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学运世代”是指台湾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参与学运，尤其是1990年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野百合学运”及其后加入民进党并扮演一定角色的精英人物群体。在民进党大陆政策务实转型的过程中，“学运世代”或幕后参与或直接发声，诸如1996年5月推出《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1998年2月的党内中国政策研讨会、2000年“党纲定义扩大化”讨论、2002年“党纲柔性化”提案、2004年的“新文化论述”、2005年“新民进党运动”，乃至2006年反陈水扁“第二共和”“二次宪改”、2007年初推动“第三共和修宪案”等几次大的动作，都以其较“基本教义派”更为开阔而前瞻的国际化视野，在两岸定位与互动关系上提出了新的务实思考，从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推动者角色。然而民进党执政8年来，“学运世代”大力鼓噪、参与推动的“台独”务实转型路线在选举利益的绑架下中断、逆转，少数“学运世代”以另组政党的方式，不惜与民进党决裂，捍卫民进党务实转型路线（“台湾前途决议文”）精神。“学运世代”在政途发展备受“台独教义派”路线连累的情况下，未来发展值得观察。

　　一、“学运世代”两岸政策主张的主要特点

　　由于所处的岛内外大环境的差异，“学运世代”的两岸政策主张表现出与民进党内以往任何一个世代都不同的思考。这就是，尽管“学运世代”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在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战略战术上还有着各样的分歧，但从其共性上来看，其在坚持“台独”理念的同时，表现出与传统 “台独教义”（“台独党纲”）的鲜明区隔以及政策上的开放性、务实性。

　　（一）与传统 “台独教义”（“台独党纲”）的鲜明区隔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最主要的体现在两岸关系定位与两岸互动这两个方面。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集中了“基本教义派”的立场主张，而《台湾前途决议文》则集“学运世代”的务实思考之大成。虽然“学运世代”在大陆政策的具体策略上仍有一些歧义，但都希望修改甚至放弃“台独党纲”，在维持“台湾主权事实独立现状”的基础上，展开两岸全方位的互动，其立场观点与“台独基本教义”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台湾前途上，从“台湾共和国”是唯一选项到“台湾共和国”是选项之一。

　　与“台独党纲”中“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唯一明确目标相较，“学运世代”希望“台独党纲”“回归民主自决”。正如郭正亮所言，历经多年的统“独”激荡，台湾前途的选项已经更加多元，“台独”愿景未必等于“台湾共和国”，也可能是“两个中国”乃至“华人国协”，可“台独党纲”却完全排除这些选择，只认“一个国家”，这样“既默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现状，又不接受现有的中华民国国号”的做法，使民进党陷入“既要维持现状，又要推翻现状的定位矛盾”状态。因此，他们反对预设台湾的统“独”立场，提出“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独立和统一都变成正当的选项”，台湾前途由人民“公投”决定。而游盈隆认为，台湾必须在两岸问题上“保持高度的灵活与弹性”，“在不伤害二千三百万人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可独可统的回旋空间，以争取全民最大利益”。

　　2.在“台独”内容上，从追求“台湾共和国”到认同“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

　　“台独基本教义派”主张台湾尽早“独立”，而且要“一步到位”，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定新宪法”；认为台湾本已具备“独立”的条件，但套上“中华民国”的外套就什么都不是了。而《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认为，实现“台独”并非“一定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台湾共和国”，“只要可以达到独立的目标”，什么名称（即“国号”）都“可以暂时接受”；“新文化论述”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中华民国是台湾”，“维持现状”就是“台独”，主张“接纳‘中华民国’国号”，认为“中华民国”“国号”有“安定两岸的保护作用”，接受“中华民国符号”并不会对“台湾意识”不利，相反“可在台湾认同上拓展纵深”；提出民进党应该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以执政的思维”定位两岸及各项政策；周奕成则指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不需要再独立一次。现行宪法是正当的，不需要再制宪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这就是我所谓的实质独立。台湾的实质独立，也是中华民国存在的基础。因此台湾实质独立是全体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根本国家利益，不分党派要团结维护”，因此他反对2006年陈水扁“冻结现行宪法，制定新宪”，批评此举“破坏国家利益”。罗文嘉认为，“从最早1912年中华民国在大陆成立，到1949年后蒋中正把中华民国带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台湾’，1996年总统民选后，应该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湾’”。

　　3.在两岸政治文化关系上，从“分裂中华民族”到“淡化台湾民族主义”，从“独立的台湾文化”到“台湾文化不能去中国化”。

　　“台独基本教义派”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将台湾从中华民族中分割出去，从理论上制造所谓“独立”的“台湾文化”、“台湾民族”、“台湾国”。而“学运世代”则提出“淡化台湾民族主义”。郭正亮提出台湾与中国是“文化兄弟”关系，两岸在“分裂分治”的现实中有“一个中国”的“历史遗留”，故而是“特殊关系”；颜万进则提出两岸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观点。“新文化论述”的代表罗文嘉指出“文化与政治必需做区隔，文化不能‘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到台湾来，经过在地化的重新诠释，也成为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环，如此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台湾新旧住民，才能有安身立命的归属感”。游盈隆认为，“台湾要摆脱中国意识，这个中国是一个政治的意涵，不是文化的。就政治中国来讲，我们坚决在未来30年50年以内应该要划清界线，文化上的意涵可以胜任，可以讨论，过去的渊源、血统、历史都不必否认，但在政治上应该分得非常清楚”。

　　4.在两岸交流上，从“不与中国接触”到与中国展开“全方位互动”。

　　与“基本教义派”不愿、惧怕与大陆接触的心态相异，“学运世代”对中国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或进大陆高等学府进修，或多次深入大陆考察参访，以增进对大陆的了解，进而试图提出解决两岸问题的架构与观念。如两岸交流全面化、正常化，两岸高层在不涉前提、避谈主权、地位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对话或谈判，同时寻找两岸互动的可行性制度化架构，如郭正亮提出的“两岸联立”，颜万进的以“一个民族、两个中国”的现实为基础的类似两德基础条约的模式，陈明通的“统合论”、“第二共和”论等，都旨在通过建立这样的架构，使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或“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以“法制化”的方式固定下来。

　　5.在实现“台独”的做法上，强调安全与和平原则。

　　与“基本教义派”宁冒战争危险也要推动“法理台独”的做法不同，“学运世代”出于夺取岛内政权的考虑，基于台湾安全是美国亚太利益所系的认知，面对美中台三方关系的新情势，无不强调“台独”的“安全”与“和平”。《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指出，民进党要想“台独”在自己手上完成，“就必须务实地保证和平与安全”。“学运世代”宣导两岸全方位互动，也旨在通过交流，积累了解，建立互信，减少两岸情势的误判，避免擦枪走火的情况发生。而主张“改变现状才需公投”，反对修宪，由挑战两岸和平底线走向防御两岸战争的爆发。这些思考，体现出“学运世代”在追求“台独”的同时，顾忌到国际政治现实，也知道自己对台湾安全负有责任。

　　（二）坚持“台独”理念

　　从上述“学运世代”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政策区隔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学运世代”虽然对“基本教义派”的两岸政策并不认同，但并没有放弃“台独”理念。游盈隆就明确提出，“在台湾内外环境出现结构性变化后，民进党必须从传统的冲突导向的运动策略改采和解导向的运动策略”，他建议“独派”人士“扬弃三大错误”，“一是走出虚无主义的阴影，二是扬弃形式主义，三是避免盲动主义”，认为“民进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该重新丰富“台独党纲”的内涵，清楚的告诉台湾人民及全世界什么是台独？为什么要主张台独？什么时候台独？如何台独”。可见，“学运世代”思考的是如何将“台湾”与“中华民国”相连接，从而“负责任”的亦即“和平”的达成“台湾的实质独立”，在操作手法上，其改变的不过是达成“独立”目标的战术，在论述上，不过是对“台独”分裂行径进行了柔性包装而已。

　　（三）政策上的开放性

　　“学运世代”两岸政策中所体现出的开放性，主要是因为其成长背景与民进党内以往的世代大不一样。“学运世代”就学期间虽然感受到校园内对学生思想的箝制，但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没有太多的历史纠结，更没有如“二二八”事件那样的亲身经历而因此与国民党当局结下血仇；反专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给了他们抒发内心向往自由民主的渠道，更让他们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就成为社会关注、支持的一群。没有前几个世代浓厚的悲情意识，个人发展道路的较为顺畅，都使“学运世代”可以在更健康的心态、更大的格局上，审视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并将其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加以审视、调整，从而在其两岸政策中体现出开放的特点。

　　正如颜万进认为，“学运世代没有亚细亚孤儿的弃儿情结，相对而言比较健康，可能为台湾国家发展保留开放式心胸，愿意并且可以接受开放演变下的结局，两岸关系太复杂，因此保持开放式心态是这一代人必须做到的。这也是国家生存的经营管理策略问题。国家要生存下去，如何排除不必要的风险，降低风险，让国家生存保有最大优势，只要确保国家生存，其实不是非怎样不可”。

　　（四）政策上的务实性

　　这样的成长背景、心态与认知，加上他们对两岸关系的了解与研究较以往民进党内任何一个世代都更为深入，进而促使他们的两岸政策具有相当的务实性。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剖析大陆的政风民情，并预测台湾在两岸政经交往中的利弊得失，努力将政策的制定奠基于“知己知彼”之上，而“知己知彼”的结果是“学运世代”的两岸政策主张，更具有心理上的笃定性、政策的开放性，也更贴近两岸交流事务的本身，而非盲目的受困于心理上的恐惧与无稽的揣测，在两岸交往上的作为，则表现出主动多于被动，沟通了解多过故步自封。周奕成就将“台独运动新世代纲领”运动归结为“学运世代”的务实性。他说，“那次运动我认为我们很成功，我们提出的观念，跟后来民进党转型、新政府执政后的国家定位很接近，证明我们有掌握到那个趋势，但不是我们看的特别清楚，是大家都知道，但只有我们把真相讲出来，我们只是没有包袱，可以务实认识真相而已”。

　　（五）没有形成对两岸政策的共识

　　尽管许多“学运世代”相信，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将是“学运世代”可以发挥与承担责任的新舞台，“学运世代”也因此而在两岸关系上的研究着力甚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学运世代”并没有一致的共识，特别是在统“独”观上，有的认为可以务实解决，有的则予以否认。如田欣曾大胆提出“最好的方法还是与中国寻求和平共存、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模式，如果这代表着台湾必须放弃、牺牲某些东西来换取这个和平模式，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不论这种模式是国协、联邦或是其它模式。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中国能改变它的态度，……若它对台湾够友善，台湾牺牲一点换取和平是可行的”。李文忠同意田欣的观点，认为“台湾让中国大陆取得一定的、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可能是保住台湾现状最好的方式。但是中国一定要给我们东西，我认为这是台独现阶段的任务，让中国取得的东西越少越好”。游盈隆认为，“台湾必须在两岸问题上保持高度的灵活与弹性，在不伤害2300万人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可独可统的回旋空间，以争取全民最大利益”。而林浊水的核心幕僚陈尚志却认为，“统独问题无解”，强调“统独是不同价值观冲突，无法解决，要靠时间，没有务实解决这回事，只有统一或被统一”，并质疑“许多年轻人强调务实解决时，其实是在为统一作心理准备”。

　　也正是有着难以跨越的分歧，“学运世代”在两岸政策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某些在党务、行政系统内担任要职的“学运世代”政治人物为了为陈水扁当局的政策护盘，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大幅转向。如林佳龙2007年在民进党秘书长任上，对民进党中央通过“国家前途决议文”指称，1999年民进党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策略上的撤退”，“间接承认了中华民国体制”；但“中华民国现在的遗毒越来越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用‘中华民国’和台湾连结，利用‘中华民国’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一中原则，造成台湾的重大危机”，因此，林佳龙强调，“台湾经过民主化后，民主牌获得认同，现在正是时机，要向中华民国体制说byebye，展开一个全新的体制”。  

　　未来“学运世代”的两岸政策歧义否会因固有的理念不同，甚或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而进一步扩大，有多少人会像周奕成一样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理念而选择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它将对民进党下一个世代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二、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影响

　　岛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变化，给了民进党内“学运世代”思考大陆政策的背景和空间，这些年轻精英及其思考在当时虽然并未成为民进党转型的引领者或主流意见，但却相当引人注目。在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调整与转型过程中，“学运世代”无疑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而当民进党执政后，日益背离核心价值，走向堕落，甚至完全被“台独基本教义派”绑架后，少数“学运世代”则以另组政党的方式，不惜与民进党决裂，捍卫民进党务实转型路线（“台湾前途决议文”）精神。

　　（一）“学运世代”在民进党政策转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推力

　　“学运世代”在民进党大陆政策务实转型中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1996年5月推出《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1998年2月的党内中国政策研讨会、2000年“党纲定义扩大化”讨论、2002年“党纲柔性化”提案、2004年的“新文化论述”、2005年“新民进党运动”，乃至2006年反陈水扁“第二共和”“二次宪改”、2007年初推动“第三共和修宪案”等几次大的动作上。

　　1996年5月，民进党“正副总统”搭裆彭明敏、谢长廷在首次“总统直选中重挫，民进党内出现强烈的检讨声浪，“基本教义派”出走，自组“建国党”，民进党传统“台独”论述面临空前挑战，“学运世代”则趁势发动了一场串连运动。由时任文宣部主任周奕成、选举对策委员会副执行长陈俊麟等人发起了“新世代台独纲领”运动，这次串连运动虽然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反应了“学运世代”努力挣脱传统包袱、寻求新出路的可贵探索，其内含的求新求变以及“大和解”精神，也彰显了一定的时代意义，从而成为民进党务实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舆论一致认为，3年后民进党“全代会”通过的替代“台独党纲”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的核心价值，几乎不脱《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的基本精神。

　　此后，1998年初的党内中国政策研讨会，幕后运作的关键人物正是美、新两系的学运精英郭正亮、颜万进。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不仅使全党在大陆政策上有了一定的共识，更促进了一向保守的新潮流系向务实方向的迈进，进一步减轻了“台独”教条对民进党大陆政策转型的束缚；而“学运世代”多次发动的检讨“台独党纲”的动作，也催生2001年10月“《台湾前途决议文》位阶优于‘台独党纲’”的“全代会”决议；由于《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在野时所提出的“准执政论述”，“学运世代”认为，面对民进党执政后，特别是选举操作带来的朝野恶性政争、族群矛盾尖锐、社会对立分化、支持基础松动的新困境，民进党要转型为真正的执政党，其论述应比在野时更丰富、广大，真正展现出执政的思维，因此，2004年的“新文化运动”，2005年“新民进党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民进党执政危机下试图建构民进党的“执政论述”，开启多元认同的大门，稳定民进党的执政根基，以“让社会认知民进党就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的新探讨。也正因如此，2006年曾任民进党青年部主任的周奕成等明确反对陈水扁在“第二共和”名义下，“冻结现有宪法”以制定一部“新的台湾宪法”的动做，批驳陈水扁此举将造成两岸紧张，“有失国家元首的责任感和信用”，并大动作推动“第三共和修宪案”，从而彰显出“学运世代”的理想性与自我惕励。

　　面对新的国际及两岸、岛内情势，民进党内的“学运世代”对如何落实“台独”有新的思考与认识，故而对党内那些“伤害台独”的激进政策，一次次表达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从而促进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更加趋近岛内主流民意，实现务实转型。

　　（二）理论的粗糙与派系的制约，导致“学运世代”未能掌握党内政策主导权，因而其政策未能成为党内主流意见

　　《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因为推动了《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出笼，被认为是“学运世代”毕业后最具有“挑战主流价值与既有游戏规则”意义的串连运动。其后的“学运世代”在政策上的发言，虽有与这次运动一样的昙花一现，却没有如这次运动一样催化出如“决议文”般鲜亮的果实，使《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成为“学运世代”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发声。之所以如此，根源无它，“学运世代”因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作支撑，也没有彻底解决“承认中华民国”与“追求台湾独立”的矛盾纠结，所以难以赢得广泛的认同与支持，更因尚未掌握党的资源、未能形成世代共识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党内权力斗争与派系的制约，难以凝聚成一股力量，引领民进党的政策走向。

　　1.理论粗糙。

　　究其原因，一是：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困境就在“法理台独”目标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无解，民进党的宪法专家曾明白指出，只有“法理台独”才符合国际法的逻辑。这意味着任何对“法理台独”的粉饰包装或逃避都是无济于事、逻辑不通的。何况，民进党的转型本质上也说明从国际环境、两岸关系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法理台独”都是条死路。因此，“学运世代”要找出民进党真正的大陆政策核心论述，必须彻底抛开“台独党纲”，而不是与一条死路纠缠不清。在这一点上，他们尚没有能力根本超越民进党的传统理念乃至历史文化局限，不能彻底摆脱“台独党纲”的羁绊，因此也就没能找到取代“台独党纲”的全新愿景，因而在政治认同上不能达成共识并提出彻底消除民众疑虑的原则立场，也难以构建出相对完整的理论论述，更别说提出进一步落实的配套政策了。

　　此外，追求内容繁杂，面面俱到，也是“学运世代”无法提出完整论述，赢得广泛支持的原因之一。林浊水就批评“新文化论述”试图将“族群、统独及政治对立‘三合一’”，“只会模糊焦点”。

　　理论粗糙的原因之二：“学运世代”虽然以其对民进党执政转型的清楚认知而不断提出相关的思考，但是，提出这样的思考大多是基于政治现实的催迫。考察“学运世代”在民进党政策转型中的作为，不难发现，其发动的时机与岛内重大选举有相当大的契合。《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与1996年“总统”选举民进党惨败密切相关；1998年中国政策研讨会的召开，既因1997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胜也是为了因应1998年底的“三合一”选举的需要；2004年选后“新文化论述”的提出，既是呼应稳定岛内政局的“上意”，也恰在年底“立法委员”选举到来之际；而2000年以来修改“台独党纲”的种种动议，不是出于为陈水扁的政策矛盾解套，便是基于短期的朝野政党合作利益；2005年“新民进党运动”的提出则时值罗文嘉竞选台北县长白热化期间。可见“学运世代”的举动更多地被质疑为治标不治本式的“短线操作”，或“企图切割与党的关系”，并非没有缘由。尽管“学运世代”的思考可能不尽然限于选举时刻，但选民的压力大概是促其在选举的敏感时期有所举动的直接原因。由于将尚不成熟的思考仓促提出，必然暴露其理论的不完善。最终多是半途而废，沦为选举、政治操作的工具，成了空泛的“善意期待”。

　　2.“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制。

　　“基本教义派”在海外拼命多年回到台湾后，就是希望台湾要“独立建国”，他们有人脉、有财力、有行动力，也有“使命感”和岁月不饶人的急迫感，加之他们对大陆的敌视、对两岸开放的非理性恐惧，故对“台独”有着超强的意志力，难以沟通，不易说服，因此，成为民进党扩大票源、登上执政舞台的最大包袱。可以说，民进党的转型史就是“基本教义”与“务实”两派的激烈较量史。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虽然随着“建国党”的建立而与民进党分道扬镳，但仍有不少“基本教义”者出于各种考虑而选择留在民进党内。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他们对民进党的转型都扮演了“压力团体”的角色，更对“学运世代”的“前卫”发声或极尽讥讽或无情抨击。如“学运世代”种种淡化“台独”的主张，被“基本教义派”指责为“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搞台独”“根本走不通”，“等于自杀”，不但无法解决“国家认同危机”，反而混淆台湾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使“国家走向毁灭之路”等等。对“学运世代”在“文化论述”等重大议题上的阐述，更被民进党传统支持者痛骂“背叛”，“不知啥碗糕”。民进党在2000年上台后，由于改革、清廉形象尽失，政绩不佳，为求巩固基本盘，更是逐渐被“基本教义派”绑架，使民进党务实转型路线中断。2006年游锡堃接任党主席后，时任民进党秘书长的林佳龙、“立法委员”郭正亮等打算在3月底举办党内第二次中国政策大辩论，让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回归“中间”、“温和”，帮陈水扁解套，以赢得2008年“立法委员”及“总统”选举，结果“行政院”一个“积极管理”政策出台，就把辩论彻底取消了。而在两岸政策上走向“务实”的新潮流系则对此次辩论相当低调，主要原因就是怕再次面对1998年首次辩论时许信良被“基本教义派”围剿的局面。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民进党的惨败，才使“基本教义派”在严重的危机感下，对“总统”选举中谢长廷的两岸政策保持沉默。

　　3.“务实派”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派系的制约。

　　除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制之外，“学运世代”的思考还受到“务实派”内部权力斗争与策略分歧的冲击。《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运动之所以后继乏力，就是因为当时民进党主席许信良透过幕僚陈文茜游说，企图收编运动成果，而“学运世代”们不愿接受党中央这样的摆布而宣布退出，使这次运动顿失动力。这是“学运世代”的主张受制于“务实派”内部权力斗争的典例。就派系利益的束缚来说，民进党内的“学运世代”，除了郭正亮、林佳龙、马永成、罗文嘉等几个人不在新潮流系之外，几乎都在新系，这就使得“学运世代”们的思考一方面很难突破派系的利益，一旦有损派系利益，或涉及派系龙头的权力卡位，派系大老首先会出面进行压制、反驳。2005年面对“民（民进党）亲（亲民党）合作”议题，李文忠建议删除或修改“台独党纲”，引起党内哗然，新潮流系办公室马上发表声明，对李文忠的言论“深表遗憾”，并要求所有成员对任何重大议题的发言必须事前经过团体讨论。另一方面，“学运世代”们的思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派系的藏否，它涉及各派系之间的利益权衡与政策策略分歧。1998年由郭正亮、颜万进以中国政策研讨会4共识而整理出来的《民进党大陆政策共识草案》，就是由于各派系观点仍有分歧而仅仅成为民进党中央的“参考文件”。而2005年10月罗文嘉、段宜康倡议的“新民进党运动”则被派系矛盾扭曲为“向老一辈逼宫”的“世代斗争”。

　　综上所述，政治上日益成熟的“学运世代”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仍“定于一尊”、“不做傀儡仍是梦想”等党内外政治生态环境中，自然顾忌日多，也就失去了“学运世代”集结成一股力量而彰显这一世代主体性、先锋性的能量。因此，《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运动就成为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学运世代”跨派系的串联和集体发声，也引发外界对“学运世代”理想性的质疑。尽管如此，“学运世代”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可以更为务实地揭出事实真相，而抓住了民进党转型的大趋向，促进了民进党的自省与转型，同时让党内高层看到了他们的能力与潜力，为这一世代自1996年后逐渐进入民进党中央党部、地方党部核心阶层提供了契机。

　　（三）周奕成等另组政党，虽被开除党籍，但仍扮演了民进党务实转型路线的激进捍卫者角色

　　民进党在2000执政后，始终施政绩效不彰，贪腐堕落，党的核心价值沦丧，特别是为求选票，中断了“台独”务实转型之路，日益背离“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精神，“学运世代”或多或少都有批评的声音与看法出来，特别是周奕成继2006年成立“世代论坛”后，2007年进而另组“第三社会党”，遭致被开除党籍，意味着民进党“基本教义派”与务实派的矛盾空前激化，“学运世代”中最具理想性、行动力的政治人物对务实转型路线采取了激进的捍卫行动。

　　2005年，罗文嘉曾提出“新民进党运动”，希望找回民进党过去主张的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通过反省，重塑民进党的形象，结果遭到党内大力围剿。2006年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缠身，“红衫军”要求陈水扁下台，在民进党二十周年党庆前夕，周奕成等一批“学运世代”成员跳出来呛扁，周撰文直言批判陈水扁，甚至暗讽陈的作为“并不爱国”；他在给民进党青年的公开信中，抨击党领导层的问题，进而举办“世代论坛”，并规划未来十年的政治纲领，企图为党找寻出路和转变的契机。这些都反映出作为党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运世代”领袖人物的反省力。但这两波党内揭竿而起的改革声浪，很快在民进党内被强压下来，最后铩羽而收。

　　为了赢得2008年“立法委员”与“总统”选举，民进党两岸政策甘被“台独基本教义派”绑架，“学运世代”与陈水扁等民进党高层的激进“台独”路线产生严重分歧。周奕成认为，“台独”理想正“沦为家族与权力集团利益攫取的工具”，对真正的“台独”理想造成巨大的伤害。对台湾政党恶性竞争造成社会两极对立，周亦十分担忧，认为社会两极对立让台湾长期处于“民主内战”态势，“只会让国家走向内耗及毁灭”。而对民进党内以“学运世代”为主的改革派在“立法委员”初选中相继挫败，让周奕成对民进党丧失理想和进步万分失望。因此，2007年5月，周奕成转而自行筹组“第三社会党”，不再接受陈水扁的政治领导。“第三社会党”成员大都是民进党“十一寇”的幕僚助理，让外界格外注目。

　　但摆在眼前的政治现实是，蓝绿历经数次大选激荡，选票市场已形成稳固的两块对立态势。而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第三势力小党一席未获，似乎再次印证这一点。同时，党内“学运世代”主要代表人物如郭正亮、郑运鹏等都对“第三社会党”有祝福但不期待。“第三社会党”要如何撼动人心，打破“改革无效论”，重新造成政治板块重组，无疑对周奕成等人来说是个艰巨的挑战。

　　由于“第三社会党”投入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周被民进党以违反党纪为由开除党籍。它再次说明“学运世代”与民进党“基本教义派”的严重分歧，也彰显着“学运世代”的理想自救，更凸显由于“学运世代”在民进党组织系统内没有自己的深厚支持力量，实力不够的同时更遭选举利益残酷绞杀的政治现实。

　　三、结语

　　（一）“学运世代”必将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与出路

　　陈水扁执政8年来，一味追求选举利益，导致全党日益被“台独基本教义”派绑架，“台独”的务实转型之路逆转，其“深绿”路线在2008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中遭到空前失败，而参选的“学运世代”“五寇”在选举中标举的“中间路线”也不敌选民对民进党的厌恶，其政治发展前途备受“深绿”路线连累。“总统”选举，民进党以绝对劣势失去执政权，扁吕谢游苏的时代随之过去，民进党在重回执政舞台的压力下，进行再转型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自身的生存危机压力下，“学运世代”必将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与出路。但是2008年“总统”选后，“学运世代”因没有行政资源、没有政治班底、没有共识，世代实力并不足以任其放手一搏，故并未表现出民进党兴亡“舍我其谁”的气魄，没有抓住机遇一举将党机器掌握在手的能力。“学运世代”短期内将如何应对民进党内的权斗与路线走向，而未来何时才能主导并架构出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完整的“执政论述”，担负起民进党重新崛起的重任，都值得观察。

　　（二）“学运世代”肩负着民进党未来发展的重责大任

　　承接“学运世代”的民进党“新世代”（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一些人已经扮演着“学运世代”精英人物的核心幕僚，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学运世代”推动的民进党转型过程，有些因表现出众还担负了党政要职。遗憾的是，“新世代”中这样出色的人物凤毛麟角，而且其两岸政策主张也未能超越“学运世代”的思考。这导致“新世代”作为一个整体，其两岸政策主张以及整体政治实力仍处于混沌状态，缺乏亮点。因此，短期而言，“学运世代”在党内尚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一方面给了“学运世代”从容的思考、调整和进一步累积政治实力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则更加凸显“学运世代”所必须肩负的民进党未来发展的重责压力。

　　（三）“本土两党政治”的“中间路线”走向值得观察

　　当国民党搁置“终极统一”目标，只谈维持“一中各表”的现状，而民进党的转型也将“台独”终极目标供为图腾之后，蓝绿两大阵营的务实派们在两岸政策的主张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原则性分歧了，也就没有了蓝绿两大政党的根本冲突，加之近来李登辉台联党的转向，“台独基本教义”势力已经可以被控制住，这就为未来岛内朝野凝聚两岸政策共识提供了基础，也就是马英九日前所说的“国民两党的差距远比不上国共两党的差距”的寓意所在。基于此，“学运世代”在岛内外新情势下的新思考，与国民党大陆政策上的契合点日益增加，两党不约而同向“中间路线”趋近，是否会带来两党大陆政策上的合流，真正实现所谓“本土的两党政治”，也是在考察“学运世代”有关两岸关系思考的同时，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