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新旧蜕嬗之世

　　吴趼人是中国整个封建皇朝制度面临最后总崩溃时期的前十年中最著名的文学家。这个时期在各种政治斗争和文化思朝的激烈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产生了吴趼人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和具有吴氏思想个性的一切特点。吴趼人是晚清社会革命过渡时期的一面镜子。

　　作为职业作家和报人，吴氏是近代第一批独立的社会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对复杂政治只限于天赋的直观，也不想做官；他对革命党人的瞭解，到去世前只停留在小说《上海游骖録》的花花公子和《嘲革命党》这样的打油诗的水平上。不错，吴氏的小说并没有如李劼人的《大波》，反映了四川惊天动地和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和革命党人起义。就他的思想水平而言，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只能作为二百个故事串连之一，从侧面描写到兴中会在1895年失败的广州乙未起义，反映了吴趼人对自己的 “非暴力改良” 的政治底线，曾尝试努力地冲击过。不过仅是一次，一次不成功的冲击。但是，他的作品毕竟有过同情革命党起义的情节和构思。

　　到了1907年下半年，晚清形势更加迫近它的崩溃临界点，其复杂性也面临一个眼花了乱的新高度。它的复杂性不表现在《辛丑条约》后加速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而在于广大人民开始考虑对清政府与共和之间作出新选择，不似十年前稍闻“革命”二字，如见豺狼虎豹那样战战悚悚，避之则吉。民间立宪派所掀起的保路风潮和国会请愿运动，上演一轮又一轮的逼宫戏，政局每日翻新。麻烦在于朝廷半真半假地推出一茬又一茬的新政和未来立宪的许诺。不管动机是真心还是假意；出于自救还是花招，这些新政实绩已远远超过不少人为它抛头颅、洒热血的“百日维新”。无论如何，这显然是有利于形成人民的觉醒和促使辛亥革命的到来。不过，临了，新政才显出爱新觉罗一族料想不到的：自堀坟墓的后果。

　　吴趼人以先觉者的慧眼，写了四篇以清廷宣布立宪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让人们看穿了慈禧政权马戏团的假把戏，明白了紫禁城的皇族不配有自救的胸襟与智慧，不配有比倒台更好的命运。

　　吴氏在其短篇小说《大改革》中写道：（面对清政府）如同面对一个嫖、赌、毒多年，积重难返，无可救药，又自欺欺人要大改革的二世祖。难怪吴氏“一面气恼，一面落泪，一面冷笑”〔1〕，其心境难言。革命党人周桂笙在篇末评曰：“怅怀时局，无限伤心。诙诡之文耶？忧时之作也。”〔2〕周氏用“无限伤心”四个字，点穿了吴氏对清政府“哀其不争”的立场和对清廷“哀莫大于心死”的絶望心境。

　　原先星散而蛰伏的地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资本和力量又重新聚集和活跃起来，逐渐变得强大。他们换了一个更直接的名字——立宪派。他们掀起的立宪运动，总结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教训，双管齐下。一面自上策动慈禧身边的重臣和各地重要督抚，意图成立国会；一面又自下掀起符合自身利益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各省保矿保路拒款运动，把立宪运动巧妙地和这些包括千百万市民的利益和反帝爱国的政治热情衔接起来。正因为如此顺民而聚民，因而张謇、汤寿潜等领袖人物的步伐常挟万道风雷，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护路、拒款、等种种的逼宫戏。而反映这场民间“逼宫戏”——吴趼人的新剧戏曲《邬烈士殉路》，以直视民众抗议浪潮、直描群情汹涌场面、直面以血救国的残酷人生，凸现资产阶级领袖人物汤寿潜在这次江浙路案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可惜，这出充满战斗性的新剧，不知为何原因，也许是过早逝去，吴氏只留给世人浸满鲜血和充斥火药味未完成二的折新剧而已。

　　大概在1904年前后，吴氏开始以挽救民族道德文化为己任，逐渐靠拢国粹思潮，包括老同乡邓实和黄节所开办的国粹派刊物《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李怀霜谈到过他国粹之思的缘起：“君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寖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唯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近十年间保持国粹之思，如怒芽暴潮。”〔3〕从李氏之言可知，吴氏之心境虽在晚年归皈国粹，外表十分平静，但内里还是禁不住心头逐浪，如“怒芽暴潮”，与晚清现实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相互呼应激荡。希望最终是解决中国民族文化在西潮冲击下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

　　

　　三重过渡色彩

　　梁启超在1901年感受到中国这种过度时代的特殊现状和氛围而写了一篇《过渡时代论》：

　　

　　“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始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的过渡时代也；社会上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得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期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歧矣，而无新都城。”

　　

　　上述梁氏一段话最能揭示“过渡”本质而又最形象者是谓：“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句。吴趼人正是身处于庚子（1900年）后社会加速过渡的政治和文化诸种思潮相互激荡中；而他的作品则是反映了旧皇朝的加速崩溃和瓦解，而新的共和政府尚未诞生，社会新旧“两头不到岸”的过渡状况。

　　概括吴氏一生，包括他的全部文字和作品，几乎都呈现出三重相互联系又具有时代特征的过渡色彩。

　　（一）晚清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

　　晚清小说并不仅是向五四发展的过渡物，而是具有强烈叛逆性、创造性和自身的特殊价值——“诸神解放”后千姿百态的新小说时代。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中国小说向前漫长演变链条平等之一环，不必计孰轻孰重，那么吴氏肯定是晚清文学“这一环”的代表人物。

　　第一，吴趼人的创作观是一个开放性系统。

　　第二，从响应梁启超投稿横滨《新小说》始，不断向欧美小说学习，大胆实践和创新。可以说是晚清小说新观念、新技巧的创新集大成者。

　　第三，吴氏对小说的贡献不仅是单纯的借鉴技巧，如把隐藏在小说背后，时不时说句：“看官”，隐形的全能说书人驱出晚清小说等等。与几个翻译家共同创造了基本上脱离古典小说旧文体，能够表现都市现代生活的现代白话小说文体。如在译述外国小说《电述奇谈》时，无论在人称叙事、叙述、描写，词彚、句子、句群、语式、都市语感、语句逻辑、心理语言空间，动作描述、人物新型关系话语……都和当时的白话翻泽小说文体（周桂笙）有共汇一炉，互相学习的关系，（请参看下面“第二部吴趼人小说论”：《勇敢者的首创——评《电术奇谈》）。

　　（二）从帝制向共和过渡

　　其过渡的复杂性分四个层次或问题切入。

　　其一，时当帝国主义全面瓜分中国领土的危机深化，而引发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时期对封建政体的发起的三种冲击——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革命党人不断的武装起义，以及被冲击的皇朝在腐败烂池塘中逐渐下沉中而企图自拔的前后两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

　　吴氏一面在多个反帝反封大是大非关键的问题上，顺应革命潮流：先是批判洋务运动，后是举双手欢呼戊戌变法，提出一套带有民本主义色彩的改良变法方案；继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身投上海反美拒约运动；他著名的长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示身边的官场腐败、伦理丑剧，社会溃烂己达到了常态化，无药可救。稍后则又以戏剧歌颂江浙保路运动群众之伟力和地方立宪领袖汤寿潜，揭露清廷出卖国家权益；在《月月小说》杂志，又以短篇小说为投枪，嬉笑怒骂的手法，让老百姓在阳光下层层剥见皇族假立宪的丑恶面目。从反帝反封杀伤力而言，实无愧为革命潮流的吹鼓手和马前卒。

　　但是，与此同时同步，吴氏又在文章和小说丑化革命党人斥责革命，反对取消科举，推销孔孟道德救国论，……日渐顽固保守，维护清廷的立场。晚年，各种沉渣意念泛起，以至。思想内多种矛盾，互缠其中，如爱国与忠君，保民与忠君，立宪与皇权，……爱恨交加，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吴氏把朝廷指斥为“盲政府”，就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无何救药，自取灭亡的含义。但他又却在最阴闇的小说《剖心记》中咒骂革命起义者徐锡麟，处处显出仗义维护清政府督抚大员，把立足点从人民又移到清政府一边……。

　　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二十世纪初年政治格局变动和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的背景下，吴趼人本人及其作品的不仅具有时代的过度性的复杂性，即思想上出多组互相矛盾的两极现象，甚至同一关键立场秋千式的波动竟可以在同时出现，无疑这是吴氏思想具有复杂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是晚清过渡时代典型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梁启超自嘲为“善变”）。由于吴氏的社会知名度和在近代小说启蒙和起步的重要性，因而，后世的评价的对立和分歧更显瞩目。

　　其二，“爱国与忠君”可以说是吴荣光留给吴趼人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在近代，爱国可以表现为对外帝国列强侵略的反抗；对内又可以指向保卫皇朝的“忠君”，但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有时内涵又可交叉重叠）。

　　从吴氏曾祖父道光时领导民团在鸦片战争中抗英；咸丰时英法联军犯京，家族三代在京师被辱、第四代趼人愤书《纪痛》；到家藏讽刺伍诏荣小品和讥斥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叶中堂乐府三章》家钞本……上述的家世、劫难、族争、破落，两次鸦片战争的国恨家仇，都点点滴滴存贮在吴氏童年和少年记忆信息的神经分枝，幷且铭刻在他青年时培育成的性格和思上坚定的反帝基因上。这种忠君—爱国—反帝的意义逻辑之所以成立，只是近代半殖民条件下忠君多面的其中一面。

　　吴荣光给予其曾孙趼人最为错综复杂的思想遗产——是中古君臣意义上的“忠君”。这种家族政治情感遗传的背后是巩固贵族阶层的利益。大树堂吴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整个家族几代人的显赫和荣华富贵都来自于嘉道两代皇帝对吴姓祖宗的信任和恩赐，而且这种类似君臣感戴之情从小渗入到第四代吴趼人的心理上的深层和潜意识中，进而积淀成—“清皇朝有恩于我族”“忠君”的历史认定。虽然作为吴氏后代不至于誓言对皇朝“涌泉相报”和达到“每饭不忘君恩”的程度，但祖上吴荣光官迁数省，仍委以封疆大臣，并多次得到皇帝召见、题匾、赏赐……亲切问候，族内代代相传的种种细节（参看家刻本《吴荣光自撰年谱》），对于从小生活在皇恩浩荡的佛山吴氏大树堂中的吴趼人，事实上无法不刻骨铭心。

　　其三、吴氏对同盟会暴力革命的观点和文化组织向来从不认同和交往，莫说主动靠近。唯一例外是大概在1904年前后，吴氏痛定思痛，开始以挽救民族道德文化为己任，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逐渐靠拢深具反满革命色彩的国粹思潮，包括同盟会员老同乡邓实和黄节所开办的国粹派刊物《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从中寻找精神支柱和扺挡西潮的思想武器，最终是解决中国龢民族传统文化在内忧外患下[ZZ（]何去何从的终极答案。

　　吴氏晚年爱国的忧虑焦点，从以往的经济层面的批判洋务—参与反美拒约运动—保路风潮）扩展到文化道德领域；其个人“补天”的使命观和主题，也从最初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进而深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从最初在制造局对泰西文化的崇拜，逐渐对非科技类型的外来文化是否适合本土，充满警惕和疑虑（参考吴氏对“自由结婚的讨论”），并以新颖的科幻文学的形式，设计以中国先秦孔孟道德为冶国最高观念，建构以西方科技用于百姓和用于扺御列强的大国梦蓝图。

　　吴氏这种传统文化危机的痛苦心结和在文学领域上的顽强挣扎，来自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向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和传统的普世道德猛烈冲击。就在这种文化侵略冲击的屈辱洗礼中，吴趼人成为了一个怀有[ZZ（]强烈传统文化激情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吴氏不是国粹派组织的成员，也并非国粹保存会同人，这与他一生从不参加政治或文化组织是一致的。但重要的是，他也认同国粹派成员相同的文化痛苦——意识到传统文化被欧风美雨日渐侵蚀和摧残，传统文化有被灭絶和同化从而加速民族灭亡的危险。吴氏与国粹派的实力派邓实和黄节是同属于珠三角地区、同说广州话语系的同乡，而且吴趼人与邓实两人都同时担任过两广同乡会的会长，吴氏在最后几年投入极大的精力所奔劳建立的广志小学，是同乡会主要会务，自然也离不开邓实和黄节的支持（邓、黄两人担任广志小学的义务教师）。吴氏将一些诗作和记録曾祖吴荣光事迹的《游踪图》，都送到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学报》上发表〔4〕。这些钩沉出来的蛛丝马迹表明，吴、邓、黄三人的接近既有交往和乡谊，也有思想接近的因素。

　　从广义的泛国粹文化观回到个案的严格区分。吴趼人的“国粹之思”与邓实、黄节的国粹主张，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当时喊着国粹口号的人很多，而参加国粹组织的人却很少，而且絶大部分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都参加了反清革命组织。可以说晚清国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派别和同盟会反清文化战线之一翼。至于无法在思想立场上与清廷划清界线，无法赞成暴力革命，无法冲破官僚家族政治思想传统束缚的吴趼人，看来只有从国粹派的理论武器库寻找几件扺挡欧风美雨的心灵盾牌，与邓实、黄节引为“同志”。至于吴氏夸大国粹的作用，妄以国粹救国，读经救国，道德救国，科举救国……企图阻挠历史前进的洪流，只能导致自己大踏步倒退，心灵无以自适。

　　其四、吴氏个人与天下时势相逆，对清廷絶望，又无力补天，而对唯一能有左右形势的革命党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于是在内心的挣扎而产悲观，又常常转化为文学上的败笔（见《上海游骖録》、《剖心记》）。吴氏历见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看穿清廷新政的虚伪性而渐产生厌世之情。在保路运动中对人民力量，时而惊叹，时而漠视。二折讴歌江浙保路，批判清廷之戏剧力作《邬烈士殉路》，由于对形势信心不足，缺乏预见和穿透历史的洞察力，无法预见皇朝倒台的结局，激情宣泄后而产生悲观，无方向感又无所适从；二折而终，无法再续。吴氏自马关一役至公车上书，与千百万个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二千年一大变局的关键历史时刻，彻夜失眠过；诚心诚意地欢呼过，雀跃过，举起双手拥护过。吴氏更是奉献出一部《政治维新要言》，出谋划策，思想上笔墨上卷入戊戌变法的程度比一般同清分子要深广得多。自然，随着政变、捉拿康梁维新党，六君子血洒街头就义，他也短暂地消沉、苦闷和反省过，但很快地他又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汲取力量，认准文化上维新变革的方向。特别是梁启超《新小说》的出版指导纲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把吴氏无法解决、处于困局的关于新小说的改革、价值、地位和任务与救国、新民的关系等资产阶级文学上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正确的方向，成为支撑和指引吴氏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巨大精神力量。

　　晚年吴氏的社会观点并不全然来自康梁，往往来自清醒的现实主义和个人独特的观察。如吴氏在《无理取闹之西游记》，用寓言的方式来讽刺清政府出卖祖国大好山河。值得注意的是吴氏把康梁比作“做梦的庄生”，显然作者已认识到了无论是康梁们的真立宪或紫禁城的假立宪，早已无力挽回分崩离析的结局。联系到同盟会各地的革命起义规模渐大、数量日增，社会同情之声四起，总崩溃的时刻随时而至（见徐锡麟和秋瑾被杀当时社会报刊舆论之反应），吴氏心头阵阵涌起大地沉伦的絶望之情，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这种厌世的诱发点是自小身世的悲凉和家族的没落，以及来上海二十几年的沧桑。深知吴氏的李怀霜曾分析过其厌世之社会根源，他说：

　　

　　“《怪现状》盖低徊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着景。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

　　

　　他又曾就“厌世之思”的原由问过趼人，答：“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透露出了吴氏在晚清补天“救世之情”被残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无奈，道出了内心所铬刻的：“救世—补天”；“情竭—厌世”；“魂归—国粹”，人生奋斗和挣扎的轨迹。

　　㈢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这种社会现代化的演进，并不完全等同是西化和工业化；重要是不断从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经过创新推向现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其包涵了一个民族在其冲撞和变迁的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

　　吴趼人的一生亲历、至少涉足或见证于中国现代化起步过程其中的五个的要素：1. 西学传入 ；2.民族工业的发轫 ；3.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4.现代独立知识分子出现； 5.近代都市报业崛起。

　　这五个要素闯入，可视作代化起步向吴氏的人生的挑战和过程。

　　其过渡时期环境的要素与吴氏人生的交融互动，交织成典型“过渡性”的独特人生，析射在其作品中。下面分类简述：

　　① 西学传入

　　吴氏人生第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在上海接受了西学：十七岁到上海制造局传播西学的翻泽局板刊处做绘图和钞写员，再是在制造局工科学校性质的画图房半工读，成为了一个船舶设计绘图师。这种命运和偶然际遇使吴氏的知识具有：儒学与西学、文科与理工，中西合璧的结构，而且这种数理化……诸学科的基础训练使吴氏的文化素质和推理分折能力得到整体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从原来的排斥外来文化，封闭和残缺的儒家知识观，发展为中西兼蓄、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观。当然，吴氏并不理解青年时所学习西方文化对其后从事小说创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着点石成金的作用。

　　②民族工业的发轫。

　　吴趼人一踏入上海滩，便涉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经济过渡的二个起步点：一、中国最大的军事制造工业—洋务运动中产生的江南制造总局；二、与中国第一间私营造船企业发昌厂主方逸侣结识为友，惺惺相惜。在同一时期不同空间场景，见证了无论是国营或私营机械工业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历史环境下备受摧残和抗挣的过程。这种近代作家十分罕有的经历和体验，就足以说明日后吴氏为什么对反对烈强的护矿、护路、拒约的中外商战，誓死捍卫，奔走呼号，激奋不已。

　　③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逸侣、曾铸、汤寿潜。

　　在吴氏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中，先后出现过上述这三个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了这个新生阶级被列强包围下在工业现代化起步中的困局的扎挣和成长的艰辛过程。 

　　方逸侣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发昌（号铜机器车房）厂主，甲午战争后破产。吴趼人对这位业务精明，懂英文，敢做大船，年龄相仿的青年，相见恨晚；逸侣（小说称方佚庐）也对这位会船舶设计和绘图的记録同乡无话不谈，惺惺相惜。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记録相会时两人以民间激进改革者者自居，敢于指名道姓，挥斥方犹，意气激昂地臧否洋务当局的失败政策的历史场面来看。其思想上叛逆性因素对吴氏后来在百日维新中所发表的《维新要言》中直斥内阁大员犯上的言说是重要的渊源。

　　曾铸（1849～1908)上海滩有名的资本家, 一生反帝爱国色彩浓厚，两次被推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在全国反美拒约风云中成为领导商界和市民，凛然举旗的统帅。曾氏敢于面对美领事柔克义，大义凛然，直斥其奸，是吴趼人一生中少有敬佩的人物之一。而吴氏则策划拒美货于沪、宁、杭基层，在社团、市民中，奔走呼号，甘当“马前卒”。曾铸鉴于美方、上海买办、清廷三方连接放言雇凶杀他，愤然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中途退出，功败垂成。吴氏刺激极深，在后来时事新剧《邬烈士殉路》中重提此事，长歌当哭，愤恨不已。

　　运动稍后出牌的反美拒约运动文献集《山钟集》（苏绍炳编），就收入了吴趼人就扺制美货，决不妥协，提出具体建议而写给曾铸的三封信，可见之吴氏卷入之深。

　　汤寿潜　（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萧山城山大汤坞村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而汤寿潜作为百姓罕有信得过和拥护的苏浙拒款保路领袖，以为民利尽义，为国权尽忠，清廉仁厚和爱国的形象，罕有进入吴趼人发表在《月月小说》的时事新剧——《邬烈士殉路》之中。虽然晚清把现实生活之人物写入晚清小说和戏剧成一时之风气，但可以肯定，除了方佚庐（即发昌厂主方逸侣）外，这是吴氏笔下第一个非官方的政治人物首次以与中外恶势力的斗争的英雄姿态，幷且以与现实同步新闻时事剧的形式剧亮相。《邬烈士殉路》以烈士殉路所激发的血涙的愤恨、预示吴氏对地方立宪派和它所发起的维护国权的护矿护路开始有了新的考虑。可能是吴氏晚年“絶望中的希望”。

　　④和⑤ 现代独立知识分子和近代报业

　　吴趼人最初成为现代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制造局的十一二年期间，而是从1897年三十二岁第一次“破茧”离开制造局，进入办报生涯才开始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起步的晚清最后十年，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在晚清至少曾经先后形成过六个知识分子群体：“报人集团”、“出版集团”、“教育集团”、“新式医学集团”“新式军官集团”掌握新式技术的“技师和科学家集团”。吴趼人至少涉及和属于其中四个集团。自吴氏在百日维新期间发表在报刊的《维新要言》，公开拥护变法的政治纲领性宣言始；与李伯元同拒朝廷经济特科之诱惑；至变法失败后以小报滑稽诡谲的手法与西花厅老佛爷封杀报刊，玩抗命斗智，继用短篇之诙谐揭其假立宪虚伪；在《汉口日报》为独立办报与端方和梁鼎夯的官方势力对峙；至晚年以长篇科幻小说的形式完成新儒家理想国家乌托邦之设计，一生救亡图存和新民之奋斗，无不显示追求自由、平等，与封建势力抗争的独立精神。一个顽强执着坚持改良价值观知识分子的形象，就矗立在以现代化过渡时代的人物长廊之中。

　　

　　吴氏的品格

　　什么是品格？简言之就是政治和文化的人格和性格上的品德。当然，就吴氏这种性格个案，其内心的自我与外在的自我，完全可以分裂为两个世界：无为和有为——人生的虚无和以天下为己任；进取和退隐——像王维和诸葛武侯一样，两者既对立又相互结合。以外部性格品德而论，吴氏正是在强毅而狂傲、诙谐而不屈、忧患而激愤，富于进取精神特征的外衣掩映下，潜藏着一种隐性的悲观性格。

　　第一，傲俗违世，孤岸狷介，特立独行。

　　吴氏自来上海以后，特别是甲午一役大梦初醒后，与大多数随波逐流者比较，表现出“傲骨何嶙峋，惯与世人忤”；志存高尚，独顶外界压力；不惜违俗独苦，表现出傲俗违世、孤岸狷介、特立独行的品格。吴君“早岁食贫，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又“崇尚气谊，与世不能苟合，寻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识解”。但内心又不时因为现实不如意，无力“补天”，内心徘徊、苦闷、仿徨、忧郁而纵酒。

　　第二，忠诚信仰， 横戈励马， 严守捍卫。

　　在吴氏最后“近十年间，保持国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轩他族以轾我者，至起而批其颊，其人始而怒，继而惭，终且涕出而陈悔”〔5〕。这种十年一贯的过度忧患和过分焦虑、敏感之思，有时陷入了片面夸大、“走火入魔”，物极必反的程度。如为保护国粹，变成保护群经，进而又变成反对废除科举。但他坚持国粹的文化取向，十年枕戈待旦，词锋披靡，未有随流媚俗，历久弥坚。

　　第三，敢于承担、勇于献身文化危亡的使命感。

　　吴氏从小是以吴荣光曾孙，身怀使命而自居。自经历“茧人”—“趼人”脱胎换骨式的过程和思想变化，在民族危机的感召下，自觉地成为一个民间拥护维新变法的坚定卫士，毅然着成《维新要言》60篇，献言变法大计。这是吴氏第一次自觉承担“中国一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其次是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历史使命。吴氏以政治科幻小说《新石头记》的特殊形式，以孔孟之道为灵魂中枢，西方科学和物质与中国传统的普世道德相结合，在形象思维的精神平台上构建了一个“文明境界国”。这是吴趼人晚年“道德救国”的一个补天方案。这个理想国“共二百万区，每区一百方里，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大部（道德区域），每部统辖四十万区，用一个斗作符识：

　　

　　中央是“礼、乐、文、章’ 四个字”；东方是“仁、义、礼、智” 四个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个字；西方是“刚、强、勇、毅” 四个字；北方是“忠、孝、廉、节” 四个字。〔6〕

　　

　　这样设置是将道德作为国家精神天网，笼罩一切。高度体现吴氏把道德视作天理，把人的价值纳入20个儒家道德范畴，企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法典，把道德抬到高于经济生产和凌驾于科学实验的无上地位，重蹈道德决定一切的天命权威；让道德再次代替“圣人之言”，扼杀学术的民主，让“新二十经”占领原来“旧十三经”的纲常地位，又重新推演一次将道德哲理化、法典化、科举化、世俗化、神学化的过程。吴氏可能意想不到，这样的道德理想国只会让所谓“道德”最终作为精神枷锁，箝制国民的思想，制造奴性，把人民引向愚昧、落后、无知。吴氏晚年为什么会激烈反对废除科举制度呢？根源就在他设计的道德理想国。只有把道德科举化，培养更多以道德为性命、为纲常、为天命、为奴性的奴才，才会增加实现道德理想国的可能。

　　第四， 一生讽官、刺官、厌官，不做官，重义轻利。

　　吴氏在公案笔记中又拥护清官，在徐锡麟案中处处为巡抚大官辩护，其实心中是不反“好官”，联系他的精神偶像吴荣光，实质上是维护反动的封建“清官”、“好官”制度。

　　第五，一生坚定反帝，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

　　从不言反清，慎言革命，痛恨太平天国和广东洪兵起义。对同盟会、革命党认识肤浅，止于视之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这是吴氏一生不能自拔的人生误区，是晚年一步三回头的原因之一。

　　第六， 积极和消极、保守和进取幷存。

　　就吴趼人庚子（1900）后精神的隐性心理而言——悲凉而厌世，絶望而冷寂。内心试图逸向一个无人烟、无社会、无压力、无痛苦的虚幻世界。吴氏这种内与外、深层与表层，在政治、文化多层次的二元的选择中徘徊、游移和矛盾双方共存的状态，使他个人和他的小说成为反映晚清革命过渡时期的一面镜子。

　　

　　最后的岁月

　　吴氏无不良嗜好和恶习，但每歺必饮酒，患咳喘（吴自称“虚怯之症”）多年，1904年游山东前曾十分严重，咳时“闻声则惊”，这是以酒当饭，以及长期的夜间写作和晚上编辑值班熬出来的。他曾自述改任《月月小说》编辑后的劳顿之苦：

　　

　　“近来日夜更苦有编辑之役，辄不得睡，而夜来功课，势难荒废，乃改为中夜即起，酉戌之间即睡，而劳顿更甚，休息之时更少。”

　　

　　在生命最后一个春天，他写了一篇《吴牛喘月》，自嘲无月而苦喘，叹道：“吴趼人咳喘经年，或作或辍而不瘥……”〔7〕

　　但严重而令人致命的肺气肿或哮喘，并没有使吴氏搁笔，大概是“著书只为稻粮谋”，“笔停口停”，为生计之故。

　　生命最后一年的5月，吴趼人为《广益丛报》写了《东鲁灵光·跋》〔8〕，在文章最后承认：所提倡的经学国学，“同类多加冷齿”，罕有赞同。

　　7月为母亲生日，写了一篇《还我魂灵记》〔8〕的广告文，收金三百，惹来身后意见纷纷。

　　8月19日与沈敦和、沈漫云等人在张园举行上海自治公所董事姚白欣先生追悼会。趼人在悼词中赞扬姚君在新闻报主笔政时“国民颇受其益”。〔10〕

　　9月18日前，上海广益书局通知趼人：本局在18日出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庚卷（第八十一回至九十回）。

　　9月16日，以普慈（Willies H.Booth）团长为首的美国实业代表团共计23人一行，从日本横滨乘“高丽”号到达上海。临去南京参观前的22日，上海市南北商务总会和各分会商董联合盛意邀请美国实业代表团到新舞台看新剧——改编自吴趼人小说的新时装京剧《黑籍冤魂》。吴趼人的原创小说《黑籍冤魂》借鸦片表达了当时中国民族跨世纪深远的忧虑思想和客观所“具有世界性的话题”，在近代跨文化交流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按礼貌和惯例，应有戏票送与趼人，何况吴氏已是社会知名人士。

　　10月11日写作《滑稽谈》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七十二篇：《凑寿礼》〔11〕。自3月22日，吴氏日撰《滑稽谈》一则，与带病继续撰写的小说《情变》，俱在《舆论时事报》〔12〕发表，不料，竟成为这个晚清最著名的小说家最后之絶唱。

　　吴氏浑然不知自己已处于大限的“最后岁月”，还在继续亲力亲为参与广志小学一砖一瓦的最后完善工作。另外，为自家乔迁而亲自搬运图书器物，十分劳累。多病之身，透支之躯，大限将至。正如本年初春，李怀霜与吴氏促膝夜话，趼人谈及星相观人之术，以本人寿数为例，竟言及自己：“今岁十二晦朔，于法必不免。”〔13〕真真假假，又不幸言中。从年少好扶鸾之问，到青年喜术数六甲之术，至中年染指星命术，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在他思想中一直没有褪去。

　　1909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十九日），吴氏全家从乍浦路多寿里迁居海里路鸿安里315号。上午进宅，亲友相集来贺，席间饮酒谈笑甚欢。晚宴方散，其妻劝其早歇，不料刚上床，喘疾发作，医生来救时，已经回天乏术，享年43岁。〔14〕

　　卒之日，家无余财，治丧皆赖朋旧各以资助。

　　越月，于吴趼人所创立的广志学堂集会追悼，远近凭吊者数百人，心丧之士亦数百，竞述君行谊，相与唏嘘雪涕。

　　12月，李怀霜在《天铎报》发表《我佛山人传》。

　　揭开晚清文学波涛汹涌而又变幻万千的一页页历史，打开梁启超揭开“小说界革命”那一页；轻轻推动“新小说”那一块多米诺骨牌……就会看到：作品数量最多的是吴趼人；能涉猎小说、诗歌、寓言、笑话、戏曲、笔记、政说、文论乃至广告等各种文体最多的是吴趼人；开拓短篇小说和科幻小说、尝试各种西方小说技法、最富于探索创新精神的是吴趼人；身非革命党人阵营而以文学为利器，向清廷及其走狗实施最猛烈进攻的是吴趼人；声言忠于维新立宪而预言满清皇朝必然分崩离析的是吴趼人；嫉恶如仇，性情率直，真诚认为立宪会给人民带来好生活的是吴趼人……即使印记着他个人一切特点的思想和文学作品所显示的过渡性、激烈性和复杂性，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的财富。

　　吴趼人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在于他留给后人的17部中长篇小说（其中6部未完）、13篇短篇小说、笔记6种、笑话3种、寓言1种、诗集1种、文集2种、戏曲2种（均未完），共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吴氏以一支春秋恢谐之笔，多层次、广角度、多色彩、宽领域、全方位地反映总崩溃前夕，晚清社会的垂死面貌和疯狂丑陋的众生相，表达了各个时期人民大众对清皇朝的愤怒情绪。其中也包括从破败和夹缝中生长起来新生的第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以及这个新生阶级的政治家和立宪领袖；表达了一个报人作家笔下在戊戌变法——戌戌政变——庚子事变——晚清新政——立宪运动，各个历史事件阶段紧贴时代的心声，以全景式的视野和方位构成了一部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百科全书。

　　自然，作为岭南人吴趼人贡献了一定数量反映家乡风土人情（包括香港）和华侨苦难生活的作品，如故事发生地点在南海县岗边乡，全书16回的《劫余灰》的最后一回，集中反映了读书人被拐骗当“猪仔”的惨状，以及在南洋侨居的生活。后被阿英收入《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

　　另外，我们没有忘记他在寓言创作上的卓越成就。综观其全部寓言，无论从思想性或形式的生动性不愧是中国寓言史上近代的一块丰碑，吴趼人无疑是中国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和成就最高的寓言作家。

　　这是一段海洋般深邃丰富的文学形态的晚清历史，后来者的评价和观点可以有多种多样，而他创作的文字形态的文学生命却永远长留在人类历史的文学遗产和不同历史时期读者的诠释之中。

　　无论动机如何，他的作品所洋溢的爱国主义始终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皇朝，然而有轻有重，也有失手之时。虽然吴氏声言站在立宪改良的立场上，事实上，他又成为中小市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这就促使他的笔锋不时突破了改良思想的偏见和束缚，使读者感受到了他所“怒其不争”的清廷，不配有比灭亡更好的命运，因而有时所呈现的文字杀伤力等同或仅次于革命党人。

　　从晚清文化启蒙的角度看，梁启超以伯乐的慧眼，为吴氏的文学才华提供了《新小说》的出版舞台，使他日后和一班志同道合具有改良思想的文学家，比肩为“新民”和“群治”，共同绘画了一幅伟大的晚清社会人间变革风云的文学长卷，掀起了雄踞社会十年的资产阶级“新小说”的文学运动旋风，弥补了革命党文化上的疏失和不足，这是吴氏和谴责小说家们对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极其重要的贡献。

　　吴氏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在文学上的创新性。从中国古代小说过渡到现代小说，无论是借鉴欧美技巧，在短篇小说的创新；还是长篇小说语言技巧和叙事方式，传统叙事格局的突围，吴趼人从来都是一马当先、勇于革新和探索，甚至创新出如《查功课》这样极具现代色彩的前沿作品，令人感叹。

　　综其一生，吴趼人由于家族因素和种种局限，思想上最终不能在辛亥革命风暴来临之前，与时代同步前进，甚至晚年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

　　无论如何，吴先生不仅能用如椽的大笔勾勒出一幅呈现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最后解体的生动过程——以阴森森而又血迹斑斑付出历史进步代价的人间全景长卷，而且能够在民族忧患和人生价值定位的交织中深刻反省和在小说写作艺术上不断探索。吴趼人晚年以对祖国龢民族的真诚，以科幻乌托邦长篇小说的方式，渴望祖国在列强环峙中，出现强大高科技的海军、空军和陆军，以及探索出一套完整的新儒家道德救国的“补天”方案。在他的科幻作品中涂上千年王国的哲理色彩和插上大同理想的翅膀，从而使吴趼人在晚清时代的作家之林中，放射出跨越时代的独特光芒。

　　

　　注释：

　　〔1〕《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短篇小说——《大改革》。

　　〔2〕《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短篇小说——《大改革》篇末评语，署名：新。

　　〔3〕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国粹学报》第四十八期，1908年12月13目出版。首页“图画”栏上刊登有《吴荷屋游踪图》（三、四）

　　〔5〕李葭荣：《我佛山人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新石头记》，《吴趼人全集》，第六卷17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滑稽谈·吴牛喘月》，《吴趼人全集》，第七卷4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东鲁灵光·跋》，《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还我魂灵记》，《吴趼人全集》，第八卷203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近代上海大事记》1910年7月28日条。

　　〔11〕〔12〕〔13〕〔14〕 吴氏临终时资料均引李葭荣：《我佛山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