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也救国

　　小说，在春秋之时并不指说故事，发明这个辞令的庄子先生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代班固却借这个词的广纳性，把故事、传说、民间说书等全包容进去，并借用孔子的殻，指明其中的伟大：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而唐人的非凡创造力，使小说插上了一双飞翔的翅膀：虚构想象的情节和头尾完整的故事。

　　最先懂得利用这双翅膀的是民间艺人，从商周的瞽师（盲史官、盲乐官）在乡村和宫廷讲述古史和四方口传历史，到唐代的“一枝花话”，说书人不断地把故事讲给听众，促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从宋元话本的民间积累，到个人长篇小说的成功。这是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也是章回体的开始。由于听众都是宋元的俗人和市民，又使小说从唐代仕人的搜奇寄逸回到俗文学的商业的市井小道中去。尽管明清有文人介入，出现了《金瓶梅》、《西游记》、三言、二拍、聊斋、《红楼梦》这些巅峰传世之作，但还是无法登上从孔子删定《诗经》起，霸占了几千年的正统（诗歌）大雅之堂。

　　由于《诗经》进入十三经之始，就铸定了诗歌在中华元典和文学的法定中心地位。这条千古铁律直到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的兴起，“公车上书”前后，才开始一下子崩溃，打回仅是文学品种之一种的原形，直至二十一世纪今天无论旧诗新诗，仍一厥不振。由于西学的传入，一群国家精英的头恼一下子扩阔至世界，对传统文学的偏激之情，骤然而生，而且走到极端。于是短时期在那班青年人中间产生并流行起了“文学有害无益论”。自小擅于诗词的谭嗣同竟说：“文无所用”〔1〕，诗歌更是“无用之呻吟”〔2〕。甚至说看戏等同赌博，有害无益。大多数读者怎么也想不到，梁启超此时竟会在《林旭传》把想以诗词鸣于世的人蔑称为“浮浪之子”、“玩物丧志”，说词章为害“与色声之累无异”〔3〕。于是，在当年维新知识界不少精英人士中，兴起以诗词为戒和相继戒诗之风，这就不难解释吴趼人为什么在《趼廛诗删剩·自序》中说：“……丁酉以后惯作大刀阔斧之文，有韵之言几成絶响。”〔4〕对于当代人来说，那时这种短暂蔑视文学之奇怪风气，确实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过来人王韬有过这样的解释：“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废恶。”〔5〕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清代学术时，亦坦言对西学最初认识过程之幼稚：“当时之人，絶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以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书中求之，亦确无其他学问所见。”这是崇尚西学的激进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否定传统文学的偏激风气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方面。另一面，以西学否定文学思潮的偏激和狂执却从反面昭示出，传统文学处在甲午以后的觉醒时代所突显的内容和形式两者的严重危机。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899年，林琴南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反封建的主题和哀艳的爱情故事打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亦从而使中国人知道，西学除了船坚炮利、声光电化、自由民主之外，还有如此美妙动人、高尚优雅的文学，向人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崭新文学世界的大门，启示着日后必然根据对西学深入的认识，重新评价一切中外文学，包括以往的旧文学和新产生的新文学在过渡时代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个具有中国情结的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比林琴南先生早四年，或者说，在维新精英们否定文学的功用时，他却用实际的行动最先做到了这一点——倡导新小说的到来。

　　

　　小说也竞赛

　　在上面翻译馆一节已有介绍，傅兰雅先生（1839—1928），是一位英国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跨文化的卓越传播者。由于他整整有二十八年（1868—1896）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担任翻译员译事主管，吴趼人初进制造局，在翻译馆任佣书或绘图时应该认识或留意过这个会讲广东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后来长满白花胡子的外国大学问家。

　　傅先生一生的光彩和伟大的贡献，并非来自传教士的身份和活动，而是来自于他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走出中世纪的启蒙运动，翻译了170多本科技工程学书籍。从维新变法和小说革命的角度看，他还翻译了一本被认为是对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吴趼人的乌托邦小说《新石头记》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佐治刍言》。他亲力亲为兼顾多个社会机构的大量文化启蒙工作，如推动格致书院、益智书会、格致书室的文化开展，创办杂志《格致汇编》等等。目前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藏有傅兰雅生前赠给该校的2000多部从中国带去的图书，包括他在中国的译著和刊物、他的全部档案等。〔6〕本节只涉及他作为主持人在中国上海举办的新小说竞赛。

　　征文竞赛，在傅兰雅看来，是推广新文化而吸引知识分子兴趣的一种试验模式。先是为了推行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反对腐朽的八股文，傅先生在上海格致书院曾举办过时文（白话文）竞赛。为了扩大影响，邀请了两江总督李鸿章，以及官员和名人参加出题和评阅。这件时闻，当时吴趼人是十分看重的，不然就不会收入后来所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第十五回（下面两章会进一步分析）。〔7〕可见，吴趼人对这个外国士大夫并不陌生。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傅先生写了《战争在社会各阶层引起的真正爱国主义的巨大爆发》一文，虽然，原文难以找到，但看来傅氏肯定已经察觉和洞悉了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人心灵的巨创，和它所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的契机，并相信盼望已久的中国的觉醒即将到来。

　　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的第三周，即离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立《新小说》杂志还有七个年头的1895年5月25日，傅兰雅决定在上海自己开办的格致书店发表征求新小说的有奬公告，其组织模式也与时文竞赛相同，并在上海《万国公报》第77册、《申报》（登了五次）以及传教士的英文期刊《中国纪事》6月号上都刊载了署名傅兰雅的一则有奬征文启事——《求着时新小说启》。全文如下：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着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明显为要，语言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钞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姓名，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

　　　　　　英国儒士傅兰雅先生谨启。〔8〕

　　

　　上面这篇小说竞赛启事最后一句话是大多数人所忽视的：那是“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ZZ)]”。这又是傅兰雅先生以其大半生促进“能使中国跨上文明进军的轨道”的理想〔9〕之外的第二个理想——培养职业“时事”小说家，而且如他个人坚信中国能发展强大，“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一样。〔10〕他认为把新小说写作“以为恒业”的一天必然会到来。几年后梁启超的《新小说》创刊，李伯元、吴趼人等职业小说家崛起，报人自此走上了中国小说漫长的近代化道路。傅兰雅先生对中国文学新型小说的关心，望促其成，是与西方各国基督教（包括新教）对维新变法的立场和所关心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较早的一次小说征文发生在光绪丁丑（1877）十月十七日，署名“寓沪远客”者，在《申报》，所登载广告：“《有图求说》出售”。文曰： 

　　

　　兹有精细图画十幅，钉成一册，名曰《有图求说》，托《申报》馆代售，每册收回工价钱三十文。但图中之人名、地名以及事实，皆未深悉，尚祈海内人才，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愿送润笔洋二，次卷送洋十元，便装印成书出卖，余卷仍发还作者，决不有误，惟望赐教为幸。

　　

　　虽然此征文还类于“看图作文”的初级阶段，而且，己无法知道“图画十幅”的内容，但仅以形式上敢于公开征文，不啻是文学的地位和小说观念开始转变的一次半遮面的试啼。据《申报》载，第一次期限已到，却只有“安闲先生”一卷应征。几经延期，直至光绪戊寅四月二十一日（1878年5月22日），广告征文者“寓沪远客”才在当日《申报》公告结果：“以安闲先生为第一，酬洋二十圆，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圆”。并指出两人作文“俱未见甚佳”。说明瞭公车上书前的晚清社会环境和士人观念仍未对小说欲登大雅之堂认可。上述前奏只是日后小说征文的成功之母。

　　话说回来，傅兰雅经过一年征集，应征小说共有162卷，数量可谓不少。可能是要求过高，却无一篇或一部符合傅兰雅先生的需要，但征文善后总要完成。据1886年3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８６册“杂事栏”所载《时新小说出案》，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选録如下：

　　

　　本馆前出告白，求着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篇，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连贯，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雅趣，出语亦期明显，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寄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叙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巧，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辞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辞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信纸，调谱文艺者，文艺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式论。既蒙诸君俯允所请，惠戒嘉章，足见感情有辅劝善之至意。若过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选体格颇精雅者七卷，仍以前议酬以议润资。余卷可取者尚多，若尽弃置有辜诸君心血，余心亦觉难安。故于定格之外，复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赠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谅我矣。姓氏润资列后。

　　

　　茶阳居士五十元　詹万云三十元李钟生二十元

　　青莲后人十六元　鸣皋氏十四元望国生十二元

　　格致散人八元　　胡晋修七元刘忠毅六元

　　杨味西六元　　　张润泉五元玫甘老人五元

　　殷履亨四元　　　倜傥非常生 四元朱正初三元

　　醒世人三元　　　廖卓生二元罗懋兴二元

　　瘦梅词人一元　　半陈义珍一元半〔11〕

　　

　　应征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都令傅氏很失望，还是计奬20名，比原定取録7名，几近三倍，其殷切冀望之情可恸可鉴。可知，好事多磨，观念之变并非易事。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主观不论如何，但他的人生大半，孜孜不倦，功在为中国普及格致服务，功在为中国文化提高和革新而贡献。傅兰雅先生不愧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伟大的使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傅先生可能当时并不知道，他所需要的符合征文条件、能写出优秀时新小说的中国作家不是没有诞生出来，而是如后起的李伯元和吴趼人还未从报界步入文坛。耐心一些，过几年他们这些职业小说家才大显身手，一鸣惊人。不过，上述这段中国罕有的西人有关时新小说征集的新闻，下面三个《万国公报》忠实的读者：旋入了“公车上书”和变法维新台风眼的康有为、梁启超和正在试写小说的吴趼人，如果有空注意到了傅先生的“时新小说征文启事”，不可能没有各自独特的感悟和触动。

　　傅兰雅先生这次的时新小说有奬征集，虽然有沈毓桂、蔡尔康、王韬等国内知名人士参与评选，而且有知识界众多的读者和维新精英们的支持，而且还发了奬，但内心因其中不能出现如美国废奴主义作家，斯托夫人（Mrs.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所创作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的大作，可以说是有些失望。虽说傅先生是“有意种花”，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竞赛收获却是“无心插柳”，直接地或间接地促进“柳成荫”——新小说时代真正的到来。

　　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两本新小说。一本是书商所称之《花柳深情传》，书题“緑意轩主人撰”。1895年仲夏，有一个姓詹名熙的浙江衢县人，善画，兼通“中西化学”，在苏州读到《万国公报》上傅兰雅刊登的《求着时新小说启》，于是有感甲午中日之役不振，人心激奋，用两个礼拜写成一篇小说，取名《醒世新编》〔12〕。两年后经王韬审阅，称善。光绪丁酉（1897）七八月间修改补缀成书，重阳九月九日（10月4日）写序于上海书画社，正式付印。这样，第一本具有近代意义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新小说诞生了。

　　《醒世新编》通过魏姓一家三代和孔先生、郑芝芯等人所经历的各种痛苦遭遇，最终明白了八股、鸦片、缠足是人生之害，决心游历各国，学外文、学科技、造机器，使村人富足。最终总结：只有把西方科技与“三纲五常”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富强。

　　遗憾的是傅先生不久在1896年带着“中国情结”，阔别了江南制造局和中国，应聘回美国加州教书。因此并没有看到其中一本因响应他的号召，但最终没应征竞赛的时新小说（我的上帝！是多么优秀，准拿第一名，奬金五十元）。

　　另一本“时新小说”的出现，时间却稍晚几个月，即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5年12月），香港起新山庄十二回石印本，题“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的《新辑熙朝快史》〔13〕，在岭南海边一块英国殖民地香港出世。书叙主人公康济世有救世之才，旁及泰西诸学。在平定回乱后上书皇帝三万言，改革时政十二条：有改科举、设议院等，一切仿行西法。朝廷恩准施行，督抚照办，国强民富。康氏功成身退，归隐山林。这是近代第一本阐释政治理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小说，意义十分重大。作者可能长期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活，又有香港社会制度作写作参照物，因而思想毫无压力和掣肘，形象思维如天马行空，自由发挥政见和理想。

　　最令人深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把小说人物主角康济世基本当作早期改良主义者何启的化身。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吴趼人阅读过上述两本小说的文献证据，但若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看到这些“时新小说”，内中竟有底层和上层维新人物行事而又成功的事迹，一定先会惊奇万分，后又深为感动而慨叹：百姓大众往往比自己这些领袖人物先知一二步。要知道，那时公车上书刚刚发生，《时务报》还未出世，维新去向的一切都在未知之中。

　　按晚清文化的习惯划分，因传奇与杂剧同备歧视，一律列入说部，因而，还会有不少“时新戏剧”会有所遗漏。据说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在1899年排了几出新剧：《六君子》、《经国美谈》、《义和团》。但今天仅知剧目。再早些，1899年吴梅先生亦写过有关六君子殉难的传奇《血花飞》〔14〕，可惜全佚。这比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年第一号发表的《劫灰梦》早四年。那时专登刊新小说新戏剧的《新小说》杂志远未出世。

　　我想，即使明天或后天有晚清小说材料的新发现，任何人说到晚清“新小说”，都绕不过傅兰雅的小说竞赛和上述两本最早出现的时新小说——《醒世新编》和《新辑熙朝快史》。

　　国内公开出版物最早提到后者的是1960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稿》。在那个时代和环境，即使稍微离开一下小说史的“既定方向”，需要的不是天赋，而是慧眼和勇气。

　　

　　小说也启蒙

　　吴趼人无论从思想上和小说创作指导上，实际得力于两个人，第一个是翻译了《天演论》、又最先发表新小说理论的中国近代启蒙大师严复。严复在甲午时一直是高论奇出，令社会石破天惊。他以深厚的西学根底为指导，在天津《直报》一气发表了以《原强》为首（包括《论世变之亟》、《辟韩》、《救亡决论》）的四篇雄文。提出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确实已足够吴氏一辈子受用。粗略比较，吴氏和严复有几点十分相似的地方：

　　第一点，两人都先在洋务派军事企业工作，又因不满洋务派而离开。不过职位大不一样，吴氏是小小的绘图员，而严氏在1900年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校长）。

　　第二点，吴氏自小厌恶科举而布衣终身；中年朝廷经济特科举荐榜上有名而不屑就；而严氏九年考了四次举人，均名落孙山，终大悟觉醒。因而两人都曾从不同角度猛烈地抨击科举。

　　第三点，两人的思想都是在甲午之战中成熟起来的，不过严复是思想家，产生的是指导性的论著，其深厚的西方学术功底，当时无人能及，看懂他的著作的人可不多；而吴不是思想家，是小说家，他可以吸收别人的思想，而耕耘的收获是大众都欢迎的小说。

　　第四点，两人都是坚定的维新派。

　　第五点，两人都在1906年前后，文化上渐趋于中西结合式的保守和折衷，真诚地回归到孔孟道德上去；两人都在文化观上因西方先进科技和拜金的冲击而感受到进退两难的痛苦；而且晚年同样从国民教育入手，做些工作。

　　自甲午一役后，吴趼人开始信服于严复引入西方的进化论（参阅吴氏《吴趼人哭》）。在吴氏心目中，严复无疑是最先瞭解西方、贯通中西之学，在天津《直报》上首先介绍西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著作《物类宗衍》的启蒙思想家。但就对他个人人生而言，严氏“物竞天择”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化观，却是影响和促使吴氏离开制造局、破茧而出、重新寻找价值、选择人生道路的思想指引。

　　对吴趼人小说观念直接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是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当时正是吴氏于1897年11月初进报界主笔《消闲报》之时。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构筑了新小说理论的主干，严、夏二氏公然在报纸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

　　

　　夫说部之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15〕

　　

　　轻轻的一句，足令中国“说部”和“经部”的位置，天翻地覆。

　　从现在看，当然是为已出世和未出世的“新小说”寻找理论的护法盔甲，但对于当时满脑旧小说观念又欲身投小说界的吴趼人来说，却是一记当头棒喝和清醒的洗脑剂。

　　严、夏的《缘起》又说：

　　

　　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6〕

　　

　　这就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显示出新小说（包括小说理论）从娘胎就与生俱来的政治倾向和时代特征。当时正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又企盼小说改革同道的战友出山助战的梁启超，看到了严、夏这么一篇高水平的文章，非常激动，当时即赞其为 “雄文”，而“狂爱之”。

　　吴趼人面对着自己写的正要出版、既庸俗又拙劣的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7〕手稿，充满沮丧和懊悔之情。自此，此书在文学上终生不再提起。

　　吴趼人精神上第二个导师是最先提出小说救国的梁启超。

　　如果说严复（以及夏曾佑）代表当时《新小说》创刊前小说理论的最高水平，那么梁启超则以维新改良派和文学革新运动、政治与新文化双重领袖的身份，所推动的是小说的理论和实践。而他所创立的《新小说》杂志就是三者互补滚动式发展的阵地。

　　吴趼人比同乡梁启超年长八岁，是佛山书院的前后同学。吴氏不但在康、梁所领导的，由“公车上书”拉开序幕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与广大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激奋、动容、奔走顾盼，而且撰写《政治维新要言》60篇，表示衷心的支持和拥护。

　　1897年初，上述两本“时新小说”诞生后两年，梁氏在《时务报》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梁氏的新小说理论终于在维新变法的背景下，以新民和开民智的面目新鲜出炉。虽然该文没有半年后才发表的严、夏二人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阐述小说变革的理论那么深厚，可这毕竟是近代新小说理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第一次提出小说改革的主张。梁启超从小说“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发现小说在最广大读者当中的魅力传播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以“新编”的小说代替“诲盗诲淫”的旧小说：

　　

　　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官场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报异形，振励末俗。〔18〕

　　

　　吴氏在1897年秋，将去《消闲报》任职时，第一次从《时务报》看到梁氏的《变法通议》之时，虽然也觉合其心意，切中小说现状，但不会产生太大的感触和激动。但当1902年至1903年重看梁氏这番话时，心里感受却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在与梁鼎芬在办报方针宗旨上互相对峙，对官方的恶势力手段之阴险和横蛮，已由刻骨雠恨到溢于言表。

　　“揭露时弊，改良社会”，这不就是他在编辑小报时期的宗旨么？吴氏不能不感谢这个年纪比他少的老同乡。可以想象吴氏看后会多么激动，能点燃多么大的写作能量和热情。

　　吴氏看到《变法通议》文中的“穷报异形”，一下子停住了，刹那间，“异形”和“怪现象”一下子对接贯通，心灵中顿时产生了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他将要在后半生，把社会魑魅魍魉和社会种种“异形”的“怪现状”通通在光天化日下展示出来。这大概是吴氏之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名中的“怪现状”的来历。

　　梁氏之新小说理论，虽然并不是什么中国小说理论的突破，但一旦社会有此需要就会产生改变局面的伟大力量。

　　1898年，梁氏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他在《清议报》第一册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19〕，第一次倡导译印“政治小说”，有力地喊出了“小说为国民之魂”的呼声。这对吴趼人来说，犹如天外雷声，振聋发聩。同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长期连载他与人合译的带有示范性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偶》，令吴氏眼界大开。

　　1902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文学杂志——在日本横滨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诞生。刊物的取名与日本1889年和1896年创办的杂志同名，据实藤秀惠所着的《日本文化影响中国》认为，梁启超把杂志改名为《新小说》，似乎与1896年在日本东京春阳堂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名为《新小说》的杂志有些关系。其宗旨一言以蔽之，正如它在《新民丛报》第四号刊登预告的卷头上所写：“本杂志之宗旨是专借小说家之言，在于启发国民的政治思想，激励爱国精神。”梁氏正是意图借小说这根金刚棒，把充满中国晚清国民头脑的毒素：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等通通肃清打倒。

　　《新小说》以发表“新”小说为主（包括翻译小说），也登载文艺理论、戏曲、诗歌、笑话和灯谜，以及世界名作家、名演员的照片，编排不落俗套。该刊首期发表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文章一开头就宣布：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20〕

　　

　　正式提出以“小说界革命”为口号。号召“大雅君子”投身于新小说创作，拉开了近代新小说创作实践和创办小说期刊的序幕。

　　随即而来是刊登梁氏本人创作的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小说《新中国现在记》和羽衣女士（罗普）发表的鼓吹革命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再随之汹涌而来的是如长江之水、中国小说杂志创刊和新小说创作绵绵不絶的浪潮。这里暂且不论康、梁在丧失执政可能性之后日趋保皇反动的问题，但就其《新小说》杂志对待革命派和改良派一视同仁的开放心态和首创作用而言，应该说是进步的。它填补了革命党人在文化战线上的空缺，推动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希望在横滨

　　吴氏有阅读改良派报纸的习惯，在他所写的《新石头记》就描写过,吴趼人的化身（贾宝玉）下凡，来到了上海住下，在房间翻出了：

　　

　　“一个纸包，上面题着四个字，是‘此是禁书’，……原来里面只有三本书；却是第一，第二，第三的三册《清议报》。便拿过来看，觉得精华又较《时务报》胜些。”

　

　　另外一处，同一回又说贾宝玉：

　　

　　“在书堆里捡出三部全份的《时务报》，还有许多《知新报》……。”

　

　　这些不经意的小说细节，都再次证明，或有理由相信吴氏通读过改良派的报纸。

　　1903年5月底6月初，武昌。吴趼人因辞去《汉口日报》主笔一职，行将回沪。桌面放着一册已经打开的、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一日（1902年10月31日）出版的第十九号的《新民丛报》和一本《新小说》第一号，窗外是流经武汉三镇的白茫茫远去的长江。

　　趼人翻开中国销售量最大的维新派报纸——《新民丛报》第十九号，竟然意想不到刊登了一版《新小说社征文启》。从今天看来，这是中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向海内外广泛征求着译小说、戏曲、杂记及歌謡等文艺作品的征文广告。趼人再翻开《新小说》第一号，再次肯定这是一本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

　　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有理由相信，欣喜欲狂而又细心的吴氏会不止一次反复地读了又读《新小说社征文启》。它需要广大有志于新小说、翻译小说的同盟军参加。为了和读者共享，兹録全文如下：

　　

　　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斯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着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谨布征文例及润格如下：

　　第一类，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

　　自着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

　　同乙等同 　　　　　　　　三元

　　同丙等同 　　　　　　　　二元 

　　同丁等同　　　　　　　　一元五角

　　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同乙等同 　　　　　　　　一元六角

　　同丙等同 　　　　　　　　一元二角

　　凡有惠寄此类稿件者，若能全书见寄最妙，不能则请先寄三回或三出以上，若本社不合用，即将原稿限五日内珍复，决不有误；若合用，则拟其酬金等第奉告。如投稿者或不满意于其等第，亦请速惠函，俾将原稿珍复。

　　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海内君子，如有夙着，望勿闷玉。

　　第二类，其文字种别如下：

　　一、杂记或如聊斋或如阅微草堂笔记，或虚构或实事，如本报第一号“杂记”之类；

　　二、笑话；

　　三、游戏文章不拘体格；

　　四、杂歌謡不必拘定乐府体格，总以关切时局为上乘，如弹词、粤讴之类皆可；

　　五、 灯谜、酒令、楹联等类；

　　此类投稿者恕不能遍奉酬金，惟若録入本报某号，则将该号之报奉赠一册，聊答雅意。其稿无论録与不録，恕不缴还。

　　凡投稿诸君务请书明姓氏住址，俾得奉复。

　　日本国横滨山下町一百六十番（新小说社）〔21〕

　　

　　无疑这是中国近代文学第一次由一个小说杂志刊登的征文启事，象征着文学从中古向近现代的过渡的开始。有宗旨、文例、品种、润格和指导性意见，几乎与当代的征文启事毫无二致，包括了小说杂志社与小说作者之间，在市场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供求关系的全部要件和元素。

　　今天看来，吴趼人虽然会因梁氏横滨之小说杂志激起热情，但又觉惭愧，心中有四件事使他感触颇深。

　　其一，是他在去年春（1902年），辞《寓言报》主笔而归， 准备“闭门谢客，行将著书，承诸友爱我勉我，以开化为宗旨；又承诸友爱我，代为踌躇：‘薪水或不给否？’此两种朋友，我均甚感之敬之。更有一种人闻我此事，笑语他人曰：‘此无理之举动也。’是言也，居然和我老婆一般见识”（《吴趼人哭》）。结果，还是暂时妥协，暂不写小说先到《汉口日报》当主笔去也。

　　吴趼人想在家中写作，做一个专业作家，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老婆和朋友们，结果是朋友和老婆喋喋不休地反对，怀疑靠写小说能否维持一家生活。另有一些人更是看作是傻子的天大笑话。提出并真正的去做一个专职的小说作家，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破天荒的一个进步。这种第一次“吃螃蟹”大胆的勇气，令吴氏周围的亲朋戚友大惑不解。当然，小说和吃饭哪一样也少不了。

　　第二件事是越发敬佩梁启超这个老同乡。前几年吴氏从《变法通议》之“穷报异形”中之“异形”，贯通到社会种种牛鬼蛇神之“怪现状”，解决了能不能写，应不应写，是不是“异”，是不是“怪”的大问题；现在《新小说社征文启》又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例”，“示意亦佳构也”；又从内容上阐明以“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寓爱国之意者”。趼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这不仅是激动，而且是那种久旱逢甘露，英雄所见略同，不能溢于言表的感戴之情。梁氏新小说之要求与宗旨，实际上从外部诱发了一个自17岁浪迹申地，20年游遍大江南北，饱经沧桑和见尽魑魅魍魉的血性汉，一个热肠人的胸中块垒：国事忧患、民生水火、目睹之牛鬼蛇神、改良社会……全都融于一炉，状如火山熔岩。吴趼人正在寻找出口和喷发的机会。

　　真正给吴氏重大刺激的是第三件事：上月，李伯元的长篇章回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始在他本人创办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据孙玉声回忆：“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说报界极盛时代。”而且万分巧合，五月二十七日是《汉口日报》改为官办，吴氏愤然辞职之日，而这正是李伯元受聘主编半月刊《绣像小说》之时。此期创刊号，李伯元所创作的《文明小史》、《活地狱》、《醒世缘弹词》，以及时调、戏曲，无一不意气风发，生气勃勃。

　　第四件事，是指1899年2月，林纾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正式出版。此书立即以“外国《红楼梦》” 征服大江南北的市民和士子，一时出了多种版本又多次重印。自始，外译小说如拍岸之海涛一浪接一浪，促使本土创作小说高潮之来临。

　　吴氏感到自己落后形势，愧对康梁，也愧对同行。吴氏对自己还没有拿得出于的成名小说，感到十二分的羞愧。

　　在吴趼人一生中，能深受其影响还有一人。此人可以称得上是师友之间，先是对吴氏办报有引导和帮助之功、后又成为小说家、期刊家的李伯元。在上海办文艺小报，李氏是开山祖，创作良多，身后他人只是亦步亦趋，无法竞美。吴趼人在写《李伯元传》，回忆上海初兴小报时说：

　　

　　先“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

　　

　　其笔下充满对李氏的敬佩之情。

　　即使是吴氏的文体优势——寓言体，李氏也对吴氏有导引之功。那时吴氏初办《采风报》才一个月，李氏在《游戏报》撰文《论本报多寓言》。他批评有人以为报纸为大雅之堂不应刊登那些“专以鼠肝虫臂之谈为一家言”的小道寓言。并以本报馆主人身份说：啊！世事变得太坏，每每“迫我忧伤”，已无心高谈傥论，只好“以嬉笑怒骂之辞，庄谐齐语，半属寓言，作如是观”〔22〕。这种来自办报同道中人提高寓言文学品位和战斗力之言论，对开始尝试写作寓言的吴氏，真如炎夏之冰，醍醐灌顶。

　　1902年12月3日，天津《大公报》刊出《保举经济特科员名单》，其中列有曾国藩之孙曾慕陶保举李伯元和吴趼人。马上有官员弹劾李氏，阻止推荐。李伯元大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辞不就征”。吴氏公然以伯元为榜样，亦“夷然不赴”， 坚与伯元共同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两君如双子星座，互相辉映，至今传为佳话。看来，李伯元对吴趼人的人生确有导向作用。

　　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新小说》发难问世，真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之首功。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在1903年五月创刊，紧追而来，在晚清四大文艺刊物中时间最长，实绩最佳。吴氏虽说与《绣像小说》有业务联系，而且与李伯元个人情谊甚笃，思想更近于维新改良。不料，第八期连载小说栏中突然杀出一位47岁的甲骨文专家刘鹗，所描摹景象、人物极为卓越的成名之作——《老残游记》；而李伯元更是以半生汇聚之精力，以毕其功于一役，蓄势三路迸发，从当年至1905年，同时写作和发表三部小说：《官场现形记》、《活地狱》和《中国现在记》。李伯元三路斩获，突飞猛进之态势，不能不使吴氏汗颜而感到压力日增，于是暗下决心，拍马直追。

　　吴研人曾在宣统二年（1910）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一文中谈到七年前（1903）开始创作小说时那种高度自信和一发冲冠之心境：

　　

　　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鱼虫，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

　　

　　吴趼人1903年辞去《汉口日报》主笔时转入小说创作之心境，是郁积20年之牢骚，其抑愈久，其发必速。当是时，先不说拒俄运动进入高潮，革命报纸杂志似雨后春笋，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中国白话报》等纷纷创刊，各种杂志达数十种之多。它们刊载政论、杂感、小说和戏曲，并大量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蔚然成风，不可遏止。清廷和各省有关禁报禁书目之上谕、公告、告示，如同废纸。

　　梁启超曾对这段特殊时期的文化形势有过评述：

　　

　　“壬寅（1902）、癸卯（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3〕

　　

　　十分明显，吴氏上述这种“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的时代忧愤和蓄势待发，是有1903年革命新文化的整个大局势迅猛发展作背景的。当然，还有一个“著书只为稻粱谋”，家庭众口要吃饱肚子的实际需要。

　　吴氏对自己的文字风格的认定和群众对自己讽刺艺术风格的认同和欢迎，是心中有数的。

　　大刀阔斧，气撼山河之雄文，吴氏自知不能；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之文，更不屑亦不合自己的个性情怀。吴氏心中明白自己的语言长处和文字优势在于讽刺。他的好友李怀霜说：

　　

　　君能言善语所至演坛，皆大哄曰：吴君来。君每一发言，庄谐杂出，能瞭见人心理，不爽毫发，听者舞蹈歌泣，诸态皆备。〔24〕

　　

　　看来，吴氏不但继承了从先秦两汉至唐、宋、元、明、清“谲谏之列”的讽刺文学，而且高度自信完全掌握了这种带有自己个性的嬉笑怒骂之文笔。

　　吴氏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继续总结道：

　　

　　“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信此文字有神也。爱我者谓零金碎玉，散至可惜，断简残编，掇拾匪易，盍为连缀之文，使见者知所宝贵，得者便于收藏，亦可借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25〕

　　

　　在五年的报人生涯中，吴氏不断地收集读者反馈的信息，而后深知：创作的生命在于读者，文稿中的几行格子是没有生命的，要每一个读者赋予它灵魂，才会使一篇文章变成“零金碎玉”，才“于是乎信此文字有神也。” 

　　这正是吴趼人在报纸上不断发表讽刺性寓言和诙谐文学性短文所带来的声誉，这是他准备向梁氏《新小说》杂志投稿的巨大信心和根植之基础。他几乎不想再提起前几年自己写了一本什么捞杂子书《海上四大金刚》，吴氏决定从头开始，重新“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1903）始业”。

　　一只上帝之手，把一个17岁佛山大族的破落子弟带到了黄浦江边，送进了一座全国最大的军事工业制造之城，走进了中西文化结合、中国西学翻译的最大中心，他在这个“军事工业制造之城”，虽束甚微，但发愤自学，佣书、绘图、学工学文；坎坷而入世，看尽制造局和社会的“怪现状”；这个青年以毅力自学成才，以“补”天下为己任，“破茧”几次，艰难求索：小报花丛伤心痛史、阅尽糊涂世界里的劫余灰和黑籍冤魂、七尸八命、瞎骗奇闻里的发财秘诀、《汉口日报》之恨海情变、最近社会龌龊史……这个“中国一分子”的热血人，胸中的小城里的大千世界，所藴藏的国事、家事、天下事，商场、官场、欢场、名利场……忽然自癸卯始，汇结为九死一生的万千说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石头记》。

　　于是，1903年某月某日便发生了近代小说史上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其细节性的一幕：

　　

　　一个中年人，提着厚厚一包书稿，走到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寄到梁启超先生的编辑室——“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26〕

　　

　　于是就在这一年十月，《新小说》第8期开始连载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二回；鞭挞贾似道卖国求荣的《痛史》的第一、二、三回；探求译述文体的外国翻译小说《电术奇谈》第一、二回。当然，同期发表的，还有和吴氏一起加盟支持《新小说》的周桂笙所译法国小说《毒蛇圈》。

　　从此，吴趼人胸中的万千说部，如天女散花，缤纷而下，也如朝霞初现，喷薄而出，亦似排山倒海，浪涌滔天 —— 一发冲天而不可收拾。

　　

　　注释：

　　〔1〕《三十自纪》，全句是“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谭嗣同全集》，55页。

　　〔2〕《莽苍苍斋诗补遗》前言，《谭嗣同全集》，81页。

　　〔3〕梁启超：《林旭传》。

　　〔4〕《趼廛诗删剩·自序》，《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5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上当路论时务书》，王韬：《弢园文録外编》，卷十297页。

　　〔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04页。

　　〔7〕《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论善事微言议赈捐，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8〕王立兴：《一部首倡改革开放的小说——詹熙及其小说〈醒世新编〉》，《明清小说研究》；《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14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同〔6〕。

　　〔10〕〔11〕〔12〕同〔8〕。

　　〔13〕《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熙朝快史》。

　　〔14〕田根胜：《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第五章“近代时事剧创作的繁荣”，177页。

　　〔15〕〔16〕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7〕《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 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郭浩帆：《〈新小说社征文启〉及其价值和意义》。见《明清小说研究》网站，郭洁帆论文专栏。

　　〔22〕《论本报多寓言》，《李伯元全集》，第五册32页。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

　　〔24〕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 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5〕《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吴趼人全集》，第三卷29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6〕见吴趼人自传性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吴趼人全集》，第一卷15—1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