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

　　有人已正式提出1906年是近代小说不可忽视的一年，名曰：新变与挣扎〔1〕。这个重要阶段有五个特点：

　　一是彰显了言情小说的价值规范（见广智书局出版吴趼人的言情小说《恨海》）；

　　二是短篇小说在吴趼人领军下，向传统章回体小说叙述程式冲击；

　　三是小说中内心叙事心理描写逐渐瓦解了传统的叙述格局，也是为了适应市民言情的文化价值观；

　　四是叙事时间变形，吴氏《九命奇冤》开篇倒叙手法的出现，具有开创的意义；

　　五是第一人称和流浪儿式叙事因时代个性的彰显，在长篇小说中运用连环套、环珠形的结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表明对传统的叙事方式有所背离。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而言，1906年，因上述五点，集于吴氏一身，因而，可以称为吴趼人年。

　　这一年，《新小说》停刊；《月月小说》创刊；短篇崛起。《恨海》出版，言情开山；叙事时间顺序开始重新洗牌，第一人称叙述人颠覆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等等：这些富有文学创新性的现代小步伐都集中到一起，而且都和这本书的传主吴趼人有着斩不断、说不完的关系。总的来说，吴氏在文学编年上，还保持强劲创新的势头——不停的创造和探索。

　　话题要从横滨的《新小说》讲起。

　　1903年2月，梁启超由他的刊物发源地和大本营——横滨启航，开始了他梦想已久的美洲之行，历时九个月。临行前，他除了担心《新民丛报》外，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新小说》的稿源不足。哪知当他回来时，却发现杀出两匹良种的“黑马”—吴趼人和周桂笙。

　　以第一次刊登他们二人作品的《新小说》第八期论，吴氏的三个长篇（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和《新笑史》十一则，以及周氏翻译的法国侦探长篇《毒蛇圈》（连载，吴趼人评点）。这两个人的作品和译文竟占该期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三，可见稿源储备已经见底，也反映了以后各期基本上是靠吴、周二人稿件维持《新小说》运行的事实。这种“二人为主之局”直到1906年11月，吴趼人、周桂笙被汪惟父主持的《月月小说》杂志挖走，聘为总撰述和总译述，散局为止。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辉煌了五年，往日一呼百应、领导群雄的《新小说》杂志，亦因使命完成，随之结束。另外一份重要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也因主编李伯元去世而停刊。于是，以吴氏为主帅兼多员大将应运而生的《月月小说》，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小说的核心杂志和中流砥柱。

　　　

　　砥柱和先锋

　　翻开1906年11月创刊的《月月小说》第一页，即第一年第一号目録，栏目有：图画、历史小说、虚无党小说、哲理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侠情小说、国民小说、写情小说、滑稽小说、传奇小说、札记小说、短篇小说、集録、附録。若统计由创刊到终刊24期的小说类型，竟计有36个子目，其丰富性和探索性，一时无双。

　　先不说在小说期刊进化上的意义，如何超越《新小说》，光是子目显示所触及的内容和范围，真可谓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辐射到社会每一个人群与每一个角落。

　　目録后刊登了五位人物的照片。按顺序：

　　一是题为“中国元代小说家巨子施耐庵遗像”。

　　二是题为“英国大小说家哈葛德像”。

　　三是“本刊总撰述吴君趼人”像，下还有英文：Mr Wu－Kien-Zeng,显示出开放性和世界性。

　　四是“本社总译述周君桂笙像”（英文），是吴氏早在小报生涯时期的老搭档和挚友。

　　五是“本社总经理庆祺君像”（英文）。向读者摆出了中国古代和西洋世界级以及现代（本刊）小说家、翻译家、出版家三套马车的明星阵容。

　　本刊开篇是“月月小说出版祝词”，第一句是“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现在看来，未免有点不伦不类。刊头是一篇鼓吹小说可以提升每个国民的立宪素质水平的改良主义祝贺词，表明瞭梁启超所定《新小说》政治性大于艺术性的宗旨，在《月月小说》得以继承。

　　在创刊号，吴趼人写了三篇序文：他在《两晋演义总序》详细讨论了历史小说的思路和经验；又在《月月小说序》和《历史小说总序》里发了两个意思一样的大愿：“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如身亲其境。”中心在于民众便于阅读正史。

　　吴氏为什么选择历史小说，准备续写《三国演义》，继写二十史，为此投放巨大的精力，雄心勃勃呢？无非历史小说会助读正史，比正史更为生动、通俗而更受欢迎。但更深一层，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读者提高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民素质。这恰恰是康梁们所认为导致变法失败重要的社会人文环境因素低下的缺陷之一，也是梁启超为什么在横滨办杂志、提倡新小说的原因——新民。

　　自《新小说》在《新民丛报》刊登创刊广告，征求“历史小说”稿约以来，吴氏响应积极，用力最勤。他在《新小说》连载了《痛史》二十七回（未完）。在《月月小说》发誓后新创和连载了《两晋演义》和《云南野乘》，可惜，这两部历史小说直至《月月小说》最后结束都未能续完。

　　吴氏三部“未完成状态的历史小说”与开始时的誓愿产生了极大的反差，而且与我们所知吴氏一向“言必信，行必果”的个人做事风格并不相符。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难道正如某些研究家所言，吴氏真的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吗？

　　细读吴氏的序言和誓愿，就可以发现：吴氏发大誓愿要创作百十部真实和通俗的历史小说，达到新民救国的目的，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中通过一个“求真”和“求俗”的中介环节去实现的。

　　“求真”就是以小说诠释和演绎正史，这恐怕是小说和文学难以胜任的社会功能。这是小说由中心走向历史——被历史消解，而不是历史从边缘走向小说中心——历史被小说消解。“求俗”，从三部未完成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效果看，吴氏无法走出古人章回历史演义的老路，当然更比不上创作这种小说类型模式已成絶活的古人。

　　由于各人的经历、学养和机缘不尽相同，历史小说从古典迈向现代之路，完成里程碑式的成功探索，恐怕不是来自最初誓愿的吴趼人，而是由两个都具有深厚的18世纪法国文学修养的小说家——曾朴和李劼人先后完成的。

　　吴氏一时在小说与信史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徘徊和困惑，创作气势自然大不如前。正当《月月小说》出版至第八号之时（1907年5月左右），突然停刊。隔四个月之久，第九号才姗姗来迟。出版时读者才发觉，最大的变动是老板换了人。

　　主办者由汪庆祺改为沈济宣和许伏民，据说是前老板纯为经济上之原因，后主办者却是“凑足了资本”才“接着办下去”。然而，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地位却开始动摇，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吴氏不再担任主编，换上报界名人包天笑和陈冷血。自然，也无须晚上继续“住馆”编辑。

　　第二是刊内排名，不用说吴、周两人排在包天笑和陈冷血之后，后来又聘天僇生专著小说论说，加强对刊物的调整与改良，吴、周二氏只剩下“仍聘综事撰译”几个字的礼遇。一至九号吴、周二人新作为40种，笫九期后，吴、周除四种续作外，实际新作仅为十五六种。但包、陈、天三氏由笫八期前一种，后上升为20种。后来居上，风头正劲。

　　但是，吴氏在《月月小说》并没有黯然失色，他最后的13篇短篇小说，使其爱国主义题材和短篇写作技巧在探索中，双双大放异彩。

　　

　　清醒的冲刺者

　　自《月月小说》第九号经过更换出版人和编辑班子以及方针的调整，历史小说开始悄然低调，短篇小说作为多元主角之一，历史性地以新姿登场。

　　那时，短篇小说这个文体还未觉醒。《新小说》诞生之前，杂志上多是些清人老式的文言笔记，《新小说》创刊时所征求的几类小说并无短篇。即使李伯元《绣像小说》所刊亦均为长篇。唯独《月月小说》的短篇稿约广告，不时连篇夺目，大力提倡。这是前后两个编辑班子唯一大力提倡，“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因而贡献斐然。

　　《月月小说》所刊短篇小说共计73种，占全部小说总量110种的65%，这在众多的晚清小说杂志丛中如鹤立鸡群，非常突出；可以说是尽领短篇风气之先，开拓此前未有之局面。而吴趼人以12篇之多，独占鳌头。 

　　吴氏所写12篇短篇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高度关注国家前途和社会现实，一如既往，发扬不畏强权的战斗精神，其嬉笑怒骂的矛头直指清廷；其二是继续成功借鉴欧美写作方法的经验，大胆尝试多种技巧，如《九命奇冤》。

　　自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之订，朝廷自感底气不足，大不如前。1904年夏，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请求清政府仿英、德、日三国制度，实行君主立宪。随后包括两广、湖广、两江、直隶等总督级大员也纷纷上奏，要求“更变政体”，实行立宪，永保江山。

　　维新派及地方缙绅势力，也再次掀起立宪运动，为召开国会造势，以期参政，请愿之声直逼皇城。慈禧故作新政姿态，先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开党禁，但不赦康梁。又预设九年筹备国会，玩弄宪法大纲，最后拒开国会，钦定皇族内阁……正如革命派指出：一切都是一场骗局。意图消弭来自各方的斗志与压力，以缓解爱新觉罗政权的危机。

　　正是在这种假象纷纭登场、暗里激烈交锋的社会背景，吴趼人在立宪的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并没有盲目跟随康梁，这是他思想的一个突破。他在晚年创作的《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光绪万年》等五短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象化作一支支短戟和匕首，向披上假立宪外衣而垂死的皇朝，作最后的冲刺。

　　1906年9月1月，清廷颁发“仿行预备立先”谕旨，吴氏马上在《庆祝立宪》上借莽夫之口戳穿，因“民智未开”之所要“预备”的鬼话。

　　小说《大改革》把那拉氏掌权一伙比作染上了嫖、赌、吹三大恶习的浪子，表面上接受众人劝告，洗心革面了；实际上变本加厉，只是弄弄假把戏。作者写作时用情之极，说：

　　

　　“我这篇《大改革》是欢欢喜喜作的么？不然也，我一面作，一面气恼，一面冷笑，一面叹气，一面落泪。”

　　

　　反映了吴氏对清廷恨其不争又最后絶望的复杂心情。

　　《立宪万岁》、《光绪万年》、《预备立宪》这三篇小说，矛头一是指向紫禁城的“在朝者”，二是勾画在假立宪中形形色色、各怀鬼胎的既得利益者。

　　《立宪万岁》运用寓言的表现形式，以玉皇大帝拟作清廷最高掌权者，把大臣比作诸天神佛，把投机附势钻营者比作畜生一群，共同演出与下界争先立宪的丑剧。天界立宪是下界立宪的镜子，所谓立宪，只是把礼、兵、工、农、商、学、法、度支、海军、邮传、民政、陆军、外务等诸部互换官职。临了，“诸仙卿议定，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今晨入奏，玉帝已经允准，定于明日早朝，再降玉旨”，于是神佛和群畜一片欢呼：“‘我们的饭碗是不用多虑的了。’……立宪万岁！立宪万岁！”

　　这种笔无藏锋，嫉恶如仇，爱恨交加，达到竖发裂目的地步的讽刺描写，与广东一位非常优秀的漫画家廖冰兄的作品风格十分相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相融。文学与绘画的通感，有时实在是胜于文字。

　　吴氏晚年，思想上通过艺术的描绘，不时散发出清政权从中央到地方“整体腐烂，无可救药”的文字信息，使人感到这是一个曾经虔诚膜拜立宪与皇权的信徒，当他经过漫长的痛苦过程，深深地彻底絶望，于是产生一种全局洞然、水火分明又寒气入骨至心、冷静的艺术描写。他在《光绪万年》里沉痛地慨叹：

　　

　　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文天下，预备立宪。

　　于是在朝者旅进旅退，揖让相语曰：“立宪！立宪！”

　　在野者昼眠夕寐，引颈以望曰：“立宪！立宪！”

　　在朝者对在野者曰：“封、锁、拿、打、递、解、杀，立宪！立宪！”

　　在野者对于在朝者曰：“跪、伏、怕、受压制、逃、避、入外籍、挂洋旗，立宪！立宪！”

　　如此者年复一年，以达于光绪万年。

　　

　　在当时文人中能把清皇权立宪的本质看得如此深刻、透彻，晚清能有几人？这仿如作为一个叛逆者，向沉迷康梁一派，或信立宪为真的善良人们敲响了絶望的警世之钟。

　　吴氏这种有时灼热如电、已冲出立宪底线的激进火花，在其思想上呈现出一种极其错综复杂、不稳定的、不清晰的、游移的多元矛盾的关系态。其分析过程中，谁若执其一段、一端或一迅间，只能豹窥管视，都难于把握吴氏思想的总体和全貌。

　　

　　短篇明珠——《查功课》

　　《查功课》，是吴氏在《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八号（1907年5月29日印行）发表的一篇反映晚清学生生活的短篇小说。虽然题材新颖，形式活泼，应得好评，但是当时却无慧眼识英雄，以致长期以来淹没在眼花缭乱、新奇百出的晚清小说海洋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收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短篇小说发展史的历史地位才初步确定下来。

　　《查功课》的故事情节十分单纯。深夜一时，政府“四个委员”借“查功课”为名，突然到学堂的学生宿舍地毯式搜查，学生机智地收藏好革命报刊《民报》，令查抄者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跑了。

　　《查功课》是吴氏眼中笔下，学生们在晚清政治动荡的学堂生活的一个缩影。

　　时当1907年，同盟会的书刊在学生界争相阅读，广为流传，早已不是秘密。阅读禁书，“重视之过于正课”，是当时学生一大快事。清朝当局连下禁毁乱党书报的禁令，严斥“这类文字流入内地贻误青年”，“为害风俗人心者，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有的学校干脆禁读一切报刊。实际上，根本无学生理会政府的三令五申。因读禁书而屡记大过者，不惜开除者，比比皆是（这些学生却被视为英雄），由此引发出来的罢课和退学风潮层出不穷。

　　《查功课》正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学生胜而政府败的一次典型的突袭“攻防战”。在这种形势下，新式学堂变成了革命党人的半解放区和安全而可靠的联络点。由《民报》陶冶出来、具有新思想的学生，大部分同情或趋向革命，最终成为了镇压这个学堂的皇朝的掘墓人。这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其意义的重要性，恐怕连作者也始料不及。

　　《查功课》从现在的角度看，是一篇由对话和动作组成的戏剧小说（类似活报剧）：具备了戏剧应有的元素，但又兼有小说的特征。难怪发表后长期以来毫无反应，因为时人看来，小说形式有点怪诞不经，四不像。

　　作者一反喜好直接表达自己意见（评曰、趼曰）的小说风格，而是把自己收藏起来，消解了，仿佛只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展示、记録和拍摄，其他由读者判断。这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大胆尝试。

　　单从形式而言，整个短篇极其简洁，达到惜墨如金的境地。73句对话，最长者25字，最短者1字。10句非对话描述句，2句为响铃声，8句为动作，最长16字，最短为2字。这83句精练的句子，又可以说由8幅无声画面和75幅有声画面，按故事情节的发展，跳跃和闪过读者的眼帘和大脑。

　　这些画面和对话、句子，短促、重复、兔脱、顿挫，在读者脑中形成了本篇小说的节奏和复调。如：

　　

　　二字句：“送客”，“不知”，各连续重复四次；

　　三字句：“是是是”，“请请请”，“有有有”，“当当当”……

　　四字句：“没有，没有”，连续重复两次。

　　

　　句内节奏如三字“曰何事”，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八字句头，重复四次。

　　整篇由头到尾都充满着对话和动作的强烈的音乐韵律和节奏感，以及类似川剧或上海滑稽剧的独特幽默风格。

　　音乐性、戏剧性、节奏性，三位一体的结构元素统摄着具有漫画和讽刺意味的83幅画面，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节奏有序，错落有致，形成一曲短小、活泼、跳跃、灵巧、流动、独特的音乐小说乐章。

　　吴氏所处的晚清，是一个西风东渐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在中西学之间的碰撞下，到处都呈现出各种适合中国社会的大胆和天才的创造。尤其是小说，虽因闭塞既久，准备不足，但是姿态各异，百花齐放，琳琅满目。吴氏自来上海之后，人生和小说写作都在不停地探索，他晚年加盟的《月月小说》也是开放型的小说杂志。从吴氏晚年发表过的一些传奇剧本来看，他具有相当的戏剧和音乐素养。因此，近代短篇的明珠《查功课》出现于晚清此时和《月月小说》杂志，吴趼人为作者，并彰显着当时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还是相当合理，有迹可寻的。

　　《查功课》处于由古代文言笔记短篇到现代短篇小说的现代性过渡早期阶段。它早熟的品格和超越性都给读者留下一个十分深刻的感受和卓越的印象，因而在近代早期短篇小说史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令人着迷的地方是，这篇小说的超前性和现代性似乎不应该在1907年出现，而确实出现了。

　　

　　小说界之大幸

　　    一九○六年初，先是李伯元病危，吴氏前往探望。在这特别的时分，两位一代文豪最后见面，说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第一手文献予以证实。但事后显然易见：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李伯元委托吴氏为他续写小说《活地狱》。此书李伯元已写了第三十九回，在他本人主编的《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到一九○六年二月为止，才因病搁笔。吴氏在病床前欣然负托，续写了三回，署号茧叟。讲述了一个知县胡图丹（糊涂蛋）和辛大头栽赃，鲁老大瘐弊狱中的故事（第十四个故事）。这才有读者在《绣像小说》杂志所看到的第四十至四十二四回。此三回皆有评语，亦可能是吴趼人的手笔。

　　　　再后是李伯元的合伙人欧阳巨源续作，可惜只与了一回，第四十三回（第十五个故事），全书虽未完，乃终。不过，欧阳巨源所写的是一个看过卢骚《民约论》、阿密斯丹《原富》，被官府误作革命党的秀才，准革命党王国重，他被官府抓到牢房中，才见识了原来人间真有如吴道子所绘画的“地狱变相图”。他被人搭救出狱后，变卖了家产，出东洋求学。在乘去日本的轮船上，遇到了一个叫辛国明（新国民），去日本调查警务的官员。他看着海洋上的太阳，听了王国重的诉冤，叹息了一回，方说：“中国黑闇到极点，外国监狱制度他们是不曾梦见过的。”“王秀才听见辛国明说外国监狱制度，便要请教。辛国明慢馒地说出一翻话来。”欧阳巨源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四十三回的《活地狱》结束了。这就如同一出极大气魄的精彩戏剧，刚演过了楔子——（全是黑闇的地狱），观众正兴奋地跷首以待，有许多新人物，新国民、新希望的光明故事演出，但却突然落幕。说到底，这最后一回的终篇，令《活地狱》生色不少，从烂泥中长出一线緑色和添上光明的前途。这是欧阳巨源比李氏与吴氏思想激进的地方。

　　　　话接回来，吴李两位知交见面时所发生的第二个件事，同时代的许天啸说：

　　

　　“我的老友吴趼人先生，他是一位道德完全，肝胆照人的义士！……我还记得他有一件值得人传说的故事。他有一位穷朋友（指李伯元），向他借了几百元钱，写了一张借票。后来那位朋友害病快死了，自已打量没有力量还这笔钱了，便把吴趼人请去，求他放弃债主的权利。”吴先生听了他朋友的话，便慷慷慨慨地把那张借票拿出来，撕成纸蝴蝶，笑着说道：‘我吴某生平焉保无负人处，岂能苛责人负？’到现在，他掀着一部短须，张着嘴哈哈大笑的笑容，还留着我们做朋友的眼睛里。”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27—28页。）

　　

　　　　1906年4月7日（光绪丙午三月十四日），晚清一代报人先驱和杰出的小说家李伯元，病故于上海大马路亿鑫里寓所，黯然陨落。

　　　　吴趼人五内悲痛。

　　　　一、在上海创办小报时，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是自已每天学习的榜样，受益非浅。可谓亦师亦友。其敬佩之情，非饮花酒，咏诗钟的文人酒肉之谊可比。

　　　　二、在慈禧政变后追查淮新党人，迫害报馆主笔和反对朝廷大阿哥立诏的报禁劫难中，李伯元的《游戏报》与吴趼人主笔的《采风报》，如报海中两面代表市民而独立特行的旗帜，在皇权和镣铐的恐吓下，张扬个性，嬉笑怒骂；以滑稽为护盾，以搅笑为利矛，刺向朝庭；并冒菜市口六君子之后尘的天大风险，以《采风报》馆代售梁启超所撰写的《戊戌政变记》和《游戏报》出售和发行“维新党人照”惊人之举，达到当时民间小报支持维新变法所能达到的反抗高峰。这是两位大文豪吴趼人和李伯元在中国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戊戌变法和辛酉政变的报禁劫难期间，所结下志同道合，生死患难的情谊。

　　　　三、时当1902年11月，梁启超的小说杂志《新小说》在日本发难问世。其“征文启示”触发了吴氏的人生转折契机。几个月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在1903年五月创刊，紧追而来。并以同时写作和推出三部小说：《官场现形记》、《活地狱》和《中国现在记》，三路斩获，气势如虹。趼人自感形势扑面，警策快马加鞭。终以《新小说》第8期（1903年10月）开始连载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二回；《痛史》的第一、二、三回；译述外国翻译小说《电术奇谈》第一、二回，当红一炮，鋭不可挡。，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吴趼人人生几个转折和关键时刻，都有李伯元导向、支持和鞭策的身影。

　　　　沉默了七个月后的吴趼人痛定思痛。1906年12月15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月月小说》第三号上发表了《李伯元传》：

　

　　　　武进李征君，讳宝嘉，字伯元，一称南亭亭长。夙抱大志，府仰不凡，怀医救之才，而耻手趋附，故当旭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栽。踵起而较颦者，无虑数十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

　　　　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陶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仕，不俟今日矣。”辞不赴。会台谏中有忌者，竟以列诸弹章。君笑曰：“是乃真真我者。”自是肆力手小说，而一以开智谲谏为宗旨。忧夫扫孺之梦，梦不知时事也，摈为《庚子国变弹词》；恶夫之鬼域百出也。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及《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书。每一脱稿，莫不受母人欢迎；坊贾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说传。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见重可想而知。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于等身也。乃以愤世嫉俗之故，年仅四十，即郁郁以终。呜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君生于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于光绪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后逾七阅月，其后死友吴沃尧为之传。

　　

　　　　后人以为，上传记文中“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一句，与其述伯元，不如说更适合吴氏自已。人生所走之道路，非主观所能安排，大多是个人条件件与所遇之机缘结合，择机而成。其实二人从思想到写作道路，相似点太多，若换去姓名、生卒，业绩……等，几乎是一篇吴趼人碑传和墓志铭。

　　

　　注释：

　　〔1〕张菡：《1906：新变与挣扎》，《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