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中文摘要】汉武帝时期，以合浦为始发港开辟了一条远洋贸易航线——海上丝绸之路。中外频繁交往，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商业、手工业、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厚葬之风兴起。

　　【关键词】两汉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　广西北部湾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Abstract:A marine trade line, which is named the Silk Road on Sea, was pioneered in the Hanwu Emperor Dynasty and Hepu had been the starting por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to the Northern Basi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Guangxi. The commer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had flourished and the local living standard had been improved. So the luxury burial was in popular on Hepu.

　　Key words: Hand dynasty　the Marine Silk Road　the Northern Basin on Guangxi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广西北部湾地区包括北海、防城港、钦州市等，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推进，广西北部湾港口城市群在国际国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对外关系历史源远流长。汉武帝统一岭南，设置合浦郡（公元前111年），以合浦为始发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的合浦成为中外交往的要冲之地。一方面，合浦郡与汉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合浦郡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汉代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探索这一段海上丝绸之路史，对广西北部湾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 汉代合浦郡的设置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统一了岭南地区，在广西北部湾沿岸设置了合浦郡。合浦因其地理位置而得名，其境有南流江在州江分五条支流入海，故含义是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1〕。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合浦郡共有五个县：徐闻、合浦、髙凉、临允、朱卢。〔2〕合浦为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郁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3〕据考证，徐闻县大致为今天的徐闻、海康、遂溪县等地；合浦县大致为今天的合浦、北海、浦北、灵山、横县、钦州、防城港、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和广东廉江县等地；髙凉县大致为今天的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州县等地；临允县大致为今天的广东新兴、开平县等地；朱卢县大致为今天的海南省凉山等地。〔4〕

　　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岭南九郡，将岭南地区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从此岭南九郡与西南八郡及中原地区连接成片。汉武帝随即将目光转向海洋，开始了其海疆开拓宏伟战略。合浦恰在这时以其优越的独特条件，在汉武帝七次巡海之后，成为了其海疆开拓宏伟战略的首选，在汉武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成为了重要的始发港。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合浦具有优良的港口条件。合浦地势北高南低、背山面水、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而曲折，拥有众多的港湾。海港水位较深，海面平静，船只的避风条件好，便于船只的停泊与航行。同时，又有南海岛、马来半岛、雷州半岛作为天然河流的出海口，这些使合浦港成为北部湾少有的良港。同时合浦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条件好，终年适于航行。

　　第二，合浦拥有发达的水路交通运输网。在合浦主要有三条水路运输干线，第一条为中原水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湘江水系与漓江水系，使中原的货物可沿长江水系，由湘江通过灵渠，进入漓江后到西江，再进入北流江经桂门关、南北盘江、天峨、来宾、郁江、贵港、玉林，最后通过南流江将货物运达合浦。第二条为红水河水路。经南流江到达合浦，主要沟通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与合浦地区，成为西南货物出口的主要通道。第三条为左右江水路。沿左右江南下，经过龙州、扶绥、邕宁、北流江，最后进入合浦。〔5〕在古代，水路运输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原地区、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及合浦周边的货物能够较快地聚集到合浦，以合浦为始发港扬帆起航，到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外国的货物经合浦登陆后也能较快的流通到全国各地去。

　　第三，合浦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贾者多取富焉”，〔6〕可见，其物产之丰富。南流江沿岸拥有广阔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加上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丰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到西汉合浦郡的桑蚕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珍珠是合浦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合浦的采珠业已经相当发达，珍珠不但是历代贡献给朝廷的稀世珍宝，而且吸引了大批珍珠商贩。此外，汉代合浦的陶瓷生产初具规模，可用于出口。

　　优良的港口条件、发达的水路运输网、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考察

　　1.  文献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 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 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7〕这是史籍中关于广西北部湾至东南亚、南亚等地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的最早记载。这条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主，故又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次由朝廷直接组织的官方贸易。西汉时，远洋航行已列入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即由《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黄门”负责，“译长”归“黄门”管理，即“译长，属黄门……” “黄门”为何物？据《汉书·霍光传》载：“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谒光”。颜师古是这样注释“黄门”的：黄门之属，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画工。〔8〕可见“黄门”实际上是汉代的官署名，宫内专门为皇帝做事的机构。而“译长”与今翻译无异，是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官。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纳入汉王朝官府的管理之后，远洋贸易空前频繁。《广东通志》称“自武帝以来，皆朝必由交趾之道”，“和帝时数遣使献犀牛……频从日南徼外来贡献。”〔9〕当时合浦是日南、交趾等地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汉书·地理志》载：“（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毒瑁。”大秦即罗马帝国。可见早在东汉时期欧洲的使者已经通过合浦与汉王朝有了联系。合浦港成为汉代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根据《汉书·地理志》等文献，可以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做大致的复原。大概的路线就是：合浦-日南-皮宗-都元国-邑卢没国-堪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已程不国。据考证，日南在今越南境内，皮宗在今新加坡、印尼一带，都元国在今苏门答腊，邑卢没国在、堪离国在今泰国境内，夫甘都庐国在缅甸境内，黄支国在今印度境内，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航程从合浦港扬帆出发，经过越南沿岸，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一带到达印度，然后由斯里兰卡返回。此航线以合浦为始发港，直接或间接地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有了交往贸易。

　　2.  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证据

　　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内外出土了大量相关考古材料，使得人们对其路线、涉及范围、贸易货品等方面有更丰富的认识。

　　从以上所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该航线当时有三个始发港，分别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廖国一教授在其《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一文中指出：“在这三个港口中，合浦港因为有南流江交通之便和居于环北部湾沿岸的中心位置，而成为最重要港口”〔10〕。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合浦港的重要地位，在此不再加以说明。近年的考古发掘也印证了合浦港的重要性。合浦汉墓出土的众多“舶来品”便是合浦港重要性及其对外贸易繁荣的最佳印证。

　　海上丝绸之路因其输出商品中以丝绸为主而得名。《汉书·地理志》中载：“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11〕。“杂缯”，即汉代丝织品的统称。除丝绸之外，由合浦输出的货物还有：陶器、珍珠、黄金、农具、铁器、铜器、麻布等。这些货物既有来自中原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的，也有合浦本地的货物，如合浦的珍珠、陶器等。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合浦沿海的山口罗英、廉州的老哥渡、草鞋村一带发现大规模的汉代陶瓷窑遗址〔12〕，其中廉州的老哥渡、草鞋村汉窑遗址就位于南流江入海口附近，从汉窑的规模、分布来看，有专家推测，它们大都是为出口服务的〔13〕。从出土的文物上看，由国外经合浦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如：象牙、玛瑙、琥珀、琉璃、犀牛角、水晶等。这些货物从合浦登陆后，或就地交易，或成为汉王朝的供品，也有随水路交通疏散到各地去的。货物的充盈，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物质基础。合浦作为中原王朝与外国交往贸易的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必然会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的考古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如现在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陈列有一件当地出土的典型的“汉代罐鼓”〔14〕。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和加里曼丹等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沿岸国家和地区，发掘出属于我国西汉时期的雕像和浮雕、五铢钱、陶鼎、陶魁等物品〔15〕。从这些考古发掘的器物，我们也可以推测出从汉武帝时期起，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合浦郡与汉王朝有了经济与文化往来。

　　三、 海上丝绸之路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两汉时期，合浦在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及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中原文化、外国文化、及岭南文化在这里碰撞，带动了合浦的发展，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的发展

　　1. 商业。两汉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枢纽，商业得到了巨大发展。

　　汉武帝在广西北部湾沿岸设置合浦郡后，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汉王朝出于“欲耀威德”的目的，经常派出使者、商人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等物由合浦出发到海外从事贸易〔16〕。同时，广西北部湾地区以其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为基础，吸纳了岭南地区、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乃至中原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在内的货流、商贸，形成了以广西北部湾地区为中心的商贸圈。合浦成为商业为主的城市，吸引着大量商人到此交换玳瑁、珍珠、琉璃等产物。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中国往贾者多取富焉”。〔17〕当时，汉帝国物产丰富、科技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商人因为仰慕中国物质与文化，伴随使团纷纷来华。他们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登陆后，或直奔当时最繁华的长安城，或面见皇帝，或直接在合浦以琥珀、壁琉璃、玛瑙、水晶等奇石异物与中国商人交换丝绸、陶器、珍珠、茶叶等物品。合浦的商业日益繁荣起来，合浦从一个农业地区一跃成为商贸城市。“合浦郡……无有田农，百姓唯有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18〕。合浦郡当时主要是以商业为主。《廉州府志》曰：“（汉）武帝威德远播，薄海从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悌出航海，源源而来，现在辐辏肩摩，实为南疆第一富庶之地。”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

　　近年来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合浦汉墓群的发掘，生动地给我们展示了汉代广西北部湾地区商业繁荣的景象。合浦附近的汉墓有6000多座，已清理数百座，〔19〕出土了数量巨大而名目繁多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文化内涵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合浦本地所产的珍珠、陶瓷等，又有中原地区所特有的文物，同时也不乏“舶来品”。比如：玛瑙、琥珀、水晶饰品、玻璃饰品以及外国货币等等。这就足以说明“早在两汉时期，合浦已是一个中外商业毕集，繁荣富庶的国际商港。”〔20〕

　　2. 手工业。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忙，促进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桑蚕业、陶瓷业、采珠业的进一步发展。

　　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桑蚕、麻布，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广西北部湾先民已经开始生产丝绸。据史料记载，汉代合浦北部（今浦北）福旺、寨圩等地是最早生产蚕丝的地区，当时以天然的树蚕（木蚕）为主〔21〕。秦末汉初，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农民南迁到广西北部湾地区，他们的到来不但增加了北部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养蚕、缫丝技术在这一时期传到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广西北部湾一带开始了种桑养蚕、缫丝织布的历史。汉武帝统一岭南，设置合浦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对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桑蚕业发展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广西北部湾桑蚕丝绸因其柔软细滑、透风凉爽、色彩鲜艳〔22〕，深受外国商客的青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之一，获利甚丰。明万历《廉州府志》载：“合浦之蚕桑半嫁，其织半耕，舟辑之繁庶，胜于它所，此桑蚕之厚利也。……煮橡实之冠为色，登机而织……一亩之桑，获丝八个，为丝十二匹”，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桑蚕业不但获利丰厚，而且养蚕、缫丝、织布、印染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受利益的驱使，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大规模种桑养蚕。到东汉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桑蚕业已经非常普遍了，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它的丝布、麻布远近闻名，成为汉代出口及向朝廷进贡的珍品。

　　广西北部湾地区的陶器生产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就有了陶器生产。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陶器生产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部湾地区的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随葬品，如1988年底，在北海孙东发掘的两座砖室汉墓，以号墓用汉砖2万多块，2号墓用汉砖3万多块〔23〕。1971年冬，在合浦南郊望牛岭发掘的一座西汉木椁墓，出土陶器37件〔24〕。1999年，在合浦凸鬼岭发掘的17座汉墓中，出土陶器154件〔25〕。2001年7月，在合浦九只岭发掘的一座砖木合构墓，出土陶器43件〔26〕。如此众多的陶器随葬品，足以说明汉代生产的陶器数量应为不少。1898年，合浦县城廉州镇草鞋村发现大量的瓦砾及陶器残片，合浦博物馆实地考察后初步认定是汉代的砖瓦和陶瓷残片，随后又发现了数十个馒头窑和十余个马蹄窑，经专家认定为汉代窑群遗址〔27〕。如大型的汉窑遗址其产量可想而知。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汉代合浦生产的陶器除了能够满足广西北部湾地区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外，还用于出口是极为可能的。

　　众所周知，陶器是较重易碎的商品，陆路运输所需的时间长，且路途颠沛流离：海运则具有安全性好、费用低的特点，陶器的出口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大多选择由海路运输，广西北部湾的陶器生产因产量大，工艺成熟，自然成为中外商人眼中的畅销货，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有一席之位。这也可以从汉窑址的分布中得到证实。如草鞋村的汉窑遗址、廉州的老哥渡汉窑遗址都位于南流江的出海口附近。它们“专门生产陶器供出口”〔28〕。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曽出土有我国汉代印纹夹砂硬陶和印纹印陶，陶片的制法、质地以及某些纹饰，均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印纹陶非常相似。此外，在苏门答腊、爪哇和菠萝州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中国汉代陶器，这些出土陶器的造型和花纹、彩釉与合浦出土文物是一样的〔29〕。

　　合浦近海，其海域盛产珍珠，称为“南珠”。史载：“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于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30〕。 南珠因其凝重结实、浑圆莹润、璀璨夺目、质地上乘而被冠以珍珠之首的殊荣。又“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有万余里……以揖捧而值粟万锺”〔31〕，可见广西北部湾沿岸出产的珍珠十分珍贵，一捧就值粟万锺。广西北部湾的珍珠因其质地上乘，价格不菲，成为人们财富的象征，受到了中外商人的青睐，更是历代合浦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广西北部湾沿岸珍珠的采集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汉武帝统一岭南，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加大了珠市的管理，派专门的商队“入海市明珠”，同时加强了对采珠业的监督。政府重视、商旅往来，促使两汉时期合浦采珠业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合浦既是珍珠的重要产地，又是珍珠的集散地与出口基地，合浦珍珠作为重要商品，驰名国内外”〔32〕。《后汉书·孟尝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常通商贩，贸籴粮食”，采珠业成为当时广西北部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当地居民用珍珠与外地商人“贸籴粮食”。同时，采珠、贸珠在当时获利丰厚，许多人因珍珠而发家致富。西汉成帝时，京兆尹王章由于敢于抗诉专权的大将军王凤而获罪入狱，最后病死于狱中，他的妻子被贬到合浦安置。她来到合浦并没有因挫折而意志消沉，而是很快在合浦做起了贩卖珍珠的生意，几年之间便积聚了数百万的财富。后来，王章得以平反，王章妻子回到故乡，用贩卖珍珠获得的财富赎回了被充公拍卖的家产〔33〕。

　　3. 农业。农具、生产工具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农业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34〕。又《交州外域记》中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仰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岭南地区在还没有设置郡县之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低，虽已有水稻的种植，但其采用的主要是“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是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丝绸追路开辟之后，广西北部湾凭藉着其安定的社会环境及繁荣的商业，吸引了大批的农民和商人南下，同时也有大批的官员被贬到合浦。这些农民、商人、官员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当地的劳动资源，同时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们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先民杂居生活，为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农业的巨大发展。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铁农具有：锄、刀、剪、锸、削、凿等。铁农具的普及，使大片荒地得到开垦，同时也有利于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对粮食的增产起到重大作用。杜树海在《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35〕一文中认为“东汉时期，牛耕技术传到了合浦地区”，其依据是《后汉书·任延传》有关于九真太守任延“教之垦辟”的记载。既然东汉初年牛耕技术已经推广到九真郡，由此推测距离更近的合浦郡也应是掌握了牛耕技术的。笔者认为杜树海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合浦作为当时重要的出海港口，其经济较之九真郡更为繁荣，对中原农民、商人更具有吸引力，且与中原的交通更为便捷，因此其掌握牛耕技术的时间极有可能比九真郡更早。西汉时期水利技术在合浦也得到了传播，史载马援征交趾途径合浦等地时“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36〕。正是生产工具、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农业的进步，从而改变了“郡不产谷实”〔37〕的状况，这也可以从汉墓出土的大量储备粮食的粮仓和稻谷遗物得到证实。

　　（二）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广西北部湾地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1. 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广西北部湾的地区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元始二年（公元2年），合浦郡有15398户，78980口；永和五年（140），合浦郡有23121户，86617口〔38〕。合浦郡在其所辖范围不变的情况下，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其户数、口数分别增长了7723户、7637人，平均每郡曾长人口1527人。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状况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合浦郡人口的增长，正是合浦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合浦处在中原与外国商贸的要冲之地，大量商品的涌入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原的商品、外国的奇石异物充斥着他们的生活。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不但有生活必需品，还有大量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外国输入的琥珀、玛瑙、水晶、琉璃等。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许多铜质或陶质的熏炉。如黄泥岗汉墓、望牛岭汉墓、风门岭、堂排、北插江等汉墓都出土过熏炉〔39〕。熏炉是用于燃放香料的专门用具。熏炉的接连出土，说明在汉代广西北部湾人民使用香料已经非常普遍，香料的燃熏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生活的风尚。

　　2. 对外贸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广西北部湾地区人民的生活观念

　　丝绸之路开辟后，广西北部湾成为中原王朝与外国贸易的冲要之地。吸引了大批中原的农民、商人、官宦南下。他们的南下，给这片 “蛮里”（出处）？之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气息。同时，外国的商人与使节纷纷来到广西北部湾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人们得以接触外国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同时，广西北部湾人民的生活观念开始了改变，并逐步抛弃了其落后习俗。广西北部湾地区人民生活观念的改变最主要体现在厚葬之风的兴起。《墨子·鲁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传其国之生其子，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40〕。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吃人之风依然流行，甚至在某些地区还用人肉祭祀。人死了得不到葬身之地，灵魂得不到安宁。

　　汉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使得人们有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去从事厚葬，厚葬之风在广西北部湾地区兴起。近年来，在合浦地区的考古印证了汉代厚葬之风在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兴盛。以下笔者试以几座已清理的汉墓加以印证：

　　望牛岭1号墓。1971年发掘，推证为西汉后期地方官吏墓。地面坟丘底径40、高5米。墓葬由主墓、通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构成。墓室长25.8、最宽处14米。主室陈放漆棺一具，室内随葬大量铜器、漆木器、北耳室有马车室。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水晶、玛瑙、琉璃、长颈壶、人面纹三足四蒂纹盘、龙首柄魁、铜仓模型器等，造型精美、制作精细、器身多錾刻有纤细均匀精美的各种花纹。墓主可能是曾任九真郡守的官吏〔41〕。

　　凸鬼岭汉墓。在发掘的17座汉墓中，除了8座土坑墓保存较好外，其余的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均在早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盗扰。但遗留下来的随葬品还是不少，出土器物共273件，其中陶器154件，铜器42件，铁器13件，滑石器12件，还有金戒指、玉管、石黛砚、钱币及其水晶 、玛瑙、琥珀、琉璃珠等器物，年代属西汉晚期至东汉〔42〕。

　　风门岭4号汉墓，出土陶、铁、铜器47件，金银器8件，玉石饰品近200件，琉璃串珠530颗，水晶饰品8件，玛瑙串饰3件，琥珀配饰3件〔43〕。

　　堂排汉墓随葬品230件，有金手镯、金戒指和琉璃、水晶、玛瑙饰品等〔44〕。

　　可见吃人、人祭的习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厚葬之风。厚葬之风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

　　合浦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有青铜器、陶器、铁器、漆器、金器、银器、玉石器、琉璃器、水晶器、玛瑙器、琥珀器等各种随葬品上万件。其中也不乏极品，如凤凰灯、三足盘、铜屋等曾先后到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墨西哥等七国巡展。此外，在合浦汉墓的挖掘中发现了儿童墓葬。这在整个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该墓为南北朝向，长2、宽52厘米，内长1.77、内宽0.28、高0.3米，且有随葬品〔45〕。汉代厚葬之风虽然兴盛，但厚葬是针对成年人而言的，儿童厚葬即便是在中原地区也极为少见。合浦出现儿童如此厚葬实属罕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地区厚葬之风的盛行。

　　回顾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可知早在两汉时期合浦港已是商贸繁荣的重要港口。通过它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有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外商贸的繁荣，既促进了广西北部湾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又为广西北部湾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贡献，对今天北部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1〕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浦县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页882。

　　〔2〕〔6〕〔7〕〔11〕〔16〕〔17〕（东汉）班固： 《汉书·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页312—314。

　　〔3〕（北魏）郦道元着，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页1227。

　　〔4〕转引自廖国一：《汉代合蒲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164。

　　〔5〕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组： 《合浦成为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交通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256。

　　〔8〕（东汉）班固： 《汉书·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页961。

　　〔9〕（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页1750。

　　〔10〕 廖国一：《汉代合蒲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164。

　　〔12〕〔13〕〔22〕陈家宽：《合浦始发港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329—335。

　　〔14〕张维华：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页27。

　　〔15〕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海关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页11—14。

　　〔18〕（唐）房玄龄：《晋书·陶璜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1年，页1561。

　　〔19〕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54。

　　〔20〕 吴传钧：《海上丝绸之路的回顾与前瞻》，《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16。

　　〔21〕邓家倍：《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年第4期。

　　〔23〕〔24〕〔26〕 王戈：《北海古窑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298—312。

　　〔25〕广西自治区博物馆编： 《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页273。

　　〔27〕〔28〕 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页130、251。

　　〔29〕陈祖伟、陈家干：《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339。

　　〔30〕（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页414。

　　〔31〕（西汉）恒宽：《盐铁论·力耕》，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8年，页16。

　　〔32〕 邓家倍：《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33〕（东汉）班固： 《汉书·王章传》， 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772—773。

　　〔34〕（汉）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页754。

　　〔35〕杜树海：《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246—255。

　　〔36〕（宋）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页561。

　　〔37〕（宋）范晔： 《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页1672。

　　〔3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人口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页8。

　　〔39〕 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80—81。

　　〔40〕（战国）墨瞿着、周才珠、齐瑞端译注： 《水经注全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页590。

　　〔41〕 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页313。

　　〔42〕广西自治区博物馆编： 《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页273。

　　〔43〕〔44〕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岭南文史 》2002年（增刊)，页104-109。

　　〔45〕陈祖升、陈家干：《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页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