信人言，无理取闹，只宜用功写字读书，以图上进。此等不干己之事，管他则甚！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云云。〔13〕

　　

　　此等卖国嘴脸和言行，霎时传遍上海和武汉三镇。

　　当时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受到章太炎《訄书》和《湖北学生界》的抨击，也恼羞成怒。于是和梁鼎芬一拍即合，认为破坏学潮与铲除《汉口日报》一举两得的时机已到，随即密谋策划和开始实施把《汉口日报》收归官办方案。

　　当时的《苏报》透露过一些内幕〔14〕：

　　

　　1903年5月14日，梁鼎芬阻止武汉三镇各学生集会抗议俄约之事，被《汉口日报》署文抨击，社会反响极大。梁恼羞成怒，遂发电告之老主子，当时为商务大臣的张之洞。“托令驻京英公使禁之。”原因是《汉口日报》开业时挂上洋牌，报馆楼顶飘扬的是英国的国旗，其事可大可小。官阶太小的梁鼎芬自然不敢造次，只能向张之洞求援。

　　

　　据传，张复电说“英公使不允”。无奈之下，只得请教新主子端方，端方打趣地笑着说：

　　

　　“节安（梁鼎芬字），你现在可成为武汉三镇众人的靶心了，我可不想替你成为众箭之的。”

　　梁说：“哪里敢叫大人去得罪人，仅借重大人之威，让张赓扬将股权转让给官方而已。”

　　端方说：“这篇文章你来做，告诉那个候补知府，就说我的意思如此如此。”

　　（据上海《苏报》1903年6月12日“时事要闻”栏所载端方和梁鼎芬的对话（文言）译为白话文）

　　

　　又决定：具体由梁幕后主持，候补道王元常筹划。于是一场对《汉口日报》的突然袭击，拉开序幕。

　　梁大喜过望，连忙找到张赓扬。张本是常州钱店一个伙计，恰逢那时见张之洞的机要心腹赵凤昌在湖北厘金局当权，于是买通这条上层关系捐了个同知，候保知府。又听闻开报馆最赚钱，才与其他四人合伙。现在梁主动投怀，以万金求购，且端方又应承立即委任肥缺，便乐不可支。随即对其他五个股东黄俊邦、扬公辅、程鹄云、庄氏、施氏晓以利害，共同退出股本。于是决定5月27日（初一）停报，并在前一日在报端宣布“整顿”和“改章“，以掩外人耳目。

　　这次《汉口日报》改为官办，不惜耗费巨资，除还清股金还要代认亏空，官方实际共耗银一万一千两。在与外方股东英商谈判中，为了达到迅速收回的目的，除收买洋股外，复加四千元作为酬谢。最后还要幕后人梁鼎芬出面求藩司委任王元常代理随州知府肥缺，作为这次官方收回的面上筹划人王元常的酬劳，才算结束。

　　1903年5月27日，武昌府正式下达官文，将《汉口日报》改归官办，当时吴趼人已洞察其奸，忍无可忍，凛然宣告辞去主笔职务，拂袖而去。

　　在沈敬学留下担任主笔的官办期间，规定宗旨：

　　一、行文论说须以和平。

　　二、每日论说新闻均先一日呈之武昌府裁定，才准注销见报。

　　三、凡紧要新闻概不准録。

　　整个版面不外某官场升迁补调及某官过境、某官病故、某官寿诞嫁娶之类的文字内容而已。不到一个月，沈敬学也被辞退了。端方批示：梁鼎芬“暂代”《汉口日报》报馆主笔。凡有涉及改良进步等和“敏感”的题目、文章，一律砍去。每日仅登些会试闱墨及两湖书院课艺度日，销量极滞，只好大半赠送，直至1904年一场大火，焚去报馆为止。张之洞干脆－在原址重建《湖北官报》馆。

　　梁鼎芬，何许人也？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番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编修。中法战争时因弹劾李鸿章，降五级调用，自此以清流“直言”，闻于官场。后张之洞督两广，收为幕僚。先后主广州、广雅、钟山、两湖等各书院山长，并参与张之洞幕府的筹划决策。

　　戊戌变法时，斥指康梁，秉承张之洞旨意，通过汪康年暗中指使干预《时务报》的办报方针和方向，使之逐步沦为洋务派的工具。章太炎在鄂主持《正学报》笔政时，梁向张之洞告发章，迫章闻风而逃。梁曾于1898年末短期寓于也是园，当时吴趼人刚任《采风报》主笔，可能在同乡会或在也是园曾“一通姓氏”，寒暄过几句，吴氏在下文的公开信中也提到过这件事。

　　1901年，梁官复原职，任武昌知府，兼署盐法道、学务处总提调、执法所提调，创办《湖北学报》，创办省城警察局，手握湖北一省教育权、言论权、文武生杀之权。“凡鄂中差缺均以梁主持”，官场人赠之“管理、升迁、调补、说合、通省、厘金”六大头衔，（1904年11月5日《警钟日报》），称为“小之洞”）。这次因镇压学生拒俄拒法运动有功而被擢升为安襄郧荆道。

　　湖北革命学生为此曾编过一本小册子《梁鼎芬》剥下他“激扬忠爱、开通智慧、实兴实学”、“极中极正”的画皮，痛加抨击。在上海《警钟日报》的售书广告上称他为“政学界的大蟊贼，为吾党之公敌”。

　　1906年梁入觐时弹劾庆王奕劻受贿，又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力过重，反受朝廷呵斥。越二年，请求开缺回乡。辛亥革命后，他跑到光绪崇陵守护，并募集修建经费，建成后又结庐守护三年之久，受到废帝溥仪多次封赏。1915年，为逊帝溥仪之师，直至老死。废帝溥仪小朝廷为表彰这个忠于亡清的忠臣孽子特赐谥“文忠”，晋赠“太子少保衔”。〔15〕

　　端方与梁鼎芬这次对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报纸强行收买，改为官办，是一件妄使报界完全失去新闻自由，向舆论监督反攻倒算的严重事件。其意在于张之洞和端方合谋建立一个虚假和顺从的舆论世界，为晚清其他地区的统治政权树立一个控制舆论和报界的办法和榜样。当时上海《苏报》早就洞察这一点，不但专门追踪和多次报导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得售其奸的真实内幕，并以专门“论说”的方式，向广大报界示警，对端方与梁鼎芬的报复行为给予迎头痛击。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没有这么简单和一目了然。吴氏也受到了《苏报》某些撰稿人同盟者的误伤〔16〕。

　　

　　误伤与归志

　　《汉口日报》被地方最高当局几个头面人物，施以阴谋改为官办，又排斥吴、沈等进步报人是湖北首府三镇报业界的一次严重事件。

　　改为官办，就是改变了报纸的进步性质和办报方向，把舆论和新闻置于官方控制和与进步对立的政治方向和轨道上。排斥进步报人，就是使广大的民间报人和记者噤若寒蝉，无人敢监督政府和社会，报纸成为清政府驯良的工具。

　　吴趼人压抑着内心的愤怒，意气难平。一个具有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和捍卫新闻自由独立性的真正报人，絶不会让自己无声无息地溜回到上海。他决不会屈服于权贵和高压，夹着尾巴一走了之。他需要在报纸以一封当事人公开信的形式，活画出端方和梁鼎芬等官方黑手扼杀报业自由的霸道，宣告自己的严正立场和把官方见不得人的阴谋摊在阳光下。

　　吴氏选择了一家火药味甚浓的报纸——上海《苏报》，公开信在6月21日发表。发表时，题目已经报馆改过：《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17〕“已亡”即逃亡，语带讥讽。如果不是这个《苏报》编辑拟题目时站到吴趼人对立面去，就是带着偏见。同报还写了《告已亡〈汉口日报〉记者》一文〔18〕，再次对吴氏诘难。全然不顾公开信作者在湖北对梁鼎芬所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表现，批评作者对梁“一垂青盼”而“狂喜”，又“挖出”所谓梁、吴两人是14年前，在上海也是园，曾“一通姓氏”的同乡旧交，大有指责吴氏今之“逃亡”，是咎由自取；写公开信辩解，是“逃避清议”云云。

　　历史往往就复杂在这里，它包括即使是同一战线的人，也会发生冤枉、失察、偏执，乃至误伤流血。吴趼人百口莫辩，只好连被打落的牙齿带着血咽下肚子里。

　　时当晚清，谁也不敢说，在敌我两个阵营都能“看得真切”，“不曾误伤过谁”。吴趼人就处在这种极为复杂、阵线模糊的历史境遇中。

　　吴趼人在给梁鼎芬的公开信中首先作出事实的剖析，指出《汉口日报》尽管慑于梁之淫威，逐步捐弃言论之自由而日见腐败，但仍未能逃过其黑手——收归官办。其志不在办报，而是要纳入其势力，进而取媚于端方。再次是揭露梁大人野蛮违法、强买报馆民股之阴谋。最后在信中故设四疑，把梁知府假惺惺要馆中主笔继续蝉联和“谊属桑梓”的面纱通通撕下，表明他“浩然归志，不可复遏”，决不为官方收拢和所用。

　　吴趼人在公开信中捍卫新闻自由的思想和立场，可以说首先是从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那里学习来的。但也可以推定，从李伯元初办的小报所表述的新闻自由原则也受益不少。1896年6月6日，李氏在初创的《指南报》第一号写了一篇题为《谨谢报忱》的发刊词，把创刊缘起和办刊宗旨作了说明。李氏用骈体文表达了五点西方近代的新闻观念：1.有闻必録；2.新闻自由；3.新闻真实；4.维护正义；5.向读者负责。吴氏在《苏报》所发表的公开信就鲜明地体现了上述近代新闻观念。

　　吴趼人这封公开信是向社会声讨湖北官方打压报界的一篇檄文。其事实有据，掷地有声；其人格高尚，无惧权势；其捍卫言论自由，大义凛然。这封公开信显示了一个中国近代普通新闻记者和报人的高风亮节，是吴氏一生思想上一个光辉的高度。

　　经历了这一场报业的政治风波后，六月，吴趼人回到上海，终于静下心来。不料原来心中未了之小说情缘和以小说为职业的愿望又涌上心头。

　　

　　注释：

　　〔1〕《吴趼人哭》：“……至壬寅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闭门谢客，瞑然而卧。”见《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会壬寅二月春，吴君应《汉口日报》之聘……”，见紫英评《新庵谐译》，收入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3〕《汉口日报》1903年3月20日“代售最新书广告”，参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二期，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

　　〔4〕同〔3〕引文中有关“收新斋书局广告”、“汉口文贤义记石印书局广告”内容，见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又见《汉口日报》1903年3月20日。

　　〔5〕《苏报》1903年6月12日“时事要闻”栏；参考《吴趼人与〈汉口日报〉》，收入王立兴：《中国近代文学考论》，6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苏报》1903年6月16日“时事要闻”栏；参考《吴趼人与〈汉口日报〉》，收入王立兴：《中国近代文学考论》，6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8〕〔4〕〔14〕 同〔3〕。

　　〔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59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0〕同〔11〕  1903年《江苏》第三期“国内时评”栏，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606页，注释〔十〕，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

　　〔12〕《梁鼎芬被窘》，《吴趼人全集》，第七卷32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晚清期刊《新小说》，第八号152页。 1903年5月19日的上海《苏报》。

　　〔13〕《告已亡〈汉口日报〉记者》，王立兴：《中国近代文学考论》，65页附録“吴趼人在《汉口日报》时期材料四种（之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梁鼎芬传》，《清史稿·梁鼎芬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三册。

　　〔14〕〔17〕〔18〕《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王立兴：《中国近代文学考论》，65页附録“吴趼人在《汉口日报》时期材料四种（之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