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9年1月《月月小说》停刊，到1910年10月的一年多，是吴氏在世最后的日子，他没有专职加盟任何报刊和杂志，真正成为自由投稿人意义上的自由职业作家。虽然吴氏转而忙于办学，口头上讲过一些消极说话，但心中没有忘记“文章知己，海外有人，一纸既出，传钞传诵”〔1〕的读者，还是保持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生命力——创作，仍然在社会取得众多读者的拥戴和支持。正如最后连载吴氏作品的《舆论时事报》的编者按语所说：

　　

　　此南海吴趼人先生之絶笔也。先生名沃尧，别署我佛山人，长于诗古文词，根底深厚，骎骎乎跻古作者之林。间又出其余技，成小说家言。无论章回札记，皆能摹写社会之状态，针砭国民之性质。积理既富，而笔之恢奇雄肆，又足以达之。近如本报所登之《情变》及《滑稽谈》，在先生犹非经意之作，而已备受阅者欢迎；然则一纸风传，啧啧于众人之口者，洵乎有目共赏，非可幸而致也。〔2〕

　　

　　可以说，在即将离世最后几年中，这个以“我中国一分子”自居，一生对时代形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趼人，在国土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和社会意识形态正被强大的西学潮流冲击面前，自我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道德沦亡”，继而对传统文化的剧变感到痛苦；思想和内心涌起一阵阵无力“补天”、家国将荡然无存的絶望。一方面，吴氏在几千年的帝制和清朝总崩溃、愤怒的火山总爆发的前夜，在历史急转弯的当刻，急忙地审视涌现出来的各家各派和各种思潮，匆匆地汲取理论营养，不遗余力地寻找政治体制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又主观上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在“临危困局”中的出路，幷且用科幻小说（《新石头记》）的方式和以小说讨论（《上海游骖録》）的方法宣示世人，像一个对期待已经失望，但还未最后絶望的斗士，在十字街头挥笔言志，踯躅徘徊，浑然不觉自己生命已剩下不多日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下面尝试把吴氏最后几年中前面评论没有涉及的某些私交领域和专题分别论述。

　　周桂笙和李怀霜是吴氏在上海的莫逆之交。吴氏与周桂笙相识十年，几度在小报、杂志密切合作，切磋无间。吴氏说：“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可以说，周桂笙是吴氏一生之中，唯一能够相互对彼此的思想、文字作深入交流的挚友。

　　周桂笙1873年出生，小趼人7岁，名树奎，字桂笙，号新庵。后以字行，上海南汇人。曾用众多笔名，主要有辛庵、新庵、惺庵、新、辛新、新新子、知新室主人等等。

　　桂笙祖上数代植棉，后经营棉纺业。父维桢，后更名讳耀，字子云。丁卯年（1867）创建沪北云龙花厂。桂笙幼年曾入上海广方言馆读书（该馆招收14岁以下文童），似与吴趼人在17岁时（1883）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做绘图佣书时，（因楼上是翻译馆，楼下是广方言馆）有可能见过面，但擦肩而过，互不相识。后读中法学堂治法文兼治英文。中法学堂初名法文书馆，创于1886年，是法租界公董局所办的中学，实际上把办学权交与在沪天主教会主管，一切按法国校规，尤重视法文。甲午战争前后，周氏曾任天津电报局领班，继当英商怡太轮船公司买办数年。〔3〕

　　1899年秋，27岁的周桂笙经彭伴鱼介绍，与在《采风报》当笔政的吴趼人相识，吴氏亦邀请周君为《采风报》译稿，一时文字相商，过从甚密，渐为至交。

　　这个挚友对吴氏的影响，分两方面讲，一是学术，二是思想。

　　周君与吴氏结交10年，吴氏成为风靡海内的著名小说家，而周君勤耕，也成为我国近代翻译外国文学的前锋与新星，于提倡科学小品、科幻小说，广泛输入西洋文化，倡导成立译书交通公会，组织译家交流活动，学习西洋小说技巧，可谓阵上前锋，大有功者。

　　吴氏对中国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长，可补周君之短；而周君认识西洋文学之优，正好弥补吴氏对西洋文学无知的缺陷。这种长期天作之合和相得益彰，为学习创造性地融会外来的小说新技巧，打下基础。吴氏因有此至交，受益匪浅，进而在小说现代转型中捷足先登。

　　1903年，周君在横滨《新小说》第八号发表法国鲍福的侦探小说《毒蛇圈》。之前邀吴氏评点。下録第一回“逞娇痴佳人选快婿，赴盛会老父别闺娃”，其中开头一段，注意其翻译小说白话语感及其体式，且看吴氏是否“受益匪浅”：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

　　“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动手，就要躭搁你的好时候似的。”

　　“没有的话，这都因为你不让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

　　“请教我怎么会不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年纪已五十三了，这些人已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五十二岁！姑娘，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短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人，是我做相好的。此人与一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奬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顿酒么！”

　　“嗄！可不是就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么？这件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一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像馆都不愿意走动了。今天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成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干什么呢？”

　　“哼，我们曾有什么钱，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得六万两银的进益，现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营，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还给你了。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

　　“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

　　“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丢开你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

　　“丢开我吗？为什么呢？我也并没有一点意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个人也还住得下去，你老人家应得住楼下一层，才与像馆进出近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子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姊做个卧房。她是个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一二层也不要紧的。”

　　“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到了吗？既是这么着，你索兴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罢。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错的。照这样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已经拣着个老公了呢！”〔4〕

　　

　　上引一大段周桂笙一九○三年翻译的《毒蛇圈》第一回开头父女的对话，有两个作用：

　　（１）让大家瞭解、欣赏和评价一下周君开创当时的白话翻译文学白话书面语言，是何等纯净、质檏和流畅，善于状情各式人等，表述情感又何等委婉细腻。当时自林琴南的《茶花女》一出、万人争购，人皆以为以文言译西洋文学才配称上品，而更有只粗懂白话而不懂文言的市民大众则被排除于阅读西洋文学、开阔世界眼光、渴望进步的受众之外。因而周君放弃古文作为翻译工具，以平易贴切的白话文为叙述、状物、抒情的工具，实在是一种甚为大胆的尝试，为后来译界开创和示范一种带有美感和纯净的白话文作为书面翻译的文学语言体式。其后为徐念慈和伍建光所承继光大，甚至对已熟练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周君的好友吴趼人，亦有借鉴和参考之处。郭延礼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评价说：“《毒蛇圈》发表的时间为1903年，此时，周氏能使用这样流畅的白话译文，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这比伍光建翻译大仲马的小说《侠隐记》和《法宫秘史》大约要早四五年。”今天看来，非仅“不多见”，可说是开其先河。

　　当其时，以文言为书面语言的古汉语正受到来自中文传统内部的挑战，白话文理论先驱黄遵宪率先提倡和举起“语、文合一”的旗帜，“令天下之工农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自1897年11月《演义白话报》在上海诞生，近百种完全采用白话文的报刊已成为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大军，并延伸到出版界和教育界，为“五四”的文学革命积累了前提和条件。在这个由文言独大再到文言和白话文并行、平分秋色的进化过程，由周桂笙开始的纯白话文翻译之创举，凸显其翻译语言体式和形式美感因素的重要性，以致被整个译界所认同，成为书面翻译文学的语言体式的主流；不但汇入浩浩荡荡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一方重镇，而且预示着语言形式的选择到最后清算文言文，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大凡稍为看过一两本晚清文学翻译史，涉猎过一些晚清翻译先驱作家的作品原文，都会承认《毒蛇圈》是一部十分接近现代书面白话的外国翻译作品，幷且又是最早的一部直译的小说。正如杨世骥所评价：这本小说“第一回开端，是父女两人的对话，其体式在中国小说界是最早一次的发现”。不过这个“最早一次的发现”的头一个读者，应是受到周氏邀请评点《毒蛇圈》、而且受到其白话句式冲击的吴趼人，幷且以其译述作品《电术奇淡》和创作《九命奇冤》表明他确实没有辜负周桂笙对他的信任和赞誉。

　　（２） 再回到《毒蛇圈》第一回开头父女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就现在来说当然是再普通不过，但是生活在一百年前的周桂笙却不这样看，他恐防时人无法理解小说开头没头没脑的这段对话在小说创作上的意义，特地写了一段“前言”，在第一回之前宣示：

　　

　　“ 译者曰：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着。其起笔处即就父母（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5〕

　　

　　吴氏反复地阅读了中国传统小说布局中从来没有过的、开头突兀而起的这段父女对话和周君对西洋小说这种叙事方式的称许与介绍，心中真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看来，这种没头没脑的对话开篇反而造成读者按捺不住的悬念。但是中国究竟不是西洋，在这个“连发梦都按顺序的国度里”，把洋人小说技巧在“吾国小说界中”运用，谁也不敢保证读者一定有良好反应。吴氏勇于探索的个性没有容许自己瞻前顾后，相反他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早已经按倒叙之法布局谋篇想开去了。

　　于是近代小说史上一篇叙事模式转变的标志性作品《九命奇冤》，便有了这样一个如天外飞来之峰：高潮突起、先声夺人、遍布疑云的开局。吴氏成竹在胸，把十六回纔可能出现的匪徒放火攻打梁家石室的故事高潮，调到第一回，重新设计一段匪徒边放火、边砸门、猖狂进攻时的对话，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作为开头。让故事一展开，读者的心就被悬念抓住，让读者从阅读开始到真相大白的过程中身历其境，事事惊心、步步追魂。下面兹録《九命奇冤》第一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之开头：

　　

　　“哙！伙计！到了地头了！你看大门紧闭，用什么法子攻打？”

　　“呸！蠢呸！蠢材！这区区两扇木门，还攻打不开么？来，来，来，拿我的铁锤来！”

　　“砰訇！砰訇！好响呀！”……

　　“好了，好了，头门开了！——呀！这二门是个铁门，怎么处呢？” 

　　“既然这么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点上一把火。”〔6〕

　　

　　显然吴氏创造性地运用周君介绍给他的西洋小说倒叙法，令爱好传统公案小说的读者大开眼界。自己也大获成功。但兴奋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苟才故事中再令倒叙法大显身手，让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从案情发生之由到案情真相大白的情节时间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步入惊险紧张的游戏，显示出小说现代性应具有的现代美学效果。

　　不过，请不要以为只要会搬弄公案故事，会一二种外来技巧就可以达到众口交誉的效果。不！不！试想晚清作家如云，看过新小说《毒蛇圈》的以万千计，两三个月内吴氏便以骄人的试验实绩呼应反响，实非侥幸所致。若不是吴氏在小说创作中艺高胆大，多次熟练地交错运用倒叙法，“令读者心痒而无挠处”，收到奇效，若不是吴氏把西洋小说技法融入中国传统评话 “绘声状物”的技巧，两者融会贯通，既让守旧者不觉其难，又符合新市民读者需要刺激的美感要求，即使是吴氏拾得什么创作秘笈也断无法运用，无补于事的。

　　周君和吴氏是十年知交。后来他撰文回忆吴氏说：“[ZZ（]趼人性强毅，不欲下人”；又“[ZZ（]性好滑稽”，幷且“[ZZ（]素负大志”。这都是对吴氏个性、品格、思想三方面十分准确的概括。当周君作豪语：“凡事必审度祸福而后行，则天下无可行之事。”吴氏深有同感，并在序文激动地说：“呜呼！举此话亦足以略见其为人矣。”周君和吴氏之所以用此“豪语”相互共鸣，是因为两人的性格元素中都包含有那种不计祸福、勇于前行的探索精神。

　　吴氏说周君“是畏友”。这就是说两人既是朋友又不因此放弃在彼此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吴氏在周君的译稿《自由结婚》的评语上说：“余与译者论时事，每格格不相入，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这就难免和跟同盟会来往甚密的周君擦出争议的火花。

　　1907年，同盟会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渐大，革命党人流不完的鲜血与立宪派欲分得政权上的一席位成为了鲜明对照。《民报》和《新民丛报》关于革命还是保皇、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种族革命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大辩论，结果是梁启超之立宪派大败，哀求停战，继而《新民丛报》无以为继而宣布停刊。五月，周桂笙在《月月小说》“讥弹” 栏目之一署名“新”发表了《革命说与立宪说之评论》，文中以时正话、时反话，嬉笑怒骂，讽刺梁启超在与孙中山公开较量中夹尾而逃，声言“革命之说已腾播全国”，“梁氏排斥革命之说不遗余力，至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临之，是故忠君爱国之臣，苟欲为大清祈天永命计乎”。这些争议的火花会不会使同在编辑室办公的吴氏面上不大好看，不得而知。不过《月月小说》却十分多元开放，就说吴氏、周君共同主编过的《月月小说》第一号至第八号：这边登载讽刺革命党人像公子哥儿的《上海游骖録》，那边讽刺梁启超落败于革命党人；这一边“输入新文明”，另一边刊头却刊登孔圣公七十六代孙孔令仪身穿清官礼服之相片，赞成旧道德。这都显示出《月月小说》主编者的胸襟和文化主张十分多元开放。

　　李葭荣无疑是吴氏的挚友，而且他1910年10月在《天铎报》发表的《我佛山人传》无疑是至今所发现吴氏同辈人中最详尽、最有史料价值的传记。

　　李怀霜（1874—1950），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县镇隆镇大路街人。1874年李怀霜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父亲家中，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贡生。高祖李宜昌中过进士，父亲李逢臣在江西任官十余年，历任南城、峡江县丞，正八品。李怀霜幼年随父居，聪敏好学，尤长于诗文。1901年中试举人。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是老同盟会员。后曾任孙中山组织的中华自由党副总裁。加入反清爱国诗歌团体南社，又写下了十八回的小说《炙蛾灯》（已佚）。虽与吴趼人政见有别，但来往密切。

　　吴氏在广肇公所（同乡会）对“无益乡人”之事“往往大愤”，怀霜无不支持。1909年，怀霜与吴趼人等另组织两广同乡会，造福乡人，并与吴氏等人共同创设广志小学，造福乡人子弟。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去世。一个月后李怀霜在他所主编的《天铎报》发表《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氏磊落的气节和文学成就，也给后人留下了较为全面、生动又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在反袁世凯的窃国斗争中，他不怕风险写下《宋钝初先生诔并叙》，赞扬被暗杀的宋教仁“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表达了反袁的决心和对国贼无所畏惧。袁下令搜捕幷封禁《天铎报》，怀霜被迫亡命海外。

　　李怀霜在护法斗争中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就任《珠江日刊》总编辑，因揭露政学系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斥孙中山、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被迫离开广州，出任清远县长。1929年任江西省政府秘书。抗日期间在高州报刊发表抗日声明。1940年任广东省南路行署秘书。1942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

　　1943年春，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李怀霜公开写下了《吴逸志将军吊清臣曾国藩墓赋诗征和却寄》一诗，批判了某些人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战罪恶行径。1946年，李怀霜到香港定居，四年后病逝于香港，享年76岁。

　　吴趼人与李君“交垂二十年，与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凿，曲直未尝面争”〔7〕。直至去世，都保持着各人的政见和观点，又彼此怀有深厚的个人情谊。这表明瞭在清廷和帝制行将灭亡的晚清环境下，民间潜在着一个共同站在改革社会和光复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反清统一战线，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个人之间亦能友谊长存。

　　

　　注释：

　　〔1〕《最近社会龌龊史·自序》，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舆论时事报》“编者按语”，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情变”条，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

　　〔3〕时萌：《周桂笙与徐念慈》〔附一〕，《周桂笙行年及文学活动考略》，《中国近代文学论稿》，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法］鲍福着、周桂笙译：《毒蛇圈》第一回，“逞娇痴佳人选快婿，赴盛会老父别闺娃”，《吴趼人全集》，第九卷3~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桂笙：《毒蛇圈》第一回按语：《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九命奇冤》第一回，“乱哄哄强盗作先声，慢悠悠闲文标引首”之开头，《吴趼人全集》，第四卷41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