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史》是吴氏首发在《新小说》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从第八号连载至第二十四号，因《新小说》停刊而中断。由于情节相对完整，上海广智书局于1911年出版单行本，仍为27回，后续未完璧，也未见眉批及回评。

　　吴氏自《痛史》始发以后，在《月月小说》第一号至第十号还发表过标称历史小说的《两晋演义》共23回，未完而辍，有眉批者计四回；继又在《月月小说》第十一、十二、十四号发表标称历史小说的《云南野乘》共3回，未完而辍，各回皆有眉批。

　　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皆未完结，不正常。吴氏有写作历史小说的计划吗？有。首先吴氏在1906年《月月小说》（第一号）序说：

　　

　　“吾人于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旌善惩恶之意实寓焉。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他日吾穷十年累百月而幸得杀青也，读者不终岁而可以毕业；即吾今日之月出如干页也，读者亦收月有记忆之功，是则吾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也。……吾既欲持此小说以分教员之一席，则不敢不审慎以出之。……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1〕

　　

　　1906年的吴氏对梁启超新小说的理论，不仅是亦步亦趋，抬高小说之地位和放大小说的各种社会动能，而且还有个人的创造发明——挽救社会之“道德沦亡”。于是把历史小说等同于二十三史的平民历史教科书，以解平民“读正史而不得入者”。当然，言下之意，官方的正史所宣传的旧道德自然是挽救末代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之根本所在。“文死谏，武死战”，万千贞女立牌坊，这就是二十朝正史之精毕。即使拿康梁的变法理论衡量，也絶不相符。这就是吴氏虽相继开写三部历史小说，发大誓愿，亦难以写下去，而陷于死胡衕的原因之一。

　　吴氏之所以写不下去，更重要的原因是违背了新小说的宗旨：改良社会、促进新民和群治之进化。这三点全赖于新知识，即新观点、新价值观、新理论的输入。吴氏自己也多次强调：

　　

　　“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2〕

　　

　　那么，假使吴氏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解释二十几史的新观点，该输入什么新知识作为指导，以什么新原则来重新编撰各朝通俗历史演义，那么到头来岂不是牌子是新小说，但内里还是旧小说。这是吴氏历史小说写不下去，而陷于死胡衕的原因之二。

　　事实上，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唯物观的不断发展，长期的探索和经验的积淀，絶不是吴趼人这一二代人所能够解决。虽然20世纪30年代掀起过以蔡东藩所写《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为首的历史小说的一时盛行，但只能算作经验的积累和清代中期高潮的余响。直至20世纪60年代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和20世纪90年代初二月河所着《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干隆皇帝》三部曲诞生后所掀起的历史小说创作高潮，才真正开启另一页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篇章。

　　据佛山大树堂吴氏家族后人传说：吴趼人从小爱 “讲古”，在观音诞听木鱼书。稍长，又喜爱民间艺木：戏曲、小说、稗史、说唱和传奇、历史演义……吴趼人出生前十年，吴荣光的大儿子尚忠还从苏州带回来一个昆曲戏班，夜夜笙歌，弄得吴氏大树堂像个《红楼梦》里的小大观园。而离佛山不远的石湾陶师庙却有些民间“讲古佬”在那里说书。可见吴氏撰写历史演义颇有些民间渊源。

　　中国的历史小说自脱胎下地始，就离不开民间艺人的“说话”（说话、说书，吴趼人家乡佛山称“讲古”）的营养和灌溉。说话从唐代发轫，有俗讲，有俚语小说，有斋会说话，故事名目有《一支花》和《韩擒虎话本》；北宋有“古话”；南宋更有“说话四家”：小说、谈经、讲史书、合生（《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讲史则相当于历史长篇。今天剩下的仅有七八种了。明清讲史以元明之际的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最高峰，但无奈今天流行的却是毛氏父子的修改本《三国演义》，罗氏本反而不彰。

　　吴氏谈到《三国演义》时曾说过：

　　

　　无他，趣味为之也。是故，中外前史，浩如烟海，号称学子者，未必都能记忆之，独至于三国史，则几于尽识字之人皆能言其大略，则《三国演义》功不可泯也。虽间不免有为附会所惑者，然既能忆其梗概，无难指点而匡正之也。此其助记忆力之能力也。〔3〕

　　

　　上述吴氏的一番话，无非是把《三国演义》贬低到作为陈寿《三国志》的附庸，仅适用于增进学习正史的记忆力，倒退到明人把历史小说作为“正史之补”的老路上去。

　　纵观吴氏三部历史小说，先是发誓愿，《痛史》开首之局亦颇有气势，但后劲不继；再开二部《云南野乘》和《两晋演义》，更笔力平平，光彩暗淡。即使自己也感到大为不妥，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吴氏反思之下，发觉自己内心已陷于一种前所未遇之困惑和力不从心的写作状态。实际上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难以为继，这是自知之明。

　　二是历史小说是一个特别的门类，《三国演义》、《水浒》之所以写得好，除作者以外，还有数个朝代说书艺人说书底本的艺术积累和历史的积淀等因素。吴氏向来对写作颇为自负，偏是这一次就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何况是珠玉在前。吴氏的历史小说，总的来说缺乏历史感，只重历史脉络，史实交待，英雄人物如文天祥或反面人物贾似道等重要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缺乏现代小说技巧上的深入内心的描绘、细节烘托等手段，难免看后只觉像图解正史的“通俗历史读物”，与吴氏其他小说相差甚远。

　　由于作者将历史小说当作正史教科书，怀旧而无旧兴味，追新而无新境界，因而虽有三部始，却无一部终，始终停留在平庸的历史读物上，再无法前进一步。这是吴氏历史小说写不下去，而陷于死胡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为了历史小说自清中期以来一个时代的絶响，一曲广陵散，也值得我们一代人作为创作历史小说的历史经验和借鉴而载入史册。

　　

　　注释：

　　〔1〕〔2〕〔3〕吴趼人：《月月小说》序，原载1906年《月月小说》第一号，见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