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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经验和启示

  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阔步前进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首先在学科设置上归入理科,突破传统地理学隶属文科的藩篱,在这个框架内安排部门和区域地理课程,并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开辟新研究方向,在以吴尚时为代表的自然地理,曹廷藩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新崛起的中青年学者群体为代表的人文地理领域,提出许多精辟、新颖的见解为标志,实现地理学的学术创新,赋予地理学在中山大学不断增长的生机和活力,获得学界的认同和推崇,并在社会实践中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广泛赞扬。对此可总结出有关历史经验,同时也得到一些启示,为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1.坚持地理学固有研究对象、性质、学科分类和方向:

  地理学以地表现象过程和分布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自然、人文社会和技术等学科交叉、综合、边缘性质,通常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相对独立单元,以及由此派出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大地理学80年历史,验证了地理学这个理论框架和学科体例是正确的。所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环境如何不同,都应坚持地理学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不必由于时代背景、形势、任务等变化,而放弃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价值观、实践观,走上功利、媚俗之道,特别是动辄将地理系改名,重点往地理学应用方向倾斜,而削弱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和教学。这种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不利于地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发展。中大地理系在全国大多数同行纷纷改名背景下,仍固守地理系这个学科家园,其根源即在于对地理学科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恩格斯告诫:“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0〕这无论对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经验的理论总结,都有警示意义。

  2.保持地理学世界性和区域性特点

  现代地理学既是一门世界性学问,又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点,只有两者的统一和结合,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恰如中大地理系成立时校长戴季陶说的“理科的学问,常常是世界的、人类的;而文科的学问,许多是民族的、历史的,情形大不相同。又说:“历史学、地理学和国文学,这三科的进步和发展,是一项学术建设的根本。”〔11〕中大地理学历史,即按这两者结合方向发展。为此,中大地理学一直保持对外开放格局,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吸收世界上各个地理流派的成果,藉以充实提高自己,紧跟地理学发展潮流,与此同时,又努力争取各种实践机会,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并在此基础上作理论总结,两者相得益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近30年中大地理系所承担大量应用研究任务和以此为基础发展的论著,即说明这是地理教育和研究成功之道。

  3.坚持走野外考察道路

  地理学的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其发展决不能离开野外考察的成果和方法。举凡中大地理学史上有成就的学者,几无不是从野外考察的荆棘丛中走出来的,如吴尚时、林超、黄秉维、曾昭璇、黄进、郑度、朱士光、李春初等,即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即使当今科技昌明、GIS和网络技术发达,但它们只可减轻野外工作量,而不能取代野外考察的作用。因为它们到底是一种工具,许多地理事象仍需要亲历其境,作实地观察才能披露、验证其真相和规律。充分认识和肯定这种野外工作意义,对于青年工作者尤为重要。也基于此,中大地理系每年都安排一定时间让师生走向野外,从事实习和科研活动。这样培养的学生,有一身过硬野外工作本领,后来多有成就。这已成为中大地理系一个优良传统,深深植根于师生潜意识中,颇可供学界同仁效法。

  4.地理学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趋势

  本世纪地理学发展趋势,将是它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汇合更加广泛、深入;它的各个分支发展更趋合理、协调和统一,不同空间尺度机理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在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应用研究将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不断革新。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它的理论、思想也将逐渐向更系统、更综合的方向转变。与这个发展趋势相配合,地理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针对当前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广泛开展资源调查、土地评价、国土整治、城乡规则、旅游开发、防灾减灾、环境保护、海洋国土开发利用,各种产业和科技基地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地理学应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内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具有悠久历史、近年在这些领域已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可喜成就的中大地理学,不仅面临着以上共同性的研究课题,而且更为直接的应根据国务院颁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发挥学科优势,做好相应项目的自然、人文地理的理论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参考。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地理学研究空间范围空前扩大,自然过程演化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需要地理学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广,也使学科现有理论、知识和技能面临着挑战,同时带来发展机遇。应对这种变化,中国地理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地理学主流。在这方面,中大地理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可供同行借鉴和参考,也同时相信使自己在新背景下得到完善与提升,谱写地理学史新篇章。

  注释:

  〔1〕司徒尚纪编着: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87-88。

  〔2〕中山大学教务处编:中山大学书林概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3〕司徒尚纪主编:中山大学地理学新跨越,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9. 21。

  〔4〕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488。

  〔5〕转见司徒尚纪:吴尚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74。

  〔6〕转见司徒尚纪:浅论中国地理学中岭南学派,原载上官鸿南,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同〔5〕188。

  〔8〕曾昭璇:论中山大学地理系创办的德国学者克勒脱纳及卞沙,见司徒尚纪主编:地理学在中山大学7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75。

  〔9〕同〔5〕,83。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33。

  〔11〕戴季陶着,戴季陶集,下卷,上海:上海三民公司,1929,转见黄仕忠,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6, 7。

  (司徒尚纪、许桂灵:《华南地理人才的摇篮——中山大学地理学80年》,原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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