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镇洪，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原名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是我们在开放改革道路上探索的十年，实践的十年。在实践中学习到许多东西，感触良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要有明确的努力方向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去传统的考古学已明显地表现出跟不上时代的要求，随着研究课题越来越多，研究深度越来越大，单纯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引进更多学科纔可以。考古学从调查、发掘和研究都需要应用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才能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比如人类的历史除了人类系统演化史之外，主要的还是文化史，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里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就产生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体现在文化之中，因为人类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文化，撰写自己的历史，在史前阶段，人类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求生存，完成自身体质形态的进化，在完成自身的进化过程中，创造了石器文化，在人种确定后，人类的历史则进入了一个质的发展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不仅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而且在进化过程中掌握了不少对抗自然的技术，如加工石器工具的技术越来越精细、成熟，石器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广泛和实用。20世纪前，传统考古学认为，只要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就可以解决史前考古学中的一切问题。但在实践中发现，类型学和地层学中许多的概念，都是凭人为的主观来确定的，如“生土”和“熟土”的确定，考古工作者，把没有遗物的地层称为“生土”，把有文化遗物的地层称为“熟土”。一个遗址只要出现了“生土”，就以为该遗址已到底了，不必进一步继续发掘下去。由于这么一个概念，往往把下一层更早的文化层给漏掉，而且错误地认为，一个文化遗址一定是连续的，不可间断的。另一方面又错误地认为，文化层的堆积一定是早期的堆积在下面，晚期的堆积在上面，当出现文化层不连续或倒置时，就不知如何去解释甚至认为是不允许的。在史前的洞穴遗址中，往往把平原上的文化遗址堆积的规律来套洞穴遗址的文化堆积，结果对一些现象难以解释，造成错误的结论。以上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当今考古学发展形势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是很清楚的，大家口头上也讲，我们需要引进多学科的参与，多利用自然学科的技术和概念，改革传统考古学，不然，我们21世纪的考古学就无法和当代的考古学接轨，取得新的发展。

　　由于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师，正顺应着1999年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希望高校组建一些适应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沿学科和建立一些全国重点学科的科研基地。类似中科院那样，以项目、课题带动研究机构，以科研成果促进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改变过去一切都由国家来包办的依赖状况。引进竞争机制，使理论研究和应用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几位老师又清晰认识到，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在老系主任梁钊韬教授仙逝后，由他确定的人类学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已逐渐丧失。为了希望能把梁教授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这是我们的动机。

　　经学校批准后，按当时学校领导的要求，这个中心应是一个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进行多学科参与，互相拉动和互相渗透，立足岭南，面向南中国（华南地区），联系中印半岛和南亚地区。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共同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机构，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由于遵循着这一方向努力，所以经过2―3年的摸索和实践，我们不仅能真正地正常地运作起来，并出的成果越来越多。到了十周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近300万元人民币的大小项目，每年保证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年会一定要出版一部专刊，名称为《岭南考古研究》，迄今已完成了十期，把本机构成员与我们合作的学者每年所出的新成果发表出来，十年来已有400多篇论文。在这里发表论文的既有中科院院士、资深学者，也有不少中、青年的学者，他们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事不对人。对同一的课题，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开诚布公地发表出来。北京有一家国际出版社转达国外学者对我们《岭南考古研究》的评价时说：这是在中国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可以进行平等讨论学术问题的刊物，颇受欢迎。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完成了大大小小的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研究、陈列方案设计、标本修复、装架、布展等不同性质的项目约有50多项。如唯美陶瓷博物馆、四会地下原始森林博物馆的申报和设计项目、柳州博物馆自然部两万多件古生物化石标本的修复和鉴定；香港和澳门地区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最后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香港西贡蚝涌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西贡深涌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加工场（2006年），澳门路环岛旅游资源调查发现的阿婆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路环岛天后宫前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均是在这十年内具代表性的成果，都是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实践中慢慢总结出一些适合于非实体性质科研机构的路子来。

　　二、　要有适合的体制

　　体制改革是个大问题。开放改革30年来，国家也作了不少的尝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失败的。作为我们这样的非实体科研机构，与同类的但属于实体单位的机构又不同，非实体单位基本属于民间团体机构，国家是不包管的，工资不管、编制不管、研究经费也不提供，只作为一个挂靠单位，在政治上作为一个保证。专业上，工程项目上你竞争得来就做，竞争不来就不做。上级单位很少指派一些工程项目或课题给你做，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找门路。在今天竞争体制不正常的情况下，非实体单位与实体单位竟争起来困难可大得多。在传统观念上，往往错误地认为实体单位是正统的，非实体单位是非正统的，后者因而受到极其不公平的对待，这都是当前体制改革还未取得成功所造成的。因此不少非实体单位往往在种种困难下走不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或者一班人马几个招牌变成某一实体机构的附属品。比如中山大学1999年刚开始时，文理科一哄而上，成立的83个所谓适合21世纪科学发展的超前科学单位，到了2006年只剩下三个单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非实体单位又有其许多优势。我们刚成立时，学校领导曾说过，非实体单位是一个自愿合作干活的单位，不同专业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项目自愿地汇集到一起，分工合作，共同研究，一直到完成任务。校领导说得对，所谓机构领导人只是一位临时的召集人和协调者，课题组长是技术任务执行人，成员是清楚的，财务是公开的，成果是共享的，不像实体单位那么复杂。因此会节省了许多资源，增加了许多成功的机会。在工作过程中有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可以打破垄断、固步自封的状态；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官僚主义的作风。尤其是在当今高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人力资源充分的利用就是最大的节约。我们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现在称专业委员会）从十几个成员发展到今天53个成员时，管理人员也只有7个人，而且絶大多数是兼职的，这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比较可行的体制。当然，迄今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改进。

　　三、　“实事求是”是我们永远坚持的作风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大家都希望尽快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回归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上来。但十年的灾难把人们的信仰基本都推翻了，不知道今后可以再相信谁。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的信仰还是自由的，但已经相当杂乱了。信仰什么我们觉得不是主要的，但对于做人的一些准则是什么这是最关键的。文革前，所有国家干部都要遵循一条规定，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你能做到这一条就是好干部，受人赞扬和尊重。但今天在社会上已很少有人提倡。而在做事过程中，不管你干哪一行都要做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好干部，好同志。开放改革后，我们强调要解放思想，这是对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当我们把工作一旦和钱挂钩上来就味道不同了，不可能实事求是，好象经商那样变成无奸不成商。关于这点到今天我们也弄不清楚，但在实践中就产生了不少新概念，什么潜规则呀，什么层层剥呀，什么事情都是说一套而做一套，最后把你搞得无所适从。假、大、空作风成了社会上的惯例，新科技（电脑）成了弄虚作假、剽窃别人成果的帮凶和工具。做生意的是这样，一些当官的也是这样，到了近些年来，科学界、教育界也不例外。我们专业委员会就是不懂潜规则，结果技术条件比别人好也不能中标，因为你给别人的达不到别人的要求。更可气的是在搞科研上也一样，你有一个新发现，如果你不懂得送礼、拍马屁，你的新发明别人也不会承认你的，千方百计会利用手上的职权非把你抢过去不可。香港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三年多的时间还没能解决。一个小小的基层部门，一个小小馆长就敢如此胡作非为，如果手上权势更大时，情况难道不是更令人可怕？所以对于这些坏作风，我们是坚决扺制的，絶不同流合污。

　　虽然现在这种不良现象相当普遍，但我们也不能纵容它，只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社会风气迟早会变好的。

　　四、　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开放改革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社会基本建设的发展，大工程多了，地上地下文物发现得多了，主动系统地进行调查发掘也多了这是正常的。但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社会大潮的影响下，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考古工作本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当前世界上考古学发展已大大超出了史学文科的范畴，理科中许多学科早已渗透到考古学中，年代学、生态环境学，真正的地质地层学，古动、植物学，气候学、统计学等等学科都为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原来的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则更加活跃，和考古学起到互相拉动的作用。社会学和哲学，也为考古学提出一些新的理论，现代技术――电子学也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负面的影响。尽管考古学从始至今都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切考古学的理论都是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絶不能藉助一些非实践性过程而轻易地建立起来。但如今甚至自己一点亲自的实践都没有就轻易确定问题的存在。本来考古第一线现场工地是考古实践的基地，但现在许多考古学者往往很少亲力亲为地工作在第一线。而把第一线的实践大部分交给所谓“技工”，我们不是认为“技工”不可以参与第一线的工作，但我们考古学者必须亲临第一线，絶不能全交由“技工”来操纵现场的工作。这是对一个遗址发掘质量的保证。

　　另外，整理研究，必须从头到尾，一件一件地亲力亲为，不能不加思考地从电脑上把别人的观点一段一段地下载下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你的观点和结论就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这样作法轻者是理论脱离实践，重者则是剽窃别人成果。或者钞袭别人的成果。这种作法在当今社会上虽然已司空见惯，但我们也不能接受。

　　还有，我们写文章时，在引用别人的材料时应明确注明出处，说明是别人的观点，不能不加注明就随便应用，这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

　　现代技术――电脑，确实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很大的方便，但在使用这种技术时，我们也应注意和尊重一些道德规范，不能做些违规的事情。这是确保我们文风纯洁的做法。今天理论上大家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但实践做起来很容易走样，假、大、空那一套的诱惑力很大，我们在实践中真的还要好好磨炼自己。十年来我们絶大多数成员都在研究工作中作得不错，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五、　迎朝阳

　　十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距离本机构成立时所定的奋斗目标还差相当远。究其原因，主客观都有。虽然客观上，目前社会环境还相当复杂，开放改革仍在进行中，有一些困难要克服。但主观上是我们努力的还不够，打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积累的经验还太少，还需加倍努力。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要进一步建设好，继续加强既定的方针，同时更要开拓创新。我相信，在朝阳升起的地方本机构全体成员，在未来的十年中将会有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