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理学走过80年历程，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为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彪炳于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册。兹述如次：

　　1．在广州兴起的一个中国近代地理学摇篮

　　清末民初，近代地理学在我国渐渐兴起，而素为西方文化在我国传播基地的广州，很快成为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南方的重镇。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大正处在发展时期，文理各科相继勃兴，广东社会也相对稳定，对新兴学科人才需要在上升，1929年中大地理系应运而生。这一创举和它以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发挥了摇篮的作用。

　　第一，诞生了中国近代地理学一代开拓者。

　　1909年最早献身中国近代地理事业的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张相文（1866-1933）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张相文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第一代开山大师。此后随着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少这一学科的开拓者。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竺可桢、翁文灏、张其昀、丁文江、黄国璋、胡焕庸、吴尚时等。其中只有吴尚时是岭南人，先后就读于法国里昂大学、格朗劳布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大地理系系主任。在他努力下，不但以自己一系创新学术研究成果蜚声学坛，而且地理教育办得有声有色，办刊物，开讲座，出野外，服务于社会和对外开展学术交流，使中大地理系声名鹊起，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吴尚时由此被誉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之一。1991年，由国际地理学会地理学思想工作组主持、国际历史及哲学科学联合会等资助出版的《地理学者传研究》（马丁主编）将吴尚时列入该刊第13卷（第151-155页）。该卷只选14个世界性地理学者刊出，中国地理学者只收録吴氏一人，而且是该刊收録的第一位中国人。上世纪60年代，前中大校长黄焕秋曾访问苏联莫斯科大学，亲见该校图书馆悬挂着吴氏照片。吴尚时作旧中国科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7〕，享有如此之高的荣誉，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造就了中国近代地理学一大批时代精英。

　　中大地理系以其独有的理科办学模式和学术风格，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造就了一大批时代精英，有力地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并为国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传统地理学因设在文科，精于历史文献，少接触大自然，培养的多为书斋学者。中大地理系归于理科，学生深具自然、技术科学修养，又长于野外工作，两者一经整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学科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充分显示近代地理学的性质和特点，故多有作为，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栋梁。早期毕业的黄秉维、周立三、周廷儒是建国后为数不多的中科院地学部院士，林超、孙宕越、罗开富、罗来兴、张保升、何大章、徐俊鸣、吴壮达、吕逸卿、钟功甫、梅甸初、曾昭璇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地理学家，在各自领域里建树卓著，是建国后我国地理界最重要的一支队伍。孙宕越后去了台湾，努力推动台湾的地理事业。1949年台湾只有半个地理系（指台湾省立师院史地系地理部分），孙氏于1955年创办台湾大学地理系，任系主任；1962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立地理系，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并设博士班。台湾地理骨干，很多人是他的学生。

　　建国后，地理系培养的学生，一秉学科传统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做出卓越贡献，为全国同行瞩目。自然地理专业毕业生郑度，长期研究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演变，成就突出，被选为中科院院士，也是建国后广东地理界培养的惟一一位院士。 同一专业的沈灿燊、刘南威、赵焕庭、潘树荣、黄进、杨勤业、朱士光、李春初、吴超羽、陈朝辉等在水文、海洋地理、综合自然地理、丹霞地貌、历史地理、河口海岸、生态和环境地理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成为某一学科带头人。经济地理专业毕业的刘盛佳、杜启铭、许自策、蔡人群、许学强等在地理思想史、城市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成就卓著，为全国性学术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在中山大学异军突起，阎小培、保继刚等后起之秀脱颖而出，以其优异成绩，蜚声国内外地理学坛，为中大地理系赢得很高声誉。

　　2．在全国地理界掀起重视野外考察良好学风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地理学虽粗具框架，但并不能占领整个地理学坛，特别是在北方，旧的学风仍笼罩大部分地理学人，很多人还是书斋式的学者。在这种背景下，中大地理系师生一反旧传统，走向大自然，在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寻找自然、人文的因果关系，这在全国是破天荒的。这种学风，不但成为中大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而且为全国同行树立一个良好范例。自此，野外考察成为大学地理教育和科研的一个不可或缺手段。效法中大1930年云南考察而走向野外的有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经实验证，这种地理教育、研究理念和模式是非常正确的。据曾昭璇教授回忆，建国初，经济地理学“生产力配置”论在北方的旗手——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曾以他“在野外工作未有一套可行方法为憾”，〔8〕想见北方地理学者的野外工作远不及岭南学者，只是后来有所改进，中大地理系无疑起了好的榜样。

　　3．推动我国地理学从文学描述到科学分析转变

　　前述地理学放在文科，或从属于历史学，或史地并重，称史地系，地理学以地理知识文学描述为主，采用自然语言或曰文学语言为工具。我国古代许多地理名著，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水经注》甚至《徐霞客游记》等，内中地理内容与文学糅合在一起，自然、人文地理现象相互交叉，具有多元性特点。近代地理学传入，虽然其本身已具有一整套完整理论和方法，如系统（部门）和区域两种体系、经验与归纳方法运用、哲学语言代替文学语言，以及数量分析概念建立等，都使近代地理学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元化程度。但这门学科归属不同，其生存和发展背景及后果则大相径庭。在文科背景下，它的特性会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应有发展。而归入理科，它有了与学科相适应的环境，并从其他理科得到养分滋润，而芃芃高长。例如中大地理系与相邻地质系、天文系、生物系等在一起，即互相裨益，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如地理系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课程，由地质系教师主讲，进一步明确这些学科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因为中大地理系归属明确、学科管理得当、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才培养了一大批长于野外工作的学问家，他们不但能在广州成长壮大，而且还散布到全国各地，对传播近代地理学做出很大贡献。如吴尚时弟子张保升，长期致力于四川河流水文与地貌研究，发表多篇四川盆地水运与经济建设论文，多次重申“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的人地关系，为四川航运贡献不小，也是近代地理学与地方发展相结全典范。上述中大地理系为我国培养一大批地理学精英，都属这个近代地理学传播者群体。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成果载入多种文献，也集中反映在中大地理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论著中，它们已成为研究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重要参考书。

　　4．地理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巨大效应

　　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向有服从社会需要，为实践服务传统。地理系创立之初，吴尚时在《曲江潦患与预防》中指出：“近代新地理学为一种研究自然与人生之科学，其富于应用性质，不言而喻。”〔9〕抗战时，吴尚时在香港发表《广东西北江之形势》、《粤北之国防根据地》、《县长与地理》等论文，对广东地形与抗战关系作了精辟分析，对鼓舞军民士气，作用甚大。1941年吴氏参与编纂首部《广东年鉴》广东地形部分，不仅为广东地形分区之嚆矢，而且为广东经济建设与布局提供重要指引。

　　建国初，地理系师生参加一系列单项或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写成多种考察报告，成为在华南、西南建立橡胶热带作基地的主要依据。如海南本不是橡胶理想基地，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橡胶封锁和禁运，国家急需自己种植生产这种战略物资。地理系师生根据考察所得，提出利用地形、种植防护林等措施，仍在纬度较北的海南、粤西、桂南、滇南选择开辟出大片胶林，并很快投产，为捍卫年青的人民共和国做出不可磨灭贡献。60年代地理系曹廷藩、梁溥教授等带队参加广东农业区划，提出因地制宜、合理发展和布局农业生产各种方案和建议，为有关部门采纳，由此形成了以东莞为样板的农业区划的“广东经验”，在全国推广，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为实践服务的脚步也没有停顿，1974年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完成的阳春县城规则方案被接纳和实施，有效地指道了县城建设。阳春今已成为一座美丽山城，这个方案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大发展，地理学被赋予重任。中大地理系各专业，都承担了大量应用研究课题，在解决资源开发、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以及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方面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社会经济振兴、生态环保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在这些活动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进步同样产生巨大作用。广州与北京、南京、兰州一样，成为我国当代地理学四大中心之一，而中大地理系又是广州中心的内核，这已是一个不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