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视野

　　继韩邦庆1892年在上海发行《海上奇书》之后，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发行了中国第二本小说专门期刊：《新小说》。不过，地点却是东京横滨，主编是中国清皇朝通缉的要犯，时称：康党维新家梁启超。据考，这本《新小说》印出油墨未干，只要15—25天左右就能来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包括吴氏当时所在《汉口日报》主笔政的武汉三镇。（实例是黄遵宪在嘉应州见到创刊号是当年11月8日）

　　吴氏当然对这本革新之气扑面而来的小说杂志，行行注目，页页心仪，特别对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虽然之前，吴氏从《新民丛报》看到过的新小说社五六篇不同的宣传和征文广告，但最令他如电触相通的是创刊号刊载的《本社征文稿》（第一部第十一章的“希望在横滨”已録全文）。其中有：

　　

　　……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俗弊，亦佳构也。海内君子如有夙着者，勿望闷玉。

　　

　　相信这是由吴氏见到创刊一号的《本社征文稿》至《新小说》第八号发表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第二回）的一年间，最能够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文字诱因的证据。

　　作者因而感悟，成功地既模仿又超越《儒林外史》，遂获小说“千军万马”、“一人为主”、“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佳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叙述的，是由“我”（九死一生）和周围几个亲友串连为中心，耳闻目睹又连绵不断大约200个故事，用意是让读者把晚清皇朝社会是如何由下至上，如何败坏和崩溃的过程，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其暴露社会的范围十分广阔：家庭、官场、商场、科场、赌场、洋务、金融，牵涉甚广。官场，上至朝廷钦差大臣、总督、藩台、巡抚……等等，下至大小州道县的各级官员。社会，贩夫走卒倡优，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不过，大部分批判所指，仅是社会传统的业界和范围，如书中描写了相当多的行骗设局，反而使此书成了反骗术指南。这样就使笼罩全书“忧愤深广之绪”和令“整个皇朝基根动摇”的批判主题的深度和力量有所削弱。

　　从上述两章大家都知道，吴氏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锋芒的背后，隐藏着对皇朝崩溃和社会道德败坏无可挽回的絶望。虽然“我”——“九死一生”作为见证人和叙述者介入故事，但“我”却不得不形成复杂和矛盾的多重人格，与情境相融。有时穿上一件“壁上观”和“隔岸观”的外衣，对苟才的新闻作“隔岸观”式的饶有兴趣的叙述；有时年少老成，可怜被骗者，叹世道艰险，世风日下；有时与方逸庐这样的早期维新者，对洋务派政策全面批判讨伐，锋芒直指李鸿章所操纵的江南制造局……但本书的开章和结尾却泛出阅尽人世沧桑、心如死灰，抹上一层忧愤深广后无可奈何的悲凉。

　　然而作者儒家入世之心未能泯灭。在《上海游骖録》声言与诸位讨论政制和挽救国家危亡之法；晚年又写《近十年之怪现状》；在政治幻想小说《新石头记》中，吴趼人把自己讲不明、道不清，矛盾重重的“折中主义”，对“何谓旧道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想国”之问，用文学形象来参与19世纪末的救国大讨论。实际上，在未有解决儒学在21世纪的作用之前，社会对吴氏《新石头记》这本小说的评价实在是可高可低，或如30年前那样，一直默默无闻。

　　笔者以“从荒诞中寻找其合理性，”切入，重新检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形成这一新视野，如题目所称是：絶望中的希望。 

　　此书200个故事除了贯穿上述一个主题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新的分类视野。其中包含既可独立又互相交叉的三个元素：新闻故事，新兴产业，新型人物。

　　这三个视角元素涵盖着一个核心意义，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进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出现。

　　

　　新闻故事

　　第一个视角元素：新闻故事。

　　由于晚清小报的崛起，适应市民读者所追求的新鲜性、真实性和暴露性，扩展到同一张报纸的连载小说而形成。那时，像吴氏和李伯元等不少的小说家既编辑报刊又写新闻文稿，因而，新闻故事和采用时事实録的写法，是相当多的晚清小说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个共同特征。

　　吴氏实録手法，还有大家所共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集《近十年之怪现状》中的一次小说家聚会，真实的人名可以“把书中人名逆倒过来念谐音，如袁伯藜为藜伯袁，谐音为李伯元；任剑湖为湖剑任，谐音为吴趼人；秦梦莲为莲梦秦，谐音为连梦青；那个未到场的袁聚鸥为欧聚袁，谐音为欧（阳）巨元”。（见郭长海《吴趼人杂俎》，日本《清末小说》16号）

　　此书所述200个故事不一定每个故事都是亲见实録，但都可以称之为新闻故事。读者每日看故事，追结尾；看新闻，知时事。既是大小时事，也包括最近新闻；手法近于实録，写出来每天连载，就成为文学意味的长篇小说。这是又一种读法的关键。兹举几个新闻故事如下：

　　第一个新闻故事有头有尾有轰动效应，内容是：迎敌的“驭运”号兵船还未见敌舰，管带就恐慌而下令自沉。（第十四回）

　　这是中法战争时各报刊争相刊登、轰动社会的一件大新闻，标题是《兵轮自沉》。吴氏在书中把新闻内容连题目全数録写出来，引出书中各人联想到南洋兵船管带虚报燃煤的丑闻话题，又牵扯到“个个督府都是睡着的吗”的议论。国家大事由新闻进入小说家言，是吴氏之“新民”之道。

　　第二个新闻故事有点火药味：一群商人竟敢评点洋务制造局总办冯竹儒、郑玉轩、李勉林。

　　这几位局总都是朝廷委以重任，领导洋务运动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江南制造局，且手握大权的道台级官员。在当时批评他们的政策和品行是需要有一点专业经济知识，不盲从、不怕官、实事求是的胆识和勇气。这是吴氏把报章上批评制造局的内容移入小说。请看当时的《中外日报》，便一目了然。

　　第三个新闻故事有些政治风险，属于茶楼上墙壁所贴“莫谈国事”的危险类型。因为到底是革命党第一次起义，题目可称： “广州乙未起义未遂所见”。（第五十回，内容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七章的“破茧而出”）

　　这确实是当时暗中流传的社会大事和大新闻。由于事涉革命党，不用说内地报刊，即使是当时的香港报纸，也态度十分审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关章节所描写的重点，显然不是这次兴中会乙未起义未遂之原因和内幕，而是官府和社会由于这次未遂起义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作者一向并不赞成武力推翻清政府，力主立宪，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以书中的态度而论，据实中立，并无偏见。

　　吴氏一向与革命和维新两个阵营的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大概是有意逥避，此事日后再也没有提起。

　　第四个新闻故事：拐卖猪仔工到南洋（第五十九回）。虽不是一次性新闻，却是沿海和南洋经常发生的跨国犯罪事实，道出了华侨一生受苦的大问题。

　　我国南方沿海，华侨众多，如珠江三角洲，几乎无一户没有华侨在异国他乡。身历卖猪仔的金山亚婆、金山埃布尔多不胜数，多少年老又无钱回国的异乡人，空有“望乡”之苦。作者在书中叙述了岭南沿海人民被骗拐“卖猪仔”到南洋和骗签合同的两种骗法。作者讲述了华侨的悲惨遭遇，提出了中国领事对所在国华侨受“苛刻待遇不闻不问”的重大问题。

　　以上所举四个新闻故事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新闻和社会价值。

　　

　　新兴产业

　　第二个视角元素：新兴产业（包括新兴文化）。首先是涌入中国社会的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工厂和企业以及西方文化和文化机构；本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以及文化机构，也包括洋务运动的工厂和企业、学校等文化机构。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往往包含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第一个故事：评价世界经济学名著《富国策》（《原富》）的故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提到《富国策》有两处：一处在第二十二回的前半回，说到伯述递给“我”一本书，说：“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吴氏在边评注：“在当时，能看《富国策》便是维新家。”

　　第二处是第二十二回后半回。伯述曾经营过书籍，他说起时下读者不选购实用、有用之书籍：“……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典之类，他非但不买，幷且连书名也不晓得。”吴氏旁注：尔时只有这等书，便算有用。

　　吴氏在一回书，两次评注称赞同一本书，十分罕见。《富国策》真是日本人的书吗？它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富国策》即《原富》，今译作《论国家的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着的一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原书1776年出版于伦敦。当时连著名的改良主义者陈炽，也不清楚《原富》作者是谁，但十分推崇，称英国发展至今日之富之强，赖于此书，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续富国策》。

　　《原富》第一个汉译者是严复， 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学院译书院出版。据严复说，他重视《原富》甚于《天演论》，说是理财开山之学。显然他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中国，经济矛盾丛生：外资涌入、机器工业出现；银行、邮电、铁路的发展；财税赋的收支平衡；关税制度以及劳动、土地、商品、价格，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亟待解决，而答案就在《原富》这本书。吴氏称此书有用和“看《富国策》便是维新家”。见识十分卓越。

　　第二个是新式机构作弊的故事，题目可称：制造局议价处投标作弊。（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

　　一个尽管是引进的现代工业和包含有一定先进性的江南制造局开设了一个议价处，以此对外采购，避免商人串通抬高价格。这本来是包含现代商业竞争的新鲜事物和好事，哪知外人（“我”）一参加竞投便变成竞低价，让你亏本或排挤你出局，好让一帮同盟商人继读糊弄议价处的委员老爷，捞好处。

　　吴氏有痛切评语：“下半回种种把持、倾轧、贿赂、阿谀。何足为奇？所奇者俨然议价善员一事不知，惟解贱值耳。”

　　第三个故事：发昌机器厂。

　　这是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机器厂、造船厂。19世纪80年代中期能造百吨小火轮，最后破产盘给美商船厂。请回头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四章的 “惺惺惜惺惺”，其中有虹口发昌机器厂厂前门店的详细描写。由于无实物和照片留下，这种描写对经济史和文学史均有重大价值。

　　第四个故事：上海格致书院的考试（第十五回）。其实这并不算一个故事，只是一则中西文化汇合的文化新闻，若考究它的来历也就成为了故事。

　　当时，上海格致书院很有名，因为它是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学校。1874年，科学家徐寿和英人傅兰雅，禀准南北洋大臣，邀集中西官绅名人捐资筹建书院，两年后落成。王韬任院长，实际由傅兰雅控制。书院注重西学传播，如请专家讲述化学和矿物，也延请中西学者作讲座并组织学生做实验。教学采用中国书院办法，每季由教师命题以格致之然后由教师评等。

　　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让方继之替这间中西合璧的书院改卷子，可见他对傅兰雅和新式教育很注意，也让书中有一些时代新气息。

　　

　　新型人物

　　第三个元素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洋务工业、企业出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新时代的新型人物。

　　第一个新型人物故事——江南制造局画图房的技术员。

　　近代洋务运动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是江南制造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第一个新型人物，是在江南制造局画图房绘工程图的技术员赵小云。他制造的小轮船模型能在水中前进倒车，与大船一模一样，工艺齐全，只是尺寸缩小而已。一个造船行家厂长评价他：“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幷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边当了十年学生，本事学得不少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两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緑荳还小。”（第三十回）（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四章的“赵小云的小火轮”）

　　这就暴露了江南制造局对土生土长的造船工程设计绘图人员的歧视，制造局完全不懂管理和使用人才。这个小云的生活原型应含有不少吴趼人自己的生活经历。

　　第二个新型人物故事，是造船技术胜过洋人的新型工人技师——梁桂生。（第三十回）（参看本书第一部第三章的“沉船与造船”）

　　梁桂生属于中国新生工人阶级中第一代产业工人核心的成员，工人技师，是自学成才的工人知识分子。书中说他是广东人，那么极有可能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外国船厂工作过的中国第一批技工。那时在上海早期从事机器业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中，大都是广东珠江三角洲来的，发昌机器厂的老东家便是最早又能自立门户的一个。

　　梁桂生造船的经验丰富，水平高，一眼就看出了洋人设计的“保民”号船舵有问题，并提出警告。但委员和总办听不进，还大声训斥他：你还能本事过洋人。试航时，小小一段路走了六七个钟头，又不能转弯，只能倒车。弄得总办请来的高官要坐小火轮上岸，面子也丢尽了。回去洋人怎么也修不好，只好低声下气去请梁桂生。最后换了舵，改了一段龙骨才能转弯和正常航行。

　　这是一个赞颂中国人不比洋人差的故事类型，但却透露出一个新阶级的技术人才正在成长的信息。

　　第三个新型人物故事也属于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发昌机器厂厂长，少东家——方佚庐。（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四章的“发昌厂之发迹”）

　　不过，这个新阶级诞生稍晚于梁桂生那个工人阶级。就这个方逸侣的具体家庭出身而言，他不属于由地主或商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那一种类型，而是属于由手工业锻打和修理机器的工业作坊转型为合股半手工半机械作坊，最后成为使用现代车床、刨床、吊机的小型机器厂——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工业机器企业：发昌机器厂。此厂在上海小有名气，最盛时有二百多员工，能独立设计制造一百多吨的小火轮。

　　这个少东家虽继承父亲方赞举的产业，但是从性格气质上完全是一代资产阶级新人。他会英文，懂技术，能设计和领导造大船；他有伯乐眼光，赞扬赵小云是个绘图人才；他有才能、有理想，把父亲的造船厂发展壮大，推至极盛时期。在社交上，交游广阔，潇洒干练，极为精明。有几个冒充李鸿章手下来买火轮的骗子，见面两次便能识破，最后与租界巡捕里应外合，一举破获骗局（第五十回）。他极有志气与抱负，不甘心只能造百多吨的小火轮，对制造局的腐败和管理失当，自己有一套理论，言称可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总比那些不懂造船的草包要好。可惜，船厂在外国资本压迫下，即使有浑身本领，也无法避免发昌船厂破产和盘给外商船厂的命运。小说忠实于生活的原型方逸侣，方家后代在20世纪60年代会见来访者时，主动对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方佚庐的形象表示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