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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之学与甘泉之学

  清人张廷玉等编纂《明史》时,尽管对明代思想和学术颇有微词,但对江西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及其弟子胡居仁的“余干之学”和陈献章(陈白沙)、湛若水的“江门之学”的地位却是承认的,史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蠖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1〕

  编纂者在这里对各派哲学学术思想褒贬不一,姑且不论,但勾划了有明一代哲学思想学术流派的发展进程。明初是一本宋代程、朱理学;中叶转为理学发展,稍后是平民儒学之兴起;晚明学术与政治相结合。而处在明前期珠江流域地区的理学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同北方山西的薛瑄的“关东之学”、吕柟的“关中之学”相媲美。

  一、吴与弼的“崇仁学派”

  “崇仁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江西抚州府崇仁县人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父亲吴溥任过国子监司业,所以自幼家教甚好。19岁时入南京觐亲,有缘从师杨溥。杨溥是明初“三杨”当国的“南杨”,算不上是理学大家,但是却有较深的理学造诣。吴氏在杨指导下,苦读《伊洛渊源録》一书后,“遂弃举事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録,体贴于心,不下楼者二年”〔2〕。吴与弼通过这一翻刻苦学习,成为一时名噪的学者,一生致力学术,史称他: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干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3〕。

  尽管吴与弼躬耕力学,但有不少有心人为他谋一官半职。当他68岁应征越阙时,嫌职位过低而辞却,成为一个终生为学的理学专家。他的理学思想源于朱学,讲究修身养性,强调“存天理去人欲”,史称:

  “圣贤教人,心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其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故君子之心,以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4〕

  但他与朱熹不同,非常强调读书的目的是反求吾心,比较接近陆学的涵养本心。这一思想在他所着的《康斋集》中可以看出:

  “枕上思,近来心中闲思甚少,亦一进也。”

  枕上默诵《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虽未受命,却为万世帝王师,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应,则宜知无德者之应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

  “枕上熟思,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若夫穷通得丧,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无愧,自处必尽其分,方可归之于天。欲大书‘何者谓圣贤,何者谓小人’以自警。”

  “倦卧梦寐中,时时警恐,为过时不能学也。”

  “早枕思,处世不活,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

  “近日多四五更梦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

  “夜卧阁中,思朱子云:‘闲散不是真乐’,因悟程子云:‘人于天地间,并无碍窒处,大小咸快活,乃真乐也。’勉旃勉旃。”

  “梦孔子、文王二圣人,在南京崇礼街旧居官舍之东厢。二圣人在中间,与弼在西间。见孔圣容貌为详。欲问二圣人生知安行之心如何,又仿佛将文王书一册在案披玩,似文王世系。”

  “新居栽竹夜归,吾妻语予曰:‘昨夜梦一老人携二从者相过,止于门,’令一从者入问:‘子傅在家否?’答云:‘不在家。’从者曰:‘孔夫子到此相访,教进学也。’”

  “五月二十五夜,梦孔子孙相访,云承孔子命来,两相感泣而觉,至今犹记其形容。”

  “梦侍晦庵先生侧,先生颜色蔼然,而礼甚恭,肃然起敬起仰也。”

  “食后倦寝,梦朱子父子来枉顾”〔5〕。

  上述吴与弼的这么多夜思梦境,可见他观夜思为学和修道的功夫之深。正如候外庐先生指出吴与弼的学术实质时所说:

  “由于吴与弼强调向内径求,主张在‘思处’格物,因此在谈到为学修道的功夫时,他特别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故刘宗周称吴与弼之学,‘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正是这种‘静观’、‘夜思’的为学修道的功夫,成为其理学尽想的最大特色。其后,他的门人陈献章、胡居仁,正是从这里衍变而为王守仁心学的发端”〔6〕。

  吴与弼的学生胡居仁也是被称为“朱学之秀”的理学家。他是江西省余干县人,他因与同学娄谅、罗伦等人聚会于弋阳之主峰、余干之应天寺而被称之为“余干之学”。胡居仁学习其师吴与弼不当官,筑室于梅溪山中,专门“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唯是后来在学术成名之后,才赴福建、浙江及南京等地访问求学有识之士,回来后再与娄谅、罗伦等人聚会余干,使“余干之学”更闻名于外。之后被白鹿书院聘为山长,并到溪桐源书院讲学。胡居仁的理学思想与其师吴与弼一样强调以治心养性为本,颇近禅悟,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是:

  “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絶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所在不真,一在功夫间断”〔7〕。

  胡居仁的弟子(也是其女婿)余佑,学术思想与胡居仁一样,坚持向内求心,其学术本质与陆学相同。同属于“余干之学”的娄谅比胡居仁更接近陆学,“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8〕。这是对吴与弼涵养此心思想的发展,纯属典型之心学。因此遭到胡居仁的批评:

  “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9〕

  二、陈献章的“江门之学”

  吴与弼的另一弟子是广东新会县的陈献章(1428-1500),因其是白沙里人氏,所以亦称陈白沙或白沙先生。又因白沙里地近江门,后世学人遂称其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于正统十二年(1447)中举,时年才19岁。翌年(1448)进京考进士,中副榜,乃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再次考进士,仍复落第。景泰五年(1454),絶意科举之途,乃前往江西抚州崇仁县拜吴与弼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历时半年,感到所得极微,未知入处,决定归里家乡。从此,自读诸儒之书,日夜不辍。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间足迹不至户外。其后复入太学,祭酒邢让试其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诗成,惊曰:“龟山不如也。”〔10〕言于朝中,以为真儒复出。从此陈献章名噪京师。其归乡里后,四方求学者日众。因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召至京师,令试吏部,屡辞不赴,乃授官翰林院检讨而归,从此屡荐不出,居乡讲学终生,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病逝,享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称先儒陈子,追谥文恭。着有《陈献章集》。陈献章全然拜吴与弼为师学习程朱理学,但其学术思想却独树一帜,开创“江门之学”,史称:

  “元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自有,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1〕。

  “有明学术,至白沙始入精微”〔12〕。

  可见陈献章“江门之学”的出现,意味着明初以来朱学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开始明中叶心学盛行的转化,所以近代学者有人认为: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13〕。可见,陈献章在明代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是十分崇高的。下面我们将其思想发展及观点简述之。关于陈献章理学思想的发展形成过程,他自己在《复赵提学佥宪》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言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14〕。

  陈献章在这段自述中,指出仅用程朱读书格物的一套求理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他采用佛教徒的静坐方式,摒弃种种杂念,从而悟出“夫学贵自得”〔15〕,“以自然为宗”〔16〕的道理。这种变化,成为他在思想方法上突破朱学藩篱的转捩点。所以陆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指出:

  “先生之始为学也,激励奋发之功多得之康斋。自临川归,足迹不至城府。……闭户读书,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彻夜不寝,少困则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叹曰: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17〕。

  陈献章这种思想转变,当然并非来自吴与弼的传授。所以黄宗羲说:“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8〕这个“别派”,自是有点不同于程朱正宗理学。

  白沙要从静坐中求自得,其思想源头可能上溯到陆九渊和佛教的禅宗。不过他从应科举和受吴与弼正宗朱学的熏陶,却能经过十年的体验,逐渐摆脱程朱那套烦琐的框框,形成他“学贵乎自得”和“以自然为宗”〔19〕的思想体系。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江门学派”。

  陈献章的所谓“学贵乎自得”,并非随意所为,悠然自得;而是提倡刻苦用功,才能取得真正的学问。功力不到,当然一无所获。而他的“以自然为宗”,则是主张效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正如他自己所说:

  “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于维圣训,先难后获。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杖,临济莫唱。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20〕

  这是陈献章写给他的学生湛若水的诗,主旨是启示治学。他把能绣出鸳鸯的金针给学生,但什么样式并不是由老师指定。他描写“水到渠成,鸢飞鱼跃”这种万化自然的景象,就是教人按照“真机活泼”的“万化自然”办事,在绣罗一方上,各人绣出自己的鸳鸯来。这种比喻即是对学生进行一种启发式的教导。

  陈献章提倡自由开放的学风,所以他主张做学问要特别强一个“疑”字,才能去追求真理。他说:

  “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21〕。

  这是陈献章写给门人张廷实的一封信,他首先肯定前辈所说“学贵知疑”的观点,并提出一个人学问进步的大小与疑问的多少成为正比,只有敢于怀疑,才能提高人的觉悟,学问也跟着长进。陈献章这里虽具体讲的是学诗,但他推广到“凡学皆然”,还现身说法,讲自己“初学时亦是如此”。事实上一个人无论学习哪一门学问,如果没有疑问,不提出问题,那就不会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就没有进步,只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因循守旧而不能创新。所以陈献章讲舍此“更无别法”,确是如此。

  陈献章还教学生做学问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说: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22〕

  这首诗写得显浅明白,但寓意深刻。如果我当老师说不对时,你做学生的也跟着说不对,我说对时你也说对,对与不对如果都由我说了算,那么你自己能够学到什么呢?他在诗中谆谆告诫学生,不要人云亦云,包括对自己的老师在内。

  陈献章为鼓励学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和门徒也常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如和李世卿曾相处数月,彼此“朝夕与论名理。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23〕。

  世卿与献章朝夕相处,将所有耳闻目覩以及古今书籍中记载的东西都谈到了,但没有作出判断。因为“世卿之或出或处,显晦用舍,则系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24〕。他认为,一个人如何处理问题,要根据各人的情况作出决定。所以他对李世卿,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认为“予所未言者,世卿终当自得之”〔25〕。可见,陈献章是提倡师生之间要有相对的学术民主。这种学风,对于今天当老师的和教育界的同仁仍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至于陈献章讲的“自得”,不仅仅是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见解,还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彭韶被调贵州时有段赠言: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26〕。

  一个没有骨气和独立品格的人,在学问上也难有独立见解。陈献章虽然从总体上不能摆脱封建道德意识,但他开创的“江门学派”成为一代宗师,在珠江流域地区的哲学思想学术史上是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陈献章的世界观,在他自己撰写的《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一文提到: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是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27〕。

  “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是状也”〔28〕。

  在这里,陈献章认为:“道”是超越于天地之上的,成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它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成为万物中共通的东西;但它是可以认识,如果认识了“道”,就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成为自己的主宰了。那么,怎样才能认识“道”呢?他认为:

  “夫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苟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道存焉,则求之吾心可也”〔29〕。

  “终日干干,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30〕。

  由此可见,陈献章的世界观是强调“心”的作用,一切在我。对于陈献章这种“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侯外庐先生指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环节是:“元气塞天地”、“道为天地之本”和“心具万物理。”他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即“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31〕。因此,当代哲学思想史学家皆称陈献章的学术思想是“江门心学”。

  陈献章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认为人的“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32〕。他把这三者都落实到作为“大本”的“心”中。他认为有些人“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33〕。这种人由于有才干而闻名,但没有立志为国为民做点好事,没有民族气节。这种人就是由于心术不正,不明事理,是“大本不立”,是“所务者小,所丧者大”。他进一步提出要“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34〕。陈献章的立本之学,就是指出人生要有立场。

  陈献章家乡新会县的南部是崖门,是南宋最后为元兵灭之处。据说成化年间(1465-1487),他和陶鲁等曾创建大忠祠(旧址在崖山官冲),为宋末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立祀,并写了《凭吊崖门》诗: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

  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

  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

  人定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35〕。

  在诗中,歌颂为国死难的英雄,称赞立志收复中原的谢安、岳飞等人,指斥刘豫那样的投降派,充满着抒发民族气节的感情。

  陈献章《吊崖门诗》,对后世也产生着影响。如董必武写的《游崖门》诗云:“骂名留得张弘范,义士争传陆秀夫。大是大非须要管,华人爱汉耻崇胡。”〔36〕张弘范原是宋人,却带领元兵灭宋,还立石称“张弘范灭宋于此”。传说陈献章曾于上面加一“宋”字,是宋人灭宋,更深刻暴露其叛国嘴脸。董老以张弘范与陆秀夫相比,正是发挥献章的民族气节思想。

  陈献章虽然一生为学,但他的思想和培养后学对珠江流域地区以至全国影响不小,贡献很大。特别是他精心培养一批学生,对明中叶以降直至清代均发生深远的影响。如华盖殿大学士梁储、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诩、户科给事中贺钦、庶吉士邹智、监察御史桂芳、南京礼、吏、部尚书湛若水等均出于其门下。其中佼佼者是湛若水。其他弟子有林光(1439),东莞人;张诩(1455-1514),番禺人;陈庸,南海人;何维板,南海人;屈大均(1630-1696),番禺人;胡方,新会人。

  三、湛若水与“甘泉之学”

  湛若水,初名曰露,为避祖讳,改名日雨,再改若水,字民泽,又字元明,号甘泉。广东省增成县甘泉都人,学者称他为甘泉先生。生于成化二年(1466),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六年(1493)会试不中。他本无意于仕途,但因从母命而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进士。正德六年(1506)在京师认识王守仁之后仕途通顺,升任南京礼部尚书,转任吏部、兵部尚书,嘉靖十九年(1540)退休,三十九年(1560)卒,享年94岁。湛若水生前所到之处,必创立书院以奉祀其师陈献章,以示怀念。他到处讲学,亦培养了大批弟子,并在明中叶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因为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为他专撰一卷,即《明儒学案》卷77,《甘泉学案一》,称“甘泉之学”,在京师有相当的影响,史称:

  “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37〕。

  “时阳明王公在吏部,相与倡道京师。场屋所取士,修撰吕柟、主事王崇辈和之。道价日着,学者称甘泉先生”〔38〕。

  湛若水仕途顺当,有机会畅游赵燕,讲学齐鲁,浸润并吸收中原文化精华,使得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因为他身居高官位置,有机会到处建立书院30多间,招收弟子“三千九百余”,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致力讲学著述,著作甚丰,主要有:《心性图学》、《樵语》、《古本小学》、《四书训测》、《圣学格物通》等。因此成为明中叶与王守仁(王阳明)齐名的两大学者,“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39〕。

  湛若水和王守仁同为心学思想,但他与王守仁的心学有所区别,史称:

  “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可信者四”。又曰:

  “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40〕

  湛、王在学术思想虽有不同,而且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互相商榷驳难。但王守仁和湛若水却不因此而不敬。王守仁对湛若水仍然佩服和尊敬,对湛若水的心学见解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别湛甘泉序》中说:

  “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然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与?多言又乌足病也。”

  王阳明是个“目空千古”的人,但对与他意见不同的湛若水却大加称赞。此无他故,就因为甘泉能坚持为学务求自得的精神。阳明身后,几个主要弟子如邹守益,欧阳德等曾从学于若水。使王、湛两家门人“递相出入”,而“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絶”。这就开创了明中叶个人讲学,学者可以自由择师,学术上互相切磋,人际间互相往来的新风尚。这是难能可贵的。

  湛若水发展了其师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但在具体的为学和修养方法上有一定的区别。例如陈献章的心学修养方法是主静;所谓“静坐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则对此表示怀疑,而主张动静、心事合一。他批评一味追求静,实际上是受到禅学的影响:“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41〕他还将陈献章主张修养的目的即“浩然自得”,演变为认识天理的方法,即“勿忘勿助”。有学者从湛、陈两人不同的社会生活经历中,找寻造成他们在学术主张上差异的原因:

  陈、湛二人有修养或为学方法上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因而具有不同的修养经验和理论需要所造成的。陈献章生平仕路蹇塞,乃一蛰居学者,故多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而湛若水则宦海半生,为一代学官,当然每思索贯彻封建伦理道德〔42〕。

  此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陈、湛二人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时代不同。陈献章所处的成、弘时期(1465-1505),与湛若水所处的正德、嘉时期(1506-1566)的社会风气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面对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学者们的思想是必然相异了。

  湛若水比陈献章进一步明确界定心学的含义,说:

  “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43〕。

  “心也,性也,天也,一体而无二者也”〔44〕。

  所谓“万事万物莫非心”,即是说心便是一切。既然“万事万物莫非心”,那么关键是在于怎样为学或修养自身了。因此人必须立志,必须煎销习心,去体认天理。湛若水认为自己的学术主旨就是“体认天理”,而且进一步强调要“随处体认天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湛若水的心学思想与其说是继承宋儒心学,不如说是更多地接近陆九渊的心学。尽管他自己并未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

  陈献章门下高足,除了最著名的湛若水之外,还有林光、张诩等。

  林光(1439-1519),字缉照,号南川,广东东莞县人。成化五年(1469)入京参加会试,与陈献章相识,两人相谈很合契,回广东后即拜陈献章为师,相从学问20年之久。他颇承传陈献章为学贵疑和深造自得的学风:

  “夫学莫贵于能疑,能疑必生于能思。今学者之不如古者,盖由理之易见而思之不深也。思之不深,则所以无疑也,未能造于疑也。不知未能有疑,而自以为无疑,此今世学者之通患”〔45〕。

  林光反复讲到“疑”与“思”的关系,认为做学问的人必须深入思考,才能提出疑问。假如自以为道理都容易明白,“思之不深”,所以也就“无疑”了。他认为有些人不懂得自己为什么提不出疑问,就自以为没有问题,这就成为当时学者的通病。

  林光强调为学贵疑,这只是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为学的目的是“闻道”,用现在的话说是求得真理。林光承传献章的思想,认为不能依靠他人,而是依靠“自得”。他说:

  “夫人之所以贵于学者,为闻道也。所谓闻道,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入头处,总是闲也”〔46〕。

  林光不反对读书和讨论各种道理,但若果没有“自得”,只是人云亦云,即使读书最多,说理最繁,也是白费功夫了。

  那么人怎样才能做到“自得”呢?林光认为要有涵养深造功夫。他说“古之善为学者,深造自得”。“此无他,善学善养”,“夫如是,故其达也可以寿国家,安天下,惠利生人,光昭物则”〔47〕。他这里所讲的仍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但他所讲的“善学善养”,在方法上还是值得称道的,如说:

  “吾人之学,毫厘之间,不厌于精细讲求也。求得其要,则权度日明。……未得,则存之养之,积之已久,将不待于慕恋陈言,而自有约之可操矣”〔48〕。

  他这里讲了两层意思,前提是主张为学对问题不能丝毫放过。如果能得其要,则作为“权衡尺度”的内心自明;如果未得,则作涵养深造功夫,经过长久积累之后,就会抛弃陈言,寻求自得就有把握。林光此说,对多数人来说,后者的治学方法似更为适用。

  与林光同为陈献章“江门之学”的弟子还有张诩。张诩,字适实,号东所,广东南海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及南京通政司左参议。他在学术思想上继承陈献章的心学,但他与湛若水相异之处,在于他对“江门之学”的发展并不是向周、程等宋儒靠拢,而是倾向佛老之学。所以,从湛若水和张诩之后,江门学派门人中的吕怀、何迁和唐枢等人再不固守陈献章师说,“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了〔49〕。另一门人洪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既然这些著名的弟子都不守陈献章师说,那么陈献章的心学之说就相当难扩大传播了。所以,黄宗袭评价说: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50〕。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湛若水、王守仁的心学比陈献章的心学有更大的发展规模。自“甘泉学派”后,其追随者有庞嵩(1490-1566)南海人;张潮,增城人;钟景星(1478-1551)东莞人;郭棐(?一1600)南海人:唐伯元(1540-1598),澄海人;许孚远(1535一1604),德庆人。

  注释:

  〔1〕《明史·儒林传》。

  〔2〕〔3〕《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4〕《康斋集》卷10,《励志斋集》。

  〔5〕《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6〕候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

  〔7〕《明史·胡居仁传》。

  〔8〕《明史·娄谅传》。

  〔9〕《明史·娄谅传》。

  〔10〕《明史·陈献章传》。

  〔11〕《明史·儒林传》。

  〔12〕《明儒学案》卷5,《白沙学案上》。

  〔13〕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15〕《陈献章集》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16〕《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17〕《陈献章集》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18〕《明儒学案》卷1,《崇仁学案》。

  〔19〕《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20〕《陈献章集》卷4。

  〔21〕《陈献章集》卷2,《与湛民泽》。

  〔22〕《陈献章集》卷4,《赠陈秉常》。

  〔23〕〔24〕〔25〕《陈献章集》卷1,《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26〕《陈献章集》卷2,附録二,《陈白沙先生年谱》。

  〔27〕《陈献章集》卷1。

  〔28〕《陈献章集》卷1。

  〔29〕《陈献章集·陈献章诗文补遗》。

  〔30〕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31〕《白沙学》卷5,《随笔》。

  〔32〕〔33〕〔34〕《陈献章集》卷1,《书漫笔后》。

  〔35〕新会文联《主峰》编辑部编:《新会名胜诗选》。

  〔36〕新会文联《主峰》编辑部编:《新会名胜诗选》。

  〔37〕《明史·湛若水传》。

  〔38〕李贽:《续藏书》卷22,《尚书湛公》。

  〔39〕〔40〕《明史·湛若水传》。

  〔41〕《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余督学》。

  〔42〕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七章。

  〔43〕《甘泉先生文集》卷20,《泗州西学讲章》。

  〔44〕《甘泉先生文集》卷20,《天采书堂讲章》。

  〔45〕《南川冰蘖全集》卷5,《与王管秀才书》。

  〔46〕《南川冰蘖全集》卷4,《奉庄定山》。

  〔47〕《南川冰蘖全集》卷2,《福建乡斌録序》。

  〔48〕《南川冰蘖全集》卷4,《答何时矩书》。

  〔49〕《明史·湛若水传》。

  〔50〕《明儒学案》卷37,《甘泉学案一》。

  (原载《巴山论坛》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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