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文摘要】设置于汉武帝时的合浦郡和敦煌郡，分别是汉朝南北两条对外交往的“丝绸之路”（即海、陆“丝绸之路”）的起点，两地在南北“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十分显要，难分伯仲。本文试图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对汉合浦郡与敦煌郡进行比较，指出由于所处政治局势不同，汉帝国设置合浦郡侧重于经济因素，设置敦煌郡侧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在经济上，合浦郡的商品贸易和远洋贸易更发达，其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和作用更突出。

　　【关键词】汉代　合浦郡　敦煌郡　丝绸之路

　　Abstract:This article try to combine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Hepu county, compared with the Dunhuang county in Han dynasty. It reveals tha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different place, setting Hepu county  focused on economic factors and setting Dunhuang county focused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siderations. In Hepu county economy and trade in goods and the overseas trade, are more developed as the “silk road” starting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more outstanding.

　　Key words: Han dynasty　Hepu county　 Dunhuang county　 silk road

　　

　　一、汉代合浦郡与敦煌郡的设置

　　（一）汉代合浦郡的地理位置、范围、人口等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置了合浦郡，其北与郁林、南海二郡为邻，南接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南面濒临北部湾，海面宽阔，地理条件优越。境内岛屿较多，河网密布，溯南流江、经北流江而上入西江,再溯桂江、漓江可至桂林，过灵渠，再沿着湘江可入中原。合浦境内拥有天然的港口,是我国出入东南亚地区最近最便捷的海上通道。由于合浦地理位置重要，西汉时就在此设置关塞。《汉书·地理志》“合浦郡”条中记载：“合浦，有关，莽曰桓亭。”〔1〕 关，要塞也。

　　汉代合浦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之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及雷州半岛等广阔地带，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换句话而言，汉代合浦郡的范围大约为今天的环北部湾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合浦郡拥有“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3〕。

　　（二）汉代敦煌郡的设置及其地理位置、范围、人口等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4〕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就存在，可能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语，也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族名，设郡后汉人袭原名而名郡。敦煌郡下辖六县，即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城西南）、冥安（今甘肃省安西县布隆吉一带）、效毂（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北部及安西县以西地区）、渊泉（约在今甘肃省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广至（在今甘肃省安西县截山以北甘肃省广至县境〔5〕）、龙勒（在今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一带）。

　　敦煌郡，位于戈壁沙漠深处，建立在四片緑洲之上，地势平坦，海拔多在1000至1300米左右。其北临马鬃山地和荒无人烟的大戈壁，南倚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境内疏勒河和党河流经。按今天的地域范围来看，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安西两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大约为8万平方公里左右。《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敦煌郡拥有“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6〕。

　　二、汉代南北“丝绸之路”的开辟

　　（一）从合浦郡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

　　1. 从合浦郡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主要原因和经过

　　自汉武帝以后到东汉末年的300多年间，从合浦郡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1）区位优势。合浦郡位于汉王朝国土的南疆，面向北部湾，背靠大西南。境内沿海平原广阔，天然港湾众多，水网交错，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系极为便利，也是当时中原通往交趾郡与南海诸国的咽喉要地和最便捷的通道。当时船只为了减少风险和避免迷失方向，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幷且尽可能取道最便捷的航线。而且“西汉时指南针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未出现，故（航行）必须利用海流。”〔7〕而合浦郡一带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风，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2）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汉武帝时，政治稳定，国力强盛。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8〕由是汉武帝积极开疆拓土，希冀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当时“北方匈奴边患严重，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侵扰，西汉王朝必须寻求新的对外联络通道。元鼎六年（前111）统一岭南，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向南开辟海上‘丝绸之路’”〔9〕。此外，随着合浦郡的设置，该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得到加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使合浦和徐闻两港口具备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若干条件。

　　（3）当地人民与东南亚民族交往早、关系密切。合浦郡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这里的先民（越人）熟习水性，善于用舟，如《淮南子·齐俗训》指出“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在汉代以前，当地土著民族与东南亚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短程的海上贸易活动。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汉王朝进行大规模的、远程的海上贸易条件也逐渐成熟。

　　岭南九郡设置后，汉王朝接着开辟了一条以日南、合浦、徐闻为始发港的远洋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徳，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从这则材料可知，西汉王朝的使者，在译长（通晓外国语言的翻译官）、应募者（被招募参加海上航行的人）的陪同下，携带着黄金杂缯（即黄金和丝绸）从合浦郡的徐闻、合浦和日南的障塞起航，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前往南海诸国进行政治经济交往。因这条远洋航线运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丝绸，故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东汉时，这条航线进一步延伸到了罗马帝国。自海上丝路的开通以来直至东汉末期，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罗马帝国的使者、商人纷纷沿着“海上丝路”从合浦、徐闻等地弃舟登岸前往中原地区进行朝贡或贸易。据考证，公元1至2世纪，通过南海来汉朝朝贡的外国使者或商人达12次。”〔10〕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西汉政府为了管理外夷及进出口商船的关税，不但在远航的船队上设置了管理机构，也在合浦郡辖区内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少府海丞、果丞司等。

　　2. 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和地区

　　学者们认为：“史书上记载的这条航线，是有关中国与东南亚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的最早的系统记载。”〔11〕据学者考证，“都元国”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西北部〔12〕，“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在今天缅甸悉利，“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卑谬附近〔13〕，“皮宗”在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黄支国”属印度的建志补罗〔14〕，“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

　　一般认为，这条以合浦、徐闻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经过了今天东南亚地区的印尼、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南亚地区的印度等国家地区，最远可至罗马。这也说明，“汉代中国商人的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15〕

　　今天合浦和东南亚等地许多考古出土实物材料也充分印证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如今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其中以当时的舶来品，琉璃杯、琥珀、玛瑙、水晶等最为引人注目，经考证这些舶来品的原产地在印度、欧洲、非洲等地。有学者就认为：“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出土的大量中国汉代日用陶瓷，从其彩釉与胎质来看，则与合浦汉墓出土的我国中原产品一样。这是合浦作为汉代南海交通始发港之一的物证。”〔16〕

　　（二）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

　　1.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 开辟的主要原因及经过

　　敦煌郡是河西四郡中最西边的郡，位于狭窄的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汉代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开辟除了归因于敦煌郡的地理位置优势，还与武帝北击匈奴、张骞通西域密切相关。

　　西汉初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更为强大，经常南下，逐渐控制了河西地区等地，对汉朝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汉武帝即位后，一反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采取抗击匈奴的方针。自元光二年（前133）开始，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并取得重大的胜利，其中有三次战役战略意义最为重大，分别是：河南战役（前127）、河西战役（前121）和漠北战役（前119）。这些战役，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向汉武帝投降。从此，西汉王朝占有了河西地区。

　　西汉夺得河西地区后，就在元狩二年（前121）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接着在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 、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历史上统称为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设置，使西汉掌握了河西走廊这个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族人民同当地民族的联系，使得河西地区的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也给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自汉武帝建元三年至元狩四年（前138-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十三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来共同对抗匈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充分瞭解了西域沿途各国的地理、物产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后来汉武帝派他率领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的足迹更为广远，最远到达了安息国（伊朗），并与西域三十六国建立了直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的联系。 

　　张骞的第二次出使导致了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郡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武帝在元封四年（前107）“（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17〕，“在龙勒县南、北，分设玉门关、阳关，置部都尉管理军务。”〔18〕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通过以上这些措施，西汉政府增进了敦煌及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以确保陆上丝路的畅通。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后来班超扫除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恢复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的陆上丝路比西汉时开拓的道路更长，直至波斯湾的条支国（伊拉克或阿拉伯），相互交往的国家也更多，达到50多个。

　　2.陆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和地区（含境内外）

　　关于陆上“丝绸之路”途径的国家和地区具体路线，最早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据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9〕也就是说，汉代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路分为南、北两道。其中南道途经的国家是鄯善、莎车、大月氏和安息，大约在今天的新疆、阿富汗和伊朗境内。而北道“当孔之国”则有车师前王庭（即高昌，在今吐鲁番）、疏勒（今天的新疆喀什）、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康居（即康国，今哈萨克共和国）与奄蔡（在里海与黑海之间）。

　　如今，新疆地区很多的汉代遗址都曾出土过汉五铢、西方玻璃质饰珠以及公元1 - 2 世纪中亚贵霜王朝的钱币等。特别是在新疆和田山普拉汉墓内，“发现了埃及出产的‘费昂斯’玻璃项链，与埃及本土发现的同类玻璃珠完全相同。”〔20〕 这些考古实物证据有力地证明瞭该地区在汉朝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交往的重要通道。而在奄蔡以西的东欧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苏遗址，“发现了许多中国文物，包括一种平纹地暗花的汉代丝绸，也就是汉文史籍所谓‘绮’。魏晋之后，绮不见于文献，并非因为绮的制作技术在汉代以后失传了，二是改名为绫罗绸缎的‘绫’。”〔21〕不难想象，克里米亚出土的汉代丝绸，正是通过汉代这条从敦煌郡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才传入欧亚草原的。

　　三、汉代合浦郡与敦煌郡的比较

　　（一）汉代合浦郡与敦煌郡的共同点

　　1.都是汉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合浦郡与敦煌郡的设置，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开辟，合浦郡与敦煌郡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性与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强化汉朝对合浦郡与敦煌郡的牢固统治，统治者对它们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如征发大批士兵戍守、移民实边、设置有效的管理机构和先进的驿站制度、任用贤能的官吏治理边疆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巩固了汉王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加速了合浦郡和敦煌郡的封建化进程，也导致了两者成为汉王朝在西北和南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帝国在岭南地区的政治控制偏重于西部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交趾、九真、日南等郡民众多，并时有叛乱，而合浦郡是两粤通这些郡的咽喉之地。后来，合浦郡成为汉王朝驾驭这些郡的防守阵地和军事据点，可见其在边防中的重要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合浦郡的设置加强了它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未设郡前，合浦地广人稀，农业落后，耕种方式原始落后，农作物产量低，人民生活困苦。设郡后，汉王朝对它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增加了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如耕犁技术早于南越国时期就开始传入广西地区，在东汉时得到进一步推广。《后汉书·循吏列传》载，东汉建武（25—55）初年，任延被任命为九真郡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可见，东汉初年牛耕技术已经推广到九真郡。而考古发现合浦等地的东汉墓葬出土了陶牛模型，“说明瞭汉代广西已使用耕牛”〔22〕。不难推测，九真郡的牛耕技术就是从中原经过合浦郡而传入的。

　　南越王国时，南越王在岭南地区实行“稍以诗礼化其民”政策，合浦人民开始初步接受中原地区先进文化。设郡后，合浦郡历任郡守官员大力倡导中原先进文化，办学校，习礼仪，促进了合浦郡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如时任合浦郡郡守的孟尝由于“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絶群”而致使“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23〕这反映了，当地人民自接受中原文化礼仪教化后，崇尚品行优良、学识渊博、能力卓群的读书人。

　　为了“断匈奴右臂”和抗击匈奴，汉帝国在敦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如派驻大批士兵戍守，设置玉门关、阳关等关隘，扩建秦长城，建立了有效的烽燧管理制度等。在经济方面，则采用移民实边、屯田积谷等措施。如敦煌郡未从酒泉郡划分出来之前，汉武帝就对河西地区采取“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4〕的措施。初置敦煌郡，汉武帝开始“徙民以实之”；元狩八年（前115），“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25〕；武帝晚年，发生戾太子叛乱，“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掠）者，皆徙敦煌郡。”〔26〕 

　　这些戍卒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灌溉技术，亦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生产和文化的发展。如敦煌郡的效谷县，“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前105）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27〕通过以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措施，敦煌郡逐渐成为了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都是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

　　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从南北连接了欧亚大陆，将东西方国家连接成一个整体。两条丝绸之路进行的不仅仅是物质交流、 货物贸易 ，更主要的是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融合及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中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处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中国文明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丰富的物产和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外国的物产和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国。汉代合浦郡和敦煌郡的设置，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华文明向外传播和汉王朝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条件，并使合浦郡和敦煌郡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

　　由合浦郡和敦煌郡向海外输出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产，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它们给海外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中国物产、生产技术和文化通过合浦郡和敦煌郡向外传播

　　通过合浦郡和敦煌郡，我国向海外输出的主要产品是丝绸，史书称其为的“杂缯”。丝绸推动了中外贸易的交流和欧亚地区贸易的往来，也成为汉帝国与南海诸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地区开展友好交往的有效工具之一。丝绸沿着南北丝路到达欧洲等地后，成为当地人狂热追求的商品，把它看作是神话中天堂里才有的东西。古希腊人把购丝绸、穿丝绸看作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罗马人对丝绸之热爱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开出每磅约12 两黄金的天价，造成了罗马帝国的黄金大量外流。据当时罗马人白里内《博物志》记载“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塞里斯（即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古罗马货币之名）。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28〕针对外贸出现严重入超这一情况，罗马元老院最后不得不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丝绸。

　　此外，茶叶作为大宗商品也传到外国。如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除了黄金和丝绸外，就是茶叶。武帝后，中国的金银器皿、工艺品和钱币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冶铁技术、井渠术、造纸术等先进技术的输出，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促进其社会生产和文化的进步，对丝路沿途各国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以冶铁技术为例，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反映了在中国士卒的教导下，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西域人民学会了冶炼和铸造兵器这一情况。安息人学会铸造兵器，在以后对罗马人的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后来铸犁技术为大宛人所掌握，先进的铁犁淘汰了笨重落后的木犁，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推动。此外，冶铁技术术可能也经合浦郡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史学家维明就认为：“铁器加工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而传入印度尼西亚。”〔29〕

　　（2）外国的物产和文化经合浦郡和敦煌郡传入

　　通过这两条东西方的交通大动脉，外国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也传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物质生活。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丝路贸易的繁荣，东南亚国家的水晶、玛瑙、琥珀、璧琉璃、翡翠、珠宝、香料、犀牛、大象、狮子等奇石异物传入中原地区后，深受汉王室和王公大臣的喜爱。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以及西域各国的石榴、葡萄、芝麻、胡桃等植物也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我国古典音乐注入新的活力与元素，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公元1世纪左右（相当于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佛教也东传到中国。传播路线有南北两条，一条是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通过东南亚地区进入合浦郡，再到达中原地区；另一条则是从印度经过西亚、中亚、西域地区进入敦煌郡，到达中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佛教开始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路线也有两条，但没有经过敦煌。“内地佛教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时间较西域为早。其途径或者是通过海路；或者是从陆路通过中亚小国传到中国。”〔30〕因为现存的史料中没有关于佛教从汉代敦煌郡开始传入内地的相关记载，而“佛教在西域的的早期传播过程，资料也少得可怜。”〔31〕佛教文化的到来，“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32〕

　　（二）汉代合浦郡与敦煌郡的不同点

　　由上可知，合浦郡和敦煌郡皆是汉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

　　1.从自然地理来看，两汉时期合浦郡的地理环境比敦煌郡更为优越。

　　从地理环境来看，合浦郡地处中国南疆，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北倚丘陵山区，南临大海，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同时它海陆兼备，腹地辽阔，交通便利，南可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亚各国往来，北可溯南流江进入珠江流域而到达中原等地区。在古代，合浦郡无疑是我国通往南海诸国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理想的起点。

　　而位于广漠无垠的戈壁沙漠深处的敦煌郡，属于大陆性气候，气候异常乾燥，降雨量较少。而且它夏季酷暑，而冬季又异常寒冷。这种恶劣的地理条件下，对于行旅来说，更是乾渴难行。此外，由盐殻沉积而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

　　地理环境是一个地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合浦郡及敦煌郡更是如此。一般而言，优越的地理环境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反之，则会制约其发展。相对而言，合浦郡的地理环境更为优越，其经济实力、发展情况远在敦煌郡之上。

　　2.从政治局势来看，两汉时期敦煌郡的政治局势较为严峻，合浦郡的政治局势较为缓和。

　　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时期，雄踞在汉帝国北疆的匈奴一直是其最大的边患。汉武帝发动一系列反击匈奴的战争，虽然将匈奴势力逐出了河西地区，但其实力仍不容小觑，而且经常联络西域地区的游牧民族（如羌族、鲜卑族等）南下侵扰和侵犯中国。敦煌，作为河西地区通西域的重要孔道以及汉帝国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和要冲，政治局势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更为紧张。

　　相对而言，位于帝国南疆的合浦郡，随着中原王朝对其控制力的加强，郡内对抗中央王朝的斗争逐渐减少，外无强敌压境，政治局势较为缓和。虽然其西的交趾、九真、日南与其南的儋耳、珠崖等郡多有土著民族的叛乱，但由于汉王朝在岭南地区的军事控制力较为强劲，叛乱后来都被平息了。这些叛乱对合浦郡整个政治局势来说，影响甚微。

　　两者政治局势的差异也反映在移民实边这一政策上。移民实边政策几乎是历代王朝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合浦郡和敦煌郡都位于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为了开发和建设这些地区，汉帝国采取了迁徙大批流民和罪犯“以实边”的政策，也即历史上有名的“徙合浦”和“徙河西”。但是“徙合浦”和“徙河西”的对象有所不同。由《汉书·地理志》记载“（河西地区）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饽逆亡道，家属徙焉”〔33〕。可知河西地区徙民对象主要是 “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罪犯和犯有叛逆罪的家属”〔34〕。关于“徙合浦”事件《汉书》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共有十几起，迁徙的对象主要是获罪的王公大臣及其亲属、外戚佞幸等，也即“大不敬”犯。如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冬十一月，定陵侯淳于长因大逆不道罪，死在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35〕汉平帝即位后，追汉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皆自杀，其“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归故郡”〔36〕。

　　相比之下，迁徙合浦郡的无疑是重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逆不道罪主要是谋反，企图煽动叛乱，将这种犯罪的从犯和连坐者徙迁到汉代主要敌对民族匈奴、羌、鲜卑等居住地附近，他们就有勾结这些异族策动大规模叛乱的危险”〔37〕因此才迁其到比较缓和的合浦吧。由以上分析可知 ,两汉时期的合浦郡等地政治局势比较缓和，与中原地区关系远比敦煌郡更为融洽和稳定。

　　由于敦煌郡政治局势严峻，汉帝国开通陆上丝路主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目的是为了联合西域各国来共同对抗匈奴，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及合浦郡。政治局势的严峻，导致了“自建武至于延光，（中原与）西域三絶三通”〔38〕，也导致了以敦煌郡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总是难以保证长盛不衰，因此总是断断续续。西汉畅通了130多年，东汉畅通了70多年”〔39〕。到达的国家地区也没有“海上丝路”的广远。而合浦郡政治环境的稳定，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远洋贸易的发展，也使这条航线自开通以来一直畅通不已。汉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加强管理和收取关税。

　　以上表明，汉代设置敦煌郡和开通以敦煌郡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侧重于军事因素，而设置合浦郡和开通以其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则侧重于经济因素。

　　3．从经济上看，合浦郡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较敦煌郡更为繁荣。

　　敦煌郡处于扼守重大交易通道的丰饶緑洲上，加上史书也将其描绘为“华戎所交一都会”〔40〕，想必很多人一定会将其想象成富裕繁盛的城市。“可是实际上，敦煌却是一个与之无缘的荒凉世界。”〔41〕与之相反，合浦郡无论在农业、手工业与人口和商业、对外贸易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1）农业、手工业与人口的比较

　　河西原有居民是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族，匈奴占领河西后，主要是匈奴人。匈奴远遁后，河西地区出现“空无人”的状况。设郡后，为了填充边境和开发敦煌，汉政府采取徙民实边的措施。史书上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如“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42〕，“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43〕经过大规模地推广屯田制和代田法，其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这是汉政府强有力政策推行的结果。如东汉末年的伊循屯田官索 曾调集酒泉、敦煌等郡军民4000人到楼兰横断注宾河，掘渠分水，把瘠土变为良田。“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44〕后来汉政府在敦煌的控制力被削弱，戍守政策被废弛，屯田制也被破坏，多项水利建设措施瘫痪，刚有起色的农业也被严重地破坏。如王莽时期，“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敝，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45〕又如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敦煌与张掖、居延等地，都因缺粮，需要内地赈贷。“闰月，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46〕当地百姓饿殍遍野、流离失所，敦煌人口由西汉时的万一千二百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人减少为“七百（应为千）四十八户，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人”〔47〕，与西汉相比，减少了九千多人。 

　　经过秦代的开拓与南越王赵佗的治理，再到汉朝的设郡统治，合浦郡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农具、牛耕方法、水利灌溉技术等得到推广。在官府的组织下，当地人民大量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兴修水利，使农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合浦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刀、削、剪、锄、凿等铁制工具和稻谷遗物、陶粮囤，这表明了当时汉代合浦郡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的增长，西汉时合浦郡的人口是78980人，东汉时为86617人〔48〕，增长了7637人。人口作为衡量古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合浦郡人口的增长说明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手工业发展。从合浦汉墓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青铜铸造工艺和玻璃烧制工艺技术先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一些大型的合浦汉墓里经常会随葬青铜器，其中以錾刻花纹铜器最为特别、精美，迥然有别于中原地区纹饰简檏的青铜器。“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合浦人在汉代已向西方学到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即钠钙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市场的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投放中外贸易市场。”〔49〕合浦汉墓里经常会发现很多这类玻璃器，包括玻璃珠、玻璃管、玻璃耳当、玻璃环、玻璃璧等装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用具，其中以玻璃珠的数量为最。

　　（2）商品贸易、对外贸易的比较

　　敦煌地处荒漠之腹，物质匮乏，资源不足，但因其处于中外交通要道的有利地理位置，它的商品贸易发展可以通过依靠中转、交换中外商品来获得。但敦煌是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防守要塞，也是汉朝与匈奴冲突的缓冲地带，其商品贸易时时刻刻受敌我力量消长变化所制约。如东汉初年，匈奴势力仍然比较强大，占据了西域地区，从而切断了丝绸之路，阻断了中外来往60多年。再加上东汉政府对当地羌人的无情剥削与掠夺，经常引起了羌族的强烈反抗，导致两者之间战争连年不断。如仅东汉桓帝时，与羌人相战180多次，战争持续达11年之久，造成 “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50〕。府库空虚，人口鋭减，“直接破环了河西敦煌地区经济的发展”〔51〕的严重后果。总而言之，“敦煌地区经济基础自汉以来很长时期都未超过一定水准”〔52〕，其商品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规模发展有限。 

　　合浦郡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商品贸易经济也很繁荣，特别是本地的采珠业，这可由《述异记》所载的“合浦有珠市”得知。合浦早在先秦时就盛产珍珠，是历代进贡朝廷的稀世珍宝。在汉代以前，乃至今天，合浦的采珠业已经相当兴盛。《汉书·王章传》云:“王章……为（王)凤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凤薨后，弟成都侯（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可知，短短几年的时间，王章的妻子等人依靠采珠最后致产数百万，而她只是许多经营采珠业致富中的一个。当时合浦采珠业贸易之盛与贸易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频繁的商品贸易，加强了合浦郡与各地之间经济交往，从而形成一个以合浦郡等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五铢钱、金饼和泥钱等汉代货币就是明证，如 1971 年发掘的合浦县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了多达 200 枚的五铢钱和两枚约半斤重的金饼。〔53〕在一座墓中发现数量如此多的西汉钱币及贵重的金饼, 是其他地区较为少见的，金饼则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的反映。又如1986年4 月在合浦县风门岭东汉早期的10号墓中出土的铜钱共有 177枚等〔54〕，这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合浦经济较之全国很多郡县可能还要繁荣。 

　　合浦郡当地商品经济贸易的兴旺发达，对从合浦郡起航的远洋贸易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官方的经济贸易与朝贡往来络绎不絶，而且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如火如荼，中外的使者、富商多在合浦郡进出。一方面，中国的丝绸等物品通过合浦郡，运往南海诸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汉代“外国使者和商人要取得与中原的联系，必经合浦”〔55〕。这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外国的象牙、犀角、珍宝与香料等产品也藉助合浦郡，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地区，合浦郡成为了中国与外国经济交往的重要纽带。

　　西汉时，从合浦郡出发的远洋贸易航线最远只能到达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还无法与罗马联系。直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56〕这是史书中关于中国与罗马首次直接通使往来的记録，表明罗马帝国沿着合浦、徐闻道之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与汉朝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从合浦郡起航的海外贸易不再局限于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贸易，其贸易的范围已经延伸至欧洲国家。这也反过来又推动了合浦郡的经济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抬高和彰显了其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外，大秦使者第一次来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絶非偶然，与海上“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一直没有被间断过有很大的关系。

　　据考古调查发现，今合浦县“发现了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连片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汉墓群”〔57〕，面积达90平方公里，数量多达上万座。迄今合浦汉墓已出土物品超过1万件以上，其中一部分是舶来品，主要品种是玛瑙、琥珀、琉璃、水晶、玉块等，与《汉书》记载的舶来品相吻合。此外，合浦汉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陶提筒，这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提筒是越南东山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七八世纪至一二世纪，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典型器物代表，本是一种盛酒器，后被用作随葬品。可能在汉代，随葬提筒的风俗也传入岭南地区，不过一部分已由陶质取代青铜。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岭南地区除了广州南越王墓与贵港汉墓出土过几件提筒，就数合浦汉墓出土数量为最。据广西考古所彭长林先生说，合浦汉墓出土的提筒数量惊人，几年前仅一座东汉墓就出土了十几件提筒。汉代随葬提筒在合浦十分风行，却不多见于其他地方，这反映了当时合浦与南海诸国保持频繁往来的情况，也点出了其是中原地区与交趾地区取得联系的必经之路。现在有学者认为在两汉大部分时间里，合浦郡“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区”〔58〕，与被誉为 “一都会”的番禹（广州）经济相比，更加发达。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与交往的规模与频繁程度远远比不上海上“丝绸之路”。

　　结　语

　　综上所述，合浦郡和敦煌郡都是汉王朝在边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但由于合浦郡地理环境优越，加上政治局势缓和，与中原的关系更为稳定，其农业、手工业、商业更为发达，远洋贸易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导致了合浦郡的经济实力远远高出敦煌郡，其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着、突出，对汉王朝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更大。而且，以合浦郡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最早由政府组织的远洋贸易航线，也是西汉王朝主动开辟的对外开放、发展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59〕这条海上丝路，把世界文明区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罗马文明首次实现了沟通和交流，既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又促进了世界文明进程。而且这一段历史对于当前的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注释：

　　〔1〕《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5年，页30-31。

　　〔3〕同〔1〕。

　　〔4〕《汉书》卷六《武帝记》。关于敦煌郡的具体建郡年代，由于《汉书》记载不一，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是在元鼎五、六年间设置的。

　　〔5〕李正宇：《汉敦煌郡广致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3 期。

　　〔6〕同〔1〕。

　　〔7〕韩湖初、杨士弘：《关于中国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地理科学》2004年第12期。

　　〔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9〕廖国一：《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的地区——环北部湾沿岸》，《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10〕张荣芳、周永卫：《两汉时期的雷州半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9。

　　〔12〕袁忠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年，页67—92。

　　〔13〕黄铮：《广西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历史、现状、前景》，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11—421。 

　　〔14〕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页177。

　　〔15〕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16〕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17〕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8〕同〔17〕。

　　〔19〕《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20〕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16。

　　〔21〕同〔20〕。

　　〔22〕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页93。

　　〔23〕《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24〕同〔8〕。

　　〔25〕《汉书》卷六《武帝记》。

　　〔26〕《汉书》卷六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27〕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引桑钦说。

　　〔28〕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22。

　　〔29〕房仲甫：《我国铜鼓之海外传播》，《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

　　〔30〕张涌泉：《华戎相交一都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

　　〔31〕同〔30〕。

　　〔32〕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33〕同〔1〕。

　　〔34〕潘玉闪：《略谈“丝绸之路”和汉魏敦煌》，《敦煌研究》1981年第1期。

　　〔35〕《汉书》卷九三《佞幸传》。

　　〔36〕《汉书》卷二七《五行志》。

　　〔37〕大庭修着，林剑鸣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55—156。

　　〔3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39〕刘明金：《中国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比较》，《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0〕刘昭（注）：《后汉书》 卷一二三《郡国五》。

　　〔41〕\[日\]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69。

　　〔42〕同〔19〕。

　　〔43〕《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44〕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

　　〔45〕同〔19〕。

　　〔46〕《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记》。

　　〔47〕《后汉书》卷一二三《郡国五》。

　　〔48〕同上。

　　〔49〕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见《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

　　〔5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51〕同〔34〕。

　　〔52〕同〔41〕，页110。

　　〔5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墓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54〕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55〕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19。

　　〔56〕同注〔38〕。

　　〔57〕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58〕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页69—70。

　　〔59〕廖国一：《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的地区——环北部湾沿岸》，《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