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新视野（上）　　

　　吴趼人的性格和他的思想一样，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磊落不羁，侠义而豪爽，慷慨激昂，洒脱倜傥，“殆洪钟之能发下声，挺击则动，动则闻于遐迩”。说复杂：强毅而狂傲、诙谐而不阿、忧患而悲愤，可作为吴趼人性格个性表面的三原色。而“忧患而悲愤”，似乎更不着重个性，而更着重吴氏与这个皇朝制度总崩溃之“前十年”，这个过渡时期的个人与时代的互动。

　　吴氏曾在影楼所拍摄的相片上题写过一首五言诗，因前几章録有全诗，下面仅録两句：

　　

　　傲骨何嶙峋，  惯与世人忤。

　　尔志虽高尚，  尔遇乃独苦。

　　

　　这两句，完全显示出他性情骨子里与世相违的特立独行。有时这种灵魂的自我写照比相片写真还要传神。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诗中所透露吴氏的“志尔虽高尚”和“尔遇乃独苦”可以说是性格的核心。一、因为“志高尚”完全可以解释吴氏为什么具有“强毅而狂傲”的个性，何以怀有诗人般“忧患而悲愤”的时代气质；二、“独苦”可以使人解释吴氏的人生坎坷和心灵的磨难，更可以明瞭吴氏个性为何会形成忧、愤、强、傲、毅、狂、悲、谐等若干个富于变化又交织在一体的性格元素。

　　这些性格元素不但丰富了吴氏在上海滩和大江南北卖文生涯的人生意绪，而且渗透和左右着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内的吴氏小说和作品的创作风格，具有重大的分析和评价价值。下面试以“悲”这个吴氏性情的基本元素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显示的创作基调。

　　“茫茫大地，无可容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氏自评语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最初出现在此书的第一回最后一段：

　　

　　“从前我只知道上海的地方不好，如此看来，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一阵的心如死灰，便了个自絶人世的念头。……前思后想，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了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莱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贴上，交待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絶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小说开头就痛疾哀絶。然后，作者这种相同语句不断出现在各回的吴氏评语中，共七次，收録如下：

　　

　　（一） 家庭专制行之既久，以强权施之于子弟者，或有之矣，自无秩序之自由说出，父子之间不睦者，盖亦有之，不图于此更见以阴险骗诈之术，施之于家庭骨肉者，真是咄咄怪事！吾谓茫茫大地，无可容身，此其一也。

　　　　　　（第二回评语）

　　（二）  家庭不能处，故园不可居，所谓茫茫大地，无可容身者，非此之谓耶？

　　 　　　　（ 第十八回评语）

　　（三）  不肯招接族人，并以戒其子侄，已是天性灭絶，不图更有率盗劫其者。一笑！是有加无已。茫茫大地，更有何处容身乎？

　　　　　　（第三十回评语）

　　（四）  出门因为避族人，族人且需避之，不知更当往何处去，所谓茫茫大地，无可容身欤？

　　　　　　                          （第三十回评语〔一〕）

　　（五） 不肯接待族人，并以戒其子侄，已是天性灭尽；不图更有率众盗以劫其父者。非但天独有偶，直是有加无已。茫茫大地，更何处容身乎？

　　　　　　（第三十回评语〔二〕）

　　（六） 呜呼！吾读此回而叹家庭骨肉间之怪状，何竟层出不穷至于如是也！天伦之亲，莫如父母子女；而爱情之挚者，尤莫如母。乃如是，乃如是，茫茫大地，无可容身，盖至是而极矣！

　　　　　　                      （第七十三回评语）

　　（七）  呜呼！何家庭怪状之多也。家庭之怪状，吾盖睹之熟矣，几于司空见惯矣！所最怪者，灭伦背亲之事，乃出于日讲孝弟忠信、仁义道德之人。吾于此遂不得不远避乎高谈理学之士大夫；然而又不得以一符弥轩盖尽天下之人也。于是乎入世择交，从此难矣。第一回楔子曰：“茫茫大地，无可容身。”孰更甚于此。

　　 　　　　                         （第七十四回评语）

　　

　　细思吴氏如此不断喋喋不休、喃喃自诫“茫茫大地，无可容身”之语，可以推知：吴氏在1902年春三月，辞去《寓言报》笔政，离开“花丛小报”界，回到家中，“闭门谢客，瞑然僵卧，回思五六年”〔1〕之时，悲观的情绪达到了极点。物极必反，这个悲观情绪的极点，也是反思起点。实际是痛切反思自从佛山来上海所闻所见所经历这二十年，和在故乡过家族生活的十多年；也是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构思之缘由和起始。

　　细细品味上述吴氏的评语，假如承认“表层即深层”这一句后现代名言，就如同通过地表矿苗寻找深层矿床，那么，便会发现由他的性格心理深层浮泛到表面不经意的“痕迹”。

　　吴趼人一生的性格丰富多彩、生动诙谐：激絶：追随康梁，如祢衡击鼓；武口质驳梁鼎芬义正词严，拂袖而去；反美拒约时匹夫有责，高亢入云，热絶；冷絶：亲到山东，路途大雪受阻，遥对孔圣默思。尽管如此，然而他的一切行止，热尽而冷，身心交瘁，都披上一层悲凉之雾。

　　吴氏并不明白，为什么族人、父子、兄弟之间“灭伦背亲、乃出于日讲孝悌忠信，仁义道德之人”；为什么阴险骗诈之术，要施之于家庭骨肉；为什么“更有率众盗以劫其父者”，“天性灭絶”， “吾于此遂不得不远避乎高谈理学之士大夫”。这是悲絶。

　　吴氏不理解作为皇朝制度的人格化——道德，在最后总崩溃之前，必然会千百倍地堕落和疯狂。只好怪罪于什么“自无秩序之自由说出”， 才会变得“呜呼！为何家庭怪状之多也”！

　　吴氏这二十年之经历，用书中第二回的一句话来总结：“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百般灾殃，这是死絶。

　　这三种天杀的东西，当是吴氏在这二十年 “悲”之故、“愤”之根、伤之由和哀之源。但他仍旧不明白这三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是天宫凶神，还是什么深山老妖，那么无情地撕破了中世纪小农社会儒家道德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吞噬，又变成了那“三种东西”。不过他天才地猜测到了其中原因之一：“搜本寻源，其发起无非为一‘钱’字，钱之为祸烈矣哉！”（第三十三回评语）

　　那么，家园、故乡不可居，上海也不好，到处都是可怕的“三样东西”，真正是东南西北，“茫茫大地，无可容身”。

　　上哪里去呢？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楔子》末尾一段作答：

　　

　　“交待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絶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什么是“交待明白”呢？上文写得很清楚：在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发表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那么，吴氏为什么三番五次说什么“茫茫大地，无可容身”，又为什么要到化外之境去做野人呢？吴氏在旁边有一句最后的、也就是用现代术语说的终极答案：只有远离人群和社会，灵魂才能——大——解——脱。

　　吴趼人和《红楼梦》贾宝玉最相同之处，就是吴氏说：什么故乡、家园、上海，“茫茫大地，无可容身”。贾氏说：什么金陵、大观园、十二钗，“白茫茫一片旷野”，大地真乾净。

　　大解脱，也是无法解脱。

　　灵魂极度痛苦，在现实社会又无处匿藏的吴趼人，就象一个无视地心吸力的人，抓主自已的头发，欲要离开地球一样。作为一个社会现实的人，每天要应酬、写小说、见朋友、为稻梁谋，既不能回到汉唐，也不能做化外野人，只能飞到稿纸上的未来世界——《新石头记》，只能在心造的幻影和小说情境中自我游戏和自我放逐。这正反映了吴氏这个“中国一分子”因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所产生的悲哀和忧愤的情绪，并为之纠缠一生的现实根源。           

　　吴氏评价自己所写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时，在自己的内心重新唤起一度体验过的感情。为此写下了一段段又一行行悲观厌世的评语，幷且通过形象和意境，直接或间接传述出自己人如秋叶，无可奈何的感情。但问题是这些评语如小说一样，不但只表现感情，还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心理“痕迹”和生活痛苦的记忆。目前，因文献所限，我们只知道一小部分，而无法知道更多吴氏儿童和少年时代对家园、族人痛苦的回忆。正如他所写《柳絮》〔2〕如诗九首其中一首所诉说：

　　

　　身世茫茫欲化烟，     随风吹落马蹄边。

　　……

　　儿童莫漫寻踪迹，      渺渺天涯路几千。

　　

　　是呀，个人的身世，童年的一切，如云如烟，随风而去，不再，也不可寻觅了。

　　吴氏以柳絮为题作诗时，大概是勾起了儿时所受族人欺压的痛苦回忆，又因在诗中无法淋漓尽致地倾诉，作者心情十分沉重和压抑，诗中的气氛却如烟如絮，弥漫着一种薄薄的悲凉之雾。这使人想起和吴氏同样有苦难经历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

　　十岁时，在鞋油作坊当过童工的狄更斯，曾被老板关进橱窗，做包装鞋油的表演以招徕顾客。晚年他偶尔提及这段生活，仍然充满异常恐惧和痛苦的记忆。狄更斯回忆道：

　　

　　“我那年轻的心灵所受到的痛苦，关于以上的深刻记忆是无法写出来的。我的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之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经出了名，受到了别人的爱抚，生活愉快，但在睡梦中我还常常忘掉我自己有着爱妻和孩子，甚至忘掉自己长大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一段岁月里去了。”〔3〕

　　

　　这些痛苦是何等深刻和巨大，以致寻遍吴氏身后三百多万的文字，真正描写幸福时光的，几近于无。最令人讽刺的是，他一生若有若无的一丝快乐和幸福，一是借酒高颂《史记》之游侠传……。二．还要假借宝玉之躯，梦游到乌托邦的“文明境界”。当吴氏想到中国传统普世道德和高度军事科技结合所显的强大国力，外国列强要一百多年后才能赶上，才在虚幻的世界里露出一丝笑容和快慰。

　　吴氏的痛苦有童年家族的远缘，当然也有现实危亡时势和救国乏术、五内如焚的近因。

　　一方面由于戊戌政变，康梁一党、各地会社和改良精英，一时尽遭摧残凋萎。太后上谕一出，缇骑四起，六君子血洒菜市口。1898年10月9日《关于查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上谕》中所专指的：

　　

　　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那时白色恐怖，尤其是庚子事发（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前的日日夜夜，不能不说对每个拥护康梁的报馆主笔的心尖上，都是一把血刃。内心震撼如是，而吴氏维新政治理想顿时灰飞烟灭。

　　另一方面，列强虎豹环伺，领土已割去数个法国大小，国将不国之危局已成。西潮汹涌，更挟船坚炮利而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正在遭受农耕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不断剥落、断裂和崩塌。此乃痛之一。

　　当其时，在社会大变革的文化转型中，吴氏企图先倡恶补礼义廉耻……恪守正统道德，筑稳堤坝，防西潮之大患，之后再引入新文明。他孜孜地推行着一套以道德疗救社会和家国的方案。

　　但历史演进无情，吴氏只能眼睁睁看着国人皆趋西学，滔天西水，堤毁人亡。吴氏被迫逼挤压在中西夹缝中，内心认定经受着五千年文化一旦付诸东流，这种历史前所未见民族的最后生命——文化大流失、大变局的痛苦，几乎超越了吴氏所能承受的限度。

　　吴氏之痛正是儒学没落，封建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天崩地裂中社会文化转型，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镜像反映。此乃痛之二。

　　在全国反美拒约浪潮之中，吴氏亲历上海曾铸指挥一役，几番上下宁波、杭州助战。然几个月下来，上压下散，私心渐起；虎头蛇尾，首鼠两端，扺制已无战意，主帅无奈告天下而遁去，广大中小商人和百姓为之气馁。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战而无功，倾刻消弭。吴氏只能又一次对青天扼腕饮恨而浩叹。此乃痛之三。

　　吴氏牵挂国事，对清廷订立中俄密约，假立宪，在反美拒约中威吓商界，出卖铁路权等桩桩件件，丧尽天良之行为，产生了对清廷最后极其悲愤的失望。从吴氏最后几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怒其之不争的字字句句中，吐哺之沉痛、用情之伤哀、哀絶之心死，达到杜鹃啼血的程度。此乃痛之四。

　　最后，吴氏梦想魂归一个终极的虚幻“大解脱”，这完全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悬崖撒手，弃官为僧，“归大荒”，“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殊途而同归。亦可窥见吴氏早已将自身与宝玉作过比较，创作《新石头记》，乃续红楼宝玉“补天”之意。然而他全部的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和小说——吴氏准备“补天”之五色药石，并没有发生小说可以救国民于水火和治疗社会的功效。吴氏这时才真正意识到：咱家可真救民无门，救国乏术了！此乃痛之五。

　　悲之极而生狂傲；痛之最而产激愤；伤之絶而生忧患；诙谐久而生厌世，厌世便生悲凉。这不但是吴氏人生性格过程性的基调，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基调，而且是吴氏大部分小说和作品的基调。

　　吴氏悲凉之基调，从一生前悲后愤、前屈后伸，少时悲家、大时痛国的境遇而来。初生为大族破落户，长而受族人所迫，赴申谋生。入制造局，练成一技，十年受压而无法施展……一生“惯与世人忤”，从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畅意而来。

　　其次是吴氏的悲和愤既有社会大多数文人对民族和国家危亡，极需改革，表现出漠不关心和普遍愚味无知的因素，又兼有对洋务运动失望，在戊戌变法前看不见出路的困局茫然失措，无法突围：个人与庸俗社会无法调适的困苦……，这些复杂难以名状的情绪在《吴趼人哭》六十一则发挥到淋漓尽致。

　　清廷在总崩溃前所固有的矛盾相继激化，深刻地刺激了一部分对朝廷絶望，但又不赞成暴力革命，在十字路口中荷戈独徘徊，面临抉择，巡俊不前的有识之士，这种矛盾的心理和徘徊之苦在吴氏心灵和文字创作中表现得十分充分。这悲凉之基调和上述吴氏性格：强毅而狂傲、诙谐而不屈、忧患而激愤的三元素相互化合演进，形成了我们所看到凉而生热，热极而冷；希望中带有絶望，絶望中含有希望……数之不尽的悖谬二重性和丰富多彩的性格。

　　在这种悲凉的基调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仅有两个详细描述过的正面人物：一个是吴继之，看不惯官场黑闇，弃官转而经商，虽中规中矩，但终于生意亏败而隐退；另一个是方佚庐，算是有几分光彩，但出场几回，便无踪影。作者到底是不忍心看着这个发昌厂的少东家因订单萧条而破产，资产盘给美资耶松厂，弄个什么制造局委员当当，顿失豪气，或者去做个在中国人银元中抽佣的洋买办而收场。

　　

　　注释：

　　〔1〕 《西洋摄影法摄得小像，笑容可掬，戏题此章》，《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37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柳絮》九首，《吴趼人全集》，第八卷12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狄更斯评论集》，３１６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