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号”的发现和出水，为我们客观地认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及南中国海洋的经济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展现了真实的和可感知的现实图景。它以文物的形式宣告了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对古代中国的横加的种种不实之词。以雄新的事实表明瞭，中国也曾自立于世界先进的海洋文明之列。

　　一、 “南海Ⅰ号”展示了宋朝海洋经济文化的历史巅峰

　　“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出水，给世人展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首先展示了宋朝海洋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巅峰。长期以来，几乎在中西方的学术界均认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封建制度延续时间比欧洲长一千多年，迟迟不能进入和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中国内陆型的经济地理结构，缺少像地中海古希腊等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限制了海洋交通和海上国际间的贸易发展，也限制了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政治观念向中国的传承。最终结果是，中国古代的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和近代累累落后捱打。把封建制度的漫长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归咎于缺少海洋经济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反思古代近代中国发展历史，得到几乎是不成定论的“定论”。然而，随着“南海Ⅰ号”的发掘和起锚和展现，它将使这些“定论”不攻自破。“南海Ⅰ号”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向我们和当代世界重新再现了中国宋朝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如果与当时正处于中世纪的中前期的欧洲相比，无疑中国宋朝时期处于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坐标上。历史发展总是曲折迂逥前进的，宋朝时期海洋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代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可以以直线方式向前发展，后来的朝代更换的发展结果也证明瞭这一点。但是可以说中国海洋经济文化在封建专制社会母体中得到了有限度的发展，并曾一度辉煌地展现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从经济角度来说，宋代是一个轻徭薄赋,重文轻武，与民休养生息,重视发展农业工商业的朝代。从政治上说是一个重视文治,以文官统治掌权,爱好和平,让利招安，以民众迁徙自由,城市发展繁华的时代。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宋朝从开国皇帝到历代都是爱好读书学习的统治者,在帝王的倡导和带头下,朝臣和社会的读书学习风气较盛,以词、戏剧、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理学思想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从“南海Ⅰ号”承运的陶器来看,陶瓷技术和陶冶技术折射的文化符号信息来看,宋代陶瓷文化比之前历代历朝有了较大发展。与其他领域相比,造船能力是对宋代经济科技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和展示。能建造出如此巨大的远洋商船是宋代一个巨大成就,在此之前的中国目前为止,还有出土和发展比“南海Ⅰ号”更大的船只,更不是说远洋商船了。当年要造这么大的船只,就相当我们当下要造航母一样。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表现。

　　二、从“南海Ⅰ号”解读中国经济文化由北向南转移

　　“南海Ⅰ号”给我们透露的第二个信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宋代开始，南方取代中原和北方自秦帝国以来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海上丝路繁荣促进了南中国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北方由于多民族征战的延续千年，并导致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并最终轮番统治中国。拉锯式的多民族鹿战，取得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情结决定了北方无法继续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即便后来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尽管仍选择要北方与渤海之间的要塞，但仍然未能改变南方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势态和格局。如果说北方作为宋朝以前千年来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得益于唐朝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那么，从宋代开始由于海上丝路的日益繁荣，并一度取代西北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国际贸易通道。而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繁荣也是南中国沿海能够承接和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南海Ⅰ号”作为见证中国经济文化南移的历史界标，被永久地定格在宋朝的历史上。宋朝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并非是出于宋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的宋代的客观环境决定的产物。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宋朝虎视忱忱,通常战战和和,和和再战。由于战争消耗太大,劳民伤财,宋朝通常都以向这些少数民族以送钱议和,以钱消灾,求得一段时间的和平安宁。由于北方一直处于战争环境,对经济文化发展极其不利。那么,相对和平的南中国便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南中国的沿海地区港口的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的重心也由西北内陆转向南中国沿海的海路。就这样,南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海上国际贸易的发展海上丝路的繁荣。而海上丝路的繁荣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南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正是有了南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和确立,才能为一个北方充满着外患的宋皇朝,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支撑长达近三百年之久。

　　三、从“南海Ⅰ号”看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南海Ⅰ号”透露的第三个信息，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南中国沿海首先产生。首先从科学技术获得空前的发展，在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三样的发明都是产生在宋代，（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这在当时世界最领先的地位。指南针的发明，使航海的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造船工业发展，和国际海上丝路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多样化，即由单一丝、茶叶，向陶瓷瓷器、纺织品、造纸产品和活字印刷技术、火药技术、远洋导航技术等多样化的贸易发展。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文人的成果表达发行和保存更为方便。促进了文化艺术空前的繁荣。诗词、戏剧、曲艺、书法等各种文化形式，百花齐放，促进了城乡信息交流。火药的发明，并直接运用制造火炮，运用于军事目的，又为热兵器时代逐步取代冷器时代拉开了序幕。这三大发明促进宋代的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三大发明通过远贸易，被传入到欧洲，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南海Ⅰ号”本身就是宋代生产方式的一个缩影。是对承载着宋代经济文化的密码。解读这个密码能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启迪。宋代生产方式已进入协作生产方式，不再是家庭小作坊的生产方式，能够造出像“南海Ⅰ号”的巨大船只，并非是传统的工业作坊能够做到的，这是一艘长30.4米、宽10米巨大的国际远洋商船，载运陶器十万件之多的巨轮。在当时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下制造这样的巨轮，一定不是小作坊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较发达和严密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需要一定的数量的资金技术和员工，才能造出这样的巨船，无论是采取国有制还是独资或合伙的办厂方式，都具有相当于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和管理水平。从交易的陶器产品来看，这些产品都是远洋贸易，而且是以钱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宋代实现金属通币向纸通币的转变，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极大促进了国内外经济贸易发展，从贸易路线范围和品种看，当时南方已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东南沿海，在原有的广州港基础上，又开辟泉州，宁波港等。在东南港远洋贸易非常繁忙。而随着南宋代迁都南方临安即今杭州后，原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很少使用了。 

　　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如国家税收以工商业为重要源泉。出现以市场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南海Ⅰ号”的运输的载量可知，当时陶瓷的生产规模，幷且把生产加工的某些环节放在外国，如“南海Ⅰ号”的陶瓷有相当一部分是半成品，属于来料加工性质。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交易的目的是波斯湾地区，把中国陶器穿越南海，运往波斯湾印度洋等，换回白银，然后又从当地购买回货物。

　　从生产规模来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建立工商业的劳资的契约性的雇佣关系。建立世界上最早的专卖场制度和专业市场的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商品交换方式突破了以金属本位，在世界上最先发行纸币，产生了国家印刷纸币，发行货币和实行准备金制度。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促进商品经济，货币形质、货币制度和生产方式都成为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创地。通过“南海Ⅰ号”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是被游牧民族的蒙元取代，宋代继续沿着既定的工商立国的路径走下去，华夏民族也会一步一步走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和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方式。从资本主义原创萌芽来看，比欧洲资本主义原创萌芽的鼻祖——意大利，还要提前两百多年。“南海Ⅰ号”传递的历史信息，使我们瞭解中国宋代先进海洋技术和远洋贸易为宋代的科学技术通向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架起了伟大的桥梁。因而，中国宋代的海洋文化是世界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四、西方学界对“南海Ⅰ号”背景的十一至十三世纪宋代中国的评价

　　中国宋代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评价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初曾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幷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西方学界评价普遍较正面，除人们熟知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外，西方其他国家学者对宋代中国的正面评价也较一致。

　　宋代三大发明等的科学技术领先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欧洲发展水平外。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这个评价决非空穴来风。在宋代除了三大发明外，宋朝的八大科技成就与一百项伟大的创造发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影响深远。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奬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着，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宋代是以“商业革命”促进工农业和城市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他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着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宋代文化繁茂对经济促进作用，可匹比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可见西方学界对宋史的评价，与“南海Ⅰ号”出水后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具有惊奇的一致性。

　　总而言之，“南海Ⅰ号”所展示的历史信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学界的评价，比较符合宋代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状况。为我们正确认识宋代历史成就，村立中华民族自信心，建设当代中国大有裨益。我们要以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平常心态正确对待来自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地学界的评价。不能因为是来自西方学界的评价就认为别人是别有用心，而采取虚无主义和不自信的态度。当然，也不能因西方学界的正面评价而沾沾自喜、过度乐观、甚至忘乎所以，重蹈夜郎自大的复辙，忘记了元明清以禁海闭关锁国为基本国策，而导致沦陷落后、长期捱打的历史教训。

　　潘义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