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民族学者对民族学中国化探索的重要时期。从最初的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引用与模仿，到后来的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实践，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学者们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民族学进行不断地突破与完善。作为民族调查的重要工作基地，广西的民族调查成为民族学中国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对民族学中国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20世纪上半期现代民族学中国化广西民族调查  

　　Abstract: There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nese ethnology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ethnology chinization. From the initial simply quote 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to the later specific field work and study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material of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with theory，the scholars constantly have breakthrough and improvement on ethnology practice and theory. As an important base of 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the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is the important part for exploring ethnology chinization. It is helpful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ssue of ethnology chinization by summing up the 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Key words: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Mordent ethnologyChinization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现代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辛亥革命后，现代民族学随着其他西方进步思想理论一同传入中国。如何将移植来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实际研究，并在研究实践中探索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道路，一直是这个社会人文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中心问题。民族学本身强调实地调查，学科的发展与实践活动联系非常紧密，学者们的经历与活动，特别是田野调查比较显着地体现着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正因如此，民族学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中国化的呼声更为强烈。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丰富多样，因此自民族学传入中国以后，广西就成为学者们进行民族调查的重要工作基地，广西的民族调查研究也成为现代民族学中国化探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20世纪上半期广西的民族调查研究为切入点，对现代民族学的中国化探索进行分析探讨。

　　一、广西民族调查研究的开端

　　广西自战国时期就属百越之地，居住着西瓯、骆越等部族。自秦代以来，境外各民族陆续迁往广西。随着广西长期的历史发展变迁，各民族在不断加深的交往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既有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民族风俗习惯，在历代均有不少关于广西各民族情况的文献记载。如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代旷露的《赤雅》、清代汪森的《粤西丛载》以及各地地方志中，均对广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物产资源进行过相关记载，成为后人研究广西民族民俗的重要历史资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对广西民族民俗的记载，因缺乏一定民族学与民俗学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只能是一种朦胧的早期民俗观念下的文字记载，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研究。

　　广西的现代民族研究真正起源于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謡征集运动。中国早期民族学受英国“遗留物”学说影响颇深。在此学说的影响下，不少学者都把许多民俗事象视为古代遗留物。北大歌謡运动的发起人周作人就曾提到“盖现代文明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先进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1〕因此我国早期的民族学与民俗学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很大程度上仍是仿照西方国家，认为应包括“未开化、半开化民族及缺乏教育的人们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故事、神话、传说、歌謡、谚语、歌诀、谜语、童謡、儿歌等。”〔2〕于是在20世纪初的那场“到民间去”的革命浪潮中，学者们纷纷把目光对准了所谓野蛮民族的歌謡。五四运动之前，北京大学已开始了近世歌謡的搜集工作，并于1918年春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謡征集处。随后又相继成立歌謡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民俗研究刊物《歌謡周刊》。对于征集民间歌謡的目的，北大歌謡运动的另一重要发起人常惠曾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謡》一文中提到他的看法，“歌謡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文化愈进步，歌謡逾退化……越是野蛮民族歌謡越发达”， “我们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他，至于整理之后呢，不过供给学者采用罢了。”〔3〕可见，当时的民族学只是局限于一种资料学或文献学而已。因为当时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不成熟，这种看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于是，一场以北大歌謡征集运动为开端的民族民俗调查活动在全国相继展开。1918—1922年，北京大学学生刘策奇（刘为广西柳州人，民俗学热心者）与莫耀南、白扬熙合作，于1918—1922年，先后收集了柳州、象州等地的壮族民歌，在《歌謡周刊》上发表了100多首。其后，刘策奇还根据对广西歌謡的搜集整理，撰写有《僮语的我见》的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歌謡周刊》第54号〔4〕，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歌謡研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探讨。作为北大歌謡运动的早期参与者，刘策奇对广西少数民族歌謡的搜集整理开启了广西现代民族调查研究的先河。但由于学科理论的局限，他对广西歌謡还仅限于一种被动的资料搜集与整理，现代民族学所强调的实地调查及对各地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尚未真正开展起来，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早期民族学的弊端所在。

　　二、 广西民族调查研究发展中的政治性突破

　　1.民族学应用实践上的突破发展

　　在对民族学的不断瞭解中，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学要想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对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生活情形进行深入的调查，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的阐述必须由民族学田野工作中获得大量材料〔5〕。1926年随着民族学重心的南移，广州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新阵地。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教研机构及其他大学学者纷纷利用地理优势，把西南民族研究确定为研究重心，并把田野调查摆在了整个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了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地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6〕从此种认识中，虽然仍能看到早期民族学“遗留物”学说的影响，但是对实地调查的重视与肯定却是民族学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中国学者开始摆脱以介绍和引进西方理论为主的时期，逐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进入到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中，广西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田野工作基地。

　　广西的民族调查最初是与其他学科的调查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在傅斯年、顾颉刚的支持下，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生物采集队，深入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在3个月的考察时间里，队员们不仅完成了对各种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还对考察所经之地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情况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查记録，为研究当地的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録1部。任国荣根据调查结果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对当地的瑶族歌謡进行了整理，并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注读音，编撰完成《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赠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陈列室。这些成果随后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这次调查虽然在民族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毕竟调查人员不是受过民族学训练的专业人员，民族学方面的调查也只是在生物标本采集的过程中顺手或捎带而做的，调查缺乏系统，调查内容也是依调查成员的兴趣而取舍，不是从科学的认识出发，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因此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的田野调查。

　　随着民族学教研机构的不断完善，民族学者也开始了较为正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严复礼与专任编辑员商承祖，随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考察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虽然这次调查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采集地质、农林等材料，但严复礼、商承祖由百色到凌云，对瑶族聚居地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实地调查。他们的调查包括广西的一般情况、广西凌云的瑶族语言、族群来源和分布状况，以及他们与广东韶州瑶族的关系等涉及民族民俗调查方面的内容。在调查中，他们还注意采用了一些现代手段，所得资料包括多方面，除经过整理的文字资料外，还拍摄了一些各民族的人物照片，以及对民族学标本的搜集。因此，这次调查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资料上的系统性，为此后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资料。随后，他们将调查结果加以整理，着有《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作为专刊第二号印行。

　　此外，金陵大学教授徐益堂于1935年入广西大藤山瑶族聚居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虽然时间不长，却对瑶族的经济生活、住宿情况、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调查。随后，他陆续将调查结果整理成《广西象平间瑶民的经济生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房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等研究文稿。1937年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担任该团民族组的主任，负责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研究瑶族的风俗习惯。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江应梁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这些调查无论是在调查的深入程度，还是在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方面，都比之前的调查有了明显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因民族学重心西移，原来分散的各教学研究机构及专业研究人员多集中于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一些西部城市。学术考察区也主要是云南、四川（包括当时另外设省的西康）和贵州三省，但亦旁及广西、湖南、广东等省份。因此在这一时期，民族学家们更接近田野工作基地，有了更多的调查机会，民族学的田野实践进一步发展。1940年，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们于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对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等情况进行了考察。194—1942年间，该研究所还曾到广西蒙山、修仁等地调查当地瑶族的文化和生活状况。〔7〕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以郭莲峰为团长的8人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考察团分为教育、社会、自然三组两队。两队分别经贵州、云南扺达桂林汇合后，对当地的瑶族聚居的山区进行考察。从以上这些调查内容也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加大了对民族、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且在研究阵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及地理范围上均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

　　2.民族学理论上的突破发展

　　在中国现代民族学的发展初期，人们在初接触国外学术理论之时，尚没有条件和能力加以比较分析，对于这些外来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基本上还处于引用与模仿阶段。由于受到当时盛行的“遗留物”学说的影响，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某种想象上，这种想象把“非我”事先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这一端的文明之优越。去“传统”社会社会做“田野”的大前提是把“他们”当做“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8〕。在这种思想逻辑下，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对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以提供初民社会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原始资料。因此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实际上“不能够踏入和研究主体同样的时间和空间，也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真正的对话或争辩，因为他们被当做原始时代的‘残存物’来研究” 〔9〕。

　　随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有关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的逐渐积累，诸多学者在共同的研究过程中，对西方民族学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并结合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对早期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完善与突破。在对待之前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已经开始打破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学的窠臼，不再把少数民族或族群当做野蛮人或异类，而是将其视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历史变迁、民族分布、文化源流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中徐松石通过对广西西南民族的调查，以论证两广少数民族的土著性及其优秀因子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从1926年起，徐松石“即开始民族史的考古”，并已“断定除了东江以东的潮循区域外，整个岭南，自唐以前，最大的土著部族，当推僮人，即今日广西西部的僮古佬族。”1938年，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公开发表了这一论断，并“切实证明中国苗傜僮等南方部族，乃伏羲女娲神农部落的子孙。苗傜族均发源于中国东区。僮族即古代的苍梧族。原始岭南居民含有浓厚的僮族血素。”〔10〕随后徐松石又于1945年着成《泰族僮族粤族考》，在这两本书中，他充分阐发了“僮族血缘荣耀观”、“壮族优秀论”等观点，拓展了研究领域，决定性的终结了外国人垄断“壮学”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之前将少数民族当做落后异类来研究的颠覆与反击。此外，徐松石在重视文献资料的发掘、分析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来扩大文献资料的搜集范围，并综合运动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独创“地名研究考证法”，影响迄今。

　　另外，一些学者在实际研究中不再被“野蛮人”、异民族的研究对象所限制，将视点转向了自我民族及其中的特殊文化群体。这些调查研究在地理范围上对广西也有所涉及。罗香林曾致力于对客家文化的调查。30年代初他向广东、广西等地的客家研究专家致函，搜集两广地区的各种客家资料。1933年根据研究成果写成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此外还编辑刊印了《客家史料丛刊》。1934年3月，任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伍鋭麟等人由广州至三水，再由河口至肇庆、梧州，调查了西江一带的疍民的生活状况。而后，伍鋭麟着有《三水河口疍民生活状况之调查》，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二期发表，其中就对梧州西江一带的疍民有所提及〔11〕。

　　简言之，随着人们对民族学瞭解的不断加深，中国的民族学发展无论是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上，还是在学科的理论建设上，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从这一时期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来看，不仅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各方面，也包括了历史发展线索的追寻、民族文物的搜集乃至考古的验证。同时调查的内容也较之前更为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中国的民族学者摆脱了过去对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单纯引用与模仿，从书斋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推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

　　三、广西民族调查研究发展中的现实性突破

　　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民族学家逐渐将视点转移到当代社会，为解决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而进行更多的探讨。蔡元培就认为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的学科，而且也是应用的科学，民族学的研究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与实际政治如边政边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等都有关系〔12〕。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府所接受。广西新桂系就曾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开展与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研究活动与民族政策。

　　1. 新桂系开展民族调查的背景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1930年的中原大战都以新桂系的失败而告终，新桂系实力大损，暂时无法与蒋抗衡。因此，被迫把战略目标移回广西，全心全意着眼于广西省内事务，以图他日东山再起，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把乡村建设作为“广西，亦即整个中国之希望”，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现代化意义上的基层政权而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在形成独立政治体系的基础上，防止蒋介石势力干预广西政务，以此维护新桂系的割据政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但广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语言文字殊异、风俗礼教不同、交通闭塞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均与汉族地区较大差别，政令的推行往往难以畅通，新桂系无法对少数民族乡村直接行使管理。为达到扩展政治影响力的需要，对广西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瞭解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就成为了新桂系的迫切需要。

　　2.新桂系对广西进行的民族调查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关于这些少数族群的认识，新桂系当局初期关注的还主要是苗、瑶的“开化”问题。1928年前后，新桂系在对广西土司地区进行彻底改土归流的同时，便提倡开化苗瑶，并制定了初步的方案，但还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爆发了桂北瑶民起义。镇压瑶民起义后，新桂系当局开始正式着手对苗瑶地区进行调查，于1933年6月制定了苗瑶社会状况考察表，令各县县政府查明填报，不久就有40多个县上交了调查表。同时根据政治需要，新桂系还任命政府官员及一些学者为其开展民族民俗调查，并拨出民族调查专款，让学者及政府官员作调查之用。1934年，省政府派遣教育厅科员2人，会同省立南宁博物馆的采集队，赴大藤瑶山调查瑶民的社会生活情况。1935年，省政府还聘请特约研究员费孝通，考察龙胜、三江、资源、全县（今全州县）及大藤瑶山等地的族群与文化〔13〕。在考察中，费孝通分访各村，主要对瑶民进行体质测量，其新婚妻子同时也是调查助理员的王同惠负责调查瑶民的家庭、亲属、村落和族团等方面的社会组织调查。后来此次调查因王的失足坠崖而告终。费孝通随后根据王同惠调查的遗稿，编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

　　在对苗瑶地区的调查研究中，面对名目繁多的族系分支，新桂系开始逐渐意识到重视广西内部族群差异的必要性。对于广西的少数民族，原只是将其统称为“原种民族”，并没有一种具体的分类。在1933年出版的《广西年鉴》中将“原种民族”解释为：“原种：即瑶、苗、僮、诸原始民族之总称，至其来自何时，所据多少面积尚待详查。”〔14〕随着民族调查范围的扩大，新桂系当局发现除了苗、瑶，广西还有人数众多的僮族以及侗、山子、仡佬、仫佬等少数族群，于是就令地方参照苗瑶地区的法令对这些少数族群进行“开化”治理。1935年前后，广西教育界人士针对少数族群的教育问题，提出“特族教育”的概念，于是新桂系政府借用这一提法，把广西的少数民族称为“特种部族”。根据当时的调查结果，新桂系认为，广西的“特种部族”主要包括苗、瑶、侗、壮、伶、伢、徕、侬、山子、仡佬、裸裸、黑衣诸族，其中以瑶族最多，苗、侗两族次之，其他的都比较少，统计人口总数约30万人。种族最复杂而人口最多的地区首推三江，次为龙胜。瑶族聚居于一处而能够自为风气的仅大藤瑶山一带——修仁（今分属荔浦、金秀等县）、象县（今象州县）、武宣、桂平、平南、蒙山、荔浦7县边境之间〔15〕。至此，新桂系对广西的少数民族已有了较全面的瞭解。

　　此外，在对广西各少数族群的“开化”中，新桂系尤其重视教育问题。为了推行“特族教育”，新桂系当局又着手对广西各地的少数族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1935年，省政府委派刘介创办了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后改为广西省立桂岭师范学校），主要负责招收少数民族青年的培训。在刘介任职期间，他根据各县政府、省修志局以及特种部族训练所学生的报告，绘制了广西各县的“特种部族”分布与人口约数表。虽然此表因在当初调查时的种种弊端而存在一些不足，但也确实对全省61个县市的族群支系作了较为科学的分类，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区别于学者在广西进行的学术性质的民族调查，新桂系的民族调查活动则是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为自己获得更多政治上的合法利益。且新桂系在展开民族调查时，往往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任命或聘请在民族学科上较有建树的学者主持或参与民族调查活动，因而这种调查在规模上更加权威，影响面更广，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的互相瞭解，加强各民族的同心力。从这个层面上说，新桂系的民族调查活动也是民族学中国化探索的重要方面。当然，由于当时的政府是建立在少数集团的利益和需要之上的，不可能为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有更多的考虑。当民族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统治集团的各种利益发生矛盾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民族学家们付出的努力与心血也只能付之东流。

　　四、简短的结语

　　    民族学中国化，是中国民族学从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向全面地分析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将理论的精华用于中国实际的进步〔16〕。20世纪上半期是民族学中国化探索的重要时期，民族学家们不仅加强了田野调查的实践工作，而且还从实践中不断地对原有民族学理论进行完善拓展，使之更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此外，政府也从政治利益出发，把民族学运用到自己的统治中来。因此，民族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学术性与政治性幷存的探索过程。

　　唐春松（桂林博物馆，研究馆员。）

　　注释：

　　〔1〕 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转引自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族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3。

　　〔2〕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156。

　　〔3〕 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謡》，1922年，转引自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族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60。

　　〔4〕 李富强、潘汁：《壮学初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页37。

　　〔5〕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68。

　　〔6〕 绍孟：《编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页35~36。

　　〔7〕 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转引自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235。

　　〔8〕同注〔3〕，页153。

　　〔9〕同注〔3〕，页157。

　　〔10〕 刘小云、杨天保：《杨成志和徐松石之比较：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11〕同注〔5〕，页175~176。

　　〔12〕同注〔5〕，页264。

　　〔13〕 谭肇毅主编：《新桂系政权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52。

　　〔14〕 《广西年鉴》第一回，广西统计局，1933年，页155。

　　〔15〕同注〔13〕，页253。

　　〔16〕同注〔5〕，页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