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14日电（作者汪毅夫）我曾多次到台南祀典兴济宫参访，每次都会看到清代台湾知府周懋琦题写的楹联。我看得明白真切，其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是对《宋史》的批评：《宋史》编写功成，读者很快发现，宰相号称“元臣”，但《宋史》将宋代干道、淳熙年间的宰相曾怀和嘉定年间的宰相钱象祖遗漏了；另外，兴济宫主祀的“保生大帝”生前是“医药神灵”的名医，《宋史》之《方伎传》未收其人，也是失误。

　　我也曾多次到台湾“中研院”拜访，听著名学者如李亦园教授等说起胡适和傅斯年，经他们指点，我在《台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看到胡适、傅斯年批评《宋史》的意见。胡适说：“台大前校长傅斯年也讲过，他说，史家有谓《宋史》于廿四史中乃最坏者，我却以为《宋史》在廿四史中价值最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保有的史料最多，编纂、整理、删节的史料少。”

　　是是非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我在台湾看到的先贤和前辈的学术风范。

　　（2018年7月11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