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汉兴，当天下板荡之后，叔孙通制礼作乐，社会有则，儒学以兴。汉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用黄老之学，出现文景之治。但儒道互黜，至汉武帝时，用“奉天法古”的董仲舒，在学术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号称以孝治天下，儒学成为官学，成为学术主流，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所治“公羊春秋”学为汉朝廷提供了大一统皇权的思想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治《春秋公羊传》在内的五经博士，所治皆是今文经学。不过，从汉初起，古文经学即存在，具代表性人物为张苍、贾谊、孔安国、司马迁等人。到了西汉末期，经今古文之学因解决社会矛盾之需而发生兴替，即两汉之际，古文经学兴起，除《古文尚书》逐渐成为官学之外，《春秋左氏传》也因向歆父子的发掘整理而义理章句得以完备，取代了《公羊传》、《谷梁传》的地位。

　　在今古文经学之争中，古文经学派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王充、张衡等人大力批判谶纬之学，破灾异谴告之说，订鬼神禁忌之虚，剌圣贤之非。古文学派之所以能有此作为，与统治者的宽容有极大关系。王莽、刘秀（汉光武帝）均用谶纬，但喜《左氏传》。《后汉书·儒林传》称：“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1〕这七位经师中，治古文经学者四人，即杜林治《古文尚书》、卫宏治《毛诗》，郑兴、陈元治《春秋左氏传》。这位陈元，便是广信即今日封开人。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灭南越国。次年设交趾剌史，治所在苍梧郡广信县。建安八年（203年）改交趾为交州。210年（建安十五年），移交州剌史治所于南海。至226年（吴黄武五年）孙权分交州设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州治亦在南海（或作广信，似误），交广分设刺史。至997年（北宋至道三年），全国治区设路，以广信为界，广信（含）以东为广东，广信以西为广西。至道是宋太宗年号，其时北宋开国未久，将广州分治两广，显然是有利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考虑。但政治重心已经转移，且去广信甚远，故对广信而言，就不那么有利了。因为，正是广信在作为交趾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时候，在古文经学的背景下才培养出陈氏三代与“一门四士”等一批杰出人才，吸引了大批南来的学者，在岭南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

　　陈元，这位广信学者，《后汉书》有传。其父陈钦，子坚卿，三代皆学者。陈钦字子佚，治《左传》，事黎阳贾护与刘歆，而“别自名家”。王莽曾从陈钦习《左氏春秋》，以钦为厌难将军，处理匈奴事务。后王莽为讨好匈奴，逼钦自杀。其所着《陈氏春秋》，无存。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鋭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2〕如前所述，东汉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皆治古文经学，为学者所宗。当时议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其所辩驳，凡十余上。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人选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旋因李封病故，《左氏传》博士复废。陈元才高名著，先后被辟为司空李通及司徒欧阳歙幕僚。数陈当世便事与郊庙之礼，但不为上所用。以病去职，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陈元所上设《左氏学》之疏，今可从其本传中见到其中部分。

　　经今古文之学在两汉曾有三次大辩论，即西汉哀帝时刘歆与今文博士之争，其要在古文经之来源。东汉光武帝时陈元与范升之争，重点则在古文经之内容。汉章帝时贾逵与李育之争为第三次，是从纲常名教角度较量今古文异同优劣。经白虎观辩论后，双方渐趋统一。至东汉末年，郑玄融合今古文一炉，最后形成统一经学的局面。

　　由于两汉经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所以其荣枯也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桓灵之际，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知识分子受到深重打击，“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在宦官极权政治之下，大批士大夫官僚纷纷退隐林壑，枕籍山崖，或转徒边鄙，不愿与腐恶势力为伍，其中，不少人或步五岭，或浮海南来，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岭海地区，于国家学术发展固为不幸，但于岭南文教之敷扬，则意外获一生机，此即士燮经学群体之结成，由来有故也。

　　史载，“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材，除巫令，迁交趾太守。”转了半天，还是回到老家做父母官。

　　士燮之弟士壹，被司徒所礼遇，董卓之乱，亡归乡里，后领合浦太守。次弟黄有为徐闻令，领九真太守。三弟武，领海南太守。一门同时四太守，实世所罕见。

　　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曰：‘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玩习书法，《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谘问传中诸疑，皆有神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

　　士燮后任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后归孙权，加左将军，受东吴交州刺史步骘节度。先后于汉于吴，贡赋不絶。士燮在郡四十余年，黄武五年卒，年九十。如前所述，是年孙权以交趾悬远，乃分设广交两州。

　　从上揭本传所记，士燮少游京师时，师从刘陶（子奇，陶事见《后汉书》本传），精《左氏》，而于《尚书》则兼通今古，在学术上是属古文经学派，与陈钦父子所治相同。因陈元晚岁返乡养老，其流风余韵，应有踪迹。至于士燮兼治《尚书》今古之学，则与郑玄之融合古今文，归于一统，大致相同；盖亦汉魏间潮流，礼失求诸野，学失亦何尝不如此，广信之学，值得注意。

　　士燮居官兼治学，与千百年后阮元督粤先后相媲美。惟士燮居乱世而集流散，偏安一隅，则与阮督大异。其尤可贵者，则在收纳流离士人以百数，使之不致荒废，岭南文化礼教与中原接轨。在传播原始时代，文化本赖中土官员、流人与军队将领之与之具来，否则，一切均无从谈起。

　　自古以来，做学问必须有学术氛围，即荒江野岭，亦须有同道可切磋者。在广信学术群体中，士燮当然是人文物望所归之领袖。北海刘熙，乃徙居广信的知名学者。他在广信、南海间，教授生徒达几百人。其后有沛郡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权召薛为五官中郎将。〔4〕汝南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任之为长史〔5〕此外，南阳许慈来交州，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6〕汝南许靖本名儒，为避孙策，率族人“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士燮厚加敬待”。〔7〕许慈、许靖后皆入蜀。南海郡人黄豪，寄居广信，教授生徒，精通《论语》、《毛诗》。另外，汉末岭南士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若南海王范之《交广春秋》等。这些学者，都是有据可查者。

　　从西汉末年至三国初期的二百余年间，广信一地培养出陈钦陈元父子和士燮等一批研究古文经学卓有成效的学者，以蛮荒之地而有此成绩，实属不易。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广信在当时乃岭南的文化中心。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曾高度评价陈元请立《左传》疏，谓其“大有功圣经”，且称，“嗟夫！《春秋》者，圣人之心所存，其微言奥旨，通之者自丘明、公、谷而外，鲜有其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周显王时南海人，治《春秋》）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粤人文之大功，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8〕这则评论，实事求是。正是有此发端，广信——封开以其多种有利条件，才能汲纳南来学者，对民众启蒙与学术交流，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交趾首府的地位和作用造成的。可以说，这种高档次的文化的渊源关系，自然使广信成为日后广府文化的源头之一。

　　注释：

　　〔1〕《后汉书》卷36，《范升列传》。
　　〔2〕《后汉书》卷36，《陈元列传》。
　　〔3〕《三国志·吴志》卷4，《士燮传》。
　　〔4〕《三国志·吴志》卷8，《薛综传》。
　　〔5〕同上引，《程秉传》。
　　〔6〕《三国志·吴蜀志》卷12，《许慈传》。
　　〔7〕同上引，卷8，《许靖传》。
　　〔8〕《广东新语》上册，1985年，中华书局，第321页。

　　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