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文化的一部份。明清时期广西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

　　一、佛教

　　明清时期，广西的佛教进入发展期，新建寺院很多，重修寺院也不少。较大的寺院庵堂，明代新建的有106座，其中万历年间（1573-1620）后建的占70%；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前新建的有76座，其中康熙年间（1662-1722）建的占50%，寺院遍及广西所有府州县。但广西佛教逐步走向民俗化、民间化，这是广西佛教的特点。以后进一步禅净合一和“三教”（儒释道）合一，佛经简化为通俗的劝善书，佛像多塑近民众的观音、弥勒，修持简化为行善积德、普渡众生。这样，佛教转入民间，使佛教在广西得以发展。今昭平县黄姚镇，原是壮族土著居住的村寨，万历年间（1573-1620）陆续从各地迁来一些汉人，成了个小圩场。土人先集资建宝珠观，敬佛祖如来和观音大士，说是观，实为寺。客人也集资建兴宁庙，祀道教的真武大帝，说是庙，实似观。一佛一道，各拜各的，互不往来。后来随着圩市的繁荣，彼此交往日多，隔阂日渐消除。至干隆年间（1736-1795）合议将两庙扩修，定每年三月初三为庙会，两庙联合祭祀，土人客人都参加，不分彼此。当天也是当地的特大圩期，热闹非凡。从明代将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前两类重宗派修持，或参禅或念经；后者重从法事仪式。广西的寺院，宋以后佛学研究少，高僧大德少，多属教一类寺院，办法事化缘，奔走村市，或为死者追善供养，或为生者祈祷求福。修法事一般按佛门仪式，诵经咒，念佛偈，用木鱼、引磬等法器。但有的地方做道场，和尚、道公、巫师混在一起，佛教日益民俗化，原先的宗派理论得不到新的发展，禅宗下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各地法系谱牒多有不同，堂口不少。到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徐霞客游历广西时，虽遇不少寺院，但穷僧破寺居多。南明于桂抗清失败后，遁入禅林的文士不少，如浑融、性因、方以智、石涛，都是饱学之士，曾一度给广西佛教带来生机，佛像同道教神、民俗神一起被膜拜。史称：

　　“粤西民力俭薄，二氏之庐无宏规杰构，为一方之名胜者。然自明以来乡里之间，茅庵村院，亦不可胜计。”〔1〕

　　这些庵院很少按伽蓝七堂的布局，多属观音堂、观音庙，文昌庙、真武庙、关公庙并例，或者同处一座神坛。观音菩萨也如关帝一样成为万能的保护神，每逢诞日都一起“游神”。有的地方观音庙里还加上巫教的花婆等俗神。清初建立的桂平县洗石庵，既有佛像，也有老子骑牛像、儒家三帝象及文昌、魁星等。柳州的变迁就更有代表性，宋代柳州以仙奕山为中心，山下为佛教，山上为道教。明以后转到对面的鲁峰山为中心，山上洞穴既有观音大士阁、十八罗汉岩，也有三清、三星神仙像，还有盘古、花婆像，甚至保存着原始巫教的石祖生殖崇拜。佛教巫教化，宗教信仰与鬼神迷信纠缠在一起，必然更快走向衰落。清初，入桂的清将孔有德等于桂林修建规模巨大的定粤寺，并鼓动各府州县建新寺修旧寺，但也挽救不了佛教衰落的命运，最后定粤寺只剩下5000斤重的大铁钟，以及能煮千人饭的大铁锅，摆在伏波山下供人摩挲思忆而已。

　　二、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出身平民，对道教有很好的感情，在他打天下的时候，其贴身的周颠和张中就是道士。他们往往要以道教的占卜术来宣传自己是有天命之人，把自己神化，以便于统治人民。所以朱元璋建国后，亦把道教和佛教一样列为官方宗教。正因为如此，明代广西的道教仍然存在。但由于朝廷对道教利用的同时，加强了管束和限制，加上道教自身理论停滞、组织涣散，于是走向衰微，出现了向世俗渗透的倾向，内容明显地粗俗化，诵经拜忏、祈祷斋醮之事遍及城乡。这种世俗化的道教进一步传到了今平南、昭平、灌阳、荔浦、武宣、岑溪、苍梧、武鸣、平果、天等、德保、凌云等县，相当于今广西约一半县市。桂西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亦有所发展，明朝修建了4座宫观，分别位于镇安府城东（今德保县）、田州府城东（今田东县）、泗城府城（今凌云县）、旧城土司（今平果县）。桂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思恩府城东南（今武鸣县）也修建了道观。

　　清朝统治者倾向黄教（即喇嘛教）而轻视道教，对道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抑制政策，于是道教进一步向世俗化发展，它的内容大量充入民间迷信、民间神祀，道教渐渐融化在民间信仰之中，严格意义上的道教更加衰落。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只有平南县建17座道观，宣化县城内（今南宁市）仓西门外建3个道观，桂西奉议州（今田阳县）建4个道观而已。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伊朗商人从陆、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广州、泉州，然后再传入中国各地的。

　　广西的伊斯兰教大量是在明清时期从波斯、顺天（今北京）、四川、陕西、广东等地迁徙而来，并分布在广西各地聚居。明洪武十三年（1380），波斯人伯笃鲁西的次孙白永龄携兄弟永清、永秀游宦粤西，后在桂林落籍，形成桂林白姓穆斯林的一支。后镇江府丹阳县人章宏道游学桂林到临桂县厄底村，任尹玛目，后移居永福县，形成永福县穆斯林一支。永乐九年（1411），顺天（今北京）人张洪猷任广西中卫（侍官），落籍桂林，后形成桂林张姓穆斯林的一支。万历七年（1579），四川成都人氏马福肇，曾是朝廷命官，因家道中落，携眷经广东入广西，定居桂林，从而形成桂林马姓穆斯林的一支。明朝阿拉伯人以布拉欣的后裔（陕西渭南人）以振宸（字简堂）为都指挥同知，征广西浔州、庆远“蛮民”有功，被封为义宁协成，定居桂林，形成桂林以姓穆斯林的一支。明末，有穆斯林自陕西入百色和柳州定居。清朝初年，陕西渭南李姓穆斯林到桂林讲经学并定居，形成桂林李姓穆斯林的一支。顺治九年（1652），河北人马昆岗遍游名山大川，后定居广西临桂县旧村，形成临桂县马姓穆斯林的一支。康熙十三年（1674），被流放苍梧县的傅宏烈，因平定吴三桂有功，任广西提督，定居临桂旧村，成为临桂傅姓穆斯林的一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广东商人何德隆（号云溪），因经商入桂林至南宁定居，形成南宁杨姓穆斯林一支。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田姓穆斯林从桂林迁入南宁定居，形成南宁田姓穆斯林一支。此后，许多穆斯林从桂林或柳州迁入南宁。

　　四、天主教

　　基督教三大教派转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在其尚未分派之前曾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635），由基督教聂斯里派（Nestorianism）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景教，至会昌五年（845）便销声匿迹了。第二次，是在元朝至元三十年（1294），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而再次消失。第三次是16-19世纪，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Sacerdotes）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代。

　　天主教第一次传入广西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带着翻译和两名中国随从由广东肇庆来到广西桂林，开展传教活动。由于得不到广西当局的信任，不久就被驱逐出广西，史称：

　　“赴广西桂林，起初获善待，已而受诬谤而被驱逐”。〔2〕

　　第二次是清顺治四年（1647），奥地利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w Wolfgang Koffler），又名瞿沙微，随葡萄牙军队从澳门到桂林，援助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扺抗清军，之后留在宫中传教。不久，为永历帝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永历皇后教名亚纳（Anne）、永历嫡母之母教名朱丽（Julia）、永历之女教名阿加斯（Agathe）、新生太子等宫中50人施洗入教，并在广西巡抚瞿式耜和总兵焦连的帮助下在桂林建立一个教堂。七年（1650），葡萄牙耶稣会卜弥格（Michel Boym）来桂林协助瞿沙微传教。八年（1651），永历帝派卜弥格前往罗马向教皇递交国书。同年，清军大举南下进攻桂林，永历帝西逃，瞿纱微也西进贵州，计划与永历帝会合。但当于1651年12月在贵州与广西交界处被清军追到，在途中被清军俘杀。顺治十三年（1656），卜弥格携带罗马教皇的复信回广西，十六年（1659）8月22日在安南北圻和广西交界处病殁。十八年（1661）南明亡。此次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主要限于南明王宫，未及传入民间就因南明王朝灭亡而告终。天主教在广西的两次传入活动，都是短暂、零散和个别的，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因而未能在社会上留下痕迹。雍正二年（1724），天主教在广西传播停止了。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活跃起来。

　　天主教第三次传入广西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罗马教廷传信部把广西的天主教事务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管理，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驻香港办事处的法国籍神甫李莫瓦（Libois）领导，使广西成为法国耶稣会士传教的主要场所。李莫瓦受命后，连续派出传教士前往广西传教。然而，由于广西当局的不容，传教士们一一失败而归。咸丰二年（1852），李莫瓦又派出法国籍神甫马赖（Malay）前往广西传教。马赖改变了前几位传教士的路线，他不直接只身潜入广西，而是取道贵州省。在贵阳，他得到法国籍神甫李万美（Lions）的帮助，于咸丰四年（1854）装扮成当地人，随几位贵州天主教徒往广西探亲，从而顺利地进入广西西北部的西林县。在那里，马赖利用这几名贵州教徒，带领他四处传教。他宣讲天主教教义，让山民从思想上相信天主可以使他们脱离苦海。他又针对山区缺医少药的现象，用随身带来的廉价西药免费赠与患者，治愈了一些小疾病。当时广西山区的民众信鬼神，家里有人病了，便求仙问卜，请巫公仙婆，要送钱送物，负担很重。而信奉天主教，有病吃药却不用花钱。因此，一些民众被马赖说服，接受了他的洗礼，成为广西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这次马赖成功地把西林县的刘家屯、常井村等地变成传教的基地。

　　1856年12月14日（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马赖又来到西林县板坡村传教，被知县张鸣凤抓起来，经审讯后将他及信徒25人处死，并枭首示众。由此引起震动中外的“西林教案”，幷且成为法国与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向中国开战的导火线。〔3〕

　　注释：

　　〔1〕谢启昆等：《嘉庆广西通志·僧侣志》。

　　〔2〕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2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3〕广西通志馆藏：《马赖给两广教区主教李播的信函》。

　　（原载《广西文史》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