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借此机会回顾这门学科发展历史，总结其规律、经验和教训，作为继续前进的借鉴，十分必要。基于这一旨趣，本文拟以学科发展时间为经，以学科特色、成就和贡献为纬，从整个地理学和全国空间视野，阐述中山大学地理学走过的道路、学科特色社会贡献，展望发展前景，并以此共勉于全国同仁。



　　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发展历程，按照学科发展背景、结构变化、成果大小、地位强弱等差异，可划分如下几个阶段。

　　1．建国前：自然、人文地理学并重时期

　　中山大学地理学一秉西方地理学划分为自然、人文地理学两大门类传统，从1929年地理系创办伊始，即将两者并重，实施于地理教育和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中大地理系首创者为德国地理学者W·克勒脱纳（W· Credner）和W·卞沙（W·Panzer）。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是自然地理学大师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人文地理学大师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的故乡。这两位首创者将德国自然、人文地理学带来中大地理系，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反映了这两门学科并重特点。如到1932年，该系必修和选修课程达43门，其数量之多居全国地理系之最。属自然地理的有地文学、地球形态学、气候学、生物地理、土壤地理、水界地理、世界人种等，属人文地理的有经济地理、人生地理、殖民地理、政治地理、都市地理、人文地理等，至包括两者的区域地理也为数不少，如中国地理、亚洲地理、欧洲地理、南北美洲地理、日本地志、欧洲地志等  〔1〕。另特重视野外地理实习和考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悉在其中。这显示自然、人文地理并重，地理学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按这个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地理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强，野外工作过硬，多成为出色的地理学者。建国后中科院地理界院士如黄秉维、周廷儒、周立三，以及林超、罗开富、罗来兴、徐俊鸣、何大章、曾昭璇、钟功甫、钟衍威等，皆集自然、人文地理于一身，在中国地理学园地上大显身手。

　　2．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二元论时期

　　建国初，在全盘苏化背景下，中大地理系在批判西方地理学、彻底否定人文地理学之同时，大量引进苏联地理学，完全按照苏联地理学模式设置专业和课程，走上苏式地理学发展道路。1952年中大建立自然地理专业和1956年建立经济地理专业，即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这两个专业架构为蓝本，从课程设置、使用教材、考试、实习等一律照搬。中大地理学原先的特色和优势很快消失，地理学被简单地划分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大部分，即苏联地理学的二元论占了统治地位，它过分强调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独立性，忽视了地理现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利于学科的发展。虽然如此，苏联地理学毕竟有它的先进性，在它的框架内，中大地理系邀请苏联专家举办景观学进修班，全国高校地理教师数十人参加听课，他们对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地理系凭藉它有着悠久历史的外语优势，组织翻译大量苏联地理学著作，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在全国同行中堪为翘楚，仅1956-1963年，即达18种〔2〕，如唐永銮、王正宪教授等译C·B·卡列斯尼克《普通地理学原理》（上、中、下三册）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自然地理原理性著作，后为我国高校地理系各专业普遍采用，至今仍未过时。得益于与建国初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大自然地理出现飞跃发展和学科进一步分化局面，从过去区域描述进入自然地理结构和过程为主的综合整体研究，一方面是学科内部分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与相邻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断推动自然地理跃上新台阶，结果是中大化学地理、水化学和水热平衡研究异军突起，形成专业内三个新方向，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1964年地理系编印《海南岛自然地理论文集》即反映了以上方向的研究成果。

　　在引进苏联经济地理过程中，在苏联原来就有分岐的主张经济地理研究“生产配置”的经济学派和主张研究“生产力配置”的区域学派两种相左的观点也同时被引进来，并在我国经济地理界引起热烈争鸣。从1958年开始，中大地理系主任曹廷藩教授相继撰文近20篇，全面系统、辩证地分析了这些流派的学术根源、内涵、特征、优点和缺点，使他极力主张经济地理对象是研究“生产配置”这一科学论断为全国同行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结束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为首的北方学派和以他为首的南方学派长达10年之久的学术争论，曹廷藩的经济地理基本理论自此被视为我国经济地理的圭臬，这也是地理系经济地理一项最重要理论成果。自此，中大地理系成为我国经济地理一个中心，它培养大批经济地理人才散布全国各地，为我国地理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无论自然还是经济地理专业师生，都广泛参加建国以来开展橡胶宜林地选择和热作综合考察、珠江流域调查、南水北调调研、农业区划、作物布局，以及《广东省地图集》编纂等，这些前所未有成就，使中大地理学获得了空前进步，在全国享有盛誉。

　　3．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复兴和地理学综合发展时期

　　经过10年动乱，中大地理学在改革开放后走上继续前进的康庄大道，首先是站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在我国复兴潮流前沿，不但70年代认定城市规划继续成为经济地理在中大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时带动了人口地理、旅游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等人文地理分支的振兴，特别是城市地理、旅游地理在中大异军突起，涌现许学强、阎小培、保继刚等人文地理学者群体，他们关于城市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系列创新成果获得同行高度评价。许学强1988年出版的《现代城市地理学》专著被学界认为“具有我国最高水准”和“国际意义价值”。许学强等这些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文地理学在中山大学复兴的标志，并产生了重大影响。1994年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许学强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藉助于与香港、加拿大等的合作进行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牢固地树立起中大人文地理学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2002年中大人文地理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即与此有不可分割关系。

　　在自然地理方面，80年代以后，立足于学科原理，不断增强河流碳通量、碳双同位素等地球化学新方法、新手段应用，紧密联系资源开发、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开展与之联系研究，在河口海岸、丹霞地貌、海岸风沙地貌、土壤与生物地理等传统学科领域取得令人瞩目成就。在珠江流域综合地表过程与河流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华南土地资源调查、评价与规划等方面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完成多项国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大量地方应用项目，发表多篇（部）高水平论著，使一度分散、削弱的中大自然地理重新崛起。但这是伴随着与人文地理相互交叉、渗透、综合研究过程，例如区域可持续发展、土地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等就要求两者的参与和配合，特别是经济社会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广东。大量应用性课题促使中大地理学各分支纷纷走上综合研究道路，成为新阶段中大地理学发展最重要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