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2010年6月26日

　　珠江文化，是中国第三大母亲河——珠江水系及其相邻江河所抚育的流域文化。千万年来，生生不息，源源发展，形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江河文化中，独放异彩，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珠江文化史》以丰硕的考古材料和历史资料、翔实的论证和深广的分析，记述了珠江文化从远古至当今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历程，既概述了每个时期的文化状况、形态及特征，又梳理出发展脉络、兴衰现象与起伏规律，并在总体上论述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传统文化与文化特性，是一部我国江河文化史中篇幅浩大、最具深度、观念全新、集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

　　珠江文化的探索历程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中国珠江文化史》编委会

　　1　摇起点：激越的学术冲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末叶，一批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作家，作为省政府参事、文史馆员，在为省和市县政府出谋划策，尤其是调研、交流中，感觉到整个珠江流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自成一个系统，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中华文化，如果漠视珠江文化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近现代珠江文化，正是对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现代中国整个文化的格局——这不仅有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启动于广东为证明，更有我们今天，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最早的实验区为证明。可以说，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一理论概念是难以产生的。

　　最初引发黄伟宗教授的学术冲动，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电视专题片。该片只看到了黄河文化，忽略了中华文化还有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等水文化的存在。其以黄河文化立论为中华文化的发祥是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欠缺蓝色文明。

　　就在黄教授擎起“珠江文化”理论旗帜多年之后，司徒尚纪教授在中山大学档案馆中发现，早在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教时发表《我来广东志望》一文称：“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此即“珠江文化”概念之始。当然，今日举起“珠江文化”这面大旗，奔走呼号而惊动海内外者，乃黄伟宗教授及以他为首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这个团队。他们大多是现任的广东省政府参事或文史馆馆员，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美学、文学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

　　2　摇阵地：坚实的论据支撑

　　研究珠江文化，是需要勇气、学问和胆识的。在历史上，珠江从来都是被文化主流所疏忽甚至遗忘的，这种遗忘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提出问题并创立体系，是最艰苦最有挑战性的劳动。何谓珠江文化，如何使之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成为中国江河文化的一员，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是长期以来，一如梁启超所讲，珠江流域的广东，一直被“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中国，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所以，他要从世界史上观察广东。这一观察，首先从地理环境上便可以看到，作为广府人世代生息之地，恰恰处于南海边上以及珠江三角洲。自古以来，舟楫之便，使广府人驰骋于辽阔的大海上，视大海为世界的起点。两千多年前乃至更久，这里便有世界最发达的造船业，20世纪末发掘出的南越王墓葬中，就有不少船模。而造船业的发达，标志着航海的拓展，也就是说，对整个大洋，广府人是开放的、豁达的，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与冒险的勇气。正是海洋，赋予了广府人开放的胸怀与无限的生机，他们走出国门，逐渐形成“以海为商”的海洋文明，在中华文化中构成独特的一翼，不是封闭住自己，而是敢于、善于面对整个世界——就世界史来说，广东又是个黄金海岸，中国的“黄金”——茶叶、丝绸、陶瓷等正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

　　而珠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就这么凸显了出来，因为，这里是中国与世界最早也是最突出的结合部，是中国走向世界最早的起锚之地。而这，与今日已形成的广州“四地”说（即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是相衔接的。因此，从理论上解决珠江文化的定义、内涵并加以定位的问题，必须对整个珠江文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多层次梳理，方可以在理论上理清所有问题，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建树。在理论问题上站不起来，史也就是徒具躯殻而缺少灵魂；而在历史梳理上缺乏层次与递进，又如人失去骨架而难以支撑。因此，我们才双管齐下，史论兼济，以史带论，争取达到史论双赢。

　　3　摇前沿：深广的思维碰撞

　　1993年夏，黄教授任参事不久，便到南雄考察，即发现并提出珠玑巷与粤赣分界的大庾岭梅关古道相连，梅关古道正是唐相张九龄所开凿，自古以来是中原人南迁的中转地。从史料考据，自唐以后，中原经南雄迁珠江三角洲移民，就有156姓之多。北宋至元的200多年间，三次大规模移民皆先栖居于珠玑巷，然后再行南迁。2000年8月，2002年6月，黄教授率其团队两度考察南雄，证实梅关珠玑巷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点和通道，这是个填补学术空白的理论。2005年6月，黄教授的团队到江门蓬江区棠下镇良溪村考察古村落，发现村中建于康熙年间的罗氏大宗祠，是为纪念南宋时由南雄珠玑巷率97姓人家到此定居的先祖罗贵而建。史料记载良溪的民居村落乃珠玑巷后续发展而成。南迁移民到珠江三角洲后，继而漂洋过海，形成特有的华侨文化。早在1993年，黄教授偕参事室文化组同仁到封开考察以及从史料记载中，发现两广划分之源及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乃古广信，即今日封开与梧州。2000年6月，黄教授率刚成立不久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先后到广东的湛江、雷州、徐闻，广西的北海、合浦，福建的泉州等地考察。并对多学科的史料和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经反复论证，再次认定了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就在徐闻与合浦。2001年11月，在湛江举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百余名专家学者在会上畅论，确认黄教授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2003年9月，黄教授率队到阳江考察“南海1号”宋代沉船，并为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在国内外引起轰动。黄伟宗教授所率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团队的对珠江流域文化遗迹、文化遗产、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文化风情等的考察和发现轨迹，包括：从2004至2005年在云浮和粤西四市考察和提出南江文化，2004年春在新兴、曲江、怀集考察禅宗的六祖文化，2005年在怀集提出金燕文化，在德庆与广西岑溪为龙母文化定位，在肇庆为包公文化、利玛窦文化及古村落文化立论，还先后为粤东的妈祖文化、广宁的南竹文化、江门的侨乡文化、台山的侨圩文化、韶关的古道文化、乳源的瑶乡文化、湛江霞山南头村的古港文化、广西贺州及广东恩平的科举文化、广州番禺的古番禺与南学祖地文化、广州十三行的商帮文化、广州荔湾区的西关文化和校园文化、广东科协的科技文化、深圳中丝产业创意园的丝绸文化、广州荔湾区与云浮郁南的“广东大西关”文化、肇庆的端砚文化和端州文化、东莞的客侨文化和现代商居文化，以及佛山、顺德、南海的珠三角文化等作出的考察和定位，都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和我省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4　摇成果：纵横开阖的文化版图

　　此后，黄教授与他的团队的考察研究工作更是如火如荼，乃至进行系列化、系统化、体系化的开发研究。在江河文化上，对珠江水系的西江、东江、北江、南江的文化研究；在民系文化上，对客家、广府、潮汕、雷琼民系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系统上，与黄河文化始祖黄帝、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始祖炎帝，哲圣老子相对应，发现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圣惠能的文化系统。珠江文化研究会经历十年的艰辛历程，从其研究成果，已构成自己特色的学术系列。作为珠江文化工程，它确立了珠江文化的体系，由此，珠江文化得以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并列。

　　西方各国多以自己最大的主干河流为母亲河，作为本国的文化符号，美国称密西西比河文化，埃及称尼罗河文化等等。既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涵盖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没有理由会排除珠江文化。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母亲河，珠江水系流域文化是自旧石器时代始，即有人类聚居生息所产生特有的文化。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江河文化中，独放异彩，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江河为单位去看文化现象，去剖析其文化系统、成分、结构与特质，对大江大河如此，对从属或分支的小江小河也如此。这意味着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视点，这就是新的江河文化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是由其江河文化的系统、成分、结构与特质所决定的，都是可以此为其作出文化分析和定位的。这样，对中华民族文化构成的分析和定位，除以地域传统文化为单位的系统之外，新增了以江河文化为单位的系统。由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就可以说是由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文化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的系统。

　　当今世界上以大江大河流域命名区域文化，已成学术共识。珠江与黄河、长江，在国际上齐负盛名。中国的三大河在“华夏江河传记丛书”中均有立传。从文化史而言，《长江文化史》（上、下册）已于1995年12月出版，《黄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册）也于2003年5月出版，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领衔主编。珠江作为中国第三大母亲河，也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文化史。所以，《中国珠江文化史》的完成和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江河文化史的学术空白，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