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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序一

   杨流昌先生是台湾事务方面的一位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是硏究台湾一贯道的一部专著。现在,这部名为《天道传奇——一贯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的专著即将出版,我钦佩流昌先生在繁忙工作之余攻读学位终成正果的刻苦精神,同时,作为多年关注台湾宗敎问题硏究的学人,我认为这部书的出版有其重要的意义,与流昌先生荣获博士学位一样值得祝贺。

   以我之孤陋寡闻,这应该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篇以全面硏究台湾一贯道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它这次的付梓问世,结束了没有大陆作者就此一硏究对象用中文撰写出版学术著作的历史(案:北京大学卢云峰敎授2005年的博士论文《台湾一贯道的嬗变:适应变化的宗敎经济》也以台湾一贯道为论述中心,但使用的是英文,学位授予单位是香港城市大学)。流昌先生的这一论文选题,十分清晰地标示出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宗敎硏究已经拓展到习惯上称为「民间宗敎」的某些「敏感区域」。对一贯道的硏究,以往的成果不能说不丰富,但主要围绕社会政治历史范畴,从宗敎学视角出发的硏究很少,而且叙事下限大体上划在其作为「反动会道门」之首遭到取缔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或者更早(新时期开始后的创建性硏究成果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敎硏究所马西沙硏究员执笔的《中国民间宗敎史》第18章莫属,该章叙事下限为清末)。流昌先生的选题,意味着对一贯道的硏究向揭示其宗敎本体属性、反映其当今生态状况的维度大大延伸了一步,而这一步,无疑跨进了长期以来人为规避所形成的空白地带。能够开始塡补这块空白,显示了流昌先生就读博士的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敎学系和他的指导敎师赵士林敎授所拥有的学科前沿意识和学术担当气魄,更有赖于求眞务实的思想作风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得到不断恢复与发扬,特定的关键因素,则是流昌先生本人具备了恰当把握这一选题的专业素养、政治素养和资料条件。于是乎,中国大陆宗敎学术硏究史上势所必至的这一步进展,就通过流昌先生的这样一篇博士论文及其正式出版,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敎学系和杨流昌博士所作的贡献,是絶不应该被轻忽、被忘记的。

    我自己曾经在硏究台湾宗敎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台湾的一贯道,写过一些描述性、策议性的文字,但基本未公开发表。流昌先生撰写博士论文时,对我的那些东西有所参考,我非常高兴某些观点被他认同和吸收,而不在意无法一一注明来源。现在蒙他索序,我很理解这是流昌先生对我的看重,感谢之余,委实惶恐。拜读大作一过,掩卷默思,觉得这部书确有不少特点,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述,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也许是作者笔下由历史感与时代感交织而成的立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宗敎的本质「只有到宗敎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除此以外,「宗敎本身旣无本质也无王国」。一贯道的发展变迁,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折射。台湾一贯道发轫于中国大陆,民国时期一贯道在大陆的兴盛得益于近现代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造成的广泛宗敎需求。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大陆的一贯道总体上没能认识到,这种需求会随着它自己作为一个宗敎组织所脱胎的社会母体的根本性变化而变化;没能认识到,通过宗敎组织为中介的个人宗敎需求,会在社会母体的巨大变化中被一部分人利用来获取和维护自身的世俗利益。流昌先生的著作客观地陈述了台湾一贯道的大陆「前史」,实际等于善意地提示台湾一贯道方面对于60年前一贯道在大陆的湮灭应该掮起自我反思的责任。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是一个严谨学者的本色,也是一个成熟的宗敎团体不应缺失的。而恰恰由于正视了大陆一贯道包括抗战时期在内的那段历史,用心的读者才能在读到书中一贯道离开大陆后同样遭遇台湾当局严厉取缔的内容时,领悟到社会管控手段背后的传统「国家观念」是如何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壁垒的。对于台湾一贯道人士而言,举一反三地认识这个问题,摆脱「历史悲情」的纠结,似乎比普通读者更有必要。

    瞭解过去,是为了准确地看待今天。流昌先生的著作没有止步于仅仅还原一贯道的历史面貌。在对台湾一贯道完成大幅度转型直至实现「合法化」的种种内因外因、战略策略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他结合其敎义理念和传播方式的文化特色,重点论列了台湾一贯道的发展现状及其现实社会功能,又以此为根据,对台湾一贯道的未来走势、与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其包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对于抵制「台独」、加强两岸关系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做了相当深刻的阐释。概而言之,就是在承认但不耽于原有历史记忆的同时,充分肯定台湾一贯道的转型努力,并希望将努力的成果固定为新的历史记忆,汇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广阔前景。这部著作不同一般的时代意涵,尽藴于这些阐释之中。

    我还注意到流昌先生在博士论文摘要中说:「台湾一贯道在坚大陆时期一贯道无生老母信仰和三期末劫、三曹普渡、三敎合一等基本敎义和修心养性、劝善成人等修持观的同时,又对一贯道敎义结构、组织形态等加以翻新改造,已成功『在地化』。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入道,进一步突出儒家思想,强调对此岸伦理道德和大同世界的追求,使其更具人文关怀色彩。因此,当代台湾一贯道已不单纯是大陆时期一贯道的简单延续,而是以崭新的『现代儒敎』姿态,立足台湾,走向世界。」他的书中提到今天的一贯道实际属于民间儒敎统绪在社会需求面前的复兴样式的看法,涉及了当前中国宗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即儒敎的宗敎形态问题,进而是宗敎性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现代化调适问题。这些问题,攸关中国特色宗敎学理论的建构,攸关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导向。流昌先生敏鋭地接近了对台湾一贯道进行宗敎学、文化学硏究的实质目标,用自己的硏究赋予这个具体的观察对象远远超出其本身范围的典型价值,即使一部带有初探性质的论著难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吿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硏究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台湾宗敎,有助于落实讲话的要求。流昌先生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开了一个好头,他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产物。台湾一贯道和其他宗敎的人士对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抱有热情,只要交流活动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并且不违反大陆有关政策法令等现行规范,定会受到欢迎和鼓励。前途是宽广的。身为20多年来两岸宗敎和宗敎学术交流历程的见证者之一,我寄愿宗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宗敎学术硏究不断前行,寄愿宗敎学术硏究引领两岸宗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我自己将一如旣往地为之付出心力。也相信流昌先生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本职岗位上,还会当仁不让地兼顾台湾宗敎硏究的工作,继续寻找新的选题,推出新的成果,仍然给我以先睹为快的幸运。
是为序。
                                                                  
                                                                                        张新鹰 
                                                                                                                                                                                        辛卯正月廿二日(2011年2月24日)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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