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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写作的快感和作家的责任感

  中评社香港1月7日电(作者汪毅夫)2014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访学时意外得知,台湾作家叶石涛晚年写了一本“很黄的书”《蝴蝶巷春梦》。

  热心的学生很快买了一本送我,并嘱我“发表读后感言”。

  我记得1924年鲁迅翻译、新潮社出版了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之根柢”,故谓文艺为“苦闷的象征”。应该瞭解和理解,叶石涛在其写作生涯遭受了因受限(包括自我设限)而生的苦闷。例如,涉及政治题材,他会自我告诫“不要写这条代志(事情)”。我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收拙着《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里曾指出,叶石涛在台湾光复初期,于1948年7月12日、1948年8月8日刊于台湾《新生报》的《澎湖岛的死刑》、《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乃是他用日文写作、由潜生译为国语的。他经受了多年不会用国语写作的苦闷。

  到了晚年,叶石涛写作《蝴蝶巷春梦》,追求的应是言先前未敢言的快感。然而,作家须有社会责任感,夸张的色情描写对于青少年、对于性道德会有负面的影响。

  叶石涛对台湾文学有相当的贡献,但《蝴蝶巷春梦》却是得分很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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