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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我的一位座上客

  中评社香港7月4日电(作者汪毅夫)“桂堂”是先师俞元桂教授的自号和书斋室号。俞老师生前的藏书多钤有一方藏书章,曰“桂堂座上客”。及老师退休,其藏书陆续捐赠,“桂堂座上客”在图书馆、资料室或其他学人的书斋里依然是座上客,因为最好的学术著作总会得到最好的看待、最好的对待。如今,我也退休了,在福建的藏书已全部捐给母校等大学,在北京的藏书大部捐给全国台联的职工之家和北京台联的台湾会馆。畄在身边的书则依然是我的座上客,它们将伴我走完老年学者的路。

  我有一部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1963年7月上海第1次刷”的“1963年7月新1版”,于今是很难得的版本。1969年,我在插队务农期间从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得到此书。50年来,务农、打工、读书、教书、做学者、当公务员,然后退休,生活的路几经转折,《中国文学发展史》总在我看得到的位置上,是我的一位座上客。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它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帮助。举个近年的例子吧,2011年,我已调到北京,当时的写作条件很不好,带来的书只有《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0余本。写作《〈旧日历〉诗背后的台湾往事》(收拙着《闽台地方史论稿》,海峡书局2011年版)时,须查证台湾诗人林痴仙诗句“分明一卷陶潜集,甲子义熙纪前朝”的用典,我记得《中国文学发展史》讲过陶渊明在刘裕篡晋以后的作品之写作时间一律记为“甲子”的故事,开卷一查,找到啦!近日重读《中国文学发展史》,温习书中有关“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大段评述,我不禁读出声来:“台湾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不仅是丘逢甲一人的信念,也是今天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

  附带言之,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台湾出过多种版本,在台湾得到好评、也受到批评。在我看来,好评和批评都是其影响力的反映,是其影响力的多方面反映,而热烈的好评和激越的批评则是其影响至深的反映。

  (2018年6月30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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