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广信是苍梧郡治所，一度是交趾刺史部（交州）的治所，政治地位重要；同时，又是交趾与岭北南北往来的要冲，南北经济与人口汇聚交流；广信还是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在岭南传播的要地，其地位无法比拟，本文试探求两汉时期广信在岭南的地位。

　　一、两汉时期以广信为中心的五岭交通

　　南岭是一系列东北西南向排列而总体呈东西向山脉的总称，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岭南与岭北，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先秦时岭北与岭南的民间交通往来就已存在，人们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天然径道而往来南北。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未逾南岭，但已达南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到秦汉时期，“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一隔内外。’”〔1〕五岭（南岭）已经是南北重要的自然和人文的分界线。

　　考古发现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启舟节”铭文也载，“上江，内（入）湘，庚（商），庚（商）阳；内（入），庚鄙；内（入）资、沅、澧、（油）。”这其中有关湘水沿岸的交通路线记载较详，反映出当时湘水比资、沅等其它几条水道更为重要，应是楚人南下五岭的主要水道。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即今湖南湘阴县湘水西岸濠河口与乔口之间；阳即汉洮阳县，今广西全州湘水上游支流洮水（今黄沙河）北岸；鄙当汉代便县，即今湖南永兴县（耒）水中游北岸。鄂君的水程西南路入湘、入耒，航线遍布于今鄂西南、湖南极大部分，远至广西边境。〔2〕楚国在湘水、离（漓）水分水岭附近设有阳（鄂君在此地免税），这与西汉马王堆帛画地图所记桃（洮）阳当指一地，此说应无误，则楚南界已达南岭。可见，早在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官商船队就经由湘、资、沅、澧诸水，远达沅湘上游及五岭地区经商，最远可达浥阳等五岭关口。结合包山楚简来看，楚人主要是由环洞庭湖各县邑和湘水沿线而南达五岭的。〔3〕

　　值得一提的是，《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305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濑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4〕《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果真如此，则楚南界关口已越过南岭，湘水——离水通道已经形成。

　　秦汉是南岭交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秦始皇在统一岭南前，公元前220年就修道伐木，“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5〕上述楚境已达南岭，修驰道应及楚地湘水流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1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时，还达长沙郡境的湘水下游的湘山（今岳阳西北洞庭湖）。而在更远的零陵县东有秦驰道遗迹。《方舆胜览》云：“秦驰道，在零陵东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始皇命天下修道以备游幸，即此也。”〔6〕此说若不误，则秦第一次始凿通南岭，且有永州零陵附近的遗迹证明。

　　公元前218年，秦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7〕镡城之岭即今越城岭；九疑塞当九疑山之要塞，在今湖南宁远南；南野之界当今江西南康之南。据法国学者鄂卢梭考证，此三路当戍守今越城、萌渚（九疑）、大庾三山要道，而番禺一军当长沙经骑田岭而达番禺。余干一军则结集江西余干而防守闽越。〔8〕为保证进攻岭南的四军的转运需要，《淮南子·人间训》曰：“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沟通湘水、漓水的灵渠。就在进军岭南时和占领岭南后，“秦所通越道”已经形成，此可谓秦的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史书称“新道”。〔9〕

　　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是由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今广西兴安境），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而达番禺等岭南各地；二是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疑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今广东阳山西北）、洭浦关（今广东英德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是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10〕阳山关、湟溪关、洭浦关皆是秦在连江设置关隘，可见连江一线重要。而其他南岭诸山上有九疑塞、横浦关、谢沐关等〔11〕。这些军事要塞险隘，既是防御的堡塞，又是交通必经之途。实际上，从郴州南下，或走连江，或走武水。《水经·溱水注》就载泷水（武水）出峡谷处的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尉任嚣所筑也”。《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韶州》载“任嚣故城，在（乐昌）县南五里”。既在此筑城，“因中国方乱，欲据岭南，故筑此城，以图进取”，此武水道亦应是秦汉之际南岭一孔道。与洭浦关一样，《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广州》浈阳县（今广东英德东南）北四十里浈山，“尉佗为城于此山上，名曰万人城”，亦为防范北江南下通道的要塞。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明确标绘出西汉初年长沙过于南越在五岭地区的郡县设置、山脉、河流、聚落、驻兵等地理。《地形图》绘制的主区为汉初长沙国所属桂阳郡的中部区域，相当于今湖南沱水流域。其中的八个汉县，桃（洮）阳县治在今广西全州，观阳县治在今广西灌阳。营浦县治在今湖南道县东门村，南平县治在今湖南蓝山东北古城，舂陵县治在今湖南宁远柏家坪，泠道县治在今湖南蓝山祠堂圩，龁道县治在今湖南蓝山所城，桂阳县治今广东连州。《地形图》防御的重点当在来自桂阳县东南的阳山关的连江沿线的南越军队。根据流域内的聚落研究得出，先民沿湘江支流舂陵水上溯至九疑山东北麓的南平地区定居，后向西进驻泠道地区，经过泠水、九疑河、潇水等，在潇水营浦附近，与沿潇水的移民汇合。到汉文帝初期，在九疑山、萌渚岭以北的地区内，东半部地区比西半部地区开发较为成熟，北半部地区比南半部地区开发比较成熟，东北部是开发最为成熟的地区，西南部地区处于开发过程中或尚未开发的处女地。《驻军图》绘制主区为今湖南江华沱江上游深水流域的码市盆地，涉及岭南今广东连山、广西贺州的大宁河上游，图上的多处烽火台都在山地高处，主要防止赵佗军队沿连江或向西越过三江进入大宁河的上游地区，防止赵军南翼、东翼两方面的进攻。〔12〕当然，两图中绘有今岭南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桂江以东的大部，而尤以贺江上游支流的大宁河，连江等战略地位重要。从两图中不难看出，西汉文帝初期，五岭的交通以北部较为发达，当时的湘江上游的舂陵水流域、潇水支流沱江流域、湘江上游的灌江等都可资利用。河流上游的谷地、丘陵、山地等海拔不大，可以逾越，而岭南北江的连江、西江的贺江支流大宁河间也可以交通。由于五岭的骑田岭、九疑岭、萌渚岭、海洋山、越城岭等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系，南北错落不一，除利用河谷等交通岭南、岭北外，五岭山地之间交通开发也愈来愈细。

　　《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扺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兵夜郎，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书·武帝纪》所载略同，只是更明确各路进军路线。其中路博德一军出桂阳（治今湖南郴州），越骑田岭后下湟水（一作汇水，即洭水，今连江）；杨仆一军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沿豫章水（今赣江，上游为今章江）越横浦关而下浈水；戈船将军严出零陵（治今广西兴安北）下离水；下濑（即下厉）将军甲南下萌渚岭，沿贺江而达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境，一言治今广东封开境）；驰义侯一军发兵夜郎，下牂柯江（西江上游红水河支流北盘江，一言从黔东南沿刚柳江、融水、柳江达西江）。五路进军路线，以牂柯江一道为新道。实际上，这条道路是在民间基础上发展而来。南越国都番禺有蜀枸酱，则从蜀地经夜郎由牂柯江而达番禺。“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13〕应是西南蜀、夜郎与岭南的交通发展的结果。用兵龢民间交往，道路的修建和畅通十分重要，暂将此看作西汉的一次与南岭以及附近交通有关的事件。

　　东汉第一次修筑南岭交通是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卫飒任桂阳太守，桂阳郡南部含洭（治今广东英德西北浛洸）、浈阳（治今广东英德东南）、曲江（治今广东韶关东南）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百姓“传役”甚苦。“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14〕大大拓展了骑田岭以南北江流域与桂阳郡治郴县（治今湖南郴州）的南北交通。今广东英德浛洭经乳源至湖南继而北上西京长安的官道，乳源大桥、红云等乡镇民众至今仍称这条古道为“西京古道”。沿线仍有梯云岭、猴子岭等许多遗迹。“凿山通道五百余里”是否为沿北江——武水沿岸，还是沿北江达曲江县附近向西沿南水进入乳源而沿“西京古道”北上？笔者于2009年2月底去实地进行了考察，看见山体被开凿成石级路面，已被踩踏光滑磨损。用平整的麻石一块块垒出的那条延伸北上的蜿蜒石道，仍旧倔强地穿行于崇山峻岭间。虽然经过多年的人走马踏和风雨冲刷，但古道的路面仍然平整。梯云岭、猴子岭等许多遗迹是否就是汉代开凿，还是其后的唐宋等朝代，应结合相关的文字资料，对其古道再作探寻。虽然，南岭东部桂阳郡的局部交通有所改善，但两汉大部分时间内，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皆偏重在西部，故岭南西部从越城岭或萌渚岭的灵渠道或潇贺道仍为重要。

　　由于交址二征的叛乱，东汉政府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建武十六年（40年），交址二征反，“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后马援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15〕当时修路凿渠应亦包括桂阳、零陵在内。《太平御览》引《郡国志》：“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16〕时这里为零陵郡所辖，继秦以后东汉再修灵渠。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灵渠》云“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折。四牙用遏其节，节斗门以驻其势。”今考古在兴安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发掘时，发现城墙在东汉进行过二次加固。〔17〕桂江下游的唐马江县（治今广西昭平马江镇），“按《图经》云，‘其江是后汉伏波将军马援所开’”；北流县（治今广西北流）南的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18〕则湘、桂（漓）江及北南流江应是所趋之道，沿途“修道桥，通障溪”。

　　经过前代的修筑，南岭附近的交通有所改善，但至东汉章帝永初以前，“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19〕永初八年（83年），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道，至今遂为常路”。〔20〕《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余据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阳，下湟水，则旧有是路，弘特开之使夷通。”〔21〕郑弘建议把海道运送贡物变为陆路经由零陵、桂阳峤道运送。零陵、桂阳峤道，即越过南岭的交通道路。既作为贡道，还是应有所补修的，暂且把这次贡道改变看作是东汉第三次改修南岭交通道路。零陵、桂阳境的峤道，应是两郡境内主要大道，而经零陵郡峤道主要转送交址及岭南西部各郡特产，桂阳郡峤道主要转送南海郡贡物。零陵郡峤道以灵渠道、贺潇为要，桂阳郡峤道以湟水（连江）、临武为重。和帝时（公元89-105年在位），“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省罢水果珍羞之贡。〔22〕临武（治今湖南临武东）为贡道必经，不但接连江，经今广东连县星子镇北“荆楚古道”接临武，〔23〕而且还可从溱水（今北江及上游武水）到达。东汉中后期，由桂阳郡到南海郡，就是经溱水上游的武水而达北江，此道“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24〕

　　东汉第四次治理南岭的道路，就是整治经由武水而达北江的水路。刻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武水昌乐泷上周君庙中的《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是研究熹平初年桂阳太守周憬率众整治武水上游河道事实的重要碑刻。周憬“乃命良吏，（将帅壮）夫，排颓磐石，投之（穷壑），（夷）高填下，凿截逥曲，（弼）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断硍（溢）之（电）波，弱阳侯之汹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25〕这里至今号称“九泷十八滩”，当时治理水道可谓艰辛。

　　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两次用兵来看，南岭交通以西部为要。东汉多次整修南岭交通，其中光武帝时马援用兵以及章帝时郑弘修道路，都与岭南西部交通有关。今潇贺道上的广信县则作为岭南首府长达300年之久，而且在封开县和贺州市博物馆各藏有文物约一万件，均以两汉为最多，足证其时此线之繁忙。当然，西江中游附近的漓江、贺江入西江的交汇处近在咫尺，所以，不管苍梧郡的治所广信，是否在今广东封开，还是今广西梧州，都是交通要津所在。从两汉时期潇水——贺江流域（除去零陵郡首府泉陵县）分布有营浦县（治今湖南道县）、营道县（治今湖南宁远南）、谢沐县（治今湖南江永南）、冯乘县（治今湖南江华西南）、富川县（治今广西钟山）、临贺县（治今广西贺州）、封阳县（治今广西贺州南）等7县；而湘水——漓水流域在湘水上游有零陵县（治今广西兴安北）、洮阳县（治今广西全州西北）两县，漓水沿岸仅有始安县（治今广西桂林）一县，远不能与潇贺两江沿线相较。据《初学记》引刘宋沈怀远《南越志》载：“广信江、始安江、郁林江，亦为三江，在越也。”〔26〕始安江当指始安郡所在的漓江，郁林江指郁林郡所在的郁江，广信当指今梧州至封开所在的广信县。另据顾野王《舆地志》记载，“广信县寿乡有孤嵓，嵓有斑石，石皆五色。”〔27〕此为今封开的斑石无疑。因此，广信县至少包括今封开不用争辩。交通地位和沿线设置的县，以及今天的出土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瞭，广信治所应以封开为要。

　　二、以广信为中心的南岭交通对岭南城市建设、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的作用

　　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道路，使南岭陆路和水路平整顺达，为岭南与岭北的各项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时期至今，南岭交通所经之地及相关要塞，不但是保证交通安全的重要据点，而且还在拱卫岭南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广西地区确知的秦汉古城址有兴安的秦城、城子山古城（有学者以为汉零陵县治），全州的洮（桃）阳城（汉洮阳县治）、建安城，灌阳的观阳城（汉观阳县治）、贺州的临贺（汉临贺县治）、封阳（汉封阳县治）等，大都集中在桂东北的交通要道附近，而且城址的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据学者研究，这些城堡最初大部分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其选址除考虑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交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桂东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分布来看，这些城址均位于河流两岸，洮阳城址、建安城址、城子山遗址、观阳城址都在湘江及支流的河岸；兴安秦城紧邻灵渠和大溶江；临贺、封阳两城址也都地处贺江河旁。湘江、灵渠、贺江及其河谷是秦汉时中原、长江流域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说明交通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路线的拓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28〕除湘桂外，湘粤、赣粤交通遗址也多分布在山隘要道以及控扼交通的河流近旁。今广东南雄梅□城、仁化城口“西秦城”、乐昌乐城镇武水西岸梅花头建筑遗址等，乐昌郴（州）宜（章）古道、阳山县秤架古道、连县的星子古道等。〔29〕这些古道的秦汉建筑遗址虽有些还有争论，但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政治、军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

　　秦汉以前，岭南为越族聚居之地。《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桂林八树，在番隅东。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30〕伯虑不可考，离耳即儋耳，在今海南。北朐一般认为北户，地在今越南中部。郁水今属西江，所列诸国，皆在岭南。《吕氏春秋·恃君篇》（卷二十）亦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缚娄即今广东博罗，阳禺在今广东阳山，驩兜即唐欢州，在今越南中部。时岭南诸部多为无君之地，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秦统一岭南，“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31〕将岭南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推行一系列统一的政令，有效维护了秦在岭南的统治。虽然其间秦末汉初，岭南在南越国统治之下，交通一度阻隔，但民间客商通过“粤关”交换商品基本上仍然进行〔32〕。汉武帝灭南越，重新设置郡县，推行政令，大一统政治格局重新确立，使岭南社会又一次发生了变革。从此以后，中央政令上传下达，南岭以及岭南地方交通网络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强有力的紧密联系，有力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在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中央派遣使臣、官员、军队去岭南，以及岭南官员升降，文件及贡物传送，南岭交通成为这一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秦开“新道”，统一岭南；陆贾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汉武帝发兵五万四路攻击南越，平定南越相吕嘉叛乱；东汉马援讨伐交址征氏姐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岭南交通都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设置在南岭及附近水道上的诸如厉关、横浦关、湟溪关、阳山关、洭口关、谢沐关等军事关堡，以及“秦城”、“万人城”等，无疑保证了交通的安全。这些要塞和道路，为国家政令的下达以及岭南地区政情的上传起到了桥梁作用，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岭南地区纳入多民族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版图内，加强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越族地区的统治，有效维护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格局。

　　政治、军事等诸多原因使许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的通道无疑要借道南岭要道。北人南迁，秦“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号称五十万大军大部分应留在岭南，他们为岭南的经济发展、边疆安全、社会安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又迁“狱吏不直者”修长城和戍南越；次年，又发民戍边；始皇还应赵佗请求，迁一万五千“女无夫家者”来岭南〔33〕。唐循州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道：“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34〕这些移民正是通过南岭而南下。除移民戍边外，岭南还是两汉流放被贬官员及家属之地。西汉及王莽时，迁合浦的有：成帝时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哀帝生母丁姬家属和哀帝傅皇后父傅晏妻子、董贤家属、南郡太守毋将隆等等、宜陵侯息夫躬家属、方阳侯孙宠等、郎中令泠褒等以及西汉末外戚专权失意者等等。东汉外臣失势者诸如尚书仆射郅寿、窦宪女婿郭举家属等亦徙合浦；而更多的如梁竦妻子迁九真，和帝阴皇后弟、阴皇后外祖母邓朱家属徙日南等等〔35〕，不胜枚举，数量不少。这些流官及家属南迁，南岭之途必为所经。而且交通道路以西部为要，主要集中在以广信为主的灵渠道、潇贺道。

　　两汉岭南设置交趾刺史部，东汉后期改为交州。岭南的七个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南海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七个郡中，南海郡偏东，其他六郡占据岭南大半河山，特别是交趾、九真、日南，都以苍梧郡为要冲，联系长江与黄河流域。与岭北连接的的苍梧郡、郁林郡、南海郡三郡中，只有苍梧郡居中，南北长，东西短，其控制灵渠道、潇贺道以及西江中游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广信县所在的苍梧郡作用重要。从西汉苍梧郡的人口也可看出：户24379，口146160；高于南海的9万多口、郁林和合浦的各7万多口〔36〕。值得注意的是，苍梧郡面积在四郡中最小。而交趾郡74万人口、九真郡16万人，日南郡也有6万人，国家经营应是以岭南西部为重无疑。东汉时，交趾郡、郁林郡无口数记载，九真郡近21万口，日南10多万口，而苍梧郡也有466975口，南海250282口，合浦86617口〔37〕，苍梧郡成为岭南首郡。所辖地域几无变化，但苍梧郡人口增加3培多。而且，据《汉官》载：“（广信），刺史治，去洛阳九千里”〔38〕。虽然，有关两汉交趾刺史部（交州）治所有所争议，到底是龙编、还是番禺、羸阝娄、麊泠等多种说法，但两汉广信一度是交趾刺史部（交州）治所无疑。

　　三、以广信为主要的岭南西部贡物是南北交流的重要物品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对大一统国家交通体系的完善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岭南连接内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岭南与中原、江南交通分别通过湘、赣等联系外，岭南入夜郎道、入蜀道和入交趾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早在灭南越国之前的建元六年（前135年），南越人食蜀地枸酱，据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交换而得枸酱。故“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39〕这样，巴蜀经夜郎达番禺的道路，从原来的民间商贸之路转为官方的道路。具体路线从蜀地经青衣江达青衣县（治今四川芦山县）、南安县（治今四川乐山县）、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县），进入唐蒙主持修筑的“南夷道”，即从僰道经南广县（治今四川高县、筠连县一带）、汾关山（今云南威信境）、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汉阳（治今贵州赫章、六枝一带），连接牂牁江（今北盘江上游），顺牂牁江（今红水河、西江）而下番禺。〔40〕有人也以今柳江及其上游指代牂牁江，但无论如何，入夜郎道和入蜀道在汉代已经发挥作用了，后来元鼎五年五路用兵岭南，其中就有牂牁江一道既是例证。而从南岭入交趾的道路更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从灵渠道、临贺道等道路南下西江，经西江支流北流江越鬼门关达南流江直至江口的合浦，由此陆海并行可以到达交趾郡，东汉初马援征伐征氏的叛乱就是沿此陆海两道而达的。〔41〕但“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42〕而交趾郡的治所龙编（治今越南海兴省海阳附近）以及日南郡的卢容（治今越南平治天顺化）两港，仍以海上与番禺、合浦、徐闻等岭南港口近海航行为重。虽然海路艰险，然而较陆路便捷。〔43〕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也对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岭南地区南临南海，历史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交往，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仅缩短了岭南地区曾经借道海上达冶县（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离，而且成为以后“南海诸国”来华的必经之道。《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等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远的达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等，“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东南亚、南亚的“奇石异物”，经过海上交通而达岭南，而由岭南北上，南岭交通的灵渠道、贺——潇道、耒——连或耒——武道、章——浈道等成为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国内交通向外的延伸。正是通过南岭交通、国内交通与国外交通融为一体，中外陆海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岭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44〕从此，岭南成为中外政治、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岭交通也成为沟通这一地区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岭南成为秦汉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

　　岭南地处亚热带，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夫物以远至为珍”，“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45〕，此处南海代指岭南地区。而“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46〕，此交趾也非交趾郡，而是交趾刺史部。岭南多异产。“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47〕。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彚萃之地，这里的贡物沿北江而上，从南岭东部的连江道或武水道而北上；而来自交趾等郡岭南西部的物品，由南岭西部的灵渠道或贺——潇道而北上。岭南地区的贡物必经南岭北上，途经南岭的贡物有：

　　1.珠玑、玳瑁等饰物。珠玑，亦即明玑，此为合浦等地所产，为海中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玳瑁，亦即瑇瑁。南越王赵佗献给汉文帝的“紫贝五百”，亦应属于此类物品〔48〕。文帝勤俭，“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49〕，但其后各帝并非如此，武帝时“宫人簪瑇瑁，垂珠玑”〔50〕，已非昔日。汉成帝时宠爱赵飞燕妹，其所居的未央宫昭阳殿，“明珠、翠羽饰之。”〔51〕皇帝使用外，还赐于重臣。霍光病死，赐“璧珠玑玉衣”等贵重物品〔52〕。除合浦珠有名外，交趾亦产之。“交趾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帝赐群臣，钟离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53〕。珠玑付于京城，安帝时京城长安“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54〕。汉桓帝时，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而“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故冀第舍“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55〕。

　　2.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上述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即属此类。杨孚《交州异物志》皆载岭南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而“孔雀人指其尾则舞”〔56〕。翠鸟和孔雀产于岭南等地，《广志》曰：“翡色赤，（翠色）绀，皆出交趾兴古县”；《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头黑，腹下赤，青缥色，似鹧鸪”〔57〕。岭南进贡翠羽，一般用于装饰，武帝子燕剌王刘旦反叛，“郎中侍从者着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58〕其后，徐广《车服注》曰：“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59〕实际上从魏文帝时起，翡翠和孔雀已成为皇帝、皇后的装饰之物〔60〕。孔雀除产西南滇池、海外条支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有之。”〔61〕南朝宋沈怀远地《南越志》曰：“义宁县杜山多孔雀”，而三国时吴万震《岭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或养雏鸟引诱野孔雀，“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62〕不过，汉代桓宽《盐铁论·崇礼》已有“南越以孔雀珥门户”的记载。南越交趾一带多孔雀可见一斑。除以上珍禽外，南越王献给汉高祖“白鹇、黑鹇各一只”〔63〕，白鹇等也作为岭南的名物而上贡。

　　3.犀象等奇兽。汉初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64〕。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65〕。元康四年（前62年），嘉谷稷、神爵、金芝皆降，“九真献奇兽”。奇兽或指白象，或释为“驹型，麟色，牛角，仁而爱人”〔66〕。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州之地，“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狶。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邱徙”〔67〕。“犀如象大，色黑，头似豪妇猪，食草木也”〔68〕。犀、象应为两汉交州之地所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69〕；“犀出九德县”〔70〕。如上所述，并有贡献。

　　4.异香之属。岭南之地自古多异香，有些还是通过贸易从域外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上述提到番禺为果布等辐凑之地，这里的果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果（荔枝、龙眼等）和葛布的合称，而是称作“果布婆律”（Kapurbarus）的香料，是由产自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的龙脑树（冰片树）提炼而成，又称“龙脑香”（冰片）〔71〕。杨孚《交州异物志》也载：“密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是谓丁香。次有置水中不沉，与水面平者，曰栈香。其最小粗者，名曰椠香。佛经所谓沉水者也。”〔72〕东汉建安时，士燮兄弟称雄交州，出日皆“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至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的四十多年，“无岁不至”〔73〕。交州产丁香、栈香、椠香等各种杂香无疑。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沉木香出日南”〔74〕。这些异香之属一般都经合浦而运到岭北。

　　5.美木之属。上述赵佗进献文帝，“桂蠧一器”，应属此类。武帝作昆明池，昆明池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柱，风来自香”；建章宫太液池云舟也“以紫桂为柁枻”〔75〕。而“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这些美木奇草有“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虽大都难以成活，但“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连年犹移植不息”〔76〕。《南方草木状》卷中载：“交趾有蜜香树，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软，叶如嫩榆。”岭南异木除部分用作建筑外，相当一部分移植于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境），用于观赏。

　　6.异果之属。与美木同样，“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东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77〕。《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郡亦有羞官。两郡应是岭南异果贡献的主产地。杨孚《异物志》亦云：“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78〕而“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79〕。这些亚热带珍奇异果在将近二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岁贡不絶于朝廷。甚至直至东汉末，士燮仍进献“蕉、邪、龙眼之属”于孙权。三国吴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云：荔枝树，“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梅李，“高凉，建安皆有之”；龙眼，“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橄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榴，“交趾献之”等〔80〕。

　　7.其他地方贡物。除以上所列之外，南越国赵佗还“献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葡桃锦四匹。”〔81〕至于“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次进献竟使“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82〕，仅是一时之举。

　　大量的岭南和域外贡品经过南岭北上运到都城，为皇帝和嫔妃、达官贵戚日常享用。《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之世，开西南，建珠崖七郡，通大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京杂记》卷一、卷二都记载，天子所用笔匣“厕以玉璧、翠羽”，玉几“以象牙为火笼”；身毒国献的饿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上述飞燕妹居昭阳殿，为其姊送的礼单中，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瑙彄、孔雀扇、翠羽扇、琉璃屏风、椰叶席、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巵（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等。同书卷五、卷六记载武帝赐给李夫人象牙制的簟；武帝宠臣韩嫣以玳瑁为床。这些珍奇异宝，大多都源于岭南和海上贸易所得而上贡朝廷。

　　岭南土特产上贡中央，加强了岭南港口与内地特别是都城的联系，这其中南岭在岭南与内地物品的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交流的物品不仅包括上层统治者使用和消费的奢侈品，而且还应有民间的日常商品。因为地域差异，一般是北方缺少南方（包括岭南）的海货，南方缺乏北方的高级丝品和其他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等。上述赵佗与汉高祖间上贡与回赐的物品即可证明。汉惠帝三年（前192年）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83〕南越国贡物当仍为地方特产，与高祖时一样，惠帝亦应赏赐一定的丝物。而民间客商也有牛马羊牲畜、金铁田器等交换于岭南。吕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84〕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岭南与相邻的长沙以及内地的来往。而文帝时，派遣陆贾访问南越，带给赵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85〕这些褚衣应是上等的丝绸。而赵佗也回赠白璧、翠鸟等岭南特产。

　　内地越过南岭输往岭南边地的物品主要是缯帛。南岭山地诸如桂阳郡内，东汉建武初期，“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缊着衣。民堕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虽然茨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纻麻，数年之间人頼其利，衣履温暖。”但包括长沙等在内的荆州地区，仍多“皆徒跣”，“人无履”〔86〕。南岭山区和岭南地区，手工业还比较落后，丝织业发展处于启蒙阶段，水平有限，而包括杂缯在内的大量高级的丝织品还是来自中原。北上的岭南和南海诸国异物与南下的中原杂缯，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线上重要的物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而南岭西部今天考古可以证明当时的商贸情况。汉代零陵郡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代之以物——币交换。道县杨家乡出土的西汉银饼，说明永州境内至少在汉代已使用银币进行商品交换。在原零陵县境内竟一次出土汉代货币五铢钱50余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零陵的商业活动已具较大规模。〔87〕

　　岭南西部的物品大多以广信为中心地来交流南北的。合浦港口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这里沿北流江——南流江直达西江，从广信再沿贺江（或漓江）而上，南北物品最近的商贸通道在两汉已经形成〔88〕。

　　四、以广信为要的南岭交通与南北的技术、文化交流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经济交流，还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部分改变了南岭山地以及岭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天堑变通途，北人南下，使岭南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缩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南越国和两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下，输入了数量不少的铁器和农具。在岭南大量墓葬中出土有关南越国的铁器就有700余件，包括锄、臿、铲、镰、镢、斧、凿、锤、锛、削、刀等与农业有关的铁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记田器的木牍。一件自题为《东阳田器志》（东阳一说为秦代东阳县，治今江苏盱眙县境；一说泛指太行山以东平原），田器从岭南以外输入。另一件木牍记载了从数十到百余件不等的锄等农具，数字虽然不是实数，但反映了南越国从中原输入农具的量是很大的。〔89〕农具输入与改进，使荆州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提高，租子有时还贡其他州郡荒歉之需。永初六年（112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90〕东汉末，蜀、吴先后征调零陵、桂阳等湘南地区的粮食，以备战争之需（详下章第三节）。

　　除农具外，岭南还从相邻的长沙国引进玻璃的制作技术。在广东、广西南越国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其中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长沙、衡阳等地出土的相同，有可能从长沙输入的。“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等则为长沙内地及中原内地所未见。由此，我们初步认为，南越国的玻璃制造业应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长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91〕而玉器的一些原材料，也可能是从岭南以外的地区运送而来。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玉璧、玉带钩、玉佩等精美的玉器，有些原料可能就取自岭南，“从器型与石质分析，应有一批玉料从岭南以外所获。”〔92〕

　　从秦时军队的南下到汉武帝平定南越时五路大军的进入，以及朝代易替时的民众的南移，这些南来的军队龢民众带来了部分货币、粮食和器物，对岭南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多数由南越王工官在岭南本地铸造。“有一部分楚式器、汉式器，则可能是汉廷赐与或从内地购置的。”〔93〕广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汉式的铜鼎上，一个刻有“牦”字，一个刻有“析”字，与南越当地鼎的风格不一样，两字当为铜鼎铸造地。牦在今陕西武功境内，析在今河南内乡县境内，应是从中原输入南越的铜器。而同一墓室出土的记録陪葬品的《从器志》木椟上，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显然说明中原的食物与陶器一起输往南越。〔94〕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还使南岭以及岭南的文化风气为之一变。上述所言东汉建武初卫飒凿修桂阳郡内山道，“役省劳息”，“流民稍还，渐成聚邑”。时桂阳之地，“不知视则”，飒“修庠序之教，设婚礼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95〕卫飒因地制宜，“理恤民事”，施政十年，政通人和。接替卫飒的茨充，在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96〕和帝时，许荆为桂阳太守，“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97〕礼仪制度推行十二年。顺帝时，桂阳太守栾巴，“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奬进之。”“政事明察，视事七年。”〔98〕桓帝时桂阳太守刘梁，“班序以正，以仁为首”，〔99〕推行风化。

　　上述汉灵帝时凿泷周憬，“乃宣鲁卫之政，（敷）二南之泽，政以德绥，化犹风腾，抚集烝细，振发（一作□绥）有方，进则贞直，退则错枉，崇举济济，吉士充朝，招贤训蒙，开诱六蔽。”为周憬立碑的曲江（一作红）县长区祉，“遵承典（宪），宣扬德训”，造福一方。〔100〕另一名初平中担任曲江长的熊乔，“雍容莅事，听览如流”〔101〕，“海隅怀化，爵廪英俊，序以礼范。郎吏、督邮阴邪屏迹”。〔102〕贤官治理，地方安定。经过桂阳历代官员屡次劝化，南岭桂阳一带风气有所变化。

　　桂阳郡东的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栾巴任太守，“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103〕桂阳郡西的零陵郡，经过名宦召信臣、周嘉、沈丰、陈球、杨璇等治理，风气较桂阳略胜一筹。周嘉任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107〕沈丰“为零陵太守，为政慎刑重杀，爱民养化。”〔105〕零陵郡南的苍梧郡，太守亦多教化民众。和帝时，苍梧太守喻猛，“以清白为治，郡人颂之。”永建中，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惠及死囚，郡人歌之。〔106〕苍梧太守陈稚升，“治尚清静，民（咸）化之，囹圄恒空。”“民醇讼简，与之相安也。”〔107〕

　　正是历任南岭地区官员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使“风俗脆薄，不识学义”的南岭地区文化稍有改观。〔108〕南岭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必经之地和中继站，许多学者儒生多在此著述授业。苍梧郡广信人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其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鋭精覃思”，“元以才高著名”，“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109〕东汉末，苍梧广信人士燮少游学京师，拜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后“耽玩《春秋》，为之注解。”〔110〕名贯学林。三位经学大师的成就，对传播汉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零陵湘乡人蒋琬、泉陵人刘敏“俱知名”，蒋琬后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文臣。〔111〕苍梧、零陵成为南岭地区人才相对集中之地，这与秦汉南岭山地以西部的交通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南岭山地也成为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中继站。据统计，《后汉书》所载士人，借贯在桂阳3人，苍梧3人；私家教授生徒：桂阳1人，苍梧1人，南海郡1人；著作：零陵集部1种，桂阳子部1种，苍梧郡经部2种、集部1种，南海郡史部3种。〔112〕岭南学术人才的形成、文化的推广与南岭交通有着重要的关系。

　　当然，社会的稳定是南岭地区社会发展的前提。针对南岭山地的少数民族不断的起义，历代官员或战或谕降，力图改变这种面貌。桓帝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陈蕃建议，认为当地官员“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113〕，惜未被采纳。实际上，东汉以前五岭山地就居住着原有的山地民族，这就是中原人所称的“蛮族”的一支。由于南方“蛮族”本身无文字记载，故到东汉乃至六朝时，才出现以地域划分，信崇犬的“盘瓠蛮”，《后汉书·南蛮列传》把居住在五岭附近零陵郡、桂阳郡的崇拜盘瓠的民族称作“零陵蛮”、“桂阳蛮”。而早在西汉时，设置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的县级行政区划——道。《汉书·地理志》零陵郡下设置泠道（故城在今湖南宁远东）、营道（故城在今湖南宁远西南）。东汉中后期，五岭及岭南的诸蛮叛乱，“零陵蛮”、“桂阳蛮”不断见诸史载。计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着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延熹三年（160年），“又零陵蛮入长沙”〔114〕。实际上，延熹年间，长沙、零陵蛮反叛，一直延续到延熹八年（165年），波及五岭的零陵、桂阳两郡及以北的长沙、以南的苍梧、南海、交趾等。荆州刺史度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历时三年才平叛〔115〕。零陵太守杨璇，用石灰盛车，燃布马尾，马车“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116〕延熹八年（165年）荆州兵朱盖等，又“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焚烧郡县，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117〕零陵太守陈球“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又“因地势反决水淹贼”〔118〕，与度尚、抗徐等联合，才平定叛乱。零陵蛮、桂阳蛮已成为中央统治荆州、交州的重大威胁，而这些“蛮贼”以五岭为其重要的根据地。东汉后期的南岭地区的暂时安定，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总之，秦汉时期南岭交通多条水陆道路的开辟和整治，沟通了岭南甚至域外与内地的联系，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以广信为要，在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促使南岭南北的商品往来，“中国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诸国”商品流通到北方。南岭交通当然也促进了岭南手工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同时，北方先进的文化随着官员在地方上的推行政令，社会风气渐趋改变，岭南文化发达的苍梧等也出现了经文学家。秦汉以广信为要的南岭交通的开辟与发展，奠定了其后各代岭南与北方交通的基础，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当然，汉代南岭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汉元帝时，舂陵侯刘仁“以春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119〕。舂陵侯刘仁在零陵地区生活已经算是当地的富贾，但仍然愿意减少封邑户数而北徙，除了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岭经济发展水平比之中原还有较大的差距。而两汉时期，广信在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连接南北，执岭南之牛耳。

　　注释：

　　〔1〕《水经》卷三十六《温水注》引范泰《古今善言》汉日南张重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81页。
　　〔2〕谭其骧：《鄂君启舟节铭文释地》，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193—211页。
　　〔3〕钟炜：《试探洞庭兵输内史及公文传递之路线》，《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81页。
　　〔4〕徐南洲：《濑湖小考》，见《古巴蜀与<山海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58—161页。
　　〔5〕《汉书》卷五十《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2328页。
　　〔6〕《方舆胜览》卷二十五《湖南路·永州》，中华书局，2003年，460页。其后《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湖广七·永州府》，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三七一《永州府》等沿用此说。
　　〔7〕《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3页。
　　〔8〕（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收入冯承钧主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华书局，1962年，46—47页。
　　〔9〕《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2967页。《索隐》引苏林语。《通典》卷一八八作“秦所开新道”。
　　〔10〕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62—64页。另参见王元林《秦横浦关考》，《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13—321页。
　　〔11〕有关谢沐关的位置和遗迹，原富川县文馆所所长王国政于2003年发现谢沐关分东西两个隘口，东隘口叫牛塘隘，是天然的山形隘口，西隘口叫小水峡隘，是人工筑成的夯土墙，现在仍是桂湘两省的分界线（《两千多年古雄关呈现眼前富川发现西汉谢沐关墙》，见《南方网，2003年3月19日新闻-社会-史海钩沉》），与《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二册相关图话标注有别，以前者为正。
　　〔12〕张修桂《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收入《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37－518页。
　　〔13〕《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2994、2997—2998页。
　　〔14〕《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中华书局，1965年，2459页。
　　〔15〕《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2837—2838页。
　　〔16〕《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江南诸水》，中华书局，1960年，311页。
　　〔1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兴安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年11期，46页。
　　〔18〕《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三《岭南道·昭州》，中华书局，2007年，3124页；卷一六七《岭南道·容州》，3191页。
　　〔19〕《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1156页。
　　〔20〕《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1156页。
　　〔21〕《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汉纪·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条胡注，中华书局，1963年，1495页。
　　〔22〕《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谢承书，194页。
　　〔23〕黄兆星《星子墟的传统经济》，收入谭伟伦等主编《连州的传统经济、宗教与民俗》（上），国际客家学会等出版，2005年，88—91页。
　　〔24〕（宋）洪适《隶释》卷四《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辑校和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8期，1—6页。
　　〔26〕《初学记》卷六《江》
　　〔27〕《汉唐地理书抄》引顾野王《舆地志》，中华书局，1961年，189页。
　　〔28〕李珍、蓝日勇《秦汉时期桂东北地区的交通开发与城市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4期，90—93页。
　　〔29〕广东省文化厅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72—73、83、179、180—181、288、289、311、450、488页。
　　〔30〕袁珂《山海经校注》卷一○《海内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68—269页。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53页。
　　〔32〕《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2969页。
　　〔33〕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40—41页。
　　〔34〕韦昌明《越井记》，《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8592—8593页。
　　〔35〕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22页。
　　〔36〕《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1628—1630页。
　　〔37〕《后汉书》志二十三《郡国志》，3530—3532页。
　　〔38〕《后汉书》志二十三《郡国志》，3531页。
  　〔39〕《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2994页。
　　〔40〕张荣芳《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171页。
　　〔41〕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4期，87页。
　　〔42〕《初学记》卷六《海》引谢承《后汉书》，115页。
　　〔4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190、196页。
　　〔4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1670页。
　　〔45〕《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2473页。
　　〔46〕《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1111页。
　　〔4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3268页。
　　〔48〕《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52页。
　　〔49〕扬雄《长杨赋》，《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3560页。
　　〔50〕《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2858页。
　　〔51〕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未央宫》，中华书局，2005年，165页。
　　〔51〕《汉书》卷六八《霍光传》，2948页。
　　〔53〕《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1407页。
　　〔54〕《后汉书》卷五《安帝纪》，228页。
　　〔55〕《后汉书》卷三四《梁统附玄孙冀传》，1181—1182页。
　　〔56〕《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引《异物志》，4104—4105页。
　　〔57〕《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页。
　　〔58〕《汉书》卷六三《武帝五子传》，2754页。
　　〔59〕《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引，4105页。
　　〔60〕《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翡翠》、《孔雀》及引《江表传》，4104—4105页。
　　〔61〕《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吴録地理志》，4104页。
　　〔62〕《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孔雀》引，4104页。
　　〔63〕《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白鹇》引《西京杂记》，4105页。
　　〔64〕《汉书》卷六《武帝纪》，176页。
　　〔65〕《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3025页。
　　〔66〕《汉书》卷八《宣帝纪》及苏林、晋灼等注，259—260页。
　　〔67〕《初学记》卷二九《兽部·象》引，699页。
　　〔68〕《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兽部·犀》，3954页。
　　〔69〕《初学记》卷二九《兽部·象》引《吴録地理志》，698页。
　　〔70〕《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兽部·犀》引刘欣期《交州记》，3954页。九德县为吴时所设，地在今越南荣市，汉为九真郡咸欢县境。
　　〔71〕韩槐准：《龙脑香考》，载《南洋学报》第2卷1期，1941年，3—17页。
　　〔72〕（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三《香皮纸》引，文渊阁全书本。
　　〔73〕《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1193—1194页。
　　〔74〕《太平御览》卷九八二《香部·沉香》，4349页。
　　〔75〕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四《池沼》及引《三辅故事》，253、265页。
　　〔76〕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甘泉宫》，208页。
　　〔77〕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三《甘泉宫》，208—209页。
　　〔78〕《初学记》卷二八《果木部·橘》引，681页。
　　〔79〕《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引谢承书，195页。
　　〔80〕（晋）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京都下》刘渊林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86页。
　　〔81〕《太平御览》卷九三八《鳞介部·鲛鱼》引《西京杂记》，4168页。
　　〔8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2835页。
　　〔83〕《汉书》卷二《惠帝纪》，89页。
　　〔84〕《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2969页；《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48页。
　　〔85〕《汉书》卷九五《两粤传》，3850页。
　　〔86〕《东观汉记》卷十五《茨充》。
　　〔87〕张泽槐：《永州史话》第二章“零陵郡的设立与两汉时期零陵经济社会的发展”，1997年，漓江出版社。见http://www.yongzhou.gov.cn　时间：2007-4-23　来源：中国永州新闻网(永州网)>文章中心>文体>文艺沙龙>张泽槐>文章正文。
　　〔88〕王元林《从徐闻、合浦到广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岭南文史》2001年增刊。
　　〔89〕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84—187页。
　　〔90〕《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帝王部·惠民第二》
　　〔91〕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340页。
　　〔92〕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258—262页。
　　〔93〕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332页。
　　〔94〕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274—275页。
　　〔95〕《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2459页。
　　〔96〕《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2460页。
　　〔97〕《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许荆》，2472页。
　　〔98〕《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1841页。
　　〔99〕《北堂书抄》卷三十五《政术部·德化》，见《唐代四大类书》，118页。
　　〔100〕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辑校和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1—6页。
　　〔101〕（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上平声·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雍正《广东通志》卷三十八《名宦志·熊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1841页。
　　〔104〕《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周嘉》，2676页。
　　〔105〕（汉）谢承《后汉书》第二，收入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6〕《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四《梧州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1291页。
　　〔107〕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六九《梧州府》，四部丛刊本。
　　〔108〕《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许荆》，2472页。
　　〔109〕《后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1230、1233页。
　　〔110〕《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年，1191页。
　　〔111〕《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1057页。
　　〔112〕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522－535页。
　　〔113〕《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
　　〔114〕《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2833—2834页。
　　〔115〕《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1285—1286页。
　　〔116〕《后汉书》卷三十八《杨璇传》
　　〔117〕《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1285—1286页。
　　〔118〕《后汉书》卷五十六《陈球传》
　　〔119〕《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