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马英九正式走上从政之路至今,这位蒋经国时期的“青年才俊”,经过“总统府”、“研考会”、“陆委会”、“法务部”、台北市长以及党务系统等大半生的政坛锤炼,已从国民党手中一枚听话而好使的政治棋子,历练成了有能力走出别人的棋局、掌控自己从政之路的操盘手。不仅如此,2005年7月16日,他当选国民党主席,不仅要担起国民党改革、泛蓝整合、夺回岛内执政权的重任,也为自己的2008年“总统”竞选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岛内政评家深刻指出,“一个气数已尽的政党,除非你改革它,重新调整好它的世纪座标,否则,坐拥其上,恐怕就只有当悲剧英雄的份了。”
一、“青年才俊”
国民党是马英九父辈的政治血脉,对国民党的忠、信,从马英九出生之日起,便从父辈的内心深植入他的骨血。从1950年7月13日马英九出生那天起,做了大半辈子国民党的忠贞党务干部的父亲马鹤凌,就殷切寄望自己一生未了的政治理想由这个排行老四的独子来完成。于是,马英九从小便被马鹤凌一步步引向“报效党国”的政治之路。而加入国民党,“报效党国”,在马英九看来都是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自认深受父辈影响的马英九,在1967年上高三时,就加入了国民党,并在马鹤凌的劝导下,弃理工从法政,1968年高中毕业后,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大学法律系。在这所孕育了党外势力的校园里,马英九是学生领袖,当时,他活跃于岛内大学的“保钓风潮”、反日抗争,在1972年台日断交前夕,他激情地以手指血书“爱国标语”。1974年赴美国留学期间,他是国民党留学生团体“反共爱国联盟”的主要成员,担任过“反共爱国联盟”旗下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主笔,那时他“左批中共,右批台独”,为国民党当局辩护,并为此而延期一年才取得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978年,他曾以笔名“王绍陵”发表《勇者的证言:追记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说》长文,被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连载3天,广受瞩目。为此,当年7月,马英九返台探亲时,受邀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专题报告,党内“反共理论新秀”之名大噪。在美国国会制定《与台湾关系法》的过程中,他与同学李大维一起,协助台“外交部”,每日至美国国会旁听辩论,游说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理支持国民党当局。
马鹤凌对马英九的培养,并不止于对国民党的忠诚。马英九的同学曾开玩笑说,“马英九将来是要做总统的”。马鹤凌听了,非常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我不会那么肤浅和狂妄,我是以国士培养他,要他有名臣的风范,要他活在别人心里,活在历史上”。“国士名臣”的培养目标,如今在马鹤凌看来,并非是当年自不量力的狂妄之语。在父子两代的共同努力下,马英九身上除了有国民党的忠贞党性之外,还有父母对他良好的中国传统知识世家的教育积淀,这些与他留美时期所受的西方文化熏陶和专业学养紧密结合,成就了马英九“一流的口才、风度和专业素养”。
正可谓“根正苗红”。如此“纯正的血统”,如此“坚强的党性”,如此过硬的专业素质,加之温文儒雅的风度与英挺的外表,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看来,马英九样样符合“青年才俊”的标准。而这位“青年才俊”也抱着“反哺”之心,要做一点事情,为“党国”尽忠效力。
二、“政治棋子”
1981年9月,已在美结婚并育有一女的马英九携眷返台。在马鹤凌的运作下,马英九一返台便直入“总统府”,其从政之路的起点之高令外界瞠目。然而,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在1997年走出自己惊天动地的“辞官弃选”之举以前,这位一心想为“党国”做点事情的马英九,不过是一枚国民党手中随意运用的棋子罢了。
蒋经国时期,马英九无疑是国民党的培养对象。当初,在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的推荐下,年仅31岁的马英九一返台便被蒋经国延揽至身边,破格提拔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几个月后又接替宋楚瑜兼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一职位一向被认为是“年轻才俊跨越老人政治圈,攀向决策高峰的一条捷径”。马英九没有让蒋经国失望。他的谨慎内敛与深厚的英文造诣,很快赢得蒋经国的喜爱与信任,被蒋经国评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是个“难得的人才”。1984年6月,蒋经国提名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第三副秘书长,推动“政党外交”。马英九率团频频出访,4年的时间,与4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政党进行了交流互动。这份工作,虽然对台湾的“外交”窘境没多大帮助,但却为马英九累积了国际经验与人脉,让马英九“出色的国民党推销员”、“很懂外国人的心理”、“擅长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尖锐的问题”等形象在外国记者的眼中建立起来。1987年上半年起,蒋经国开始让马英九参与国民党当局重大法案的决策,即“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三大法案的立法工作,并让他着手研拟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评估方案(“颖考方案”)。短短几年,马英九在外人眼里,成了蒋经国身边的“政治金童”、一颗“台湾政坛上的耀眼新星”。
蒋经国去世后,在李登辉主政下,从1988年起,马英九历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国统会”研究员。4年多的时间,马英九虽有机会参与当局各项重大政策研拟,特别是逐渐成为大陆政策研订、筹建海基会的关键性人物,但马英九主要的任务却是为国民党当局各项政策做宣传,由于他经常“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般地”为国民党当局各项政策辩护,媒体称其为国民党“最佳辩护人”、大陆政策的“捍卫战士”。
尽管在外人眼中,马英九是“坐着直升机往上爬的权贵子弟”,但是马英九自己心里明白,在行政体系中,他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距离独当一面还有一段漫长路途;在党务系统里,虽然他已当选中央委员,站稳党内一席之地,但他没有实权,谁也指挥不动。更何况,他开始尝到“最核心的周边”滋味。那是在“总统”是“直选”还是“委任直选”的论战中,本来锺情于“直选”的马英九奉命力战民进党群雄,为国民党的“委任直选”政策辩护、宣传,其结果却是被李登辉最终180度的大转向耍了一道。马英九在错愕、隐忍之余,只能自嘲地反问媒体,“你还相信我说的话吗?”
其实,马英九的朋友们还为他担着另一份心。当时,学者耿荣水、王晓波等回忆说,马英九心中理想的大陆政策绝对不是这样,马英九经常“奉命讲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因此,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对马英九“很失望”,觉得马“已失去作为政务官的风骨”。许多熟识的朋友也为马担心,“再这样下去,马英九会毁了他自己”。说马英九“讲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并非虚言。为国民党当局的一些“修宪”政策辩护时是如此,对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更是这样。马英九怀着从父辈那里承袭下来的对两岸统一的愿景,对当时极具开创性的两岸事务有高度兴趣,因此,他在研究两岸交流的政策法规时,“极其勤奋用心”,并很有自己的设想。与台当局政治考虑为先的两岸政策相比,马英九只能“用屁股决定脑袋”。马英九的党性及其自身的政治性格决定了他必定会“在其位而言其政”,而当他离开了“陆委会”,他对两岸政策的建言便让人耳目一新。1997年,马英九不仅签署支持前清大校长沈君山、“国统会”研究委员翁松燃等知名学者共同发表的“成立中华两岸联合会刍议”的声明,推动“国统纲领”向中程阶段发展;而且第一个向李登辉“戒急用忍”政策提出异议。他认为,大陆政策有必要做些调整,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台湾决策如果太慢,最后会全盘皆输。他建议建立起稳定、和平、繁荣的两岸关系架构,政策上要“原则开放、例外禁止”,两岸官方应“无条件谈判,有条件三通”,检讨现行两岸两会协商渠道,提升为两岸官方的协商机制,以创造两岸双赢的局面。
可以想见,言不由衷、不能尽情发挥的幕僚角色,加上不被信任的郁卒,马英九再锺情于具有开创性的大陆政策研究工作,也不能不期待着能够有大展身手的那一天!
1993年2月,“行政院长”连战任命马英九接掌“法务部”,虽然外界认为这是明升暗降,但马英九首次有了可以独当一面、尽情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舞台。马英九如鱼得水,把长久积存在内心的计划构想全部付诸行动,很快就将原来的“冷衙门”变成了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部门。有资料统计,马英九在“法务部”3年任期内,全台起诉贿选被告7530人,其中逾400人具有民意代表身份,已判决确定者1024人,判有罪者892人,占82%。1994年4月,“法务部”查办县市正副议长贿选案,800多位议员中,有341位议员被起诉,其中一审判决有罪者262人,亦即台湾约占三分之一的议员已被一审判决贿选有罪。马英九的强势作为令其民望达到巅峰。翘首期盼台湾政治清明的民众把马英九当作是台湾官方“最后的道德指标”,台湾司法“最后的守门员”。然而,马英九万万没有想到,他3年内持续地、不遗余力地为了达成台湾“政治清明”而“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肃贪、查贿之举,触动了国民党内派系金权结构的根基,损害了党内为数不少的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利益,惹来党内“立委”“不识人间烟火”的谩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以国民党的失败换回个人威望”的攻击。这3年来,党内一股要他下台的暗流可以说从未间断。当他终于确定李登辉不是让他“玩真的”之后,他只有在高民意的支持声中,在连战也不能力保的无奈之下,随着1996年的“内阁”改组而黯然下台,被安排当了个位高权轻的“政务委员”。
虽然连战随后让他再次身兼“行政院”的“中央廉政会报”、“反毒会报”、“治安会报”召集人,但马英九应该已经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有更深层的体认;应该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掌控自己的一片政治天空,必须走出别人的政治棋盘。
三、辞官弃选
实际上,马英九“温良恭俭”的处世方式,及其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党性坚持,并不能全然掩盖其骨子里不甘于只是别人手里一枚棋子的本性。他那不群不党、不善应酬、洁身自好的“不沾锅”的政治性格,恰恰为其本性做了最好的揭示。为了走出自己的一片政治天地,马英九找准机会,终于出招了。
马英九在接受“政务委员”一职时,不无保留地告诉连战,“我做一年看看”。马英九后来说,他在此时已有了辞职的打算,但顾忌外界的观感,为避免将他的辞职简单理解为对被撤职的反弹,他才决定接受新职,但实际上,他是边做边看。马英九看什么?
首先,始终被揉方捏圆的马英九要重新审视这个他无比忠诚的国民党。1996年5月,在“法务部长”任上最后一次视察澎湖监狱,与媒体记者相约在吉贝岛的那一夜,略带酒意的马英九谈到他那怀有浓厚感情的国民党时,痛批黑金势力,激昂落泪,让媒体记者无不为之动容。党内黑金是马英九不能承受的痛。更有甚者,外界盛传国民党有意和平转移政权,陈水扁也一再以一个党外人士不断抛出他从国民党层峰那里获知的消息,公然炫耀与李登辉的不寻常关系,再看看国民党及民进党正在进行的“毁宪分脏”的勾当,不止马英九,国民党基层人士也在质疑,“我们到底要为何而战?”此外,就党政运作机制而言,马英九深刻体认到,在一人独大的党政官僚系统内,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全凭上意,党内极度的不民主,必然导致政治人物鲜有风骨,必然带来争功诿过、以权谋私的政治文化与风气。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个人的政治奉献价值何在?
其次,有志难舍的马英九要看看能否寻找到另一个可以让自己舞动长袖、重新崛起的政治舞台。某些迹象显示,他可以走上台北市长的竞选之路。民调告诉他,以他的形象与政治历练,他是国民党内对抗敌手民进党的陈水扁的最佳人选。上届北市长选举时党内外的劝选之声,以及连战让他在“政务委员”的职位上督导北市市政,并加派“行政院”一名科长作为随从,陪他出访基层,加之当下国民党秘书长吴伯雄亲领他接触基层,以及基层对他的热情与中肯建言,凡此种种都让他感受到他是党务辅选部门的最爱,而外界从他频走基层的举动中也分析他有参选意愿。但是,马英九始终没有承诺参选,因为,同样鲜明的迹象显示,李登辉“关爱的眼神”背后并非是关爱的用心。如有媒体报导,据情治单位透露,李登辉的用意并不在让马英九光复台北市,而是要利用马英九的魅力,取代宋楚瑜,担任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助选员、吸票机;另外,提马参选也可缓解外省籍中生代与李登辉的紧张关系。虽然李登辉为了马英九参选而两度召见他,但显然马英九疑虑不减。种种的“阴谋论”虽让马英九无从查证,但马英九切身的困惑是,既然要让我参选,就应给我累积能量的政治舞台,但为何将我撤除“法务部长”职务在先,又在此次“内阁”改组中不给最大发挥之地?面对具有高民意支持、又掌握行政资源的强劲对手,马英九前无政治舞台,后无李登辉对参选资源的明确承诺,这样的情形,马鹤凌一语道破:“台北市长选举是政党之争,不是个人之战,马英九现在是赤手空拳,而陈水扁却是骑在快马之上,又有长刀,这样跑下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这个仗不能打。”明白人如马英九难道会不了解这是一招牺牲棋吗?
1997年5月4日,台北街头群情激愤,数万质朴的民众走上街头,因1996年白小燕撕票案迄今未破,嫌犯再度犯案而高呼“总统认错,连战下台”。坐在电视机前的马英九,感受到的是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甚深的积怨。当李登辉亟于岛内“民主化”、要“带领台湾走出去,建立台湾人尊严”的时候,岛内民众发现,形式上的民主并未给他们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他们仍得为失业率的升高而忧心自己第二天还能不能保住饭碗;国际上的“尊严”也不能消除岛内社会近一年来包括刘邦友血案、彭婉茹命案、白小燕撕票案等以一系列恶性治安事件带给他们的极度不安全感,民调屡屡显示岛内治安红灯已亮到了警戒底线。此外,口蹄疫、台风灾害以及各种金融、社会事件的不断发生,使民间改革呼声高涨。然而,岛内朝野政党仍沉浸于“修宪”与反“修宪”、“冻省”与反“冻省”,以及内部纷争等政治事件之中,国民党高层面对民众的“倒阁”风潮还在迷惘地发问“我们到底错在哪?”还以为撤换个把官员便可平息事态。岛内媒体直指,“民意早已将政治人物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国民党当局对民众的积怨与改革期盼的麻木唯此为甚。
马英九看不下去了。党的腐败而无能自省、党意与民意的严重脱节,以及他个人政治路途上感受到的被轻视与被戏弄,在在刺痛着他。做为“行政院”主管“治安会报”的“召集人”,他内心充满了共犯般的羞愧;而“政务委员”的职位,又使他既帮不上忙更做不出成绩,改变现实的无力感是那么沉甸甸。“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个古来中国有风骨的知识份子从政的铁律,在马英九身上再次显现出来。马英九认为,唯有回到民间,才可以重新找到学习动力与改革方向。“不如归去”的决心既定,马英九获得了深层的解脱。
1997年5月8日,马英九并未参加例行的“行政院院会”,而是在递交给连战辞职弃选信函的同时,召开记者会竟自宣布辞职弃选声明,没有给连战任何挽留的机会。连战及其他“阁员”获悉马英九辞职弃选时,马英九已自行“下班”了。
四、竞选党主席问鼎2008
2005年4月3日,马英九宣布参选党主席。相对于1998年他在国民党自下而上的支持下违一己“不选”之“小信”而就“党国大义”,复出参选台北市长,为国民党收复北市,并在2002年再次竞选连任,这一步却更为艰难。
虽然马英九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要成功挑战2008年巅峰之位,马英九仍然面对不少严峻的挑战。它既需要马英九就党内团结、党务改造、党产处理、泛蓝整合、年底选举等诸多重大事项交出令人信服的成绩单,更需要马英九针对自身弱点加以调整。
首先,马英九需要调整其自身性格。岛内普遍认为马英九有“不沾锅”的政治洁癖,就马英九个人来说,其“不沾锅”的处事风格无可厚非,但做为党主席,他要担负整合泛蓝、革新党务、重新执政的使命,就不能不说有需要调整之处。他如何调整,是否能拿捏好调整的分寸,不使他的清廉形象蒙尘、民望消退,都需要他更高的政治智慧。
其次,马英九的省籍问题是否会成为马英九日后从政的最大障碍,也值得观察。从此次党主席选举的情况来看,马英九在中南部县市的选情只有在高雄落后王金平,再次证实马英九有跨过浊水溪,甚至高屏溪的实力。从岛内政治文化走向上看,如果省籍问题、“台独”情绪经过民进党执政几年来的肆意操作而达到最大的宣泄与挫败,则省籍问题在岛内社会的警惕与渐趋淡漠之下,社会氛围将有利马英九更上层楼,同时也会降低马英九为彰显自己“爱台”之心而走反共偏锋的必要性。否则,省籍问题仍然是马英九从政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马英九对国民党的情感与责任感,都不是外界表面的理解所能尽言与体会的。换言之,国民党的兴亡成败,已是马英九政治生命中不能不承受之重。马英九能否胜任党主席,已经不全然是马英九个人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它同样也是对国民党的一次大考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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