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到封开考察,广泛搜集了封开的人文历史,确认了古广信即广东、广西分界的标志;同年8月召开了广信文化研讨会,经过严密的论证,确认了这一思路,并对广信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不少付诸实践后创造了很好的效益。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初具规模的广信文化园已展示在我们面前,一座凌宵出世的广信塔耸立在三江口上,威严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昭示着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编。一个贫穷的粤西山区县,近年创造了连年经济发展速度超全省的奇迹,成为珠江文化耀眼的星座。一部厚重三百多万字的《中国珠江文化史》也编撰出来了,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献了一块金砖。十五年时间过去,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聚会,怀着胜利的喜悦,我把这次会议比作广信文化研究旅程中的“西柏坡”会议吧!更广阔的前景在等待着我们去开拓,我寄希望于珠江星座,群星光耀之时,就是我们辉煌的明天。
珠江文化研究的特点,一是它对文化区域的定位,二是它专注现实的精神,三是它开拓的创意。
对区域文化的研究,早已有人为之,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有岭南文化等,这些都是从陆地、山岭来划分的;从水域来界定的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文化还没听说,珠江文化从此开始,这很好。孔夫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第六》“知”,此同“智”)就中所谓的“乐山”、“乐水”,当然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要从那山水之中去探寻它的神韵,即余秋雨所说:游山玩水,是为了“寻找被遗忘的文明,感悟它各自的文化底藴”。乐山也好,乐水也好,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探究,有他们的道理,“珠江文化因以江河命名,更突出了它的水文化内涵”(司徒尚纪)。它与海洋的融通,与世界的对接,都比以山岭命名的“岭南”宽泛一些,珠江水域也比岭南覆盖的面积大,因而文化的内涵也更丰富,与当今泛珠三角经济区的范围也较切合。前几年我参加省文联组织的“珠江行”采风团到珠江源头去,广西文联主席陪同我们,经过贵州到了云南沾益马雄山麓的珠江源头,一位团友感慨地跟那位主席讨近乎说:“我们都是同饮—江水的呀!”他幽默地转述了当地的一首民謡:“我住江之头,你住江之尾,你喝五粮液,我喝矿泉水。”那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差异,风土人情也不一样。我在云南住了16年,这一点我敢肯定。因此,以往人们是把云贵高原划为另外一个文化区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研究文化也好,研究科学也好,大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去探究,不争高下,不说此优彼劣。现在我们省内有岭南文化研究会,岭南文化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这些兄弟单位都在致力于岭南文化研究,我们珠江文化起步不久,该与他们互通有无,团结进取,合作共荣,充分显示水文化的包容性。
我很佩服珠江文化学者的开创精神,特别是黄伟宗教授,开阔敏鋭的思路和关切现实的精神,都显示了珠江学者与北方学者不同的风格,我们的理论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不是印出书来束之高阁的。他们每到一处,都为当地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不少付诸实践后创造了很好的效益。我更欣赏珠江文化人艰苦深入的风范。几年来,他们跑遍了南粤大地,综合考察了珠江流域的东南西北四大干流,写就了《东江文化大观》、《南江文化报告》、《西江文化概说》、《北江文化雏论》,那不是一般的自然河川考察,而是条条到肉的文化与经济整合的报告,为此,他们先后到阳江、湛江、茂名、云浮、韶关、清远和广西的梧州、百色等县、市,与当地党政领导以及宣传、文化部门座谈,实地考察、商讨、制订经济、文化、旅游规划,真正起到了高参的作用。为写好《西江文化概说》,他们还远足广西贺州、藤县、岑溪,为封开古都建设提出许多建议:又北上南雄珠玑巷,南下徐闻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更加强了珠江文化理论的实践性。在实践中感悟,善于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智慧,领悟变通,飞跃而达到一种“顿悟”的境界,亦即《周易》的“立像以尽意”,《庄子》的“目击道存”。
我们的珠江学者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在实践中“悟”出来的,所以他们不愧为当代的“智者”,“智者乐水”的“智者”,水文化的倡导者,弄潮儿。
近些年,社会上修志编书的势头很旺,什么《客家文化大典》、《潮汕民俗大典》、《广东民俗大典》、《客家书系》、《顺德文丛》,还有《广东九章》、《深圳九章》、《东莞九章》等等。盛世修志,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编书立志,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莫过于干隆年间纪晓岚主修的《四库全书》,此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功不可没。但就在我们编撰《四库全书》的那20年时间里,西方人在干什么呢?爱迪生发明瞭电灯,英国人铸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轨,意大利人坐热气球升空了……还有许许多多。就是说,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时候,人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在我们潜心研究传统的时候,人家在不断地创造。(听自2006年2月17日凤凰台“秋雨时分”,大意如此)这就提醒我们,编书立志,旨在开拓应用,服务民生,而不是为束之高阁,作为什么“镇馆之宝”。广东人最可贵的也是这种开拓与坚持的精神,余先生所欣赏的也是广东人“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早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起锚出发”的景象,但他也委婉地劝告广东人,“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象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象饮早茶和逛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期望广东能给中国奉献更大的文化盛宴。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珠江文化研究立意高远之处,就在于他们能把超前的眼光投向未来,以现代的视角去探究现实中的问题,提出许多开拓性的意见。
从《珠江文化论》、《珠江传》到《中国珠江文化史》,他们对珠江流域的种种文化现象,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解读,书中作者,汇集了我省一批优秀的作家、理论家,涵盖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人类、建筑等学科,他们通过实地考察,从各个侧面对珠江文化进行了描述,如罗甸甸同志关于“珠江文化三次崛起之回顾”,梳理了从张九龄、惠能到容闳、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赋予珠江文化第三次崛起机遇的邓小平,脉络清晰、简洁,描述当代珠江文化崛起的表现:新鲜观念的涌现、大众文化的兴起,都很恰如其分,正是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珠江文化工程启动,水到渠成。他们考察了海上丝绸之路,古广信文化、西江龙母文化、冼夫人文化、南越国、珠玑巷、六祖故乡、南华寺、客都梅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许多见解独到的论文,如司徒尚纪教授关于西江文化形成、发展、文化中心转移的论述:周义主任关于发挥广东三大民系优势,构建和谐广东的文章,就中关于实施民系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也很有见地。这些论文,反映了珠江文化工程和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发展历程,缩影了十多年来这班多学科专家努力的成果,也体现了组织者海纳百川的肚量,也是水文化研究的一个特色吧。这些成果对推动和实现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彰显。这次会议,将会把我们珠江文化研究,特别是从此开山的广信文化,推向更加广阔、深入的境地。
叶春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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