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上旬，笔者随所在单位的学术访问团赴台交流参访，通过对国、民两党人士的沟通交流，笔者更深层的体悟到，两岸关系要有进展，必须通过交流建立基本互信。其中，就国、民两党与大陆的交往来说，“台独”因素以不同的程度和形态存在并干扰着两岸互信的建立与深化。在民进党与大陆的交往中，“台独”问题成为双方建立互信的最大阻碍。而国民党如果不正视自身路线与“台独”路线的明确区隔，则难以教育并引领民众摆脱“台独”影响，深化两岸互信。因此，这里就民进党、国民党在与大陆的交往中如何摆脱“台独”因素的干扰，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民进党只有突破“台独”束缚才能与大陆建立基本互信关系

　　这次在台期间，笔者随参访团拜会了民进党“新台湾国策智库”，有机会与民进党人士当面交流。回京后，笔者阅读了隶属于民进党精英阶层、1960年代出生、曾是陈水扁幕僚的刘世忠先生的著作《历史的纠结——台美关系的战略合作与分歧（2000-2008）》。这本书被认为是民进党下台后仅见的对陈水扁8年执政的两本反省力作之一。当时我们在“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座谈，刘世忠也是主谈人之一。

　　刘世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其著作中，对有关民进党与大陆交往的反思，主要包括：

　　其一，认为大陆不了解民进党及其各世代领袖的特质。他说，从“律师世代”开始，民进党的领导人就都很务实。他以陈水扁为例，“从消极面说，陈水扁是摇摆不定，从积极面看，他很务实，当然务实不是说放弃原则，而是有弹性”。对此，在“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座谈会上，与会的民进党人士也特别提到，“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陈水扁的功劳”，也指出“律师世代是‘拉下国民党派’，之前世代是‘台独派’”。

　　其二，正因为陈水扁务实，所以还原民进党8年执政的历史，可以看到，执政过程中，陈水扁有许多说服内部“基本教义派”、带领民进党转型、希望两岸路线往“中间路线”走的做法。笔者综合刘世忠在书中列举陈水扁执政初期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包括：（1）2000年“就职演说”中提出，“接受两岸源自于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铺陈了未来两岸在1992年‘香港会谈’基础上重启两岸对话的伏笔与期待，甚至以不排除共同讨论‘未来一个中国’，以乞求北京的接受”；抛出“四不一没有”。（2）2000年6月在一场接见美方学者访问团时不经意地说出“可以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3）想恢复李登辉时代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兼任“国统会”主委；（4）2000年10月发动修改民进党党纲，将《台湾前途决议文》效力视同党纲，甚至高于党纲；（5）2001年在“元旦谈话”中抛出“政治统和论”，引用“两岸同处一个屋檐下”的说法，呼吁两岸先求文化、经贸的统合进而寻求“政治统合”的可能性；（6）2001年5月“就职周年”前夕，在金门大胆岛发表“大胆谈话”，宣布下一阶段的善意举措，包括以扩大“小三通”做为未来实现“大三通”以及两岸经贸关系、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开端；邀请大陆领导人喝茶；将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率团访问大陆等；（7）以2001年“经发会”共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为两岸政策主轴。

　　其三，大陆对陈水扁的善意不回应、岛内选举因素是陈水扁政策转向“台独”路线的两个主要原因。刘世忠说，“2000年陈水扁刚执政时试着与大陆对话，向对岸释放了善意，不管这个善意是真是假，需要多少时间观察，但毕竟这是个善意，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他的善意没有得到回应，加上选举因素，他的政策有了调整。这在大陆看来，陈水扁是摇摆的，不可信的”。

　　就以上三点，刘世忠总结说，“未来如果民进党再执政，其两岸政策如何更务实、更理性，必须要首先解决这个认知跟信任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解读这个（民进党执政）过程，可能会发现，民进党执政走到最后这样，不全然是民进党的错，如果大陆能多多了解民进党的发展，了解民进党不同世代领导人的思维与做法，或许大陆会有对陈水扁善意的回应”。他在书中也发问：“如果中国适时回应陈水扁的善意，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转折？”并呼吁，“北京领导更应重新检视这段时间与陈水扁和民进党交手的经验作为日后的参考”。

　　笔者认为，从双方互信的角度上讲，大陆对陈水扁的“听其言、观其行”已经是当时能做出的对陈水扁当局的最大善意了。因为作为出身于以“台湾独立建国”为党纲之民进党的陈水扁，不管其自身的“台独”理念有多少，都明确地贴着“台独党”的标签。其对大陆释放的善意甚或如刘世忠书中所定性为的“去台独化的作为”，大陆的确需要时间来观察和甄别。何况陈水扁释放的口头善意在在触及高度核心的两岸政治分歧。如果陈水扁以为这样的口头善意足以换回大陆领导人的实际举动，亦即刘世忠书中所讲的期待立即能得到与大陆“高层对话或见面”的结果，在2001年10月还运作派遣密使赴北京，希望商谈他亲自出席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袖会议，那就太过天真与急躁了。笔者认为，其过于天真与急躁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着眼于“一己之私”，亦即只急于寻求自己头上耀眼的历史光环（刘世忠书中也透露，陈水扁或是要追求“台湾的尼克森”的角色，或是想充当“台湾主体意识的奠基人”），并没有真正看明白、想清楚两岸关系到底应该如何走才最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自己也就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与立场。而在大陆高度警惕“台独”分裂势力的情况下，在双方了解不够、沟通不畅、尚未建立起基本信任的时候，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举动，即使出于善意，也难有立即的交集，有时反而甚至会加深对方的疑虑。何况这些善意，有的立即被陈水扁的执政团队否定，更多的则在选举利益考虑以及陈水扁自身性格的作用下，急速翻转，“政治统合”变成了“一边一国”、“正名制宪”，“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翻转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兼任国统会主委”变成了“废统”，“新中间路线”翻转成为“法理台独”的“台独基本教义路线”。这样的反差也太让外界瞠目了，反而证明了大陆对陈水扁的不信任是非常正确的。

　　笔者认为，民进党与大陆不能建立信任关系的根本症结在“台独”。因此民进党美丽岛世代以降，自认为是“非独派世代”的反省还有更值得深入讨论之处。

　　其一，民进党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包括大陆与台湾，下同）的历史，确立客观的新史观，并在新史观确立的过程中，从根源上反省对大陆的感情和心态，反省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要以一个历史学者的心态而非政治人物的心态来研究历史，史观的确立离不开大量的历史史实，以及基于史实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与政治人物将历史作为工具使用是截然不同的。只有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救国与革命之路，透视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体认追求现代化的国强民富始终是中国的理想与历史发展的主脉，才能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向，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两岸关系“同属一中”的基本属性以及和平统一的发展方向，从中认清西方国家在台海利益上的操作，认清国际现实。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反思“台独”史观的偏颇与狭隘。没有任何一种史观是可以停滞不前的，它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汇入时代潮流，以新的时代视角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评断。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为因应大陆的崛起及其影响所及之国际政经情势的新变化，美日欧等各国都在重新审视与大陆的关系，调整对大陆的政策，密切并更加重视与大陆的战略合作关系，以获取新形势下的国家最大利益。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冷战遗绪仍未完全放弃对大陆的遏制逻辑，但都难以扭转与大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客观趋势。当代历史的潮流如此，民进党没有继续沉湎于偏颇与狭隘的“台独”僵化史观中的正当理由。当然，要民进党转变“台独”史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可能很难。实际上，民进党从在野到执政的过程，从“基本教义”到“务实台独”的转型过程，已经开启了对“台独”的艰难突破。但迄今为止，这样的突破都是以“台独史观”为基础，因此只能作政治策略层面的应用，对“台独”作表面包装，不能根本摆脱“台独”的束缚。如果民进党仍昧于陈水扁8年“台独”施政对岛内社会族群的撕裂、对政治文化的劣质化、对经贸关系的边缘化、对外交往的孤立化等台湾社会、两岸关系的严重危害（“台独”势力不是仍认为陈水扁的下台不在“独”而在“贪”吗？），仍幻想靠“台独”史观走出一条“台湾自己的路”，那么历史将再次证明那是一条不通之路，是历史的反动。所以，新史观的建立才是民进党开启两岸关系的一把金钥匙，它有助于民进党摆脱以往对国共恩怨的全盘继承，从而跳脱冷战思维，放弃对大陆的成见，重新审视两岸关系；它有助于民进党超脱老辈“台独”人士内心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仇恨，进而超越历史悲情，去除转嫁而来的对大陆的仇视；它有助于民进党理解大陆的历史与思维，从根本上体认到追求两岸统一对大陆朝野来讲从来都不是一个“假议题”，而是核心利益所在，从而开阔胸襟，真正理性务实的面对两岸关系。

　　其二，在对大陆社会民情有更为客观深入的认识基础上，以更为开阔的心胸、长远的视野对待两岸政治价值观念的差异。要看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着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主旨。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文化的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持续提高、社会的日益和谐发展，都是这一主旨的实践。影响所及，目前，大陆已经开启新时代下的新史观的转变过程。要改变过去暴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革命史观、王朝体系史观到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上来，这正成为大陆史学界的共识，并已率先在上海的最新高中历史教课书中有所体现。此外，大陆以及各国的社会实践也在影响着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东西方多元政治体系的臧否与新的民主制度的探讨，这有助于从理论上纠正长期以来独尊西方主流社会制度的偏颇，走向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借鉴、彼此补充的并存局面。所谓“中国模式”的探讨，无论对这个概念的提出认同与否，都不能否认，它的提出与这一潮流有关联。因此，从世界民主潮流来看，更多的社会实践道路带给全球民主制度更丰富的内涵，发展着既有民主、人权的观念。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两岸社会制度的良莠之争应该是走向淡化，而非日趋激化，会走向“花开并蒂”的局面。

　　其三，突破“台独”束缚是否能寄望民进党内“非独派世代”？既然民进党人士认为，美丽岛世代以降，从“律师世代”开始就“并非独派”了，那么，只要未来民进党的领袖们在上述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心存政治道德的底线，是不是可以停止操弄“台独”议题，以降低“台独”操作对岛内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破坏作用呢？是不是可以以真正客观、理性、务实的胸怀和视角来看待大陆崛起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突破“独派”束缚呢？是否可以在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两岸的百姓谋得更多的利益与福祉呢？当然，民进党的年轻一代能否有这样的突破性作为，还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是真正怀抱理想的一群，是否真正拥有突破“台独”束缚的使命激情和为台湾人民谋取福利的理想热情，是否拥有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和集体的凝聚力、战斗力。

　　目前，面对岛内政党轮替将成为常态，民进党中的一些精英人士已经在思考如何在下一个执政期，汲取陈水扁8年执政的经验与教训，正视与大陆交往、与大陆建立基本信任关系的问题了。而在民进党的反思中，透出一些对大陆的抱怨和委屈。笔者认为，如果民进党不能够真正深入反思并突破“台独”束缚，还是以所谓要避免“东亚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要避免“使美国弱化与边缘化”这类的政治逻辑来反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制度化走向，那么，这种抱怨和委屈会有意义吗？大陆对民进党的信任又将从何而来呢？如果民进党在上述三方面反省的基础上，以其实际行动认同并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以这样的方向和诚意建构新的政策并引领台湾人民，而不是仍然以强化“台独意识”来绑架台湾人民对台湾前途的选择、对大陆只停留在策略操作而不能展现真正的诚意，大陆人民一定会给予民进党及其领袖们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台湾的尼克森”不是没有可能在两岸融合的历史中出现的。

　　二、国民党当局有能力遏制“台独”因素的影响才能深化与大陆的互信

　　马英九执政两年来，笔者的观察和感受是，马英九要完成对民进党“台独”执政的拨乱，更要奠定“中华民国永续发展”之“正路”。因此，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民党当局向大陆发起了“中华民国”的攻势。表现在，其一，所谓的双方“搁置争议”、“外交休兵”、“侨务休兵”，实际上主要是让大陆搁置，让大陆休兵，以止住自己实力下降、筹码流失的劣势，维持并巩固既有的实力。其二，在“休兵”之下，积极而谨慎地徐图进展，与大陆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并在竞争中彰显其实力与价值，增加国际认同与支持。其三，在不碰触“政治对话”的宣示下，不断有单方面的政治层面的举动。国民党之所以如此，除了理念上始终奉“中华民国”为“正统”外，也是评估“中华民国”的角色尚有可凭恃和操作的空间吧？

　　笔者分析，“中华民国”的角色，在“台独”的攻势下，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台独”功能，其“中华民国宪法”内容，从法理上驳斥着“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抗着“台独主权论述”，从历史上连接着台湾与大陆的本质关系，揭示着两岸现状的历史根源。因此，国民党是否评估，“中华民国”因为有绝大多数的岛内民意支持与认同、因在当下具有一定的反“台独”功能、与大陆有历史渊源而有可商量之处吧？但国民党忽略了，“中华民国”与大陆在国际上的“代表主权”之争，与“务实台独”的操作也许只有一线之隔，稍不注意则会不知不觉地走向“两个国家”的分裂之路！何况国民党“台独化的本土路线”已经结出过李登辉“两国论”的“独”果了，虽然国民党在连战任党主席期间对李登辉“台独”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但不可讳言，这种“两国”论调至今在国民党内甚至还较有市场，“两国”论调不仅是构成岛内社会“台独意识”的基调之一，也是导致两岸在国际上针锋相对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其实，堵住“台独”影响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应该是满足台湾人民长期被压制、压抑的“出头天”愿望。目前，这个愿望最集中的体现在台湾的对外交往方面。从心理层面上说，如果大陆对自己有信心，对国民党坚定反“台独”有信心，对大陆在国际体系中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中”框架的影响力有信心，那么，为什么不能给执政的国民党更多机会，在台湾最擅长的、领先大陆的领域，让国民党，甚至让他代表大陆，首先在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中，去发挥他的作用、去表现他的正面形象、去展示他的价值、满足他的尊严需求，以累积两岸彼此更多的互信，培养更明确更深厚的两岸都是“自己人”、“一家人”的感觉呢？国民党在台湾的对外交往上就对大陆发出了质疑或呼吁：“你说的，跟你做的要相符，否则会引起台湾人民的疑虑”。笔者认为，大陆从来不乏自信与宽广的胸襟和气度，但问题是，在“台独”情绪仍未宣泄乾净，“中华民国”的攻势又扑面而来的情势下，国民党要让大陆放心，必须要让大陆对他有信任、有信心。

　　国民党如何才能让大陆真正对他有信任，有信心呢？笔者认为，国民党要让大陆看到他有能力遏制“台独”因素的影响，这包括民进党“务实台独”的影响和“中华民国”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的“两国”意识。目前，“台独”影响的危险性存在于国民党大陆政策与两岸交流政策中的诸多严重的盲点之中，亟须加以改进。

　　首先，国民党要明确两岸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何在。目前，国民党没有明确提出两岸关系的未来目标，大陆政策上只有负面表述的“三不”，只强调“维持现状”，因此，马英九执政后的民意走向，两岸“永远维持现状”的民调数字上升（这被台湾朝野不少人看成是“偏独”的走向），不能不说已经显示出国民党两岸关系最终目标不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次访台，面对笔者一再质疑“国民党对‘台独’危害似乎视而不见”，国民党人士一再强调，他们“不担心‘台独’的问题”，因为“只要国民党执政，中华民国不倒，‘一中宪法’架构就会存在，即使民进党上台也不可能毁宪建国”。但是，“台独”为了达成其目标，在认知到岛内外现实政治环境难以作为的情况下，已经改变了策略，重新包装，甚至承认“中华民国”“此一国号亦有安定中共的保护作用”，进而打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抛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第二共和”，陈水扁时期还研定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而国民党现在追求的政权的稳定、经济的自保和两岸的和平现状，“务实台独”执政后也同样想要，这三方面也会是“务实台独”路线下的施政政策。国民党如果不把自己的政策目标说清楚，如何与“务实台独”执政下的政策做出区分？如何凝聚自己的支持力量？2010年11月底的“五都”选举，国民党虽然保住“三都”，但同时，其在北部基本盘的松动、在南部选票的进一步流失，已经提示，以明确的理念凝聚基本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因为“固盘”攸关2012年执政权的保卫战。笔者认为，马英九追求的蓝绿和谐、“全民总统”固然有其理想性，也是未来台湾社会走向正常化的必须，但是，在目前台湾社会蓝绿分峙的比较稳固的政治结构下，在半数民众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尚未建立根本信任的情况下，国民党应该做的，是以基本盘为牢固的根据地，再向外扩展，争取南部民众的支持，具体而言，应该先凝聚自己的基本盘，再以良好的沟通与宣传、实际的两岸政策效果与更多基层民众对两岸政策红利的分享来说服民众、引领民众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两岸政策上获得突破性进展，从而激发蓝营的激情与士气，避免政治上被民意的“安全感”绑架。

　　其次，要正视两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属性与特色。由于潜在的深层次的“台独意识”仍在潜移默化地从民族、文化、国家认同上割裂着两岸的脐带关系，掏空着“一中宪法架构”的“中华民国”，扭曲着“国家认同”的内涵，因此，面对当前岛内社会最大的“文化台独化”的危机，国民党反“台独化”的文化政策尤其重要。马英九执政以来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并以“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来定位台湾文化的特色与中华文化的实质关系，定位台湾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就两岸文化交流目标也明确提出，两岸文化交流的目标有助“更加尊重理解对方”、有助“深化自身文化内涵”，也希望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透明化”；马当局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赵春山先生也明确表示，“我担心的是文化问题，到时都讲‘非我族类’，那就完了”。而之前，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赵先生还提出，两岸“增强互信要在心理上下功夫，建构两岸共同的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这次在台湾，笔者请教了赵先生“中华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确切含义，他说，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即将文化也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纳入政治教育的范畴，通过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教育渠道，进行全社会的文化政治教育。马英九当局对两岸文化交流提出的台湾文化定位以及两岸文化交流的目标、途径都极为重要，是两岸文化交流之必须，也说明国民党高层对“文化台独”对两岸认同的危害是有警惕的。但遗憾的是，马英九当局的文化政策只明确了民族认同的层面，而没有明确提出“两岸同属一中”的国家认同层面。

　　笔者认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根本属性和特色，一是要使两岸重新走向民族认同，二是要使两岸重新走向“两岸同属一中”的中国国家认同，这是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两国间以及“台独”所欲达成的“一边一国”、“两国论”、“一中一台”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根本属性。在两岸文化交流中，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因为民族认同不一定带来国家认同，世界上不乏同一个民族分属不同国家的例子。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颜万进就曾提出过两岸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观点；民进党“新文化论述”的代表罗文嘉也说过，“文化与政治必需做区隔，文化不能‘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到台湾来，经过在地化的重新诠释，也成为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如此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台湾新旧住民，才能有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而2010年4月，民进党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更明确表达，“对于中华文化的保存和贯彻已深根在台湾基层民众之中”，“连政党倾向可能最‘绿化’的中南部基层百姓，其生活习性和风俗认知（如对传统葬礼的讲究、神明奉祀的礼数）也都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国老百姓更加‘中国化’”，“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却也是中华民族’”，“经过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后（尽管路途走得崎岖），台湾人已能具体地把文化认同（以血缘、历史、风俗为基础）和政治认同（国家效忠、政治价值）进行切割”。有鉴于此，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如果避开了“中国认同”层面，如何与“务实台独”执政下的文化政策作区隔？如何避免文化交流不走向“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如何能正确看待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展现出的更多的异己性？如何引导台湾民众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走向两岸融合？

　　第三，国民党的一些政策、论述，在两岸的历史、文化、现实的关系上，有连接中断点，即只着重“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接，而避开与大陆的连接。如，2010年9月3日在台湾“庆祝军人节暨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大会”的致辞中，马英九明确提出，“‘九三军人节’不只是国军官兵的节日，也是国家浴火重生的节日，更是台湾重返中华民国怀抱的纪念日”。在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上做出了简洁明确、掷地有声的正面历史连结，但是没有提到抗战胜利同样是当时中华民国国土上的大陆人民的胜利，是两岸共同抗战的成果。再如，国民党拒绝与大陆共同庆祝辛亥革命百周年，却突出强调庆祝“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这就使得两岸文化交流中本该突出强调的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没有成为纪念活动的主流，反而凸显了两岸的政治分歧之处。而其庆祝“建国百年”的论述，正如台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游梓翔文章分析所说，其论述的观点也“过度局限”，“诠释角度用‘中华民国’治权所及的时空为界定标准，范围失之狭隘”，“其中至少有两段因此被忽略了：1945年‘光复’前的台湾，以及1949年‘沦陷’后的大陆”，“实质上是在纪念‘中华民国在台湾’”。游先生指出，“建国百年应有的格局是：孙中山辛亥革命这一百年来，台湾与大陆在追求民族自尊、民权伸张与民生富强上的不同历史经验”。笔者认为，“中华民国”如果不与大陆连接，“中华民国”的“一中宪法架构”就是句空话，就不能与民进党的“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作区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九二共识”、“搁置争议”只是国民党与大陆建立互信的第一步，走向更积极作为的“化独渐统”才是深化国民党与大陆间的互信、建立起两岸长远利益共同体的根本途径。否则，目标不清，将会导致现在奠定的基础，将成为预先为“台独”执政之铺路，“中华民国”的反“台独”功能也将不复存在。

　　实际上，反“独”是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一条主线，以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为例，大陆主张在目前条件下两岸一定要经由协商来确定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方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在目前的国际现实政治情势下，既要满足台湾人民参与国际事务、贡献一份力量的正当愿望，同时还要从根本上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际上的“一中框架”，那就只有通过两岸协商达成一致的台湾参与模式来实现，也只有未来两岸通过协商真正解决了政治分歧，取得政治共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才能得到进一步让台湾人民满意的解决方式。

　　笔者认为，无论国民党出于何种政治策略、选举策略的考虑，都到了必须正视未来目标的时候了，必须在维持两岸现状的大陆政策的基本内涵中，旗帜鲜明地告诉台湾民众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也要适时与大陆达成“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共识，以引领台湾民意走向两岸融合。国民党要展示出有这样的主观积极性、能动性，才有助排除大陆与国民党交往中的疑虑，深化双方互信，为台湾人民、两岸人民谋取更大的利益与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