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并没有写《我佛山人评传》的想法，只是打算在地方上的文史刊物发表一些小文章。而且，我们这些打文史“业余波”的小人物，往往不敢轻易制定宏大的长远研究计划。八十年代初，我的书架上只有魏绍昌的《吴研人研究资料》和《李伯元研究资料》以及阿英的《晚清文学史》……。研读之后，翻了一下近代文学史研究目録，发觉有关吴趼人研究的资源过于稀薄，若认真写起来，困难不少：

　　一、没有长篇评传或传记（直到今天还未有一本专业性的《吴趼人评传》出版）。

　　二、没有年谱（1985年才有王俊年先生所写《吴趼人年谱》的连载）；看来首先要自撰一本长篇资料性质自用的《吴趼人年谱》。

　　三、没有吴趼人研究的专门论文集出版。只能自已收集。那时卢叔度主编的《我佛山人文集》还未出版。

　　四、收集晚清小报和晚清小说期刊（影印）不容易。六本一套《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録》多年也收不齐。

　　五、吴氏十七八岁从家乡佛山到上海谋生之前，几乎空白。这是传记不允许的。

　　六、寻找吴氏佛山家世的文献，如家谱、族谱、房谱之类如大海捞针。这也是研究历史人物不允许的。只好在佛山开始漫长的寻找吴氏族谱的历程。

　　七、研究中发觉，吴趼人先生一生身负三种过渡；

　　⑴从古代到现代社会的过渡；

　　⑵从晚清专制到民国共和制度的过渡；

　　⑶从中国古典文学（包括从古典小说，文言小说文体过渡到现代小说，现代白话文体式……）到现代文学的过渡。

　　问题是这三种过渡在上海几乎都呈现一种中心地位的意义。于是整个吴氏研究不能不加上这三重过渡色彩的滤光片。不得不多次前往上海，寻找晚清的时空感觉，书架上上海商会史、上海地方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史料丛刊、上海文学史、中西文化交汇……等文献书籍，开始逐渐爬上我的书架。

　　在吴氏晚年思想研究过程中，发觉吴氏的曾祖父吴荣光的思想文化对吴氏晚年影响十分大，吴荣光诗文集又成为不能不阅读的必修古诗文，此其一面；另一面是吴氏在庚子过后的1903年、1904年左右开始向国粹思潮靠拢，向老同乡邓实、黄节所主持的国粹杂志《国粹学报》、《政艺通报》寻找解压解脱的思想工具，而引为同道。这样晚清文化思潮便成为了吴氏研究的一个重镇。

　　我权衡了一下，若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几乎要耗去我后半生相当的业余时间，也没有回头路。比如要订的杂志：《近代史研究》和《明清小说研究》……又如要买的书籍……。

　　以上都是极可能没有结果的人生苦斗。

　　上述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己，类似吴氏研究专题重镇有二十多个。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人生高级的兴奋和愉快，不也正是来自重大的挑战，来自没有涉猎过的知识领域和境界吗？而且业余也有好处，没有什么身败名裂的担忧，不以物喜，不以名忧；静下心，慢慢磨。就这样，不觉磨了三十年。 直至2000年有位报人劝我试写《我佛山人评传》。虽然，当时我还未退休，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当时恰好是我另一个研究方向“木鱼史研究”的稿本第二次修改，增加了先秦考证和敦煌佛曲考证难度最大的部分，我于是采取拼命三郎的气势。交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论域中轮流写作。欲速而不达。因走路时老想着两本书的修改和写作，结果，撞上了汽车，躭误了一个月。

　　人生有一份挣钱吃饭养家的职业，又要兼职搞点小钱买那必买又永远买不完的书，晚上，吴趼人研究—木鱼史研究—广东天地会研究，三个絶然不同的方向，我都以生命透支为代价，除了本职和睡觉外，永不停息。

　　我向来不会让人理解我这个连自已也说不明的人生。唯有以研究中的境界和终极彼岸的升华，自我愉悦，自我取暖；把地方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动力，作为彼此精神生命的认同和生存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与一般关怀不同，一般关怀产生于人的具体需要，呈现出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判断；它要求单独的占有对象，即今天所说的具体利益——衣食住行，名利，而终极关怀则从有限的存在中寻找和发现无限。这种关怀常常表现为一种悖论性关系。它永远拥有终极性的目标而又不能占有终极。象一个人在阳光下追逐自己的影子，也类似于中国文人的一个悖论性的命题：文章憎命达。

　　吴趼人先生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对小说方法借鉴中外，也不在于他的小说对社会认识的具体价值，而在于他对中国何去何从深度的忧虑，在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和碰撞过程中的深度关怀，在于这种终极关怀意义上不断探索的勇气，以及至死方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