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氏第一部著名的代表作，处处潜隐着吴氏之家庭观、社会观和国家观。

　　吴氏17岁进江南制造局，43岁中年早逝，在上海目睹怪现状近三十年，因而先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后又有《近十年之怪现状》，这两本书再加上《新石头记》的前二十回，所展现的都是吴氏心目中的“野蛮世界”——“怪现状”。用作者的话来说：

　　

　　“这充满怪现状的社会始终“闹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所以又搅出一个均贫富党出来，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终非长久太平之局。不信你放长眼睛去看，他们总有分崩离析的一天”。（《新石头记》第二十六回）

　　

　　这是吴氏身处清政府倒台前夕，对晚清社会的家与国以及社会思潮相当准确的一个总概括。分崩离析，国已不国；牛鬼蛇神横行，偷诈拐骗，租界为冒险家天堂。社会早成弱肉强食之世界，家庭呢？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篇便有一个平淡而熟识、亲切而顺手拈来的切入点，无时不在的——家庭。首先切入“我”——“九死一生”之家庭，影射“我”（趼人）的家族各家庭；再辐射和切入书中呈现怪现状之家庭。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所以深入市民人心，蜚声海内，无他：或使读者堕入身边人情家常，顿生亲和之感，如换影随形，渐生追踪人物之意。书之宗旨潜萌于心，或发芽成大局；倾覆之观，或酿成改良之意，这些都归旨于小说之功。

　　于是，出发点和分析点又回到前一章第一节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七条引文所问同一个问题上来；究竟为什么七条评语都重复同一句话“茫茫大地，无可容身”？而作者在第十八回评语又自答得极为清楚：“家庭不能处，故园不可居，所谓茫茫大地，无可容身者，非此之谓耶？”

　　进一步问：为何不能住？为何不可居呢？

　　在第三十三回评语中，吴氏又明确作答：“搜本寻源，其发起无非为‘钱’字。”指出自己全家就是被故乡族中长者逼钱，强抢豪夺，避难到上海来的。家族之所以发生分崩离析、骨肉摧残，成为司空见惯之社会败相，难道真是仅仅归于吴氏所说的“钱”吗？

　　

　　吴氏和贾氏

　　本书无意将吴趼人和贾宝玉作一番“比较文学意义上”详尽的比较，其实，早比较过了，不过是吴氏自己和贾氏比较。《新石头记》就是吴氏将吴趼人和曹雪芹二人与“九死一生”和贾宝玉（下面简称二氏），进行过两种两个不同层面之比较。《新石头记》就是把两个处于不同现实环境的作者和两个不相同的自传小说的传主相比较而交融产生的新文学作品。

　　吴贾二人相同之处不少，大半涉指家庭。

　　贾氏家族辉煌过，皇上南巡，不止一次住在贾府，花银子像倒水一样哗哗响；吴氏家族和地方亦幸赖吴荣光之荣光。这位吴趼人的曾祖父十数年勤政爱民，曾获嘉庆皇帝为之二度题匾和赐书之殊荣。他一生以阮元公为师，与江南擅训诂、考证的学者多相往还，可以说是一个准扬州派：其金石、鉴赏、学术有专著，书法亦海内闻名。吴荣光作为一省之大吏奉旨回乡探亲，船人未至，佛山百姓和官员闻风而动，天未亮，即在佛山天字码头以官方仪式迎拜，汾江两岸人潮如海，万人空巷，顶礼膜拜，其声势观者皆为之震撼动容。

　　疏浚佛山汾江河涌，吴荣光开口，官商一呼百应；乡人编撰《佛山忠义乡志》，公推荣光主持，荣光再三推辞，乡人宁愿虚主编之位十数年以待，直至吴莹光承乡志事赴位之时。鸦片战争炮声在粤打响，林则徐特邀荣光公赴广州共商大局。至是时，荣光公在故乡三角洲之威信，在清晚期佛山籍封建官僚中，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可争辩，海陵吴氏在佛山这一支派，以200年之历史，与地方势力融合，终于被推上佛山上层第一姓氏和第一豪族之地位。

　　吴氏一门之内，更是甲第联翩，群从弟兄几乎人人有集，号称“簪缨之族，诗礼之家”，粗计吴氏家族有四十余种诗文著作，有二十多人擅画。

　　佛山观音铺吴氏族居之大树堂正门有嘉庆亲书“大树堂”之题匾，内堂又有嘉庆二度亲笔“五世同堂”，一时显赫，佛山无两。入夜堂园之内，不论花圃、池塘、柳岸，还是祠堂、别墅、望楼、“赐书楼”等，皆红灯高挂，粤腔锣鼓土调之喧闹、江南昆腔之幽悠，响彻汾江两岸。

　　莫说宝玉对四大家族和落日的缅怀，如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可回想殿堂舞会盛景而“不可即”的冷枕热梦，而吴趼人在儿时醉心八十多岁的祖叔的夸耀，像倾听宫中老太监回忆天宝年间玄宗辉煌的往事，长大只能边长叹边追寻曾祖父的字画，钩沉荣光公藏书法帖的散失。

　　焦大不是悻悻的说过，除了大观园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没有一个人是乾净的。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吴氏的族长、叔伯来说，都是吝啬成性，欺诈弱小，每日想法子敛钱，族情亲情全无。在趼人笔下，绘画出各家各房族人活脱脱的丑剧。

　　

　　家园不可居 

　　中“九死一生”的叔父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物，自幼随父亲和祖父宦居京师。监生出身，自直隶任候补典史、巡检后，从不与家人兄弟通报消息，一生至死也未曾回故里。死后，“诸姬卷财以逸”，偷掠一空，只留下双雏一对，处窭人间。“我”接到叔父死讯，电白伯父处置，三封电报，石沉大海。逾月之后，才得书信曰：

　　

　　“自从汝祖父过后，我兄弟三人久已分炊，东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祸自当，隆替无涉。我不暇过问，汝欲如何便如何。据我之见，以不必多事为妙。”（第一○七回）

　　

　　兄弟间形同路人，絶情如此，还怪侄儿多事。怪不得这个书中“我”的伯父被吴氏选为家庭人伦道德的第一个在阳光下剖析的典型。

　　先是这个伯父处心积虑，乘弟亡之机，如狼似虎扑向趼人父亲遗下的八千两银和十条金条，还假惺惺写了一封搪塞之信。兹録小说一段：

　　

　　“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着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俎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两银子，已经写信托他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享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连利息算上，已经差不多。……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我的名字。”（第五十回）

　　

　　强夺自家兄长死后的钱财，到时胡乱塞给孤儿寡母没有人要的官照。诈骗最易是从亲戚下手。应了一句佛山老话，叫做：不熟不食。

　　后来伯父的一位姨娘与人私奔，卷走了一批衣物箱笼，不料事情败露，财物又被那人拐走，只好跳河自尽。余波未了，另一位姨娘因承受不了伯母每天毒骂，吞鸦片自寻短见；而伯母继而又怨恨伯父背着她，把剩下的首饰作了姨娘的陪葬，以至一气身亡。不到百日，人命三条。常言一波接一波。更匪夷所思的是：伯父的继室陈氏以为“我”挣下大笔家财，竟用过继给伯父做儿子的损招，以图谋家产，弄得丑态百出，街知巷闻。

　　家乡族长之流，更是黑心无赖一名，平日装疯卖傻，偷鸡摸狗，乘机索赔几文酒钱，对人丁单薄的孤儿寡母，除了白眼就是恫吓。他以修缮祠堂为名，向吴氏弱势的房氏大肆敲诈，先是狼虎般索要一百两银子，但转眼私下说妥，交二十两孝敬费，再交七两份子钱便了事。

　　然族长黑心又有其祖上之渊源：传说吴荣光的祖父吴恒孚（第一百一十传，原名思九）的第四子和第五子因涉嫌买通厨子在酒菜里下毒，对生父谋财害命。临下毒时，厨子不忍，先告之恒孚，才避过一难。经全族公议，遂将第五、第四两房从佛山吴氏大树堂一族开除，逐出佛山。从此族人禁止与此两宅交往。现存所有诗文集和其他文稿的文学痕迹，已删除得干乾净净。这就是为何吴恒孚十个儿子十宅，今天只有八宅房谱，其余两宅寻不见的原因。

　　从吴荣光死后一百年，三四代败家子已经把一个百十亩若大的园林式的大树堂宅地和内中家族传统文化精华，瓜分割卖得四分五裂，一部分沦亡流入外间大族之手，一部分流出海外。荣光公一生官宦中千挑百选的古玩、金石、善本、孤版、青铜器皿、名字画等，在二世、三世、四世祖的鸦片床上、赌桌上、花酒的排场上……流失殆尽，怪不得趼人一连七八条批语，重复又重复：“家庭不能处，故园不可居，所谓茫茫大地，无可容身者，非此之谓耶？”

　　《红楼梦》中的贾府大观园既自败又被奉旨籍没，而吴氏家族既自败，又有外因。在太平天国领导下，1854年，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是时，商会与起义之师，因赋税之事谈判破裂，佛山十几条商业大街和官宦大户多为兵火所焚掠。吴氏家族自此更一蹶不振。十多年后至1866年趼人在京师出世，三年后随父回故乡佛山，吴氏一族早成沙滩浪沫。大树堂萧条冷落，各顾谋生。吴氏一族颓势见底，只有极少数人在官场担任中低级官吏，即使有吴氏公产田地早已被变卖和侵吞，几代人只识读书做官，又不懂经商，一旦势单力薄，仕途无望，哪有不堕落之道理。

　　最后，吴氏一族在辛亥革命后，星云四散，除了一两宅吴氏寓公回光返照，每日饮酒写诗，结社论道，嗟叹天地反复，大地沉沦之外，大部分人转为手工业者，以劳动手作为生。也有几房远赴海外，亦未见有大成就。佛山吴氏大树堂变成一片茫茫大地，吴氏一荣一枯，仿佛只为印证“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一句名言。

　　看来，吴氏一家实在无法与上述这般禽兽之族人为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吴氏早出走一步，不然，家真的不可居，故园真的不可居，咸与沉沦了。

　　

　　家与国的全息解码

　　家不可居，故园不可居。循环了几千年的礼义道德系统，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谁，是什么东西，这么可怕，能让国人心中，如八达岭坚不可摧的道德长城急促地被摧残和自毁呢？

　　在农耕专制超稳定的社会，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从出生时被设定和注入了一个文化生命基因：忠孝。为国君尽忠，为父母尽孝也。其实也只不过是维持专制国家物质分配和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精神指引。这套以忠君和孝亲合二为一的儒家政治文化伦理，长期以来，几乎以皇权宗教基本教义的神圣地位，作为调节国家内部关系危机和家庭内部危机的强力黏合剂和润滑剂。反之，如果物质分配产生危机或这套教义根本性的崩塌，那就是总体分崩离析的日子到来了。

　　这套文化生命基因以“身—家—国”，三位同源，家国同构。身生有命，有命在家，谓之身家性命。家，国之缩影，齐家以孝，治国以忠；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孝父忠君，家国如一。天下尽是孝子，天下必尽是忠臣，反之，天下每家尽出忤逆之子，则天下到处皆反贼。

　　只要翻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的五琼芳为博孝子之名，断送了老人性命；黎景翼假父母之名，逼亲弟吞鸦片自尽；石映芝母对儿媳和儿子正常夫妻关系的破坏；两榜进士出身的符弥轩，功名成就后却嫌弃又脏又老的祖父，“齐家以孝”已成为天下大笑话。

　　要达至国家政令通行，安定有序，只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齐，才能国治，国治必先家齐。于是“孝”顺理成章作为家礼——家族伦理和国礼——国家纲常的共同核心。这套几千年行之有效的礼义廉耻、忠信孝悌的儒家礼教道德的文化基因，是不是发生基因突变和运转错乱呢？

　　先看家庭辐射到官场国事的全息图的一个聚焦点：从第二回开始，先是候补县太爷在船上做贼；后是野鸡道台夫人和候补道按摩夫人各出奇招；结果是野鸡得了一个二品诰命夫人，而被制台夫人们乱棍打出的按摩夫人的丈夫却候补道，“得意呢！不到十来天工夫，他便连接奉二个札，委了筹防局的提调和山货局的会办。”一个盐运司就得了个二品顶戴。

　　苟才，行如其名，本是一个旗人，靠买通了督宪亲兵，才弄了个候补道，得了个营务处肥差，阔了几年，被弹劾丢官；又向钦差送了几万两银子，才保全了功名。此人为了升官发财，竟逼使自家的一个寡媳去做制台的第五房姨太太，成为官场无廉无耻第一人。二子苟龙光，“父之肖子”。先与其父六姨太私通，又向父索钱纳妾，不获，便与妻舅串通一个江湖郎中，在中药上“寒热兼施，攻补并进”，以药断送了苟才之命。真“父之肖子”也。

　　苟才父子成为吴氏絶望地以小说人物向清廷死穴钉下的又一根耻辱柱。难怪官兵在中法战争中，会望风沉船自逃，会在中日战争中成了逃跑的长腿将军，会在剿盗贼时以砍下百姓头颅充数。不言而喻，清廷气运，几千年的皇朝已经腐朽，已走到了悬崖的尽头。

　　按作者的原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本来是一部呼吁以道德救国，提倡旧道德为宗旨，基调悲凉的小说。不意，此小说形象大于理性，结果却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金科玉律的笑话，成为皇朝崩溃、背叛、破产的形象解说词。

　　一方面，表面煌煌大清，灯油已尽，内里早已腐朽蛀空，而外呈末世衰败之象。另一方面，欧风美雨冲刷，礼义忠孝之堤四穿八漏，西潮泛滥，家国礼义，道德人心，无法维系。如果山河破碎无法收拾和精神危机没法化解，最后恶化达至：社会“穷的愈穷，富的愈富”；骨肉亲情摧残，家不可居，故园尽毁；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人将不人，社会充满魑魅魍魉。国家内乱，领土被列强瓜分豆剖，那就到了天地易位，山河倾覆的一天了。

　　这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通过小说多次的批语。作为小说中“家—国”社会图像的文化解码，而向世人发出最后的沉痛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