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1994年，我在《台湾社会与文化》一书的《作者后记》写道：“我16岁时（1966年）失学，其后务农、打工，1978年重得就学时已经28岁，毕业后当了5年大学教师，接着专事研究工作。我觉得农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劳、学生的谦逊、教师的淡泊乃是一名学者应有的品质。我以此自勉，不敢稍怠。记得我当邮递员时，每天都要骑车爬坡从旁经过厦门双十中学的大操场。每次，我都要在半坡停下，静静地看着热气腾腾的中学大操场。失学的伤痛令人不堪”。后来，我又从学者转型为官员，以1997年起在公务员岗位上工作了21年。现已卸任，即将退休。农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劳、学生的谦逊、教师的淡泊、学者的认真、官员的负责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1966年夏天，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诗里说的“我的青春才开始鲜艳，就遇上了过早的风暴”，广播里一声“高考推迟半年，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们推进了失学青年的噩梦里。

　　我在19岁生日的那天离开家乡厦门到革命圣地上杭古田插队，在那里度过了近6年农耕生活。我读过很多回忆知青生活的作品，很感人。但我总觉得失学的痛苦才是插队知青心里的最大痛苦。当年，我们到处找书，争相传阅。有一天，有个好心的农妇告诉我，家里有4本“砖头一般厚”的书。我满怀期待跟着到了她家。她找出来的是《毛泽东选集》1至4卷，我们知青点里也有。为了不违拂她的好意，我还是把书带回知青点，并一再称谢。我们插队的山村里有一座小学，办的是“复式教学班”，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块黑板下，老师只有一位，姓刘。他不但要教书，村里欢迎上头来人的标语和春耕积肥的报表，这些同吃的（那时，上头来人不免请吃吃请）和拉的（那时牲畜拉的、人拉的统称农家肥）也总要他来写。有一天，刘老师到知青点来，低着头低着声说他有一些书要出让。我用很少的钱买下了包括《鲁迅全集》《茅盾文集》《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等一流的好书。我们一本又一本地看、一遍又一遍地读，幷且按照《鲁迅全集》的注释和《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示找到越来越多的书。这些书引发了我学术研究的兴趣，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我开始写《鲁迅小说人物谈》之类读书笔记，还开始在当地查看碑刻、记録方言、收集故事。在古田人民公社和邻近的步云人民公社插队的几个知青，自发地组成《万山红》文学小组，我也参加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业余活动，我们的主业是务农，我的插友陈衍德后来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插秧》诗里有“当年踩下的脚印，如今还畄在心里”的句子。《万山红》的作品也多同农耕生活有关。

　　1974年岁暮，我调回厦门，在厦门邮电局先后当搬运工和邮递员。一身緑装，包括帽子。工余时间，我就到厦门图书馆看书，认识了从馆长老乔到门卫老王的所有人，认识了当时无业也常在图书馆看书的厦门大学名教授李拓之。我还几乎每天给当时也是无业、也是厦门大学名教授的李景禧送报时或也送信送汇款。李拓之教授、李景禧教授在逆境里仍然不失学者的尊严和风度，仍然不放弃学术追求，这对我有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当邮递员的日子里，因为有学术追求，再苦再累再烦心里也是愉悦的。我曾在课堂上对打哈欠的同学说：我从小生长在美丽的厦门。有一段时间，任何人给我写信只要写“厦门市汪毅夫收”就可以了。因为那时我是邮递员，我的工友全都认识我。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在这一段快乐的时光里，我读书的主要成果有《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等。以上是我作为失学青年旳经历。 

　　1978年我考取福建师大中文系。报到的那天，我的鼻梁上架着1200度的眼镜。我低头在报到册上“吴小玲，女，20岁”一行下写“汪毅夫，男，28岁”。抬起头，看到一脸稚气的吴小玲童鞋。显然，她对我嗅着纸片写字的情形印象深刻。学习的机会失而复得，吾人自然是百般珍惜。同学们竞赛似地迟睡早起，在图书馆抢先占位，莫不以陈景润为榜样。大一时，学校批准部分同学免修部分科目。我也有了更多时间泡图书馆。我翻看馆藏各种学术期刊的目録并选看其中的文章，这让我学会选题并深知选题决定研究方向和研究前途的道理。回想起来，我向各种学术期刊投稿只有两次退稿记録（其中一次是《上海文论》退回的，退稿却入选“全国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当是得益于大一时在图书馆里的自我训练。我至今感念母校图书馆的黄荔中老师，他允我到只有老师才能进入的旧期刊库看书。因为我比一般学生年长而又显老，其他老师往往误认我是同事，我违规进入却不曾被发觉。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经考试我畄校任教。有一天，在操场上遇到王老师，他叫住我，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老师首当在讲台上站往脚，除了写文章还要会讲课。从那天开始，我写讲稿并对自己讲课。不久，在我任教的第二年我有了上台讲全程课旳机会。1985年，学校破格提拔10名讲师，我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位老师批评我是“鲁迅研究专家”，说是除了鲁迅啥也不懂，知识面太窄。我从中得到的是正面的刺激：我开始学习和写作鲁迅研究以外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论文，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到人类学，知识面打宽了。在校期间，我攻读了鲁迅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以上是我重回学校的大致轨迹。  

　　现在谈谈我的学者生涯。我认为可以分为三阶段。1.1987至1997；2.1997至2017；3.2018至于终老。我于1987年从母校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做台湾研究，1991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4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在福建社科院工作期间出版的著作有《台湾近代文学丛稿》《台湾文学史（近代文学编）》《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文化概观》（合着）《客家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等；1997调往民主党派省委机关，1998年至2008年在福建省人民政府机关工作，2008年奉调入京，2018年3月卸任。我曾见某些学者从政后对学术没兴趣、同学者无感情，在政界显摆其学术头街，在专业领域却炫耀其官方职务，此等受人鄙视的“学者”当然不是我的菜。我努力不染恶习，始终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并努力将学术研究同领导工作结合起 来。于今视之，我似乎做到了。从政的21年里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台湾近代诗人在台湾》《鲁迅与新思潮》《金门史稿》（合着）《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地方史研究》《闽台妇女史研究》《闽台地方史论稿》《学术研究与台联工作》等，另有选集《汪毅夫·台湾史研究名家研究论集》。这些成果大有助益于我的本职工作。譬如，同台湾学者交流、同台湾学生交谈，有学者的身份和学术的优势会更有说服力；2017年底至2018年3月，我卸去本兼各职，开始回到1987年“专事研究”的状况，“小的本是学者”也！但这是个老年学者的阶段，老人放不下、也不放下推动学术进步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份一生的志业。蒙全国台湾研究会的支持和指导，我以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的名义在中评新闻网上写稿，卸任以来已写80余篇，我还将继续写、持续写，直至终老。中评新闻网有很高的点击率，其中17%以上来自台湾岛内。我希望透过中评网在“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方面发挥老年学者的作用。

　　回顾人生经历，我深感个人的前途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结的，我们应该感恩当今的好世道，努力报效祖国；我又深感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紧密联结的，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就能做到心气和平、事理通达，就能把事做好、就能做好学问。

　　感谢大家耐心听完我的讲话，祝福大家！     

　　（2018年4月21日记于北京）