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章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文摘要】本文探讨的是贺州马东墓、恭城秧家墓和宾阳韦坡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不同的制造工艺，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贺州马东墓、恭城秧家墓和宾阳韦坡墓，体现了战国时期多种文化在不同区域上的交流与演变，本文主要对这些墓葬的典型青铜器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瞭解广西战国时期文化面貌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 广西　战国时期　文化　墓葬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on the bronzes from Ma Dong Tomb in Hezhou , Yang Jia Tomb in Gongcheng and Weipo Tomb in Biny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hese bronzes have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reflect the cul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a variety of exchange and evolutio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by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burial bronzes ,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Guangxi Warring States period evolution.

　　Key words:  Guangxi　Warring States Period　culture　tomb

　　

　　广西属于岭南地区，很少人会联想到岭南地区是早期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字面意思上的“岭南” 是指我国南方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对于北方的居民来说，这个区域及其居民在古代被称为南越，另一个字面意思是表明偏远和隔离〔1〕。在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政治及文化逐渐被北方同化，广西在南方偏远地区，也间接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我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中，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以前认为的早期中华文明史基本单线发展的情形。我们已经认识到，许多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同时幷存。就中华文明而言，这些地区相互作用和同化，很早就开始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2〕鉴于此，本文以贺州马东墓、恭城秧家墓和宾阳韦坡墓为例，简述广西战国时期文化面貌的演变。

　　1996年，贺州市马东村民在基建中发现两座墓葬（编号M1、M2 ）。同年9月，贺州市博物馆派出考古人员前往清理。其中M1仅保存墓室底部的一部分，随葬品除青铜罍1件外，不见其他遗物。M2也仅存墓室底部一部分，随葬品全部为青铜器，包括鼎、甬钟、矛、剑、镞、钺、锛各1件，发掘报告将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定位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3〕。

　　1971年广西恭城秧家墓因村民取土被发现，随葬品皆为青铜器，共33件，包括铜鼎5件、罍1件、尊2件、钟2件、剑4件、靴型钺2件、戈1件、镞5件、兽首柱形器2件、人首柱形器2件、斧4件、凿3件。这些器物因未经正式发掘，缺乏出土土层和墓葬形制的证据，器物上没有明确的铭文可供考证，它的确切年代较难确定。报告中根据其发现器物的形制、纹饰等诸多因素，将其定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墓葬〔4〕。

　　1976年秋和1979年冬，宾阳县韦坡村社员在建造新房清理墙基时，在两个地点先后各发现一批青铜器。1980年1月，经实地调查，证实这两座墓葬为战国墓葬，据其发现的先后，分别编号为M1、M2。其中M1现存钟1件、鼎1件、剑2件、矛2件、斧3件、刮刀2件、叉形器6件，已知散失器物为铜钟1件、陶碗（杯）1件。M2现存铜钟2件、铜剑1件、铜叉形器1件〔5〕。

　　关于上述墓葬的年代均存在争议，贺州马东墓界定年代主要以其出土的鼎作为参考，但综合出土的矛、钺、短剑等器形分析，M2及此鼎的年代应在战国早期〔6〕。M1仅青铜罍一件，器形虽与西周时期一致，但纹饰却与中原不同，且与广西出土的此式青铜罍纹饰也完全不同，应为中原罍向广西罍演变的过渡阶段，结合其纹饰、器形可大致定位战国早期。恭城秧家墓Ⅲ式鼎的形制是战国时代的作风，密集饕餮纹是战国青铜器常见的一种图案。而Ⅰ式和Ⅱ式越式鼎则是岭南战国以来越墓的流行器物，结合乐器、兵器、工具及杂器等同样属岭南战国中期以来越墓的流行器物，鉴于此，恭城秧家的年代应定在战国中期为当〔7〕。宾阳韦坡墓的发掘简报将此两墓年代定在战国时代，从已知的铜器看，其文化面貌与战国晚期的青铜器相似，应为战国晚期墓葬。本文主要通过对三处墓地发现的典型青铜器进行论述，从而瞭解广西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

　　一、鼎

　　贺州马东墓1件，立耳微外侈、侈口、束颈、鼓腹下垂、圆底、三瓦形足略作蹄形、素面。此鼎无论是从器形方面还是共存物整体年代分析，都是岭南地区出土青铜鼎中最早的，与中原地区鼎流行的器身“下侈，腹较浅，底较平，柱足上微粗，下较细，有转变蹄形足的倾向”〔8〕风格相一致，与中原相比较，器身显得小巧，且腹壁较薄，素面，不如中原鼎稳重大气，应是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演变而来，因在湖南等岭北百越地区所见此式鼎时代较早，其中尤以湖南出土最多，且演变有序。因贺州在地理位置上紧邻湖南，可能为从湖南传入。

　　恭城秧家墓5件，Ⅰ式1件，圆口、沿下微束、附耳、深腹、圆底、马蹄足。耳内外、口下、腹部饰蟠馗纹。Ⅱ式3件，器形基本相同,惟一件稍小。圆口、唇微外侈、直耳、浅腹、圆底、三足细长，往外撇出。Ⅲ式1件，器身粗矮、圆口、唇微外侈、直耳、浅腹、圈底、三足上粗下尖、直立、中空内开缝。Ⅰ式和Ⅱ式为越式鼎，越式鼎的概念最早在1980年由俞伟超提出，认为其特征是“腹深、盖薄、附耳、三足瘦细外撇，盖上往往饰双线云雷纹，广泛分布在我国南部和东南部地区”〔9〕。秧家墓的四个“越式鼎”是迄今广西报告中最早的实例，越式鼎形制特别，器壁薄，细足，絶大多数外撇，个别竖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除岭南外，在其它地区不见有同类器物，“越式鼎”器型简单，具有实用性，这些青铜器都是在当地制造，而不是从其他地方输入。Ⅲ式的形制是战国时代的作风，密集饕餮纹是战国青铜器常见的一种图案。此鼎在广西乃至岭南仅见一件，从器物类型学的角度看，“五鼎之中，附耳无盖大鼎一，束颈，较深腹，其性质、纹饰均与春秋中晚期楚国的盂鼎形状相同（如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此型鼎），应是楚器”〔10〕，所以此鼎应是从江汉楚地传入岭南的器物。

　　宾阳韦坡墓1件, 已残碎，三范合铸而成。盘口较宽、扁圆腹、近平底、盘口内边缘有一对焊接而成的半环耳，作绳索状。足细长、下部外撇，断面呈半圆形。器身外壁满布黑色烟炱，应是一件实用器。此鼎折平口沿上置两个绳索状耳和细长外撤的实足,和广东四会的Ⅱ式鼎〔11〕一模一样，这种型式的鼎未见于中原地区，也基本不见于江浙地区，从出土情况来看，此型鼎分布广泛甚广，其中贺县龙中岩洞Ⅲ式、贺县河东高寨Ⅰ式以及后来此型鼎的较晚者罗泊湾M1Ⅰ式均属同一类型，在广东发现的此型鼎更多，因此，应是岭南本地铸造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鼎。

　　通过以上对鼎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化的演变序列为：广西战国早期的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经由湖南传入。中期仍摆脱不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楚国在这一时期的强大，扩张领土的需要，南入广西，此时墓葬中的楚文化尤甚。但广西本地色彩的文化凸显，越式鼎已具岭南特色且分布广泛，可以理解为当地青铜文化的崛起。到晚期，越式鼎进一步演化，其中如宾阳韦坡类型的鼎仅见于岭南，墓葬共存物较之以前也多为越文化典型器物，北方的中原、楚地等影响减弱。

　　二、罍

　　贺州马东墓1件，敞口、方唇、短束颈、广肩、收腹、凹底、圈足外侈、两侧饰兽首衔环耳，前下腹置兽首捉手，捉手上部浮雕水牛头像，两角内弯、角端尖鋭，双眼圆凸，一高一低。牛鼻以下呈象鼻状，并内弯附于下腹壁处。颈部饰凸弦纹两周，肩部也饰有凸弦纹，两凸弦纹之间饰6个圆涡纹。此式罍属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典型罍式，“与安阳戚家庄M269罍、安阳郭家庄M6罍等器形基本相同，均在肩部饰凸弦纹，只是马东村罍多一对环耳，与长安齐家村罍、宝鸡纸坊头村比较，均有像马东村罍一样的兽兽衔环耳，可见马东村罍完全是后世越人仿造的，但与上述罍相比，明显做工粗糙，器形轻薄，纹饰肤浅，这是战国越人仿冒中原商周铜器的通病。同样的罍在湖南宁乡黄材也有出土，肩上也饰由一周6个圆形涡纹。黄材出土的器物群商周风格突出，其年代比马东村墓葬为早，所以马东村罍不排除从湖南传入或岭南越人受岭北影响仿铸的”〔12〕。

　　恭城秧家墓1件，体圆、圈足、鼓腹、有盖，盖上有圆圈顶及四环纽，肩上有两兽环耳，盖上饰蟠虺纹，肩部凸带纹一道，腹部饰蟠虺纹、蟠夔纹各一道，间以凸带纹、凹带纹、绳纹各一道。此罍作双顾兽形耳，是春秋晚期中原式罍制改造，腹部纹饰亦具地方特点，纹饰主要是蟠尴纹和夔纹，虽然肩部也饰有涡纹，但涡纹所占比例很小，且有蟠璃纹衬底，地方特色浓厚，似为当地铸造。类似的青铜器在我国北方战国中期也有发现，类似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中期墓葬出土的青铜罍。器身有盖，盖上有圆圈顶及四环纽，与“战国第三期的楚式盏有四个环钮、沐缶盖上由凸圆饼的情况相似，其凸圆饼饰内的填纹与襄阳M6沐缶上的相似”〔13〕，此罍应是在中原春秋晚期形制基础上的改造的，同时受楚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中原罍和楚沐缶的因素由越人铸造而成，这种风格的青铜器明显是从中原或楚国输入。

　　三、甬钟

　　贺州马东墓1件，长腔直铣阔鼓深于有景式。空甬封衡、共呜箱为扁凸体似上下覆瓦结构,枚的地位下延甚长,共36枚。枚呈凸字形，上小下大。征部纹饰不清，篆部饰窃曲纹，鼓部素面。

　　恭城秧家墓2件，器形、纹饰相同，大小各异。阔铣阔鼓深于有景式，直圆角式，角上有旋，征侧有凸枚6组，每组各3枚，枚长有景。篆饰斜角云纹，钮饰三角纹，隧饰窃曲纹 ，背面有36枚，但无纹饰。

　　宾阳韦坡墓3件，形体同常见的钟相似，大小有别，长腔直铣阔鼓浅于有景式，皆复合范制而成，合口痕迹甚清，表面布满緑铜锈，分有干与无干，正面鼓部饰有窃曲纹，其余部位均素面无纹，甬均为中空与腹腔相通。 

　　南方越人仰慕商周文明，进而仿铸商周青铜器，这在考古发现中屡见不鲜，但关于甬钟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李纯一等认为甬钟“最先出现在关中地区，当是周族创制的青铜打击乐器”〔14〕,高至喜等则认为“甬钟应是南方越人创造，由南方铜铙直接演变而来，目前仅陕西出土三件，无明确演变来源，且与湖南甬钟造型、纹饰风格完全相同，因此中原地区甬钟可能式从南方传入”，〔15〕鉴于此，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认为甬钟系仿铸商周而作或南方首创，撇开甬钟起源的争议，笔者比较同意李龙章的看法，“岭南甬钟的特点如下: 一、从器形来看，器形单薄，形制纹饰杂乱不规范，用钟规范不如中原或江汉，做工也不严谨。二、有些钟的纹饰表现出越文化特色，纹饰经过变形、简化、潦草后演变成岭南地区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纹饰”〔16〕。贺州马东钟、恭城秧家钟和宾阳韦坡钟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上皆相同，只是宾阳韦坡钟有除正面鼓部饰有窃曲纹，其余部位均素面无纹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撇开用钟起源的争议，认为以上墓葬的甬钟是区别与中原、江汉，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类型。

　　四、剑

　　贺州马东墓1件（M2:1），腊呈长三角形，脊稍隆起，圆尖锋，从一侧较残，两愕鋭利，薄格，扁茎，其宽度与格及腊根部齐平，茎的前后两面边缘起棱，棱与剑格组成凹字形，在腊的近格处两面各饰一人面纹。短剑为长三角形腊扁茎式，它流行于西周早期，在腊的根部饰有人面纹，这显然是继承了商代的遗风。这种人面纹短剑应是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盛行的剑式，后来为其他地方所仿铸，尤其式以南方越人仿铸为多，并在战国时期盛行。

　　恭城秧家墓4件，分二式，Ⅰ式3件，皆扁茎、无格，茎上有圆穿孔，剑叶有中脊。Ⅱ式短剑作匕首形，圆茎，圆首，窄格，叶有凸脊，脊与刃分二色，系不同铜合金铸成。这4件剑式被称为战国式剑，不仅在中原、江汉和吴越地区流行，在岭南也多见。Ⅰ式短剑应是在柳叶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Ⅱ式短剑则应是在Ⅰ式短剑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产物。

　　宾阳韦坡墓3件，M1:2扁茎，无格，茎端有圆穿，已断折。剑身细长 ,中部有突脊，从部略凹成血槽，铐锋利，剑身有一似“出”字形符号。M1:3局部锈朽磨损。扁茎，茎上有穿，剑身中脊起棱，从面缓斜。M2:3扁茎，断面呈菱形，无格，茎上有一穿孔，剑身起脊直至锋端，铐已崩残，用水晶石作剑首。靠茎部有一似 “出”字形符号，这是中原出土的短剑中所不见，两剑在相同部位有近似的印记符号可能是一种氏族的族徽，因此此式短剑已演变成南方越人重要而且较有特点的青铜兵器。

　　春秋晚期至战国，青铜剑得到空前发展，这既与剑成为表示身份等级的佩戴物有关，也与南方使用的轻便武器的特点相适应，因此，稍具规模的墓葬均有发现。以上的短剑大致为同一类型，林寿晋均将之归为战国式剑〔17〕，李伯谦认为，此类扁茎剑起源于西周早期的柳叶形剑，长安张家坡剑就是典型代表〔18〕，在湖南发现的此式剑也有不少发现，可以理解为两地在文化上的影响，但影响顺序则不能断定先后。上述恭城秧家剑则体现了这种剑的序列，Ⅰ式短剑应是在柳叶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Ⅱ式短剑则应是在Ⅰ式短剑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产物，承前启后，贺州马东剑应为广西此式剑的雏形，然后经恭城秧家剑的一步演化，演变为宾阳韦坡剑，成为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短剑类型。

　　五、矛、戈、镞

　　贺州马东墓矛1件（M2:1），狭叶刃，圆散双系式。刃横截面呈菱形，散较长 ，横截面呈椭圆形，插秘洞深，超过叶的中段。双系呈细环形，已残。骸的上部饰人字曲折纹，中部饰蝉纹，叶中部起脊,脊旁有细血槽,两翼饰窃曲纹。镞1件，圆实挺，脊较长且突出，两翼平展，宽翼，前锋和后锋均尖鋭，刃微残，有较长倒刺，其余完好。

　　恭城秧家戈1件长胡、戈援扬起、阑侧有四穿，内上一穿。镞5件，长铤,双刃带翼，窄翼，倒刺略短，有中脊。

　　宾阳韦坡墓矛2件，M1:4作短刺长筒式，刺身较厚，两面起棱，脊侧为深血槽，筒呈椭圆形，关间原有钮。M1:5长刺凸脊，脊两侧略成弧槽，刺末收杀斜缓，骸作圆筒形，中空贯通近至锋尖。

　　矛、戈、镞为商周以来的常见兵器，矛的形制演变经历了由短变长，矛叶有宽变窄，由无血槽到有血槽等过程。上述贺州马东矛和宾阳韦坡矛显然是处于矛演变过程中的成熟阶段，均为长矛、窄叶、有血槽等基本特征，就纹饰而言，贺州马东矛上部饰人字曲折纹，中部饰蝉纹，两翼饰窃曲纹，这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风格一致，但是在矛上饰此类风格，在中原亦不多见，应为湖南传入或本地仿铸而成。因恭城秧家矛残缺，不能断其纹饰，关间有钮的矛在岭南地区出土较多，结合器身特点，应为当地越人自铸而成。戈在这三处墓葬现存随葬物中仅见恭城秧家墓，湖南大茅坪墓葬出土此式矛，且其共存墓中有典型楚器沐缶，恭城秧家墓中的罍也具楚沐缶的特征，照此推理，此戈有可能是受楚文化影响传入。贺州马东镞为宽翼，属商周时期流行镞式，在湖南、长江下游地区均见此式镞，恭城秧家镞为窄翼，前锋更为锋利，因而更具杀伤力，为宽翼的改进类型，但在长江下游地区未发现，较之湖南发现的此式镞，年代稍晚，应为受湖南影响，进而结合本地使用改制而成。

　　六、斧、钺

　　贺州马东墓钺1件，整体呈风字形，方銎、弧刃。

　　恭城秧家墓钺2件，一件圆刃，直口、长方銎，靴形。銎部饰雷纹。一件圆刃、弯口、长方銎、靴形。斧4件，分二式。Ⅰ式2件。一大一小 ,皆梯形，弧刃，长方銎，素面。Ⅱ式二件，宽圆刃，长方銎。

　　宾阳韦坡斧3件，M1:6合范一次铸成，细长窄刃，两边存铸迹，略成弧形，两面圆刃，刃上，已残损，銎部稍缺，銎作长方形。M1:7扁圆銎，銎已残，圆弧刃，两侧微向外伸。M1:8长方形銎，里部残缺，斜肩，宽刃。

　　广西地区斧、钺出土较多，且有的形状难以区分，如贺州马东钺，为风字形，器身基本对称，形状与斧基本相同，因此有的学者也将此式钺称为斧。此式钺在湖南越墓发现较多，如资兴旧市墓出土的斧〔19〕就和此式钺基本相同。恭城秧家钺则为典型岭南特色的靴形钺，除岭南外，在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都有发现，其中湖南和云南出土最多且式样也较多。杨式挺认为，靴型钺与云南的有相似之处，但是，根据目前的证据，很难确定这些青铜器的类别。所有这些青铜器都较小，不需要很高水平的复合范铸造，这类岭南制造的青铜器已有几百年历史〔20〕。斧属于砍伐工具，既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手工业工具。青铜时代的墓葬常见之物，斧器形简单，因此从整体上看，各地各个时期差别不大。恭城秧家斧属于长方銎，和宾阳韦坡M1:6和M1:8器形上接近，刃口略有区别，M1:7除銎为扁圆，整体造型也算无大区别，和岭南扁圆口钺有着共同的分布规律，即都处在云南青铜文化和岭南越族青铜文化的过渡阶段。

　　通过以上表格〔21〕，我们可以瞭解以这三处墓葬为代表的广西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通过表一，可知以贺州马东墓为代表的战国早期，越墓流行青铜器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青铜器几乎各占一半，综述上文可知这一时期的文化主要受湖南越族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而本地文化，云南文化和楚文化则影响较小。战国中期，越墓流行青铜器继续占主导地位；但越文化典型青铜器与之平分秋色，体现了广西特色的青铜器文化已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原文化、云南文化影响减弱，楚由于强大而向南扩张，对广西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湖南越族文化仍占主要地位。战国晚期，典型越文化占絶对地位，体现了典型越族文化的鼎盛时期；湖南越文化退居其次；中原文化、楚文化和云南文化经历了中期的减弱而影响甚小。

　　表二的青铜器分类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不同阶段广西文化的侧重点不同，将鼎列为烹饪器而未将其列为礼器，主要是它的用途与北方不同。北方在战国时期多将鼎视为青铜器，是等级地位的象征，广西发现的这几件鼎有的器身外壁满布黑色烟炱，如宾阳韦坡鼎，应为烹饪器。以这三处墓葬为例，鼎的形制符合中原用鼎制度只有贺州马东鼎和恭城秧家Ⅲ式鼎可算，但贺州马东发现仅一件，恭城秧家墓其余四件为越式鼎，若加上这四件，依周礼，五鼎为“少牢”，表二中恭城秧家墓的其他青铜器为人首和兽首柱形器，现在普遍认为是棺椁四角的装饰物，为高规格墓葬拥有，结合五鼎，恭城秧家墓的墓主人应是仅次于诸侯王的卿大夫。

　　在兵器数量上，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战争频繁，但比例呈下降趋势，同时也表明这一区域战事减少，广西趋于稳定的局面；而体现在生产工具上，数量、比重则呈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耕经济有所进展以及对农业的重视。乐器的数量也体现了一定的礼制，恭城秧家墓两件，宾阳韦坡墓两个墓葬四件（其中一件散失），显示每个墓葬用钟两个的规律，有可能为广西特色的随葬制度。

　　结　论

　　综上所述，广西在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岭南特色的广西本地文化、湖南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和云南青铜文化，其在广西战国各个时期的文化面貌不同，在早期，主要受湖南越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中期广西当地特色文化已具规模，和湖南越族文化同为广西地区的主要文化；晚期广西当地特色文化占主导地位，其他文化的影响鋭减。由上可知，广西在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为中原文化、湖南越族文化和广西本地文化的交替影响，楚文化和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较弱。

　　

　　注释：

　　〔1〕 区家发：《广东先秦社会初探——兼论2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东南文化》1991 年第1期。

　　〔2〕张光直：《古代考古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页234–245。

　　〔3〕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1期。

　　〔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

　　〔6〕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270-271；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7〕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269。

　　〔8〕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63。

　　〔9〕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先秦两汉和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225。

　　〔10〕朱凤涵：《中国古代青铜器》，天津：南开出版社1995年，页1107。

　　〔1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12〕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13〕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549。

　　〔14〕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132。

　　〔15〕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182。

　　〔16〕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101-102。

　　〔17〕林寿晋：《战国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18〕李伯谦：《战国式铜剑渊源初探》，《文物》1982年第2期。

　　〔19〕湖南省博物馆等：《资兴旧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辑刊》，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

　　〔20〕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页84。 

　　〔21〕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269-272；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 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