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与贾凫西

　　1907年在《月月小说》第七号、第八号刊载标“弹词小说”《贾凫西鼓词》。先是，吴氏向周桂笙推荐这个由明入清两朝老人的鼓词，桂笙以为旧，曰：“《月月小说》皆新著，忽阑入此，毋乃成瑕？”桂笙当然有他的道理，趼人乃止。然后越看竟“越读而愈爱之”，乃“决意重梓之，以公同好”。而且特撰写一序和眉评四条。这是吴氏一生少有地对一部古人作品重视再三，我们也不妨先来看看，贾凫西是什么人？

　　贾应宠，字思退，一字晋蕃，号凫西，别号木皮散客。祖籍山东曲阜以西，地近兖州府城滋阳，约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享年84岁。

　　贾氏祖父是个贡生，有家庭教养，自幼博闻强记，但科举却并不顺利，40岁后崇祯时，才考了一个贡生。因有实绩，随之陆续升迁，担任过县令、部曹、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官。但他生性嫉恶如仇，看不惯顶头上司户部尚书傅淑训公开向他索贿，一气之下引病告退。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战乱后，贾氏辞官避居乡里，拒絶和新朝合作，同时又秘密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但是，到了63岁时，为了报复一个仗势恶意对待自己的县尉，贾凫西应召进京任了刑部郎中，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与凫西相识的孔尚任所写的《木皮散客传序》说贾氏“常着公服以临乡里，催租吏至门，令其跪，曰否则不输；故旧科跣相接，拱揖都废”。确是一个疾恶官场，又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他终于在故乡令人把那个恶霸般的县尉捆绑起来，掷于阶下痛打。贾凫西大叫“痛快”！ 不数月，引疾乞放。晚年更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木皮鼓词的创作演唱。其实，贾氏一生活动，并非为官，而是作为一个针对当时现实嬉笑怒骂为能事的“木皮散客”。 木皮鼓词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说唱艺术。木是醒木，皮是鼓，演唱者以这两种乐器伴奏，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大鼓或者渔鼓。鼓词明白如话，通俗晓畅，唱腔檏实无华而又韵味悠长，特别适宜表达那种悲壮中又有哀婉无奈的苍凉情绪。在清代初年的兖州，经常可以见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持鼓板，边敲边唱自编的鼓词。他唱于“诸生塾中”，唱于州县府堂，说于“郎曹之署”，说于市井坊里。他评判上古三代，指点唐宋明清；冷眼看奸人好报，天道伟人多艰。字字诙谐有趣，句句上口铿锵。他的声音略带沙哑，顿足捶胸，如泣如诉。一个老人家，放着京城里的大官不做，却到处去说什么鼓词，疯疯癫癫，而且内容絶非歌功颂德。曲阜一带人家闻者咋舌，以为怪物，贾氏全家只得迁往邻县滋阳。至今县城西牛王村，墓碑尚在。〔1〕

　　那么，为什么吴趼人如此欣赏贾氏其人其词呢？简单说来，是两人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十分相似，以至吴氏产生“越读而愈爱之”的共鸣。

　　首先，两人的作品都把统治者的光环扯下，露出名利相争的龌龊本质。吴氏把官场、官员比作豺狼虎豹和牛鬼蛇神的害人精，把朝廷当局最高之“龙”称为“杂种”；而贾氏却把尧、舜到秦、汉、唐、宋、元、明所有君王虚伪的圣衣剥去，还原为一个个争名夺利、杀人如麻，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无道昏君。在贾氏的鼓词字典中，帝王将相，已经没有了神圣和庄严，而是那么可笑、滑稽、丑恶。

　　此外，还有对宋儒共同的憎恨。贾氏鼓板一敲唱道：“雄赳赳契丹并阿骨打，中原拉碎乱如麻。满朝里通天讲学空拱爪，铁桶干坤半边塌。”趼人看到这里，心中一阵畅意，写下12字眉批：骂尽宋儒，令人通体为之一快。李怀霜说：吴“君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尤多诟病”。吴氏恨“中古贱儒，附会圣经，著书立书，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贾氏憎宋儒空谈误国而断送三百年江山，殊途同归。

　　两人的作品都猜度到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根本上的不合理、不平等，有变革的一天。贾氏指出：整个社会“忠臣孝子是冤家，杀人放火享荣华。太仓里的老鼠吃得撑撑饱，老牛耕地倒把皮来剥！”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人世间的不公平和社会的黑闇。这一个个“比鳖不如”、“乌龟蛤蟆”的狗皇帝，“干了多少杀人的勾当！费了多少心机！教导坏了多少后人！”而几千年的罪恶又不仅是皇帝的个人好坏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走向末期下坡所造成：“是天地气运渐薄，人生知识日变，就是那皇帝自家也作不得主。” 

　　而吴氏痛恨政府卖国，也通过戏剧《邬烈士殉路》的邬烈士唱道：

　　

　　倚北斗，望京华。切齿痛恨。（吐〈血〉介）戴人冠，披人衣，禽兽居心。犹肆口，说大信，天良丧尽。心问口，口问心；一桩桩，一件件，一回回；思前想后，想后思前；那一年，那一回，那一桩，那一件，可对国民。手槌胸，足跺地，愤恨不平。〔2〕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在江浙护路权、拒借款的普通百姓呕心沥血的抗议和心声，但是百姓看得政府卖国多、败仗多、丧失领土多、灾民多、倾家荡产多、流血多、民不聊生多，也会总结、也会算总账。情绪往往流露出立场。百姓和朝廷激烈的对立，已经到了万众一心、不共戴天、誓与汝共亡的地步，也回答了为什么清朝会被它的革命者和小民所推翻倒台、最后连帝制也一块抛弃的问题。

　　再是彼此的作品所运用的讽刺和幽默的文学手法和语言风格十分接近。我国说唱史研究专家关德栋先生赞誉说：在贾凫西之前，不仅在说唱方面，即使在文艺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对我国民间说唱文艺的发展有划时代的贡献，贾凫西不愧是我国讽刺艺术的大师。同样，由上几章所述可知吴趼人在近代笑话、寓言的文学地位也是艺术大师级的作家。

　　虽然相隔二百多年，但两人以鼓词表露出来的志趣而神交，吴氏显然被其讽刺统治阶级的鲜明的战斗性和离经叛道精神所吸引，为其类似李卓吾的初步民主主义的新因素而注目。而且，我们发现两位古人性格豪爽，愤世嫉俗，傲岸自异，安于清贫，不苟同流合污，悲愤愈深佯狂和悲观愈甚。贾氏笑骂不倦，醉后“狂歌叫骂”，“挞郑元和乞食莲花落一套，如吴下风流子弟；歌尉迟公饯别，如明北曲老乐工”。〔3〕而吴氏“纵酒自放，每独酌而大醉则高声吭诵司马迁之游侠传，邻舍妇孺，恒窃窥笑之”〔4〕。

　　最后两位讽刺艺术的大师，也在洞悉人情，尘世无恋，又无法“补天”之际，产生了悲观厌世的牢骚，向往隐居恬静的生活。为何悲观？当然，找到新路，真正的离经叛道者是不会悲观的。是因为类似吴、贾的悲观者，眼见正统儒家那一套变了形，新路不知在何处，也未必认同；自己又过于虔诚执着，顿足捶胸，哪能不悲！这种悲伤，使他难受，在心里受着煎熬，过于负担沉重。这种精神困局令他无法不说出一走了之去逃避的话，但事实上又不能完全办到，时时处在言语与行动、心理与实际又分裂又矛盾又统一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氏是一个坚决彻底的先秦儒家道德信徒，贾氏亦如此，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贾凫西和吴氏都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对嵇康、阮籍的评价。一般人认为嵇、阮是魏晋时候礼教的破坏者，鲁迅指出，“这其实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吴氏和贾氏正是这样的两个典型人物。

　　

　　百年公案

　　先从吴氏对清政府的态度说起，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吴氏情感和理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难以统一和平衡，言言不一，言行不一，并不奇怪。即便让吴氏本人自己来说明，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首先，他如同吴氏大树堂各支派成员，自小继承了吴荣光的清廉、爱国、爱民、忠君的家学和家训传统。下面把吴氏继承曾祖父吴荣光的重要精神遗产逐项分析。

　　吴氏并无做官，无所谓清廉，而实际是清贫，从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即可说明。吴氏家族自来佛山后，每一代经商和做官都不断。吴氏鄙弃做官，讽刺官场，是趼人冲决吴荣光家族传统和精神枷锁的开始。

　　爱国，是整个吴氏家族优秀的传统。从荣光、尚志、保福、宝震（趼人上灯时登记上簿之族名）这吴氏四代人来看：第一代是吴荣光率领广东民团和佛山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抗击侵略英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北京斫破及凌辱趼人祖母的棺柩，趼人父亲保福被洋兵追杀，受吓而狂奔且误堕沟中，后成痴病一年，因而，吴氏第二、三代人蒙受帝国主义的奇耻大辱而结下深仇大恨；趼人每读到父亲叙及此事之手抄日记，心犹有余痛。（见《趼廛笔记·记痛》）后来在上海，凡议事提及列强侵华而大愤，“怒目翕张”。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奔走苏杭，演说鼓吹，写信建言，竭尽全力。吴氏的爱国行为是吴荣光传统的优秀部分，是第四代人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发扬光大。与吴趼人有联系的一个族叔吴荃选，上京考试时参加了爱国的“公车上书”，趼人当时亦为此引以为傲。

　　爱民，以儒家标准，吴荣光一生宦途多有爱民政绩，在贵州任督抚时，不辞劳苦，督办从山东引柞蚕入黔，又自捐薪俸购蚕种，引蚕师，收购时又免其税收，真心实意地为地方少数民族创立副业，提高收入。其事在《佛山乡志·吴荣光传》有载；吴荣光《白云山人诗集》的诗组中有对引蚕种至收茧的过程十分生动和形象的描写。

　　“诗是吾（吴）家事”。吴荣光本人善诗画，书法被近代鉴赏家称为上品。家族中诗画结集，是吴荣光同代和后代至今的家族传统。族叔吴荃选路过上海与趼人会面时，曾商谈过何时汇编吴氏家族诗集之事。据说凡吴氏读书人必藏有吴荣光诗文集及奏稿和吴氏后人的诗画结集，家族各人实际上也收藏了一些吴荣光遗留下来的著作和画作、印章等遗物。进入民国后，硕果仅存的已大部分佚散。吴荣光爱民的政绩和传统亦凭此让后人学习流传。吴趼人一生亦都在收集由于家族衰落而散失的吴荣光遗书遗墨。由此可见，吴氏家族这个精神偶像的人文传统对后代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趼人对吴荣光爱民传统的继承体现在《维新要言》第一篇《保民》中，其中有一段“爱民”的名言：

　　

　　……今当变法之始，首重内政，当何者为先？吴沃尧曰：保民。我中国抚有四百兆，生齿之繁，甲于环球各国，而民穷财竭于此极者，何也？不知听以保之也。……而地方有司咸以具文视之，坐使名实不相副，驯至于饥馑载道，流亡相望。呜呼！斯民何罪而至于此极也。〔5〕

　　

　　变法以“保民”为“第一”，在中国大小维新方案中确实罕见，这种以保民生作为变法首选的特色，充分表明瞭吴趼人继承了嘉道时曾祖吴荣光的爱民之风。观其在上海投身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之言行：奔走苏杭，演说鼓吹，写信建言，竭尽全力，堪称之为民族中小企业和下层市民以及华侨工人的代言人。

　　忠君，即忠于三百年一贯制的大清皇朝政权。设想吴氏若不早一年去世，恐怕亦如大多数立宪人士在最后各省宣告独立或起义之际，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革命潮流。忠君，新时代亦应有新解，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立宪，都可以看作忠于资产阶级立宪，在君王权力被限制的政治前提下的“忠君”， 是忠于资产阶级宪法和宪政的“忠君”。问题来了，当那拉氏和爱新觉罗皇族不愿意被宪政所束缚，一边在搞什么永远拖延的“预备立宪”、什么皇权永固的“皇族内阁”；而另一边革命党正以不断武装起义来冲击垂死的大清皇朝。吴趼人对待这个除了金饯和权力不知革命潮流和不知改革为何物、冥顽不灵的皇朝，态度和心情就会显出十分仿徨与犹疑的一面。而对待孙文革命党的态度就会发生混乱和矛盾中的倒退，甚至创作中出现“思维失语”，如与人民大众作对，逆潮流的《剖心记》在创作中就会出现气急败坏，心情恶劣，以至无法写不下去，无法完书。

　　撇开内容，以趼人所拥护的康梁变法、百日维新的方式方法而论，有四点是大多数原先长期在守旧营垒的封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所认同的：

　　第一，对待清皇朝要用非暴力温和的方式。这是吴氏的底线和安身立命之所。试想，假如对待方式转为暴力，由吴趼人看来，岂不是堕入叛臣反贼，太平天国洪杨、陈开之流，那里还有什么吴荣光的道统教诲，那里还有什么佛山吴氏大树堂？还有什么安身立命之所？一句话，就没有了这一个吴趼人。

　　第二，循正规上书方式，以臣劝谏、死谏，士大夫集体上书之类。

　　第三，以自上而下方式变法，不能自下而上，不然就变成违反正统的以下犯上。若以变法之名和无学识、无资格的百姓、泥腿子相混其间，未变法已不成体统（即非正统），莫论其他。

　　第四，以皇权至高无上，发布上谕的方法变法。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听那八个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旧阵营浸淫大半生的人物，应允许有一个情感上不适应，波动、犹疑、反复的过程。但在评价上，时间、地点，轻重分寸，极难掌握。

　　上述四种方式方法虽为形式，一旦与强烈的政治内容相结合至天衣无缝，就会变化为有内容意味和身份意味的形式。因人而异，吴氏更将第一点“以非暴力温和的变法方式”转化为内容，吸收为晚年社会观中政治思想的重大原则和最后底线。

　　根据现在所知的有关吴氏文献资料，对社会有关暴力、革命、起义等问题，有过若干次或明或暗的说明和表态，特别是在1907年7月。兹择重要者録如下：

　　（1）被清廷破获而未遂的孙文兴中会乙未广州起义。

　　1900年9月，趼人以事返粤（可能是与广东三水女子冯宝裕（1871—1944）完婚），回家乡佛山，顺路出香港，造访诗友潘兰史先生，并收集港粤两地小说写作题材。估计他把1895年（乙未）即五年前未遂广州起义的史料和传闻，融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中。吴氏表面站在隔岸观火，持外地人路过粤港侧目客观事变的中立态度，实际上处处揶揄港粤两地政府勾结，大小官员为保命，收拾行藏、准备外逃、惊慌失措的丑态……但明眼人都看出作者同情革命党的倾向。

　　（２）吴氏在《吴趼人哭》五十七则中有二处涉及：

　　１.“庚子拳匪作乱，外兵逼都，两宫西幸……”〔6〕

　　２.“是此百姓自受生之日起，至老死之日止，曾未受国家一日之教，一日之养也。不教不养，饥寒乘之，遂起而为盗，国家乃饬地方官捉之杀之。天下冤枉之事孰过于此，故强盗缚赴市曹时，吴趼人哭。”〔7〕

　　按，吴氏把为衣食之故做“强盗”与意在推翻大清的造反 “匪逆”，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区分得极为清楚，以示其他可以商量，而皇权最高，神圣不可侵犯。但他既同情起义革命党又把义和团视作“拳匪”，同一书中吴氏竟不察自身两处言论极为矛盾，头脑与内心在这个“政治底线”上，时左时右，犹疑徘徊。多年能量的积累，终于在1907年7月民营报刊舆论“在革命党人徐锡麟案应不应该同情”的争论问题上“爆发”起来。

　　（３）下面先看吴氏在标为法律小说《剖心记》第一回中的一段，回应社会舆论同情徐锡麟氏的反应：

　　

　　“ 因为皖抚冯中丞，却又想起前任皖抚恩中丞来。这位恩中丞，被徐锡麟刺死了，恩中丞手下的人拿了已经扺罪的徐锡麟来剖心致祭，但是社会上的人，都说是野蛮野蛮。依在下说起来，野蛮不野蛮，我是分辨他不出来。剖心致祭，虽然没有这条法律，然而返躬自问，譬如此刻出了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英雄，眼看着强国强种、文明进化，一切种种，都是他提倡的，他又能设法实行，一旦无端被刺客杀了，只怕社会诸公，也未尝不想拿这个刺客剖心致祭呢？若是权力办得到，也未尝不想实行剖心致祭呢！再说得近一层，譬如我的父，无端被人刺杀了，为人子者，拿住了这个雠人，岂有不想生啖其肉之理；只怕剖心致祭还安放在第二着呢！恩中丞虽然不能比得大英雄，更比不得我父，然而人物虽然不同，其所亲之感情是无有不同的。”〔8〕

　　

　　按，尽管吴氏说出这样丧失理智的话仅一次，幷且多年在吴趼人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无论怎样，上面所引，仍是吴氏最赤裸、最恶毒咒骂在安庆起义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的一段原话。笔者不是苛求以现代标准、非历史主义来评价吴氏，而是拿当时民营报纸舆论作为辛亥革命前几年社会的平均觉悟坐标和晚清后期那个时代的参照物，以显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立场和内心是否存在最野蛮的部分，还原一个真实的光辉、灰色和阴暗面三面俱存的吴趼人。请看下面以《申报》舆论作为参照物：

　　据1907年7月6日皖浙联合起义领导人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借毕业典礼率学生起义，成功击毙安徽巡抚恩铭，后不敌被捕。恩铭手下先将徐杀害，竟再剖心致祭。当时报刊舆论多认为剖心是“野蛮”之举。

　　先是徐锡麟被捕后，在其行囊抄捡到一首《金缕曲》，是秋瑾1902年深秋在绍兴泱猹湖上送徐锡麟去安庆的赠曲，不料，这曲竟促成两江总督端方围捕和杀害秋瑾的决心。13日徐案牵连秋瑾被捕，15日就义。 

　　自16日《申报》“专电”第一条消息，即由绍兴太守福贵查封徐锡麟家所开天生绸庄，而提及“拘拿徐锡麟创设之大通学堂学生，内有学生被兵役枪伤”开始，社会上各种报刊每日均有关于徐、秋二氏绍兴党狱的各种消息、要件、专栏、论说。7月19日，《申报》刊出的《西报论徐锡麟被刑之酷》的“紧要新闻”，又引英人致《字林西报》书，将徐锡麟被惨杀，“放在中国政府正在商议立宪”的背景中讨论，代表“文明中国人”之义愤，凸显清政府的“野蛮”：

　　

　　彼官吏已杀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蛮矣！竟又株连其亲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轻视华政府之心耳。

　　

　　上述是《申报》引外国人批判政府“野蛮”之恶行，下面是巧用中央压省抚和府太守一级，指责大吏有心株连。7月27日“内廷消息”栏又登《两宫办理徐党之意见》：

　　“除著名死党严惩不计外，凡所胁从，断不可妄事株连，致乱人心。”《申报》在后两句特意加上重点，意为徐案已经株连，秋瑾已成受害人。〔9〕 又登留东全浙学生7月18日致浙抚电：

　　

　　皖案逮捕株连，显背去年谕旨，祸及学界，犹恐酿成巨变。（《申报》1907年7月31日）

　　

　　所据去年谕旨，正是1905年4月光绪皇帝批复伍廷芳、沈家本奏请有关改革行刑方法的旨意：

　　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着即永远删除，以及“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乃治罪外，余着悉予宽免”。

　　于是8月10日《申报》编辑部的“论说”栏，利用中央上谕刊出的犀利大文章，《论法部严禁各省州县官滥用非刑事》：

　　

　　以近事言之，刑律脱己减轻，枭首、凌迟、戮尸等律，皆以删除矣。何以皖省之变起，而徐锡麟有剖心之事；何以徐锡麟之案发，而绍兴大通学堂之秋瑾女士有不得口供而冤杀之事？……黑闇如是，而犹曰减轻刑律，而犹曰严禁州县府滥用非刑，吾恐此后州县官，且有以不滥刑而获咎者矣。

　　

　　看了上述外国人、学生、报纸编辑同人论说的各种舆论，以及1905年改革后的法律，应该说，凡有一点良心之人，都会把“剖心致祭”看作十分野蛮之举，而且与走向文明和人性的法律现代化逆历史而动。而且顺便一说，吴氏为其打抱不平的皖抚恩铭絶不是那一类“身在官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官员。下面说一件险之又险、与恩铭有关“一人死，令一人生”的故事：

　　“一人死”当然是皖抚恩铭，“令一人生”指的是险些被杀的许承尧（1874—1946）。许承尧，字际唐，号疑庵，晚署芚公，歙县唐模人（今属徽州区），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史志学家和地方著名的新教育改革家。1905年，他首先在徽州府城（歙县）创办了新安中学堂，附设师范科；第二年创办了紫阳师范学堂，幷亲任两校监督，聘请革命志士、同盟会会员黄宾虹、陈去病等为教习（教员）。他还协助其祖父许品三公在家乡唐模创办了私立敬宗小学和端则女子小学。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多层面揭开了徽歙新教育的序幕。 百万字的民国《歙县志》就是他主持编撰的，还出版了《疑庵诗集十四卷》，他编撰的《歙事闲谭》被称为古徽州文献志的里程碑。

　　许承尧一面办学，一面和一批进步教师成立了“黄社”，以研究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为名，暗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他任理事，由黄宾虹任助理。闭塞的徽州，一时革命风起云涌。不料被人向省城告密。安徽巡抚恩铭赶紧修本请旨捉拿问罪。幸亏第二天（1907年7月6日），恩铭就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死。来不及发出的奏本，亦被开明人士布政使沈子培抽出销毁。这场与徐氏起义同时进行、暗中发生的惊险一幕，终得以“意外徼天幸，悬崖化坦途”。安徽代理巡抚冯煦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本中称许承尧办学有功：“皖南学务以徽歙最早，歙县则自许氏”。许氏才安然渡过一关。〔11〕

　　从上述“恩铭死，而许翁生”的故事可知，恩铭欲加罪致死之人多是好人或大好人。官员也有多种，有经办秋瑾案，不肯用刑，愧恨无法庇护和开脱秋瑾而自杀的山阴县令李钟岳，也有救革命党人一命的开明的布政使沈子培和皖抚冯煦。可惜吴氏此时一叶障目，看不见，也想不知道。

　　

　　偶像的光环

　　吴趼人因这段话的政治性失误的公案也很快结束了。然而还有读者最后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刺激和缘由，在1907年勾起吴趼人埋藏在内心最底层、最阴闇、最野蛮的感情沉滓呢？

　　事情要从1907年农历三月的一件事说起。趼人的老友蔡啸甫在粤东求得一帧吴荣光的手书立轴，带来上海，归还趼人，说：我虽然对古书字画也有嗜好，但不忍心看见你失去祖上家珍。趼人见“家珍璧返，欢喜可知”，又感极而悲。趼人想写一跋，以志纪念，但又担心自己的字不甚雅观，再转念：此手书是祖宗的器物，怎么可以倩人代劳呢？于是，“乃自跋此”。下面是吴趼人在吴荣光的手书立轴上所写的跋文（立轴有照片）：

　　

　　　吴荣光手书立轴跋文

　　道光间，先曾祖以收藏为公卿大夫所知，尤以书名于三湘闽粤间。晚年归里，求书者踵相接，至避地桂林以谢之。咸丰甲寅，家庙所藏金石图书，均毁于兵火。至沃尧，几不复可得见。光绪丁未三月，蔡子啸甫自粤东求得此帧，至沪上归余，且曰：“吾不忍以古书画之嗜，而遽夺子之手泽也。”家珍璧返，欢喜可知。而先人呵护之君，蔡子相知之雅，均有足令人感极而悲者。装潢既竟，思倩善书者代志之。或曰：“是子宗器也，胡可以假手于人？”乃自跋此，以志不忘。

　　　　　　光绪丁未四月，吴沃尧谨志。〔12〕

　　

　　按，吴氏借文物怀念吴荣光有两篇文章，此跋是时间上较前的一篇。先祖文物，何况名家，睹物思人，乃后代之常情，不足为奇。问题是涉及到导致吴氏家势中落的原因：按上面跋文所谓“毁于兵火”，实是指太平天国的起义分枝、1854年陈开领导下的红兵在佛山起义。

　　据《佛山忠义乡志·乡事》记载，陈开之红兵起义军曾围攻商业中心区，“遂放火箭，焚烧四十九条街，瓦砾弥望”。吴荣光一族聚居之处大树堂，原不近商业中心，但随商业街区不断扩大，亦渐近繁华地段，因而火势炽张之下，达官贵人之家无可幸免。金石、文物、图书，楼阁财物，多有损失。就是这个使吴氏大族一蹶不振的历史原因（之一），令吴氏晚年目睹曾祖手轴时，思念之情，不能自己，“感极而悲”。就这样再度勾起对做过多省督抚的曾祖的怀念，对暴力推翻大清皇朝的太平天国红兵（洪兵）造成吴氏一族的致命打击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1909年3月（宣统元年闰二月），吴氏在去世前一年，他第二篇怀念吴荣光的文章《筠清馆法帖跋》再次提起这段吴氏家族集体记忆中的伤痛：

　　

　　先曾祖晚年，萃毕生搜罗之古碑墨迹，勒为《筠清馆法帖》藏于家，将以遗子孙垂久远也。咸丰甲寅，红羊劫起，家藏金石图书，荡佚都尽。〔13〕

　　

　　吴氏的家道中落，受到了农民起义的打击，只是原因之一，而实际上最主要是逃不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吴氏家族一向并无田地物业之恒产，首先二世祖、三世祖的败家子增多，二是大树堂原来五世同堂聚居的人数因日益迁出而减少，而最后决定的因素是吴氏做官人数剧减，特别是四品以上的大官一个也没有，造成了吴氏一族走上无可避免的衰落和被新生的大豪家肢解之路。吴荣光之金石、图书、文物“咸同以降，族渐凌夷，恒为豪家所夺，渐至残缺不全”，这才是“中落”最主要原因之一，与佛山陈开起义并无大涉。

　　咒骂徐锡麟的第二个诱因，是周桂笙的几篇讽刺文章。

　　1907年5月26日，吴趼人之挚友，又是革命党人，又是《月月小说》同一编辑室的总译述周桂笙，在《月月小说》第八号发表《立宪说与革命说之大激战》和《革命有罪立宪亦有罪乎》讽刺康梁维新派和清政府，估计吴氏虽不会表示反对刊载而造成不团结，但仍会抑郁在心，挥之不去。

　　本来由徐锡麟烈士和吴趼人小说《剖心记》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一件社会公案可以就此了结，双方观点分明，公道自在人心。文化上的分歧，并不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方能罢休。况且《竞立社小说月报》仅出二期旋即停刊，《剖心记》亦仅刊登二回而止，吴氏“亦掇笔”。《剖心记》小说之内容，《国朝先正事略》早已有传，但苦无细节，1904年，吴氏作“山左之游，搜得手抄全案以归，拟就情节，勒为《剖心记演义》两回”。现在小说被腰斩，情绪也因舆论上 “野蛮”不“野蛮”之争，弄得心情不定，连续写下去的心情也荡然全无。时细雨淫淫，前思后想，纷繁杂乱，长叹一声，竟无法再续写小说。吴氏曾述及当时的坏心情：“雨窗闷损，偶检及之。”其心情之苦“闷”，达到“损”伤之程度。但心又有不甘，只好来重拾山左旧稿，“复撮其崖略如左”，写成笔记小说一篇《山阳巨案》。案情大约如下：

　　李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发江南知县用，总督铁保任命李毓昌勘查山阳县赈灾帐事。李氏亲行乡曲，勾勒户口，查明山阳县令王伸汉浮开饥户无数，已清册为据，将为禀揭。山阳令试赂李氏以重金，不为动。毓昌有三仆：李祥、顾祥、马连升。李祥把李毓昌勘查详情告之其友包祥。包告之主子王县令。王县令主谋，布置四人联手，李祥动手以毒酒强灌李毓昌，他人并伪装自缢现场。报官后，王县令赠棺收敛。此乃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事。李氏兄弟泰清从家中至，受王县令厚赠百金，持丧以归。一日，其妻偶检丈夫遗物见一蓝表羊裘，袖有痕而色异，其嗅腥，审为血。再开棺视之心腹、指尖、面容皆作青黑色。泰清乃入都控于都察，王县令乃遍赂上下。各方遵旨检官时，尸骨如墨，官员支吾，仵作不唱报，有方伯知为钱神作用，怒叱仵作曰：杖之。始报被害委实被毒身死，冤始大雪。其结案后众犯凌迟处死，唯主犯李祥行刑特别。吴氏写道：特旨：　　李祥、顾祥、马连升，均凌迟处死。李祥一犯尤为此案巨魁，着被刑部司官一员将该犯解押山东，饬令沿途地方官多派兵役防护。到山东后押至（被他毒死的）李毓昌坟前，先行刑夹一次，再行处死，作摘心致祭，以泄幽愤。一时人心称快。

　　此犯人李祥行刑特别之处，在于“特旨”行刑处死后在被害人坟前“作摘心致祭”。于是，吴氏将革命党徐锡麟烈士身份与毒死清朝查案官员的杂差身份同等看待。

　　总之，吴氏晚年竟把历史上家族衰落的责任和由此产生的怨恨，全部归咎和责罪于承继了太平天国用武装暴力推翻爱新觉罗皇朝包括徐锡麟的革命党人，另一面对革命党的死敌又起恻隐之心，把皖抚恩铭看作在道光做过多省巡抚的吴荣光的后任同僚，产生“道义上维护”的想法。吴趼人一生自始至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前进一步，于是，便产生了进一步退两步，一步三回头，长期的思想波动。究其因，一是吴趼人被孙中山领导下不断的武装起义推到人生十字路口，作为一个社会知名人物更不能逥避，被迫表态。二是被家族偶像吴荣光之光环笼罩其中，断送了自己跨进同情革命者行列的机会。这是一个地区特殊的大家族的权威精神力量，化作对后代每一个人从小开始就受包围的精神环境陶冶和文化熏染，这无疑对吴氏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结束这段公案时，最后还是要说一句：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同情，同情谁，憎恶谁，归根到底最后是吴氏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早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后人可以叹惜，也可以分析原因，但无须为先贤讳。

　　

　　大风歌

　　1907年11月发行的第十一号《月月小说》，吴氏发表了 “时事新剧”《邬烈士殉路》、《苏杭甬路案摭报》、《浙江三烈士殉路纪略》以及《邬烈士挽联汇録》，这个“文学、文献、时事”综合专题系列，在当时还是吴氏和周桂笙共同主编，有稿件编辑最后决定权。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有关江浙铁路组稿的系列包括四个单元：一个剧本，一个中外幕后的交涉文件，一篇烈士传记，一组烈士挽联汇録，都是吴氏主要策划和周氏共同决定编辑的。

　　这组爱国时事系列对吴氏来说是有由头的。

　　三年前，即1904年10月29日，《时报》开始连载清廷秘密出卖路权的独家新闻——粤汉铁路交涉的秘密档案，令上海报界对《时报》的胆识一夜之间刮目相看，不得不服。而实际系由“任公（梁启超）、杨哲子（杨度）觅得全案电稿，加以按语”。因为是有关家乡的粤汉铁路，吴氏对全线各地名较为熟悉，其中的广三铁路（广州至三水）更是经过家乡佛山，因而日后对列强掠夺路权、借款权格外留心。自始，社会的报刊开始注意列强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洋公司与清政府官员的交易，以及各省商民对本省铁路权、矿权、借款权等等权利的回收和对外商的扺制。

　　《月月小说》虽是专刊小说的文学刊物，这次所刊登的有关苏杭甬铁路的时事系列，表明在形势迫人之下，政治倾向便由潜伏上升为公开，由不刊载政治文稿（函电），变为在文件后写揭露真相和批判性的按语。此其一。

　　文学大可不必政治先行，但文学也无法完全离开政治，社会上矛盾斗争趋于激化，两者便会走到一起。晚清最后十年，便是典型。

　　另外一个由头是改良京剧《潘烈士投海》的演出，潘英伯烈士是吴氏剧本《邬烈士殉路》第一折所提到为国为救亡捐躯的六个烈士之一（其他还有：陈天华、李培仁、陈天听、冯夏威、姚宣业），剧本是根据直隶（今河北省）通州人潘英伯投海实有的事迹写成，剧本署名白云词人，约创作于1906年初，是一出社会上非常著名的时事新戏，名角潘月樵饰潘英伯，孙菊仙、冯子和、夏月珊、夏月润和王鸿寿在上海丹桂戏园和新舞台领衔主演。全剧共 4本，描写潘英伯由直隶官员毛庆蕃保举，派赴日本留学。潘英伯到东京后，认识同盟会会员陈天华，两人皆痛心国家的衰弱、昏闇，可惜出现的是有点被歪曲的陈天华形象。

　　当时为瓦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清朝政府曾勾结日本政府，由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中国留学生纷纷归国，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示抗议，潘英伯也在韩国仁川港投海殉国。最后剧本把中国希望寄托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清政府五年预备立宪和袁宫保（世凯）、直隶布政司毛庆蕃这些人身上。反映了立宪派意欲清廷幡然悔改，重用立宪派并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幻想。特别是结尾竟一片祥和与希望。下迻録《潘烈士投海》最后一段：

　　

　　“（唱）诸君来吊烈士魂，听下官一一说分明。……叫一声教育会友你且听，你需把通州学务来振兴。学务蒸蒸能日进，才不负烈士一片苦心。又叫一声小学生，你们功课要认真。又叫一声众工人，你们工业要改新。事事都求增进，时时刻刻要念那烈士魂。况且国家将强盛，你不见派出洋的五大臣，五大臣归来好整顿，必定立宪可施行。三年五载立宪定，一番气象一番新。”（据改良戏曲社单行本）

　　　　　　（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下册364页）

　　

　　上引的《潘烈士投海》，应是早期的改良京剧，话多唱少，或只念不唱。作者是乔荩臣，生平难于考索。生年估计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在道胜银行做过买办或职员。1926年去世。长于诗文，可能是世家子弟，写过另一个据《聊斋志异》的《向杲》改编的剧本《义烈奇缘》。辛亥革命前与田际云（河北梆子演员）开设戒烟会，还改编过吴趼人小说《黑籍冤魂》。此人在京剧界中有点小名，是因为他是北京谭派著名票友，工老生，亦擅武生，是20世纪初北京遥吟俯畅票房和霓裳雅韵票房的主要成员。百代唱片公司録制谭派唱片时，曾帮助策划。看乔氏生平便知，他是那种既希望社会变动，但又不希望太大变革，把希望寄托于清廷开明派，寄托于几个所谓开明官员，如袁世凯、毛庆蕃等的身上。

　　从吴氏的几篇短篇小说《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大改革》可知，吴氏是看穿了爱新觉罗政权实质不愿立宪放权的伎俩，痛心之下，因而决然要写一个与《潘烈士投海》反其道而行之的改良新剧——《邬烈士殉路》，意在讴歌几个烈士和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在他们带领民众与政府斗争的同时拆穿清廷假立宪的把戏。

　　另外一个刺激吴氏急起直追的原因是，1906年又同时出现了两部时事新剧本。一是为矿权、路权呐喊的第一部剧本《后怀沙》。作者是洪炳文（1848—1918）。浙江瑞安人，家富藏书，兼收泰西西法诸书。光绪十七年（1891）贡生，以教馆、游幕为生。曾任瑞安中学、瑞安第十中学教席。在近代戏剧上以四个第一着称（首创寓言传奇剧、禁烟剧、科幻剧，以创作三十六本戏剧数量为最）。

　　洪炳文写的《后怀沙》，叙述山西煤矿资源丰富，洋人垂涎已久。意大利商人罗沙与晋绅签订合同共同开采，旋即中止。不料罗沙竟擅自将开采权让与英商，晋人群情激奋，上书朝廷力争，朝廷竟对英妥协。在日本留学的山西人李培仁闻知朝廷态度，愤斥清朝丧权辱国后，以蹈海激励晋人斗志。该剧以屈原自沉汨罗比喻李培仁爱国之心，故题《后怀沙》。据说仅成《惊电》一折。

　　书中主角李培仁（1866—1906），晚清留日学生。大同市阳高县人。1904年考入山西大学堂，1905年冬被选送日本政法大学留学。时山西争矿运动受当权者和英人干扰，陷入困局，留日学生对清廷的丧权辱国行径强烈不满。

　　1906年10月，山西争矿斗争出现曲折的消息传到日本，李培仁悲愤交加，决心以死抗争。13日，毅然纵身跳入东京新宿海二重桥下，溺水而亡。留学生同乡会为他殓尸时，从遗物中发现殉矿絶命书和万言絶命书，争相传看。四省留学会在东京神田锦町锦辉馆召开追悼会，中国十八省学生代表以及章太炎、胡汉民等数千人参加，挽幛、挽联挂满会堂，轰动日本。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山西人民护矿斗争高潮，当烈士灵柩护送到太原时，省城爱国人士在文瀛湖畔召开规模宏大的追悼会，市民倾城而往，群情激昂，全省学生走上街头声讨、控诉，迫使英银公司接受赎回矿权。1908年，英银公司不得不同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银公司开矿合同》，同意将所有矿权由山西绅民赎回自办。 

　　李培仁为吴趼人在他的时事新剧《邬烈士殉路》所认同的六烈士之一，他的事迹当然知道甚详，李培仁的新剧《后怀沙》自然不会不知道。

　　二是反美华工禁约唯一的剧本《海侨春》，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作者贺良朴（1860—1938），字履之，号南荃居士，篑公、篑庐；别署梅雨吟榭。清季举人，任邮传部侍郎，早年入李勉林制军幕府，曾任上海方言馆监督，后入同盟会。善山水画，以仇英为师，四王为法，为中国画学会评议。1918年应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顾问。着有《篑庐诗钞》、《五洲二十年战史》。

　　这表明，起步稍慢的戏剧和小说一样，也在奋力追赶火热斗争的现实。因而在这个有千万人民参与的风雷激荡的大风潮中，吴氏撰写一个紧贴时代斗争的烈士剧、斗争剧，应是使命所在，义不容辞。

　　标明“时事新剧”，署名“怫”的《邬烈士殉路》（１９０７—１９０８），是吴趼人在世最后几年的文学创作中与《新石头记》（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同样重要的代表作。这本10折新剧由于某种原因只发表了二折，虽然在《月月小说》第十一号发表完第一折的同一页刊登了“剧目预告”，但第七、第八、第九三折子目仍然留空，看来还不是最后定稿。兹照録如下：

　　

　　

　　剧目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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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先殉 第二节 追悼 第三节 后殉 第四节 协议

　　～～～～～～～

　　第五节 集款    第六节  幽会   第七节   □□   第八节  □□

　　～～～～～～～

　　第九节 □□   第十节  复权

　　

　　从上面《月月小说》第十一号发表所引“剧目预告”，可以看出吴氏对此剧十分重视。大局已定，胸有成竹。按以往吴氏常态，不会有此详细公布的子目，可见在作者心中分量。估计因与外商和清政府的路权、借款权的争端还在深入发展，故此高潮之三折的子目一时不好马上落墨，亦显示吴氏对作品审慎和负责的态度。

　　苏杭甬铁路案是民族资产阶级带领民众与列强力争全国性回收路权、商办铁路在江浙的典型个案，这种斗争的大方向是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扺制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入侵。当然，帝国主义银行的投资没有因清末全国各省人民大规模的回收斗争而却步，反而逐步上升。但决不能因此低估这些激动人心的回收风潮对辛亥革命的实际推动作用，也没有因为这些发动各省民众领袖均是立宪党人而不看他们的具体推动的方向。这是评价如《邬烈士殉路》这类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当时回收斗争的领袖人物的一个总的出发点和立场。

　　苏杭甬铁路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宁波简称甬），称苏杭甬。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同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订立《苏杭甬铁路草约》，夺得了该路的修筑权。草约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3年，盛宣怀致函英国银公司声明﹕如六个月内再不勘路估价，则以前合同作废。该公司置之不理。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呈请自办全省铁路，呼吁废止《苏杭甬铁路草约》；一面集股，一面立即开工筑路，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次年，江苏绅商亦组成江苏铁路公司，以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议定先修上海至嘉兴段，以与浙路衔接。于是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于1906年3月15日照会清政府外务部，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约来进行阻挠，催促交换正约，同时要求下令停工，禁止浙江商民自办铁路。

　　1907年10月30日，经双方商定，外务部提出一个所谓“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约仍需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内向英公司筹借”。清政府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150万金镑，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并将苏杭甬铁路改为沪杭甬铁路。

　　这个仍受英国控制的“借款筑路”方案激起了江浙人民，包括工商学界的极大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絶食抗议而死，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愤恨喷血而亡。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江浙马上成立公民拒款会，宣布削去主持借用外款的京官汪大燮、章梫、许宝衡、吴士鉴四人的浙籍。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则揭露清廷“名曰借款，实则夺路”。

　　10月22日，杭州爱国人士首先创立国民拒路会。苏州﹑绍兴﹑宁波也相继成立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的学生相继聚众抗议。11月13日，众多旅沪浙江士绅在一品香饭店举行集会，与会人士当场认捐2200万两，单宁波一市就认了700万两。25日，又在杭州举行浙江全省拒款大会。

　　1908年3月，浙苏两省修建的沪杭铁路即将完工通车之际，英国强迫清廷签订年限30年，九三扣付款，共150万英镑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在北京正式签订，但是，由于江浙民情汹涌，反对之声遮天盖日，盛宣怀和英公使朱尔典密商，将150万英镑借款，转归修筑河南开封至徐州铁路之用。这就是吴氏发表《邬烈士殉路》之时的大概社会背景。

　　1907年10月8日，美国陆军部长、即后来任第二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德华·塔夫脱（１８５７—１９３０）扺沪，上海官、商、青年代表和各界精英在愚园雅集，举行礼仪隆重的盛大欢迎会，据说酒会中奏美国国歌（不知所谓），以示中美亲善。塔夫脱举杯为之颂祝：“大清国皇帝万岁！”吴氏勃然火冒三丈，这就重新勾起和刺激吴氏已经稍稍安静的神经，吴氏实在不甘心两年前旋起旋灭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失败，心痛已极；不满上海商绅善始而无善终，世态瞬间炎凉。他觉得因抗议美方自杀的人镜学社社员南海同乡冯夏威鲜血白流，反美人心之善变，拒美变畏美，再变而迎美。悲愤填膺，挥泪命笔，写下闪着森森冷光的短篇小说《人镜学社鬼哭传》。这是吴氏气宇轩昂的气魄，掷地有声的举止，怒目翕张的个性使然。

　　当然，吴氏并不知道这个陆军部长表面说什么淮河义赈灾民，又侈谈什么退回庚款，扶助中国教育，内里实际负有一项先由德国皇帝倡议，美国总统同意，慈禧首肯，中美德三国欲结成联盟扺御日本在东亚和环太平洋扩张的外交使命，不然，吴氏一旦知晓这个企图拉中国下水的惊天大阴谋，他的小说和论说必然更会添上这个重大的国际题材。

　　话转回来，吴氏爱国怒气未消，反帝意犹未尽，随即再含怒切齿，赶写成《邬烈士殉路》头二折和预告子目，再配以《苏杭甬案摭报》、《浙江三烈士殉路纪略》和烈士挽联， 这是吴氏在《月月小说》之所以发表要以“时事新剧”《邬烈士殉路》为中心，这个“文学、文献、时事”综合专题系列的第三个由头。

　　此剧主要写了邬刚烈士和汤绪烈士（铁路副工程师）和一个民众领袖式的商绅汤寿潜，三个不同阶层身份、实有其人的英雄人物。这是吴趼人晚年作品在正面人物上的一个大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吴氏在加盟《新小说》以来，洋溢着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最显着的特点。但是亦有一个无法逥避的缺点，就是在作品的文学形象中缺少既有坚实目标、又有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当然，在上面几章讲述吴氏在江南制造局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吴氏有一个开设船厂、有造大船志向的好朋友，即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出现过的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机器企业发昌厂的少东家——最早的民族资本家的文学形象方佚庐（方逸侣），可惜，描述不多，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吴氏在1907年至1908年间，集中在两三个月，前写小说《人镜学社鬼哭传》的冯夏威，后写时事戏曲《邬烈士殉路》，表彰铁路烈士邬刚、汤绪和汤总理，他们以一股为民众、国家请命的英雄正气和光彩，昂然闯入由吴氏以前作品中的牛鬼蛇神和魑魅魍魉所组成的晚清沉沦世界，显示了吴氏思想上和创作上开始注意加强正面人物和适应自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以来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这样吴氏的作品似乎可以划分成几个文学世界，一个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你争我夺，丧尽道德人性，向下沉沦，令人絶望的污浊世界；一个是以《新石头记》为代表，中西科技文化结合的乌托邦的幻想世界；一个是以戏剧《邬烈士殉路》为代表，在齐心合力扺制政府和列强的民族（护路拒款）斗争的大风潮中的民众英雄和领袖，非暴力的改良社会力量展示的斗争世界。

　　吴氏没有说是什么原因致《邬烈士殉路》只发表了二折，第一节是叙述邬钢如何为政府高压借款，江浙如何拒款而忧心吐血，殉路而亡；第二节是叙述浙江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主持邬钢烈士追悼大会，浙江民众代表与民商领袖共诉衷情：继承邬烈士遗志，誓死扺拒借款。请看第二折中汤寿潜其中一段唱词：  

　　

　　“（杂摆香烛）（外行礼介）（坐矮凳唱）

　　见灵牌，不由人，肝肠寸断。（哭）邬钢，烈士醉青！哭一声，邬烈士，细听我言：汤寿潜，为总理，资格微浅，承公把公路权，付与一肩。想当日披麻衣，焚香告路，不徇私，速告成。盟誓当天，优先股，励同胞，捐助巨款，方才得，先开办，扩张利源。实指望，早开通，利益共占。又谁料，平地里，大起波澜。银公司，执一见，废约要践。恨只恨，外部郎，全没心肝。有铁案，不引证，层层驳辩，反为护。银公司，表里为奸。挟天子，令诸侯，主持借款。震动了南五省，人鬼不安。哭烈士，求学问，离乡背井。哭烈士，为公益，受尽苦辛。哭烈士，保主权，忧心耿耿。哭烈士，重浙路，一身为轻。满腔血，喷尽了，英雄浩气。身死后，不瞑目，所为何情。

　　（哭介）都怪我，少才能，不胜重任。不能够，先预防，着着败棋。使成事，大破坏，全浙送弃。汤寿潜，做了个祸首罪魁。哭烈士，哭的我泪枯神惫，何面目再对尔忠勇灵魂。

　　（哭介）常言道，孝竭力，忠则尽命。大烈士，真不愧，吾浙全人。叹只叹，白发父，倚门望定。眼睁睁，犹盼你，名利双收。谁知道。你今日，为路殉命。可怜他，百年后，又靠何人。

　　（哭介）同学生，痛君死，愤愤不平，激起了一个个爱国热忱。感君诚，结成了，团体义气。续君志，还望这，众志士成城。我老朽，虽无才，良心不昧。茍偷生，尽我力，图报君心。众同学，随我来，同施一礼。（众行礼）当灵堂，发誓愿，表白哀情。从今日，一心志，努力扺拒。就把我，千刀剐，万刀剁，也要执争。大烈士，有灵魂，九泉看定。到头来，总有个结果收成。”

　　

　　这是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一段字字痛切、吐属沉重、言语极为檏实本色的唱词，听者和读者——包括书中当时参加追悼会的铁路学校学生们和今天的读者，并不因表露忧愤心声的是一个著名的地方立宪派领袖而感动被削弱；也不因他的职务是被委任的铁路监督，带有官方色彩而对他的品格和诚信进行质疑。这位穿着永远像农民一样俭檏的历史人物，在这五十多年的历史学术研究领域，早已看不见他的踪影，没有出版他的变法著作，自然也没有他的评传和有关研究他的论文集。但是如果弄不清吴氏为什么在1907年、1908年赞美和讴歌一个实有其人，而且是一个站在清末护路反借款风口浪尖上的地方立宪派领袖人物；如果弄不清吴氏为什么欣赏这个外表和衣冠永远像个乡下人的老头，那么，吴氏生平与作品的研究也因这个问题的空白，势必产生重大的缺陷和困惑。下面试简述其一生：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光，又作蛰仙，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人；是唯一既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又在辛亥革命时顺应潮流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实业家。

　　汤氏青年时任浙江金华书院山长，后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府。1890年，汤氏完成著作《危言》。该书就“迁都长安、设宰相制、建立议院、设考试制、任官用人、遣汰冗员、推广学校与西学、鼓励商民开发矿藏以及修筑铁路，加强海军”等方面力陈时弊，提出改革主张，成为“危言”式论著第一人，但该书没有把国会视为立法机关，视为宪政变法核心。四年后与张謇加入康梁在京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2年，汤氏中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安徽青阳知县。到任三月，不满官场黑闇，乞归。旋却受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后入张之洞幕府。1899年春，汤又受聘为湖州南浔浔溪书院山长，主讲经史，兼论时务。同年，汤在上海参办会文堂书局，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由于汤名渐播，曾邀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汤亦未赴任。1902年，汤与张謇在通州自立师范，为当时我国最早单独设立的师范学校。汤氏曾两次上书朝廷，力陈盐政时弊，1903年清政府特赏其道衔，擢两淮盐运使。汤坚辞不赴。而欣然接受上海龙门书院（上海中学前身）院长一职，并改书院为师范学校。1904年，经汤寿潜和沈炳德的积极赞助，在杭州大东门直街创办了初级师范学堂。

　　汤寿潜一直信奉实业兴国的主张。1905年二月，汤寿潜与张謇、许鼎霖等在上海创办大达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二月至三月，汤氏又与张元济、夏曾佑等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以扺制英国侵夺苏杭甬铁路修筑权。汤氏又与张謇联手，发动“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八月，经浙江股东推荐，汤氏被清廷委任督造全浙铁路总理。

　　在此期间，汤寿潜布衣芒鞋（至死时日常犹此着装），与筑路员工同尝艰苦。短短三年时间，杭州至枫泾的160多公里铁路及沿线114座路桥、14处涵洞、113处水管，全部建成，确保了沪杭铁路于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轨通车。汤氏在督办浙江段铁路期间，为了培养建筑和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又和浙铁公司副总理刘锦藻一起，在杭州谢麻子巷创办了铁路学校（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前身），是近代浙江工业技术教育的开端。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次日，清廷授汤为云南按察使，汤再不受。11月，清廷改授汤为江西提学使，汤氏再三不为所动。1911年6月，学部接纳汤寿潜为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1914年，民国政府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为补偿汤氏前后四年督造而不收薪之劳，特犒银20万元，他悉数捐赠浙江教育会，用于新建浙江公共图书馆（即今杭州大学浙江图书馆）。

　　汤氏是地方立宪派的领袖，1900年，庚子事变，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1904年5月，张謇和汤寿潜、赵凤昌多次与魏光焘、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撰写立宪奏稿。当张之洞、袁世凯在观望不决之时，又转向军机大臣瞿鸿禨。汤氏连发二函，使瞿氏对立宪态度转为积极，甚至对慈禧产生影响。

　　1906年12月，汤寿潜在上海联合江浙闽商绅二百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1910年，汤氏在粤发表演说，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次年6月，汤、张等联名致函摄政王载沣，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实行真改革，客观上推动反清大联合的形成。

　　武昌起义不久，汤寿潜顺应革命潮流，被推举为浙江首任都督。任上顺利解决了避免驻杭清军旗兵滥杀无辜和投降革命政府后处置安排的棘手问题。又决定派兵三千，组建江浙联军支持江宁，攻克金陵，为辛亥革命建都金陵多有贡献。1912年在南京革命政府任交通总长，未赴，旋改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出国数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后，汤即回国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参事。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于临浦故宅，终年61岁。遗着主要有《理财百策》、《宪法古义》，又有考证巨编《三通考辑要》，计30卷200余万字等。1936年5月，天乐乡建“汤蛰先先生纪念碑”，立于茅山之巅。改革开放后，1994年，当地政府重建了纪念碑，并举办学术讨论会。

　　上述汤氏传记有些简略和评价过时，但下面归纳有汤氏与吴氏七点类似和可比较之处，当然也正是吴氏首肯汤氏之处：

　　一、以非暴力的维新改良为救亡图存之根本。汤着《危言》，吴氏有《维新要言》，两者大同小异。汤在戊戌变法期间变法活动不太注目，但在后期的立宪运动中十分活跃，与清朝政府上层支持立宪者联系紧密，以民族资产阶级真改革企图迫使清政府放弃假立宪。

　　二、实业救国。汤氏身体力行，督造铁路有大功。吴氏和汤氏同样在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四处呼吁演说，奔走、写信、建言，竭尽全力，汤吴两氏贡献有目共睹。

　　三、教育救国。汤氏自任金华书院山长始，为教育终生努力不离不弃，创立多间师范，桃李满天下。吴氏晚年创立广志两等小学，手订章程，聘师建校，不辞劳苦。

　　四、一生厌恶官场。汤氏多次坚辞肥缺之官，宁就清水衙门的教育之职。这在晚清官吏中恐怕创纪録；即使光复时选他为浙江都督，千劝万说，仅答应三个月而止。吴氏亦曾被曾国藩之孙荐经济特科，却不为所动，与李伯元共进退，两人昂首，“夷然不赴”。

　　五、吴氏“提倡旧道德”，拯救社会沦丧，世风日下。汤氏自然成为吴氏心中之楷模。汤氏生活整肃，大公无私，衣着简单檏素（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坐三等车，外出多次被人视作“乡下老头”。日夜督造铁路四年，无受一文薪金。补薪犒赏20万元，悉数捐赠，以创立浙江公共图书馆，当时被世人誉为道德“完人”。吴氏家人为生计左支右绌，为糊口四处奔波，笔耕不辍，手停口停。

　　六、立宪运动和教育、实业（包括铁路）并举，汤氏为民众注重实干和实绩，做一件成一件。在吴氏发表此剧本二折之时，江浙铁路即将完工，造福一方，汤氏拥有比一些纯政治家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更深的民望。

　　七、汤氏是一个既和清廷上层（如军机重臣瞿鸿禨）有交往，又与同盟会员有接触的地方社会知名人士，辛亥革命期间“常与民党人士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精神早有默契”。（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録》，《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后，他之所以被任命为浙江都督，最重要的原因是被革命党人所推荐和各方面“众望所归”的唯一适合的人选。在汤氏正想推辞之际，这时杭州发生了三千清兵拒不交枪，扬言只有汤寿潜前来见面，才接受谈判，不然，屠城杭州，誓死不降。汤氏无奈，以救杭州人民为重，声明仅接任浙江都督三个月，乃平息杭州兵乱。吴氏虽属维新派人士，但与同盟会李怀霜和周桂笙来往并为至交；也与国粹派邓实、黄节等人多有接触；即使尝任端方秘书的沈习之也成好友。1909年3月吴氏寻回曾祖吴荣光的《筠清馆法帖》，也邀两江总督端方为之题跋。可见吴氏亦有清地方政府上层关系，又有同盟会好友，与汤氏彼此彼此。

　　通过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倾向性极为鲜明的大型时事戏剧，以实有其名歌颂和表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人物，在吴氏所有作品中唯有《邬烈士殉路》。对于吴氏思想变化来说，此剧重点不在于邬烈士，也不在殉路，而在于吴氏选择了在晚清立宪和护路拒款运动中均有贡献的汤寿潜先生，把他从社会搬到文学的传播和歌颂中，从现实中搬到理想中。选择的标准和条件就是上述汤氏七条，这是吴氏后期创作思想变化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如果说吴氏晚年全然是保守倒退，那无疑也是对吴氏的严重的不公和片面。

　　自1905年革命党的《民报》和康梁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大论战之后，康梁派老调残声，在海外华人中民望大跌，一蹶不振。但是国内却出现立宪运动高涨，各省立宪派壮大的新局面。清政府小心翼翼，手捧着爱新觉罗的鸡蛋家当，三心二意在假立宪的钢线上摇摇晃晃， 而全国各地方立宪人士通过掀起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拒款保路的风潮，威逼政府放权立宪，客观上不自觉地为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的总爆发创造了条件和声势。

　　随着武昌起义和各省纷纷独立，即使马上立宪也无法挽救执迷不悟、死亡已至的清廷，立宪运动无形消解。立宪派头目各人回到地方顺应革命党武昌起义大潮流，各省实现资产阶级两派反清夺权大联合。汤寿潜先生是其中一个有功有绩的佼佼者。

　　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曾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吴氏在一边呼吁人们警惕清廷这种假立宪的把戏，一边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以护路护矿拒款张目的大规模立宪运动风潮，锻炼和教育了民众；这股众志成城、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何直逼清宫。 

　　吴氏从汤寿潜领导的江浙地方立宪运动中敏感地观察到不同于以往维新变法运动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他观察到以前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中感受不到的大众冲击力量，现在却可以用心触摸到了草根阶层小贩、广大的个体劳动者一角子又一角子攒成的一元又一元，亲手投进中国人铁路股份的跳动脉搏。正是这起于下层青萍之末的护路护矿拒款大风潮，逼使中央放权，以制定宪法、召开国会、推动限制皇权的立宪运动，造成晚清最后几年社会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促使清醒的吴氏决定创作《邬烈士殉路》，以颂场一个地方立宪领袖和几个殉路烈士，及时反映这场充满人民爱国反帝热情、与清政府斗争的“大风歌”。

　　在《邬烈士殉路》第一折“先殉”，吴氏把1898年戊戌政变、六君子鲜血染红了菜市口以来的教训，至1905年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参加斗争的历史经验，包括将他洞察到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三心二意、坚不放权的垂死征兆的远见卓识，都融会到邬刚烈士这一角色对清政府的控诉中：

　　邬刚临死前，穿学生服扶病介，说：“……待我留下遗嘱一封便了。”（写信介唱）：

　　

　　我国民，压伏在强权之下二百余年。俯首帖耳，唯命是听，从来不敢抗拒。……叹前年，扺美约，虎头蛇尾；志不坚，心不齐，讪笑贻人。今日里，江浙路，风潮猝起。怪只怪盲政府，麻木不仁。……倚北斗，望京华。切齿痛恨。（吐〈血〉介）戴人冠，披人衣，禽兽居心。犹肆口，说大信，天良丧尽。心问口，口问心；一桩桩，一件件，一回回；思前想后，想后思前；那一年，那一回，那一桩，那一件，可对国民。手槌胸，足跺地，愤恨不平。

　　

　　在戏剧角色上，上面所引是邬刚烈士临死前，吐血时悲愤难抑，和泪写下的给江苏、浙江两省人民的遗书。以作家创作论，这是吴趼人借戏剧中邬刚之口，对清廷自1840年以来所有卖国和欺压百姓，而致面临被瓜分豆剖的罪行——国家悲剧的控诉。这样震撼人心的絶望呼声，毋宁说是吴氏在立宪运动风暴冲击中的转变和觉醒，毋宁说他个人作为世家子弟思想上破除“皇权即国家”，不惜犯上，与君主专制的“盲政府”决裂，突破旧观念局限，告别经历改良主义极其痛苦的过程。这些既咬牙切齿又深思熟虑的唱词矛头直指昔日寄托的对象——清廷，显示出中国善良的人民以往染血的集体记忆将赋予和写出崭新的意义：是时候抛弃一个腐烂政权的躯殻了。

　　在《邬烈士殉路》鼓舞民气，足以荡敌的氛围下，还体现出作者在对清政府无药可救的絶望中看到了民众堪可嘱托的伟大精神和力量。吴氏把以往向上的眼睛逐渐向下，转移到人民大众中，而不是寄托于五大臣，什么中央、什么预备立宪。更是一字一板、一字一钉的誓言：

　　

　　我先死，谏同胞，愤时发奋，力扺拒，收成命，还我权宜。未死人，须坚忍，一鼓作气。不争回，切莫要，贪生怕死。

　　

　　此种一代传一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坚毅不屈斗志，实足承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前赴后继的勇敢精神。此剧本也代表吴趼人在晚年创作境界和人生最后的高度。

　　

　　注释：

　　〔1〕关德栋、周中明校注：《贾凫西木皮词校注·前言》。

　　〔2〕详情见本章的“大风歌”一节分析。

　　〔3〕据⑴引戴方坤：《游崇善寺记》。

　　〔4〕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趼呓外篇·第一·〈保民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7〕《吴趼人哭》（五十七则），《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2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剖心记》第一回，《吴趼人全集》，第三卷5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212页。

　　〔10〕朱寿朋：《光绪东华録》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中华书局1958年，转引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213页。

　　〔11〕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

　　〔12〕《吴荣光手书立轴跋文》，《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2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筠清馆法帖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2~2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山阳巨案》特旨，《吴趼人全集》，第七卷13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5〕白云词人：《见潘烈士投海》第一本，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 说唱·文学卷·下册·卷三·戏文》，36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6〕陈天华、冯夏威、李培仁、姚宣业、潘伯英、陈天听六人均为《邬烈士殉路》第一折同时出现的为国牺牲、“愤捐身，万古传名”的鬼魂（杂扮）。

　　〔17〕《邬烈士殉路》“剧目矛盾”，刊登在发表该剧第一节的页内，见吴趼人主编：《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200页。

　　〔18〕《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四节，《英国对沪宁和杭甬铁路的占夺（1902—1905）》，827~864页。

　　〔19〕《邬烈士殉路》，《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79~18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0〕同〔21〕《邬烈士殉路》,《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74~177页， 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